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娣小姐在电视上重播的晚弥撒于11时结束后就寝。她曾几次邀请我晚饭后和她一起坐坐，看看电视，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能找到合适的理由婉言推辞。

    我坐在室外的楼梯上，等她屋里的灯光熄灭。我可以看见她的侧影在室内移动，检查门锁，放下窗帘。

    我猜想，年迈的老人会逐渐适应孤独的生活，尽管谁也不会希望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形单影只地度过最后的岁月。在她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相信她展望未来时，一定是满怀信心地以为，自己将会在孙辈们的簇拥下欢度晚年。她的两个儿子将会住在附近，每天回来看看妈妈，给她带来鲜花、甜饼干和礼物。包娣小姐没有想到会在一座老房子里，怀着对往昔的模糊的记忆，孤孤单单地走向人生的尽头。

    她很少谈论自己的儿孙。屋里虽然放着几张照片，但从式样可以看出，它们都是若干年以前的产品。我在这里已住了几个星期，却没发现她和儿孙们有过任何接触。

    我晚上没有陪她坐坐，我感到很内疚，但我有我的道理。她喜欢一个接一个地看那些愚蠢的情景喜剧，而我对这种东西却最受不了。再说，我需要复习，为资格考试作准备。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包娣小姐一直在相当强烈地暗示：房子需要粉刷；等到把覆盖土料撒完，她将开始下一个工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得离她远一点。

    今天，我给亚特兰大的一位律师寄了一封信，信末用J．利曼-斯通律师帮办的头衔签了我的名，就包娣小姐最后一任丈夫安东尼-L．莫丁的产业提了几个问题。我在慢慢地向前走，尽管运气不太佳。

    她卧室的灯光熄灭了，我轻手轻脚地走下摇摇晃晃的楼梯，赤脚穿过潮湿的草坪，走到挂在两颗小树之间的帆布吊床上。吊床的帆布已经脱线，不是十分安全，但前天晚上我躺在上面摇晃了一个小时，并未发生危险。躺在吊床上，透过树丛，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圆圆的明月。我轻轻地摇着。今夜真温暖。

    今天在医院亲身经历了范-兰德尔事件之后，我心里一直很不安。将近3年前初进法学院时，我有着崇高的理想，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用我的律师执照，使社会有所改善；而制约我将从事的那个光荣职业的道德准则，我以为所有律师都会努力遵守。我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梦想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里工作，在这个环境里到处都是聪明绝顶的能干人，而且他们都能坚持高尚的道德标准。我想努力工作，发展我的事业，不是靠花言巧语的广告而是靠名誉来吸引客户。在我的本领提高和财富增加以后，我将能够承办一些别人不愿承办的案子，接受一些别人不愿接受的委托人，而不必考虑律师费的多寡。对刚进法学院的学生来说，这些梦想并不特别。

    我们学习和讨论职业道德，不知化了多少个小时，这对法学院的名声自然大有裨益。由于特别强调这一课程，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一行业对于执行一套严格的道德准则非常热衷。而现在，所见所闻却让我沮丧。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一个又一个真正的律师，用飞镖击穿了我的氢气球。为了一个月1000美元，我让自己成为医院自助餐厅里的偷猎者。堕落到了如此地步，令我悲伤恶心；堕落速度如此之快，令我胆战心惊。

    我念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名叫克莱格-巴尔托。我们在同一寝室中住了2年。去年我还参加了他的婚礼。刚进大学时，他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毕业后教高中历史。他很聪明，大学的课程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我们对这个问题曾讨论过很久。我觉得他说想去教书，是在欺骗自己；我拿自己未来的职业与他的比较时，他常常会生气。我追求的是赚大钱，并且获得高档次的成功；他追求的却是课堂，但当了教师，那些影响工资的因素他自己就无法控制。

    克莱格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娶了一位教师，目前在教九年级历史和社会研究课程。她已怀孕，在幼儿园里当老师。他们在乡下有座漂亮的房子，占地几英亩，里面还有个小花园。在我认识的人中，他俩是最幸福的一对。两个人一年的收入大概有5万。

