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第二天早上，还没等到杨红问起有关PETER的事，海燕就问：“昨天你没打电话来叫我接你们，是KIRK送你们回来的吧？”

“是他送的。你知道KIRK就是PETER吧？”

“那还能不知道？我是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的嘛。”海燕笑着解释说，“我跟KIRK以前是同学，都在东亚中心做博士，我因为要养家糊口，中途转了专业，他拿了博士学位才离开。我们一直是好朋友，这次他在东亚中心的这份工作，就是我为他联系的。怎么啦？要charge我知情不报，还是要吃了我？”

“哪里，只是很奇怪，为什么我提到PETER的时候，你没说他在A大。”

“我哪里敢说？你一来就言必称PETER，完全是PETER综合症的经典症状，我还来加重你的病情？”海燕一本正经地说，“我这是为你好嘛，你是有丈夫的人，不想搞得你恨不相逢未嫁时嘛。”

杨红被“恨不相逢未嫁时”弄得一惊，不过马上想到这句也算名言，人人QUOTE得，就淡淡地说：“你说什么呀？我跟他绝对没那个可能。不过我有个朋友，倒是对他感兴趣，正在打听他的下落呢。”

“那我不管，反正我没把你跟PETER两个凑到一块，是你自己撞上门去的。”

杨红知道她在开玩笑，就一笑置之，抽空给TRACY发了个EMAIL，告诉她PETER在A大。

只一会，TRACY就回了一个EMAIL，只有很简单的几句英语：ThankyouforsharingPeterwithme:)I’mf-ckingbusy.Talktoyoulater.

大姑妈又写来一封EMAIL，说她已经把探亲表用快件寄出去了，估计再过几天丈夫女儿就可以去签证了。大姑妈现在正在找工作，已经向两个地方申请过了。然后又问杨红探亲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杨红想把丈夫儿子一起办来，但周宁说两个人一起办，签证官会认为有移民倾向，会搞得一个也签不到。再说儿子签出来，如果没幼儿园上，就得有个人在家看着他，那不是明摆着该我呆家里看小孩？不如放在国内，要么晚点办出去，要么就在国内呆半年。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谁谁谁母子两一起去签，到现在没签出，而谁谁谁先签老婆再签女儿，两个都签到了。

问题是儿子留在国内谁带呢？杨红想把儿子送到老家让妈妈带，周宁不同意，说那还不让你妈把他惯坏了？周宁要把儿子送回自己的老家，杨红又不放心，说你妈带小孩象喂猪一样的，儿子放那里不是活受罪？为这事打了几次电话了，每次两个人都弄得气鼓鼓的。有几次杨红听见周宁那边把电话都摔了，本来也想把电话摔了，举起电话又忍了，因为电话是海燕的。

打完电话，杨红就觉得很烦闷，两个人都不喜欢对方的母亲，也不喜欢对方家里的其它人。夫妻是同林鸟，夫妻与对方家里的人，同林鸟都算不上。看来“血浓于水”这话不错，夫妻不是血亲，而是姻亲，跟对方和对方家里人象油和水一样，永远都不可能融合在一块。

杨红记得哪本书上说的，幸福的婚姻都一样，不幸福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她不知道幸福的婚姻到底什么样，但她看见的不幸福的婚姻，倒差不多是一样的。她自己的婚姻一塌糊涂，但却经常为别人的家庭矛盾做调停人，因为她是院党委中为数不多的女干部之一，遇到院里教职工有家庭矛盾的，很多时候都是叫她去做工作。

可能真是旁观者清，杨红看别人的家庭矛盾，倒是心明眼亮的，也许因为不是自己的事，看明没看明都无所谓，糊涂官断糊涂官司，因为夫妻吵嘴、婆媳不和这种事，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少能分出个谁是谁非。杨红的绝招就是绝不发表个人意见。丈夫说完，就叫他站在妻子的立场想一想；妻子说完，就叫她站在丈夫的立场想一想，说到夫妻两个没大事了，就脚底涂油—溜了，等他们在床上去解决余下的矛盾。

俗话说，医者不自医，说人前，落人后。这些话应验在杨红身上了，她能调解别人的家庭矛盾，却不能调解自己的家庭矛盾。懂道理不等于讲道理，讲道理不等于时时处处讲道理。道理都是绑在刺刀上的—专对别人，不对自己。

