戴克喜欢接受挑战性的任务。这种任务如果涉及与匿名的鼹鼠压低嗓门通话来搜集肮脏的情报，他尤为乐意。我把与凯莉和克利夫-赖考有关的寥寥几条信息告诉他还不到一小时，他就洋洋得意地咧着嘴溜进我的办公室。

    他向我朗读着他的笔记。“凯莉-赖考由于受到多种创伤于3夫前，我必须补充一下：在午夜，被送进圣彼得医院。此前，身份不明之邻居曾向警方报告，该女士家中发生相当激烈之争吵，并请警方派员速至其居所。警察发现此女遭受过严重殴打，正躺在室内一张沙发上。克利夫-赖考显然已经喝醉，情绪烦躁万分，最初甚至企图请警察品尝其妻已经饱尝过的美味。他挥动一根铝质棒球棍，此棍显然是他选用的凶器，但很快即被制服、拘留，并以袭击罪被警方带走。她则由救护车送至医院。她向警方做了简短陈述，大意为：他在棒球赛后酒醉归家，与其妻发生无谓争论，相互扭打并以其胜利告终。据其妻叙称，克利夫以棒球棍猛击其脚踝两次，并拳击其面部两次。”

    昨夜我通宵失眠，一直想着凯莉-赖考，想着她那栗色的眼睛和被太阳晒得微黑的大腿。此刻，她遭受野蛮毒打的情景，更令我无比恶心。戴克正注视着我的反应，我只好装作不动声色。“她的手腕上绑着绷带呢。”我说。戴克随即自豪地翻开了笔记。他还有另一个消息来源提供的一份报告，深藏在孟菲斯消防署急救处的案卷中。“这是对手腕的概述。在袭击过程中某一时刻，他将其双腕按在地板上，企图强行与其交欢。可能由于饮酒过多，他的心情显然并非如其所想。警察发现她时，她全身赤裸，仅以一条毛毯遮掩。由于踝关节破裂，她无法跑开。”

    “他怎么样啦？”

    “在监狱里过了一夜。由其家人保释出狱。一星期内将出庭受审，但啥也不会发生。”

    “为什么？”

    “她多半会撤消指控。他们亲个嘴，又会和好如初。她会保持缄默，直到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这样的情况以前出现过。8个月以前，警方就曾接到同样的报警，同样的毒打，一切都相同，唯一的区别是：那一次她的运气好一点，只有几个地方青一块紫一块。那一次棒球棍显然不在他手边。警察把他们分开，当场把他们教训了几句，他们亲亲嘴，就跟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了。他们毕竟只是大孩子嘛，对吧，刚刚结婚的一对小情人。后来，也就是3个月以前，棒球棍投入了战斗，她肋骨断了几根，在圣彼得医院呆了一星期。这件事交给了孟菲斯警察局家庭暴力科，他们强烈要求从严惩处。可是她爱那家伙，拒绝提供对他不利的证词。只好一切作罢。这种情况一直都是如此。”

    要理解这件事，需要一点时间。我曾怀疑过她家里可能有什么麻烦，却怎么也没想到会如此令人恐怖。一个男人怎么可以用一根铝质的棒球棍毒打自己的妻子？克利夫-赖考面对这样美丽的面庞，怎么会下得了如此毒手？

    “这种情况一直都是如此。”戴克显然看出了我的想法，又重复了一遍。

    “还有别的情况吗？”我问。

    “没啦。不过，你可别跟她搞得太热呼喔。”

    “谢谢，”我说。我觉得身体虚弱，头昏眼花。“谢谢。”

    他站了起来。“不客气。”

    布克为律师资格考试所花的时间比我多得多，这当然不足为怪。但他却因此很为我担心，这就是他的为人。今天下午，他准备在香克尔事务所会议室，进行一次马拉松式的复习。

    我根据他的指示，在中午准12时赶到了会议室。事务所的办公室都是一式的现代装潢，里面的人都在忙忙碌碌。这家事务所最古怪之处是，所有人员无一例外统统都是黑人。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到过许多事务所，我记得只见过一个黑人秘书，却没有见过一位黑人律师。而在这里，你却看不见一张白人面孔。

    布克陪着我在事务所里匆匆兜了一圈。尽管是吃午饭的时间，人们依然在快步疾走，文字处理机、复印机、传真机和电话机的声音响成一团。再加上嘈杂的说话声，门厅里喧喧嚷嚷的。秘书们正坐在办公桌边匆匆忙忙地吃午饭，而她们的办公桌上都千篇一律地堆满了一摞摞待处理的文书。律师和律师帮办们都彬彬有礼，但都忙得不能和你攀谈。事务所对每一成员的着装都有严格规定：男人必须穿黑西装白衬衫，女士必须穿单色的套裙。谁都不准穿色彩鲜艳的服装，不准穿短裤。