    但克莱格对钱并不在乎。他在干的正是他一直想干的事，而我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些什么。他的工作意义巨大，他在浇灌学生的心田，他可以预见自己的劳动成果。可我呢，明天去办公室上班时，却不得不希望通过设置圈套或使用欺骗的手法，能逮住某个正在不幸的泥潭中打滚而又轻信别人的客户。要是律师挣的工资和学校教师一样，10家法学院马上就会有9家立即关门。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在改变以前，至少还有两个灾难，可能会落到我的头上。首先，可能会因为莱克事务所那场大火而将我逮捕；即使不逮捕，也会使我处于窘境。其次，我可能会在律师资格考试上翻船。

    想到这两个可能发生的灾难，我不禁全身抖动，在吊床上一直抖到凌晨。

    布鲁索一早就到了办公室，眼睛红红的，余醉未醒，但穿著名贵的全毛西服和浆得笔挺的全棉白衬衫，打着高价真丝领带，一身打扮十分醒目。头上那几绺蓬松的鬃毛，今晨显然做过精心的梳洗修饰，干干净净油光发亮。

    他今天要去法院，就一件贩毒案进行预审辩论，因而十分紧张。我奉命站在他的办公桌前，聆听他的指示。

    “范-兰德尔的案子干得不错，”他说，头仍旧埋在一大堆文书档案之中。德鲁在他身后忙忙碌碌地转来转去，离他不远也不近，恰好处于危险范围之外。鲨鱼们用饥饿的目光盯着她。“刚才我跟保险公司通过电话啦。投保的数额很大呀。看来责任也很清楚。那小伙子伤得怎么样？”

    昨夜我在医院和丹-范-兰德尔及其妻子一起度过了一小时。他们问了许多问题，让我大绞脑汁。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能拿到多少。有几个问题我做了具体回答，大多数问题我都含糊其辞，表演的律师说话技巧很值得赞赏。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变卦。“断了一条腿、一只手臂、几根肋骨，身上有很多伤口。医生说他在医院要果上10天。”

    布鲁索笑了笑。“抓紧点儿。调查一下。照戴克说的办。这件案子可以解决得很美满。”

    美满是对他布鲁索而言。拿到的费用我可分不到一文。这个案子弄到的钱，不算是我的产出。

    “警察要你弄个声明，谈谈那场大火的事，”他一边伸手取一份档案，一边丢出了这么一句。“昨天晚上跟他们谈过啦。他们将在这里和你谈，在这个办公室，有我在场。”

    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像一切已经决定，我别无选择。“我要是拒绝呢？”

    “他们可能就会把你带回去审问。假如你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话，我建议你给他们这份声明。我在场，你可以跟我商量嘛。跟他们谈谈吧，谈完不就没事了吗？”

    “这么说他们认为是有人纵火？”

    “这一点他们相当有把握。”

    “他们想从我这儿了解什么？”

    “你当时在哪里，做什么，时间，地点，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诸如此类的。”

    “我不可能什么问题都答得出，我只能陈述事实真相。”

    布鲁索笑着说：“那么事实真相一定会让你获得自由。”

    “我把声明写下来行吗？”

    “咱们下午两点一起来写。”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真怪，目前处境如此困难，我竟然对布鲁索-斯通深信不疑，而在其他情况下，我是决不会信任这样一个人的。

    “我需要请一段时间假，布鲁索。”我说。

    他那双动个不停的手凝固在半空中，眼睛瞪得老大地望着我。在一个角落里理着文件柜的德鲁，也停下瞧着我。一条鲨鱼好像也听到了我的话，停在那里不再游。

    “你才刚刚开始嘛。”布鲁索说。

    “是的，这我明白。但是资格考试的日期就要到了，我确实已经落下了很多功课。”

    他的头歪向一边，用手捋着山羊胡。布鲁索饮酒作乐的时候，目光总是变得很严厉，此刻他的目光却与激光差不多。“要多少时间？”

    “呃，我想早上来上班，工作到中午左右。然后，你知道，再根据出庭和约会的时间表，在恰当的时刻溜进图书馆学习。”我本想幽默一下，但说出来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平谈。