做了这些年调解工作，也在自己的婚姻里趟了这些年混水，杨红有一个体会，就是如果婚姻只有夫妻两个人参与，还可以少吵几架，吵了架也比较容易和好，象俗话说的，两口子打架不记仇，晚上共个花枕头。但一旦有双方的家人参杂其中，事情就很麻烦了，夫妻两人常常有个站什么立场的问题。媳妇跟公婆不合，丈夫在中间难做人；女婿跟丈人丈母闹矛盾，妻子在中间难做人。根据杨红的观察，如果夫妻两个是同一条战线的，小家庭还能飘飘摇摇地挺过去，如果妻子或丈夫是跟自己的父母一条战线的，那小家庭就十分危险了。

杨红知道系里有个女老师，平时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但一跟婆婆吵架的时候，就敢骂婆婆“老不死的”。好在她丈夫是向着她的，总说自己妈妈不对。老人忍得住，就跟儿子媳妇在一起呆几天，忍不住了，就逃到女儿那去，女老师跟她丈夫仍然是一个坚固的家庭。

但杨红和周宁就不同了，两个人都是向着自己父母的，周宁觉得婆媳矛盾都是杨红不对，杨红觉得翁婿矛盾都是周宁不对，所以每闹一次矛盾，隔阂就加深一次，夫妻之间的距离就拉大一次。

杨红跟周宁的父母语言不通，也不爱上他家去，去了想叫声“妈”，总也叫不出口，就那么支支吾吾地混过去。公公婆婆都觉得这个儿媳妇搭架子，没有另外三个儿媳孝顺懂礼。不过婆媳矛盾不那么明显，除了生小孩时公婆到H市住了几天外，杨红一年也就见公婆几次，还没发生过重大纠纷。

周宁跟岳父母呢，就比这糟一百倍。周宁的矛盾主要是跟岳母之间的，因为岳父修养好，道行深，对什么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得江湖深，给它个不啃声，而且从来不插手家务活。不干活的人一般只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干活。那些干活的，毛病就多了，菜可能炒咸了，汤可能熬浓了，跟其它人之间的矛盾就多了。

周宁跟岳母的矛盾很深，但起因却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吐痰。周宁经常咳咳吐吐的，走到大街上，不管你是哪条街，哪条路，照吐不误。杨红一跟他上街就胆战心惊，怕被人抓住了罚款，又丢钱，又丢面子，但你怎么劝，他都不会听。“你没听说不吐不快？你不让我吐，让我吞下去？”周宁就真的可以咳一口痰在嘴里，不吐也不吞，就那样含在嘴里跟杨红说话，说得杨红汗毛倒立，细胞跳舞，鸡皮疙瘩乱冒，直犯恶心。

杨红说你可以找个垃圾桶吐，或者吐在纸里。周宁就抢白她：“哪里有垃圾桶？吐在纸上包回去？你别恶心我了。”周宁因为吐痰，被罚过好几次款，但那并没有吓倒他，只不过让他在有人执勤的地方少吐几口，在没人执勤的地方多吐几口罢了。

你总不能为这样的事跟他离婚吧？填写离婚理由的时候，你说什么，说因为他随地吐痰？你又不是居委会抓街道卫生的老奶奶。杨红想，如果我院里哪对夫妻为吐痰的事闹离婚，我肯定有一百条理由把他们两个劝得不离了。就为个吐痰的问题，周宁跟岳母就结下了不解之仇。周宁在家里倒是不随地吐痰，他比较爱护家里的小环境，不太在意外面的大环境。大环境你怎么爱护？你不吐，别人也会吐的。少你一口痰，大环境也不会就好了起来，何必把自己憋得难受？

但家里地上铺了地毯或者瓷砖，吐在上面连周宁都觉得实在是难看。在外面吐一口，没人看见，就没人知道是谁吐的，没人知道是谁吐的，就等于你没吐。但家里其它人不会随地吐痰的，如果地上有痰，肯定是周宁吐的。这不一下就查出来了吗？所以周宁一般是吐在厕所里或者厨房的水池里。杨红为他吐痰在厨房的水池里，不知跟他作过多少斗争，但都是吵起架来，他不吐，架吵完了，他又开始吐了。