    我的脑海中闪过了J．利曼-斯通事务所里的一连串镜头。这两家事务所是多么鲜明的对比！我赶紧把镜头切断。

    布克告诉我说，马尔文-香克尔管理十分严格。他穿着讲究，精通业务，遵守时间甚至到了对自己苛刻的程度。而且他对合伙人及下属员工的要求，也不亚于他自己。

    会议室设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我负责中饭，从尤吉酒家带来了几个免费的三明治。我们聊着家人朋友最多聊了5分钟。他对我的工作问了几个问题，但他知道适可而止。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几乎是一切。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所承担的在圣彼得医院的新使命，也不想让他了解我在那儿的活动情况。

    布克已真的成了一个该死的律师啦！在规定的聊天时间到了以后，他看看表，马上就投入他为我们俩安排好了的紧张复习。在这个了不起的下午，除了喝咖啡去洗手间，我们将一刻不停地学习6小时！然后在6时整离开，那只是因为别人要用这个房问。

    我们从12时15分至1时30分，复习联邦所得税税法。布克对税法一直学得比我好，因而他主讲。我们啃的是资格考试复习材料，税法困难的程度与去年秋天听这门课时一模一样。

    1时30分，蒙他恩允，我去了一次洗手间，取了杯咖啡。然后就由我主讲联邦证据法，直到2时30分。材料很精彩。布克充沛的精力和认真的态度也感染了我，于是我们对一些枯燥无味的材料展开了闪电式的突击。

    在律师资格考试中败北，无论对谁都将是一场噩梦，而对于布克，那将会是巨大的灾难。就我而言，即使考试失败，坦白地说，也不会等于世界末日来临。我的自尊心将被击得粉碎，但我一定可以重新振作起来。我会更努力地苦读，在6个月后，重新参加考试。只要我每个月都能捕捉到几个委托人，布鲁索肯定不会在乎。假如我能钓到一个严重烧伤的客户，他是肯定不会希望我再去参加什么资格考试的。

    但布克却可能会陷入困境。我想，假如他第一次不能通过，他难免会受到马尔文-香克尔的白眼。万一第二次再不能过关，那他恐怕就要成为历史了。

    2时30分正，马尔文-香克尔走进会议室，布克把我介绍给了他。他50出头的年纪，身材壮实修长，鬓角微白。他声音柔和，但目光锐利，大概连拐角后面的东西也可以看见。在孟菲斯城南律师圈子里，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能见到他实是荣幸。

    布克事先已做好安排，请他为我们讲一次课。他就民权诉讼及就业歧视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乎一小时。我们听得非常入神，偶尔也做点笔记，提几个问题，但主要是凝神倾听。

    他讲完就去参加一个会议。我们化了半小时，自己复习反垄断法与垄断企业。4时正，第二次讲课开始。

    这次讲课的人名叫狄龙-基普勒，一位哈佛毕业的合伙人，擅长宪法。他讲得慢慢腾腾，有气无力。只有在布克插进几个问题、给他洒上一点胡椒面的时候，他才有点儿热气。我发觉自己仿佛正在深夜里的灌木林中游逛，拿着一根鲁思式的棒球棍，像疯子似地跳将出来，把克利夫-赖考揍了个半死。为了不再打瞌睡，我绕着桌子走着，猛灌咖啡，竭尽全力注意听讲。

    将近结束的时候，基普勒反倒精神抖擞，生气勃勃。我们用问题向他发动连续猛攻，他话说了半句突然停下，惊恐万状地看着表说他得走了，一位法官大人正在某处恭候他呢。我们谢了谢他，他转身拔脚飞跑。

    “我们还有一小时，”布克说。这时是5点过5分。“咱们干什么呢？”

    “去干杯啤酒。”

    “对不起。该学不动产法了，要么就复习职业道德。”

    复习职业道德，虽然是我的迫切需要，但我累了，而且也没有情绪再次被人提醒：我的罪孽是多么深重。“那就复习不动产法吧。”