    “你可以和戴克一起学嘛，”布鲁索突然笑了一下说。他这是在开玩笑！所以我也哈哈傻笑了一阵。“我告诉你怎么办，”他又严肃地说。“你工作到中午，然后带上你的书，去圣彼得医院自助餐厅。你要拼命用功，啊，同时也要把眼睛睁大点儿。我当然希望你能通过资格考试，但目前我对搞几个新的案子来更为关注。带个大哥大去，我可以随时跟你通话。这够公平了吧？”

    我干吗提这件事，提出资格考试，我等于自己在屁股上踢上一脚。“当然。”我皱着眉头说。

    昨天晚上躺在帆布吊床里的时候，我还梦想交上一点好运，可以不再去圣彼得医院。可现在，我却奉命成了那里的常驻代表啦！

    光顾过我的房间的那两位警察，出现在布鲁索面前，请他恩准对我进行审问。我们四人围着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坐下。桌子中间放着两台录音机，磁带盘都已开始转动。

    审问很快就变得令人犯腻。我重复着第一次看到这两个小丑时就说过的那些话，而他们则把大量时间花在芝麻绿豆上炒冷饭，企图逼得我在毫无意义的细节上自相矛盾——“记得你说过穿的是件海军蓝的衬衫，可你现在却说蓝衬衫啦。”——但我讲的绝对是事实，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嘛。磨了1个小时，他们似乎意识到我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了。

    布鲁索听得很不耐烦，一再叫他们别老在原地踏步。他们也听他的话，但只有一会儿。我毫不怀疑，这两个警察害怕布鲁索。

    他们最后终于走了，布鲁索说事情到此为止。我不再真的是个嫌疑犯，那两个警察来此只是为了擦干自己的屁股而已。他明晨跟他们的头儿打个招呼，让他把这件事彻底了结。

    我谢了谢他。他给了我一只巴掌大的大哥大。“随时都要带在身边，”他说。“特别是准备资格考试的时候。我一想找你就必须立刻找到你。”我手上那个大哥大突然变得沉重了，通过它，我一天24小时，都要听凭他那异想天开的念头支配。

    他打发我回自己的办公室。

    我回到靠近整形外科病区的那个餐厅时，已经做出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决定：躲在角落里复习我的材料，把那该死的大哥大放在手边，但对周围的人则视而不见。

    这儿的饭菜还可以。在大学食堂里吃了7年以后，吃什么东西都会津津有味。我买3个甜椒奶酪三明治和一袋油炸土豆条。靠墙坐在角落里，面前的桌子上摊着资格考试的复习材料。

    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三明治，一边打量别的食客。多数人穿着医院的工作服，医生们穿着消过毒的手术服，护士们穿着雪白的护士服，技术人员穿着在实验室穿的茄克衫。他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谈论着我闻所未闻的疾病和治疗的详情。这些公认为关心健康、营养的人，吃的却是差得不能再差的东西：炸土豆条、汉堡包、玉米片和比萨饼。我望着几个挤在一起吃饭的年轻医生，心里想着：假如他们知道身旁坐着一位律师，一个正忙着准备通过资格考试以便将来有一天可以起诉他们的人，他们将会有何感慨？

    他们会不会在乎，我拿不准。我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光顾这个自助餐厅的权利。

    谁也没有注意我。偶尔有个把病员扶着拐杖一跛一跛地走了进来，或者坐在轮椅上由人推着进来。我没有发现有别的律师坐在旁边，随时准备扑向我。

    我在下午6时买了第一杯咖啡，不久就专心致志地把头埋在合同和房地产这两门课的复习材料之中。复习这两门折磨人的课程，使我不仅又回想起在法学院读一年级时的可怕情景。但拖拖拉拉拖到今天，已经无法再拖，我只有奋力向前。一小时后，我又去把咖啡杯加满。顾客已经稀稀落落，我看见在餐厅的另一头有两个伤员坐在一起，两个人身上都裹着许多绷带和纱布。换了戴克，一定会迎面向他们走去，但我决不。

    又过了一阵，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自己居然喜欢呆在这里。这里很安静，又无人认识我，是个理想的读书之地。咖啡味道不坏，而且把一杯重新加满只收半价。远离包娣小姐，我无需为体力劳动担心。老板叫我呆在这里，虽然是要我站岗放哨寻觅猎物，但我卖力与否，他做梦也别想知道。再说呢他又没有定下指标，规定我每周一定得签下多少个委托合同。