后来杨红的妈妈来看杨红，在她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见周宁随口就把痰吐在厨房的水池里，想到洗碗洗菜都是在同一个水池里进行的，有些担心，忍不住就批评了几句，哪知这下却伤了周宁的自尊心，觉得岳母在嫌弃他，马上就把脸拉长了，再不跟岳母讲话。这事在杨红看来，就完全是周宁不对了，自己就算昧着良心，也没法跟他站在一边，所以忍不住要把周宁批评一通，但杨红的介入只使得周宁与岳母的矛盾更深。

周宁虽然已经在H市扎了根，但心里一直觉得别人是把自己当周家冲的人的，所以只要有人提到“乡下人”“农村人”，他就象有人摸了他的老虎屁股一样，要跳起来为乡下人和农村人鸣冤叫屈：“乡下人怎么啦？乡下人不是人哪？你们的祖先不都是从乡下出来的？”

为这事，杨红不知对他解释了多少遍，陪了多少小心，说我自己也是从一个小镇上来的，我妈妈现在还在小镇上，大家都是所谓“乡下人”，没有谁在歧视你、看不起你。

但周宁不信这种鬼话，他把杨红和杨红的家人一律划在歧视乡下人的城里人中，几乎每一件事都可以上纲上线到城乡矛盾上来。

周宁的不做饭，已经被杨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认可了。自从搬出集体宿舍，杨红也不硬性规定他洗碗了。自己单家独户地住在一套房子里，门一关，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没人看见，没群众监督了，还要他洗碗，做给谁看呢？所以杨红宁可自己三下两下就洗了，免得叫周宁去洗弄出更多麻烦。但如果父母来了，杨红就象一个闭关锁国的政府突然迎来了联合国调查团一样，就有点在乎形像了，至少让父母看见周宁还是做一点事的吧？不然父母不是要大担其心，觉得自己的女儿在受苦受难？

杨红就跟周宁商量，可不可以在父母来的这几天，由他来洗碗。周宁还是识这个大体的，知道杨红爱面子，就一口答应，只盼岳父母不要长年累月地住在这里就行。

岳母已经觉察到女婿不是那么听女儿话的，而且也不喜欢听批评，为打麻将的事说过他几次，每次都是以周宁找岔跟杨红闹矛盾结束。岳母就变得很小心谨慎了，看到周宁没把碗洗干净，或者还剩下了锅盆瓢刷地没洗，岳母也不在周宁面前提起，怕他生气，就趁周宁不在时把它洗了，也算帮帮女儿。

不过大家住在一个屋顶下，保密工作也不可能做得那么好，有几次，岳母正在洗周宁拉下的锅盆，就被周宁看见了，周宁立即就火了起来，冲冲地说：“妈，我是乡下人，做事不如你们城里人过细，您嫌我洗得不干净，您就直说，叫我重洗，不用这么偷偷摸摸地帮我，让杨红看见，又该骂我了。”说着，就抢上前去，把岳母推开一边，叮叮当当、磕磕碰碰地洗将起来，把个岳母撂在那里，脸上讪讪的，下不来台。

杨红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小事，会使周宁生那么大的气，而且使他从此改变对妈妈的态度。到最后，但凡岳母来的时候，周宁就整天整夜在外面打麻将，算是躲着岳母。不需杨红问起，就自动解释说：“我跟你妈处不好，她在这里，我就不想呆在这个家里。你不愿意我出去打麻将，你就叫她少到这里来。”

讨厌彼此的家人，也许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周宁已经敢大张旗鼓地讲出来了，这说明他已经不在乎杨红知道了。那含义就是：我就是讨厌你母亲，你能把我怎么样？这一点常常使杨红感到透心凉。

想到这些，杨红不禁长叹一声，妈妈讲过，说批判右派的时候，说他们对党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右派口口声声说拥护党，但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条条都批评都否定了。党也不是好骗的，把右派一个个揪出来打入十八层地狱去了。党的道理很简单，你把党具体地否定了，说明你是反对党的，抽象的肯定是假的。杨红想，我和周宁也象右派一样，对对方的家人，一个个都是讨厌仇恨，对对方的处事为人，一举一动都看不顺眼。既然对这个人的一点一滴、一亲一戚都否定了，那不是把这个人也否定了吗？但两个人都不如党那么铁面无私，全盘否定了对方，又还是守在一起，煞有介事地扮演着一家人。

(84)