    布克跑到会议室的另一头，抓来了论述不动产法的书。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圣彼得医院心脏地区曲曲折折的走廊，走到自助餐厅我喜欢坐的那张桌子旁边的时候，已将近8点钟。桌上坐着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我买了咖啡，在附近坐下。那位护士长得非常讨人喜欢，但此刻却显得心烦意乱；看他们悄悄说话时的那神态，我敢断定，他们俩的事准是触礁啦。他年届花甲，做过头发移植手术，下巴刮得精光。而她只有30岁，现在是情人，将来显然也不可能升为太太。他们的这场悄悄话，可真不轻松。

    我无心学习。今天已经学得够多的啦。但布克此刻仍呆在办公室里，为资格考试刻苦复习。这是让我学习的唯一动力。

    几分钟后，那对情人突然离开餐厅。她泪水涟涟，而他却是表情冷漠，无动于衷。我走过去，坐在我那张桌旁我的椅子上，摊开笔记试图开始学习。同时，我也在等待。

    10点过几分，凯莉来了。但今天为她推轮椅的却换了一个人。她冷冰冰地向我瞟了一眼，朝房间中央的桌子指了指。他把轮椅推到了那里。我望着他，他望着我。

    我想这是克利夫。他和我差不多高，6英尺1英寸左右，但身体十分结实，而且已经开始长出一个啤酒肚。肩膀宽阔，肌肉发达，一件T恤衫紧紧绷在身上，像是专门为炫耀那双有力的手臂。紧身牛仔裤。棕色的鬈发太长，略显过时。手臂长满毛，脸上长满须，他属于八年级就开始刮脸的那一类。

    他长着淡绿色的眼睛，面孔英俊，但看上去要比19岁大得多。他绕过被他用棒球棍击断的那只脚踝，走向柜台买饮料。她知道我在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便小心翼翼地打量周围的情况，最后朝我飞快地挤了挤眼睛。我差点儿洒了手上的咖啡。

    不需要多大的想象力，就可猜出他们刚才谈话的内容。威胁，道歉，请求，进一步威胁。此刻他们双方都板着脸，显得很不愉快，默默地吸着饮料，虽然偶尔也说一句半句话，但在旁观者眼中，却像两个少年情侣，在噘着嘴进行每周一次的例行约会。一方说了很短的一句话，另一方则做出更短的回答。两人的眼睛都死盯着地板或墙壁，非绝对必要，目光决不落到对方身上。我用一本书遮住面孔。

    她为轮椅选定的位置，使她可以望着我而不被人发现。而她的背却几乎对着我。他不时回头东张西望，但他的一举一动早已像电报一样传到我的身边，他的目光还没有来得及落到我头上，我已经在抓着头发，目不斜视地盯著书本了。

    在几乎是完全沉默的状态中过了10分钟后，她说了一句什么话，引起了他异常激烈的反应。可惜我没听见。他突然摇着拳头，对她低声怒吼。她把他顶了回去。声音越来越高，我迅速发现，他们在讨论她是否要出庭作证，对他提出指控。似乎她尚未下定决心。似乎这确实让克利夫烦躁不安，因而他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对于一个大男子主义十足的南方乡村的红脖子，这当然不足为奇。她在叫他不要吼，他环顾四周，稍稍降低了点儿声音。他说什么我听不见。

    在挑起他的怒火之后，她又使他安静了下来，尽管他仍旧很不愉快。他生着闷气；有好一会儿，相互不理不睬。

    后来，她又重演了一遍。她叽叽咕咕地说了点儿什么，他的背立刻僵直，两手发抖，喷出满口的脏话。他们吵了一会，她闭了嘴，把他晾在一边。克利夫可不吃这一套，他的骂声变得更高。她叫他住口，别忘了这是公共场所。可他吼得更响，威胁说假如她不撤消指控，他就要对她如何如何不客气，他也许要下大牢，如此等等。

    她又回敬了一句，说的是什么我听不清。但他突然用手使劲一挥，把他的那只聚苯乙烯塑料杯摔到地上。汽水飞洒过半个房间；碳酸泡沫洒落在地板和别的桌子上。汽水弄湿了她的衣服。她吓得喘着粗气，闭上眼睛，开始哭泣，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噔噔地走了出去。