    大哥大发出了一阵软弱无力的嘟嘟声。是布鲁索打电话检查来啦。运气怎么样？不咋的，我说，一边望着餐厅另一头坐在轮椅上比着伤势的那两个歪脑袋斜脖子的伤员。他说他和警察局的头儿已经谈过，情况看来很不错。他相信警察会寻找别的线索，查找别的嫌疑犯的。祝你钓鱼开心！他哈哈一笑便挂断电话。他准是要去尤吉酒家，和普林斯一起灌下几杯烈酒。

    我又复习了1个小时，然后就离开餐厅，去8楼看丹-范-兰德尔。他依然在忍受着疼痛的折磨，但并不反对和我交谈。我把已经和对方的保险公司接触，对方投保数额很大这一好消息告诉了他。我用戴克前不久对我说的话向他解释道，他的案子一应条件齐备：责任明确（对方不折不扣是酒后开车），保险数额巨大，而且伤得很妙。所谓伤得很妙是指那些断了的骨头，有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发展成“永久性骨折”这种奇妙的状态。

    丹吃力而又高兴地笑了笑。他已经在计算可以得到多少赔偿费啦。可是这个馅饼怎么个分法，他还有得和布鲁索讨价还价呢。

    我跟他说了再见，答应明天再来探视。我已经奉命常驻医院，我有足够的条件探望我所有的客户，向他们提供服务。

    我回到餐厅，在原来那个角落重新坐下。这时，餐厅里又已经挤满了顾客。方才去8楼时我摊在桌上的书没有收起来，其中一本有着一个十分显眼的名字：《伊尔顿法律评论》，引起了坐在隔壁桌上的几位年轻医生的注意。在我落座时，他们都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而且都不约而同地闭上嘴，因而我明白他们已详细地讨论过我的书。他们不久就离开了餐厅。我又要了咖啡，在令人叹为观止的联邦审讯程序中遨游。

    餐厅里的顾客只剩下最后的几个。我喝着脱去咖啡因的咖啡。在过去4个小时中，我居然读完这么多材料，连自己也颇为惊讶。9时45分，布鲁索又打来一次电话。听声音他好像在某家酒吧。他要我明晨9时去他办公室，讨论一个法律观点；他手上那件贩毒案本月开庭时，他需要加以阐述。我准到，我说。

    假如我的律师一边在脱衣舞俱乐部饮酒作乐，一边却在考虑为我辩护时使用的法律理论依据，我知道了一定会大为生气。

    但布鲁索是我的老板。

    10点钟，餐厅里只剩下寡人一个。这家自助餐厅通宵营业，所以收银员对我的在场并不在意。我正沉浸在对需要高度语言技巧的审判前会谈的描述中，突然听见一位青年妇女动听悦耳的喷嚏声。抬头一看，原来在离我两张桌子的地方，有位病人坐在轮椅上。这时，除了我，她是餐厅唯一的客人。她直伸着的右腿，从膝盖以下都打着石膏。根据我对石膏的一知半解，从她脚上石膏的颜色可以看出，她的腿用石膏固定是最近的事。

    她非常年轻，而且极其漂亮。我忍不住盯了她几秒钟，才把目光转回到笔记上，但过了不一会，却又不由自主地抬头瞪着她，而且这一次看的时间更长。她头发乌黑，蓬蓬松松地披在肩上。栗色的眼睛泪水盈盈，五官端正，轮廓鲜明，但左下颌明显地又青又肿，这通常是一只卑劣的拳头留下的伤痕。一件医院里标准的白色长袍，罩着她那几乎是脆弱的身体。

    一位穿着粉红茄克的老人，把一只装了橙子汁的塑料杯轻轻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有许多善良的人在圣彼得医院义务劳动，这位老人便是其中之一。“喝一点吧，凯莉。”他说话的口气像一个无可挑剔的老祖父。

    “谢谢。”她嫣然一笑。

    “你说30分钟？”他问。

    她点点头，咬着下唇。“30分钟。”她对他说。

    “还要我做什么吗？”

    “没有了，谢谢你。”

    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离开了餐厅。

    又只剩下我们俩。我竭力不去看她，但欲罢不能。眼睛盯著书本不过一小会儿，就再也无法克制，又慢慢抬了起来，直到可以看清她为止。她朝着的方向与我并非面面相对，而是几乎成一个90度的直角。她用双手端起饮料，我看见她的两只手腕都绑着绷带。到目前为止，她还没看见我。事实上，我已经意识到，即使这餐厅里挤满了人，她也会视而不见的。此刻的凯莉，正处于她那小小的与世隔绝的世界之中。

    好像是断了一只踝关节。她脸上乌青的肿块，尽管看不见一个伤口，但可以满足戴克的一大堆要求。两只手腕受的伤却令人迷惑不解。她虽然如此美貌，我却不为所动，不想去练一下寻根刨底的技巧。她看上去如此悲伤，我怎能去加深她的不幸？她的左手无名指带着一个薄薄的结婚戒指，而她的年纪绝不可能超过18岁。我尽力克制。至少有5分钟之久，两只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书本，但我仍旧可以看见她在用一块纸巾揩着眼睛。她的头微微偏在右边，她的泪水一颗一颗向下滴。她在无声抽泣。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眼泪与她那断了的踝关节引起的疼痛无关。使她哭泣的不是肉体的伤痛。

    我那蹩脚律师的想象力在天马行空。或许是发生了一次车祸，她的丈夫当场不幸亡故，而她只是受了伤。她年纪很轻，不可能有孩子，而娘家离此又很遥远，因此她才孤身一人坐在这里，为遇难的丈夫伤心哭泣。可能是个了不得的大案呐！

    我用力摇摇头，甩掉这些可怕的想法，再次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面前的书本上。她仍在不停地哽咽，无声地哭泣。几位客人来了又走，谁也没有留下来，坐到凯莉或者我的桌子旁。我喝光了咖啡，不声不响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径直从她面前走向柜台。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我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足足有一秒钟之久，我几乎撞倒了一把金属座椅。我用颤颤抖抖的手，付了咖啡的账，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停住脚步站在她的桌边。

    她缓缓地抬起那双美丽的泪光闪闪的眼睛。我屏住气说：“呃，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管闲事的人，但是我能为你效劳吗？你疼吗？”我用头指指她上着石膏的腿，问道。

    “不，”她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接着是扣人心弦的微微一笑。“但是，还是要谢谢你。”

    “不客气，”我说。我望着距离将近20英尺的我坐的那张桌子。“我在那边复习，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如果你需要什么的话。”我耸耸肩，仿佛是说：我不知道该为你做点什么，但尽管我是个笨蛋，我还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所以如果我越出了界限，还得请你多多原谅。但是我关心你，而且随时都可以召之即来。

    “谢谢。”她又说了一声。

    我回到了座位上。现在我已明确地告诉了她，我正在啃着厚厚的书本，希望不久之后能置身于一种高贵的行业，目前算得上半个律师。她也肯定对我有了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我于是心安理得地一头埋进书本，不再记挂她正受着的煎熬。

    几分钟过去了。我在翻过一页时朝她看了看，她也正在看着我。我的心脏停止跳动足有一秒钟。我低下头，对她不看不想不理不睬，直到最后实在憋不住，才又抬眼望去：她已再次深深陷入痛苦的泥潭。她紧捏着餐巾，泪水沿着面颊一串一串往下流。

    看着她这样伤心，我心如刀绞。我真想坐在她的身边，用手搂着她，和她谈谈心。假如她已经结婚，那她丈夫跑到哪儿去啦？她的眼睛朝我这边凝望，但我想她并没有看见我。

    她那位穿粉红茄克的随从在10时30分准时来到，她立即努力使自己恢复平静。他轻轻拍着她的头，说了几句我无法听见的安慰话，温存地转过轮椅。她离开餐厅时，毫不掩饰地久久地凝视着我，投给我一个长长的含泪的微笑。

    我很想跟在轮椅后面走一段，摸清她的病房位于何处。但我控制住了自己。后来，我又想去找那个穿粉红茄克的老人，迫使他把详细情况原原本本告诉我。但我还是没有去。我要想法忘记她。她只是个大孩子而已。