    我本能地跳起来，但她立即朝我摇摇头。我重又坐下。收银员一直注视着这一场景，这时拿着一块擦手毛巾走过来给了凯莉。凯莉擦掉了脸上和臂上的可乐。

    “我很抱歉。”她对收银员说。

    她的长袍已经湿透。她用力抑制住向外涌的泪水，擦着腿上封的石膏和大腿。我在她的近旁，可是却束手无策。我想，她是怕他可能回来，发现我们在交谈。

    医院里有许多地方，可以让人坐在那里喝杯可乐或咖啡。她之所以把他带到这个餐厅，是因为想让我看看他。我几乎可以肯定，她那样撩拨他，是给我一个机会看看他的脾气。

    她有条不紊地擦着脸和手臂，一边望着我，和我四目相对了很久很久。泪水沿着面颊往下流．她轻轻揩拭，她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女性的本领．看上去并不像是想哭，但眼泪照样一串一串向下流。她没有呜呜咽咽，也没有放声嚎啕。嘴唇没有颤动，手也没有发抖。她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用火辣辣的的眼睛凝视着我，一边用白色的毛巾轻轻擦拭着自己的皮肤。

    时间在悄悄地流逝，但我已经忘记了时间。一个跛腿的工友，进来用拖把拖干了周围的地板。3位护士大声谈着笑着冲了进来，但一看见她，立即就变得鸦雀无声。她们瞪着眼睛，咬咬耳朵，不时朝我瞟一眼。

    他已经走了很久，估计不会再回来。而应该像绅士一样行事的想法，又令我兴奋不已。几位护士离去后，凯莉用无名指朝我勾了句，这是叫我过去的信号。

    “我很抱歉。”她向蹲在身边的我说。

    “没有关系。”

    接着，她突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送我回房间去好吗？”

    假如换一个背景，这句话可能会产生意味深长的结果。一瞬间，我的思绪飘向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海滩，在那里，两个年轻的恋人，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尝一尝那颗禁果。

    她在这儿的房间，当然是个半私用的立方体，许多人都可以进进出出，连律师也可长驱直入。

    我轻手轻脚地推着凯莉和她的轮椅，绕过一张张餐桌，踏进走廊。“五楼，”她转过头对我说。我不慌不忙往前走。我为自己如此富有骑士精神而自豪。我推着轮椅沿着走廊往前走时，男人们两次向她行注目礼，这也使我十分得意。

    我们在电梯里单独一起呆了几秒钟。我在她身边跪下。“你没事吧？”

    她的眼睛仍泪水汪汪的有点红，但她已控制住感情，不再哭泣。她连忙点头说：“谢谢。”接着，她又抓起我的手，紧紧握住。“非常感谢。”

    电梯颠了一下停住了。一位大夫跨了进来，她马上放开我的手。我站在轮椅背后，像一个忠诚而又贴心的丈夫。我想再次握住她的手。

    五楼墙上的挂钟，指针即将指向11时。除了有几个护士和工友偶尔走过，走廊里寂静无声。护士办公室的一名护士，在我们从门前走过时，朝我仔细看了两次。赖考太太离开病房时，推轮椅的是一个男人；现在回来却换了另一个男人。

    我们向左转了一个弯，她用手指指一扇门。我又惊又喜地发现，她住的原来是个有独用的窗户和浴室的私用套问。房间里灯光明亮。

    我不知道她究竟能否活动，反正此刻她是一步也迈不动。“你要帮帮我，”她说。而且她只这么说了一次。话音刚落，我已经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来俯在她上边。她伸出双臂，抱住我的脖子。她向我身上又是挤又是贴，用的力气远远超出实际需要，但我毫无怨言。她穿的长袍上可乐的痕迹斑斑点点，但我对此并不特别在意。她贴着我，温暖而又舒适。我很快就发现，她没有带胸罩。我把她抱得更紧。

    我轻轻把她从轮椅上抱起。完成这任务我一点也不觉得费力，因为连同上的石膏和所有的一切，她也不会超过110磅。我抱着她向床边走。心里真巴不得这短短的路程永没有尽头。她那条受了伤的腿让我手忙脚乱了一阵，在将她身体做了一番必要的调整之后，我才很慢很轻地把她放在床上。我们恋恋不舍地松开了对方；两人的面孔刚分开几英寸，方才盯了我两眼的那位护士便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橡胶鞋底在瓷砖地板上吱嘎吱嘎作响。

    “出了什么事？”她指着斑斑点点的长袍大声问道。

    我们的身体仍处于彻底分开的过程之中，似分非分，似合非合。“哦，这个呀。出了个小事故。”凯莉答道。

    护士一直不停地走动。她推开电视机下的抽屉，取出一件折好的长袍。“喂，你把它换上。”她把它朝床上一丢。“你还要洗个澡，用海绵好好擦擦。”她停了一下，又用头朝我一指。“叫他帮你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得马上就要晕过去。