    我在第二天晚上来到餐厅，又坐到同一张桌子旁。我听着同样匆匆忙忙的人群在用同样急促的声音叽叽喳喳闲聊。我看望了范-兰德尔夫妇，并且应付了他们许许多多的问题。我冷眼旁观别的鲨鱼在这混浊的水域中争食。我对几个等着被人欺骗的明显的潜在委托人视而不见。我接连几小时埋头学习。我学得非常专注，学习欲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

    但我并没有忘掉墙上的挂钟。快到10点钟，我就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两只眼睛开始东张西望。我竭力让自己保持冷静，继续苦读，可是只要有人踏进餐厅，我就会身不由己地从椅子上蹦起来。一张桌上有两名护士正在用餐，另一张桌上一个孤独的技术员正在读着一本书。

    10时过5分，她终于出现在餐厅。那同一个老人轻轻推着轮椅，把她送到她指定的地点。她挑了昨天坐的那张桌，在他为她摆好椅子的当儿，对我嫣然一笑。“橙汁。”她说。她的头发还是和昨天一样往后梳，但是，假如我没有看错的话，她今天抹了一点睫毛膏，画了一点眼线，而且还搽了一点淡红的口红，那效果真令人吃惊。昨儿晚上，我没有注意到她脸上全然未施脂粉；今夜，只不过淡淡几笔，她竟然如此美貌绝伦，光彩夺目。她的眼睛像清澈的湖水，闪耀着幸福的光芒，没有一丝悲伤。

    老人把橙汁放在她的面前，又说了一遍昨夜说过的话。“喝点儿吧，凯莉。你说30分钟？”

    “45分钟吧。”她说。

    “我听你的。”说完，他就从容离去。

    她啜着橙汁，目光茫然地望着桌面。今天，我想念凯莉已经想了很久，早就决定了我的行动路线。我等了几分钟，装作没有看见她，只是胡乱地翻着《伊尔顿法律评论》，接着就慢慢站起来，仿佛是想喝杯咖啡，休息休息。我走到她桌旁说道：“你今天好多了。”

    她显然是在等我开口说点儿诸如此类的话。“我感觉好多了，”她说，迷人地微微一笑，露出了那珍珠一般洁白无瑕的牙齿。她的脸真是艳丽，尽管有那块吓人的又青又紫的伤肿。

    “我给你买点儿什么来，好吗？”

    “我想喝可乐。这橙汁苦。”

    “好的。”我说完掉头就走，激动得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在自动售货机上付了钱，拿了两大杯可乐，走回去放在她桌上，然后就神情慌乱地盯着她对面的一把椅子，一言不发。

    “你请坐下。”她说。

    “真的？”

    “请坐吧。我跟护士们讲话都讲腻啦。”

    我坐了下来，手肘搁在桌子上。“我叫鲁迪-贝勒，”我自我介绍说。“你是凯莉——”

    “凯莉-赖考。认识你很高兴。”

    “认识你很高兴。”在20英尺以外偷偷地看她便足以使我心旌摇荡，如今，仅仅隔着4英尺，可以放心大胆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她，而且，这怎能不让我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她那双温柔的栗色眼睛，不时调皮地闪闪发亮。她真是上帝的杰作！

    “昨天晚上打扰你，很抱歉。”我说，迫不及待地想把谈话进行下去。我想了解的事情很多很多。

    “你并没有打扰我呀。我出那样的洋相，才真应该感到抱歉呢。”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我问，好像她是个陌生的路人，而我倒是这里的主人。

    “在病房里呆腻了。你呢？”

    “复习功课，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这儿安静。”

    “这么说你要当律师-？”

    “是的。几个星期前我从法学院毕了业，在一家事务所找了份工作。一通过资格考试，我就离开那里。”

    她用吸管吸着可乐；在轮椅上动了动，马上痛得微微扭歪了脸。“伤得相当重，是不是？”我问，头朝她的腿点了点。

    “我的脚踝很疼，医生在脚踝上钉了一根钉。”

    “怎么出的事？”很显然，我接下来会问这个问题，而且我想她回答这个问题，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

    但是不然。她迟疑了一会，眼睛里立刻涌满了泪水。“在家里出了点事。”她说。这一模模糊糊的解释，仿佛事前排练过。

    该死！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家里出了点事？是她从楼梯上摔下来受的伤？

    “哦，”我说，仿佛她已回答得一清二楚。她的两只手腕没有上石膏，而是绑着绷带，这使我很担心。看来不是骨折或扭伤，而可能是创口。

    “说起来话太长。”她吸了一口可乐，眼睛看着别处喃喃地说。

    “在这儿有多久啦？”我问。

    “几天。医生要观察打进去的钉子有没有弯。要是弯了，还得再做一次手术。”她停了停，玩着手中的吸管。“在这个地方学习，不是有点怪吗？”她问。

    “那倒不。这儿安静，咖啡喝不完，又通宵开着。你带着一只结婚戒指？”这件事对我的折磨，比什么都厉害。

    她看了看戒指，仿佛是要弄个明白，它是否还戴在手指上。“是的。”她一声说完，目光就移到吸管上。戒指光秃秃的，上面没有钻石。

    “那你的先生怎么不来陪你呢？”

    “你的问题可真多呀。”

    “我是律师，或者说即将是律师。我们受的训练就是这样的。”

    “你干吗想知道？”

    “因为你明显受了伤，他却不在，让你一个人住在医院里，这很怪。”

    “他来过。”

    “现在在家带孩子？”

    “我们没有孩子。你呢？”

    “没有。没有太太，哪来的孩子！”

    “你今年多大？”

    “你的问题可真多呀，”我微笑着说。她的眼睛在闪光。“25岁，你多大？”

    她想了一想。“19岁。”

    “这样的年纪就结了婚，太早啦。”

    “我没有办法。”

    “哦，对不起。”

    “这不是你的错。我刚满18岁，就发现自己怀了孕。不久以后就结了婚。结婚1周就流产。从那以后，生活过得越来越糟。喏，你的好奇心现在满足了吧？”

    “没有。是的，我很遗憾。换个题目吧，你想谈什么？”

    “大学。你在哪儿念的大学？”

    “奥斯汀皮衣。法学院在孟菲斯州大。”

    “我以前一直想念大学，却没有念成。你是孟菲斯人吗？”

    “我生在这儿，长在诺克斯维尔。你呢？”

    “生在离这儿1小时的一座小镇上。我怀孕后就离开了那儿。我家丢了脸，他家本来就是一堆渣滓。我们只好走。”

    从她的话里，可以听出她与两个家庭之间似乎有严重的恩恩怨怨，这样的话题我当然不想深谈。怀孕的事她已经提到过两次，而这两次，本来都可避而不提的，但她很孤独，她想谈。

    “所以你就搬到孟菲斯来了？”

    “我们逃到了孟菲斯，在治安法官主持下结了婚，婚礼倒是气派得很，后来我流产就失去了孩子。”

    “你先生做什么工作？”

    “开叉车。老是喝得醉醺醺的。苏格兰人的后代，本领没有，却老是在做梦想去大的俱乐部打棒球。”

    我并没有要她回答得如此详尽。我猜想，他从前念高中时，大概是个出名的运动员，而她则是最最漂亮的拉拉队长。这是一对最最典型的美国男女青年，偏僻小镇的高中先生和小姐，一个最最英俊，一个最最美丽。最最健壮，最最可能获得成功，直到有一天灾难终于降临：晚上没带避孕套，两个人一起作了孽。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愿做人工流产。他们高中也许已经毕业，也许还没有毕业。在丢了面子以后，他们逃离偏僻小镇，隐姓埋名来到孟菲斯这座大城市。流产以后，浪漫的爱情也随之慢慢消逝，他们需要面对的却是艰辛的现实生活。

    他仍旧梦想着去大的球类俱乐部获得名誉和财富。她则无限怀念刚刚逝去不久的无忧无虑的岁月，做着永远实现不了的大学梦。

    “对不起，”她说。“这些事我本不该谈的。”

    “你很年轻，还可以去念大学嘛。”我说。

    听了我这句鼓气的话，她咯咯一笑，仿佛是说她早就把这种梦想深深地埋葬了。“我连高中都还没有念完呢。”

    对此我该说什么才好？说一些陈词滥调，叫她自学成才？去拿个普通教育水平证书？上夜校？或者；有志者事竟成？

    “你工作吗？”我却这样问。

    “有时候。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呢？”