    “我自己可以洗。”凯莉说着把长袍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探视的时间过了，亲爱的，”护士对我说。“你们这些孩子别太开放啦。”她吱嘎吱嘎地走了。我关好门，回到她的床边。我们四目相对。

    “海绵在哪儿？”我问。接着是一阵哈哈大笑。她在笑的时候，嘴角上方形成了两个大酒窝。

    “坐在这里，”她拍拍床边说。我两脚悬空，坐在她的身边。我们谁也不碰谁。她拉过一条白床单，一直盖到腋窝，仿佛是要盖住可乐留下的那些斑点。

    我对目前的状况相当清醒，一个遭受丈夫毒打折磨的妻子，仍是一个已婚的女人，除非她离了婚。或者，除非她宰了那个混蛋。

    “那么，你对克利夫有什么看法呀？”

    “你是故意让我见到他的，对吗？”

    “大概是吧。”

    “他该枪毙。”

    “耍点小脾气就枪毙，是不是过于严厉了？”

    我眼睛望着别处，没有立即回答。我已经决定，不跟她玩什么游戏。我们既然是在谈心，就应该以诚相见。

    我干吗要呆在这儿呢？

    “不，凯莉。这并不严厉。无论什么人，只要是用铝棍打妻子，都该枪毙。”我说话的当儿，一直注意观察她。她没有向后缩。

    “你怎么知道的？”她问。

    “从文件上了解到的。警察的报告啦，救护车报告啦，医院的记录啦。你还要等多久？他以后还会用那根棒打你的头呢！那样的话你会死在他手上的，真的！只要朝脑袋上打几下……”

    “别说啦！别告诉我那会是什么味道。”她眼睛望着墙壁。等她转过头来望着我的时候，泪水又在开始往外流。“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那你告诉我嘛。”

    “我如果想谈这件事，我自己会提出来的。你没有权利到处打听我的隐私嘛。”

    “起诉离婚。我明天就把文书带来。现在就起诉，乘你还躺在医院，医治被他刚刚打伤的身体。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了。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不出3个月，你就会是一个自由的妇女啦。”

    她摇着头，仿佛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我也许是。

    “你不明白。”

    “我是不明白！可是结局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要不甩掉这个混蛋，不出一个月，你可能就会死在他手上。我这里有3个支持被虐待妇女组织的名称和电话号码。”

    “虐待？”

    “对，虐待。你受到他的虐待，凯莉，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脚踝上那根钢钉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你受到虐待吗？你脸上那个发紫的肿块，就是你丈夫毒打你的铁证。你能得到人们的帮助。起诉离婚，寻求别人的帮助吧！”

    她沉思了一会。房间里没有一点声音。“离婚离不了的。我已经试过了。”

    “什么时候？”

    “几个月以前。你不知道？我可以肯定，法院里一定有这件事的记录。你查文件怎么没有查到呢？”

    “结果怎么没离？”

    “我把离婚起诉撤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挨揍挨腻了。我要不撤回起诉，他会杀死我的。他说他爱我。”

    “那是非常明显的。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有没有父亲或兄弟？”

    “你是什么意思？”

    “因为如果我的女儿经常挨她丈夫的揍，我就要扭断他的脖子。”

    “我父亲并不知道。我怀了孕，爸爸妈妈到今天还生气呢。这件事他们永远也忘不了。从克利夫跨进我家门槛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看不起他。出了这件丢人的事以后，他们更是谁都不理我。我从家里跑出来以后，还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话呢。”

    “没有兄弟？”

    “没有。没有人保护我，一直到最近。”

    这句话令我震动，好一会儿我才明白了它的含义。“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我说。“但是你必须起诉离婚。”

    她用手指抹去泪水，我递给她一张桌上的纸巾。“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

    “他会杀死我的。他一直对我这样说。几个月以前我提出离婚起诉的时候，找了一个混蛋律师。我是在黄页广告或者类似的地方找到他的，因为我想律师反正都是一个样儿，随便找一个就成。没想到他派人在克利夫上班的时候，当着一帮和他一起饮酒作乐打棒球的铁哥们的面，把离婚文书交给了他。克利夫当然觉得受了天大的侮辱。那是我第一次被送到医院。我在一个星期后撤回了离婚起诉，可他还一直在威胁我。他会杀死我的。”

    从她的眼睛里，可以清楚看到她内心的恐惧和恐怖。

    这时我突然听到讲话的声音。那个护士又来啦。

    “时间到啦，”她说，“已经快11点半了。这里又不是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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