    “我喜欢出庭辩护。我希望能在法庭上度过一生。”

    “做罪犯的代理人？”

    “可能。他们有权得到有力的辩护，他们也有打赢官司的权利嘛。”

    “杀人犯？”

    “对。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请不起私人律师。”

    “强xx犯和猥亵幼女犯呢？”

    我皱着眉沉默了一会。“不。”

    “打老婆的人？”

    “不，决不。”我对此是十分认真的，而且她受的伤，也使我对她丈夫产生了一点怀疑。她很赞成我对客户的选择。

    “刑事案数量很少，”我解释道。“民事讼诉我或许会办得更多一些。”

    “替人打官司？”

    “对，替人打官司。非刑事的官司。”

    “离婚官司？”

    “我不太情愿接这种案子。离婚案太叫人不愉快。”

    她在努力把我作为谈话的中心，从而可以避免涉及她的过去，特别是目前。这对我倒挺合适。她的眼泪随时都有可能向外涌，而我却不愿把这场谈话弄砸。我但愿能一直这样聊下去。

    她想了解我在大学时的生活：学习啦，派对啦，各种社团啦，宿舍里的生活啦，考试啦，教授啦，旅行啦。她看过大量电影，对大学生活有许多浪漫的想法。在她的心目中，大学4年其美无比；校园古朴幽雅，葱绿的树叶在秋天渐渐发黄变红；穿着运动衫的大学生们，在为校橄榄球队喝彩鼓劲加油；学生们结下的友谊将终生常绿常青。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尽管在离开故乡偏僻小镇之后立足未稳，却有着美好的梦想。她讲话语法正确无误，词汇量比我还大。她不太情愿地向我承认，她本来会以第一或第二名高中毕业，假如不是和克利夫-赖考先生发生了那段年轻人的罗曼司。

    我没有费多少力气，就讲完了我那辉煌的4年大学生活。但有些重要的事实，例如，为了能念完大学，我每周打工40小时外送比萨饼，当然是只字不提。

    她也想了解我的事务所。我正在对布鲁索和他的事务所的形象，进行面目全非的重塑过程中，隔着两张桌子放着的大哥大突然响起了铃声。我告诉她这是事务所打来找我的电话，请她原谅，然后便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是布鲁索。他在尤吉酒家，和普林斯一起已经喝得半醉。我正坐在现在坐的地方，而他们却在一边饮酒一边就电视上广播的东西打赌，这使他们十分快活。从大哥大里传出吵吵嚷嚷的声音，使我觉得在尤吉酒家仿佛正在发生一场暴乱。“鱼钩得怎么样？”布鲁索对着大哥大高声喊着。

    我满面微笑望着凯莉，这一个电话显然给了她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尽量压低嗓门告诉布鲁索：就在此时此刻，我正和一位潜在的委托人谈话。布鲁索听后一阵狂笑，把电话交给了醉得更加厉害的普林斯。普林斯讲了一个绝对无法令人发笑的笑话，与一位律师追赶救护车多少有点关系。接着他又来了一通我早就跟你这么说过之类的演说，大讲特讲我跟布鲁索干的好处：布鲁索可以教给我的律师业务知识，比50名教授加起来还要多。这番话占了不少时间，他还没有讲完，凯莉的那个年迈的志愿者，已经准时到达，准备把她送回病室。

    我赶紧向她的桌子跨了几步，一手捂住大哥大，一边对她说：“遇见你我非常愉快。”

    她微笑着说：“谢谢你的饮料，还有谈话。”

    “明儿晚上呢？”我问。普林斯还在我耳边大声喊叫。

    “也许吧。”她意味深长地对我挤了挤眼睛，我的膝盖发软。

    很明显，她那位穿粉红茄克的老年侍从在附近已经呆了很久，足以发现骗子或者别的什么坏人。他朝我皱皱眉，飞快地把她推出餐厅。但是，她一定还会回来的。

    我按了按大哥大上的一个按钮，没等普林斯把话说完就切断了电话。他们如果再打过来，我也不会回答。如果他们事后记起这件事，我就把责任推给索尼公司。不过他们能否记起，我对此极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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