杨红决定不管周宁同意不同意，要办探亲就大人小孩一起办，签到证了，两个人一起来；签不到，两个人都不来，不然，把儿子一个人留在中国，周宁肯定要把他送到银马镇去。

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把儿子办过来，周宁来不来，倒不再重要。以前急着办周宁来，主要是怕他熬不住了出轨。海燕说得对，出轨不出轨，主要是个思想问题，如果他想出轨，就是天天守着他，他也是要出轨的。他不想出轨，他有要求的时候也不用出轨，他可以自行了断。

杨红在电话上跟周宁谈了自行了断的事，把周宁吓了一跳，说这出了国的人就是不同，怎么一下子学得这么低级下流了？你ROOMMATE是什么人？你跟她住太危险了，早点搬别处去吧。

杨红觉得这些天不跟周宁在一起，自己反而过得很自在，心口也不发闷发疼了。但这些天不跟儿子在一起，就总是牵肠挂肚，做的梦不是儿子生病，就是自己把儿子弄丢了，哭着喊着四处找儿子，醒来了知道是梦还止不住泪。

星期四早上，杨红要到东亚中心那边去辅助汉语教学，就特意走早点，顺路到OISAS去打听办探亲的事。OISAS的工作人员给了杨红一张表，上面列着办探亲需要的东西。第一，要买医疗保险，没保险她就会被FLAG，连工资都没法领，更不要说办家属；第二，要有一定的银行存款；第三，要有她SPONSOR的信。

SPONSOR的信是现成的，就是当初CARSON教授发给杨红的邀请信。银行存款也够，跑去开个银行证明就行。现在就是医疗保险还没买，学校为外国学生学者联系了保险公司，按GROUP价格买保险，可以便宜很多。买保险在网上就可以办好，不过一定要用信用卡付帐。杨红刚来不久，还没有信用卡，得找个有信用卡的人先付一下，再写支票给他。杨红想PETER肯定有信用卡，呆会上完课就请PETER帮一下忙。

杨红跟的是初级汉语班，PETER教的，每星期应该上三次课，本来系里也没人管杨红上班不上班，但杨红自己不好意思一星期跑出来三次，所以跟肖娴商量了一下，决定杨红就星期四跟一次，一次就跟两个初级班的课，一个班一节，总共两节，剩下的都由肖娴去跟了。肖娴乐呵呵地答应了，说跟PETER的班，没问题，跟多少都行，如果是跟别人的班，打死也不跟，反正又没报酬。

上课的时候，杨红就坐在教室后排，先听PETER讲课，等到学生讨论或者做作业的时候，她就四处走走，辅导学生。这活说简单也不简单，中文方面就有一个繁体字的问题，虽然学生用的课本是简体字，但为了照顾两岸三地关系，每篇都附有繁体字对照，学生时不时会就繁体字提几个问题。班上还有几个是从香港台湾来的，以前学的是繁体字，平时也就毫不客气地用繁体字。杨红认倒是认识繁体字，可是写不出来，只好从头学繁体字，免得学生问的时候写不出。除了这以外，用英语跟学生讲解汉语，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杨红得好好准备。不过她挺喜欢这活，觉得可以提高自己的英语和汉语水平。

PETER到了美国，就象换了个人一样，上课的时候，穿得非同一般的正规，可能是诗文德要求的，但见中文组上至诗文德，下至TA，即使不是西服革履，也是衬衣领带，衬衣下摆一律扎在裤子里。不知是不是象所有在美的中国学生一样，舍不得花钱理发，PETER的头发也比以前在中国时长了很多，歪打正着地撞对了杨红的胃口。

PETER上课好像也不那么油嘴滑舌了。可能是因为杨红跟的是一年级的课，学生还没学多少汉语，老师上课大多数时间要用英语。不知是PETER的英语还没好到能油嘴滑舌的地步，还是杨红的英语还没好到能听得懂油嘴滑舌的地步，总而言之，杨红觉得他不再油嘴滑舌了。PETER的普通话，下了课就是典型的南方普通话，没卷舌音，没鼻音，但一到课堂上就变了，变得非常标准，哪卷哪不卷哪后鼻音，都弄得清清楚楚，叫杨红不能不佩服他这么收放自如。奇怪的是，无论老师普通话怎么标准，老美说起来仍然象山东方言。PETER说这是因为英语没有四声，只有重音非重音，所以老美没法HANDLE四声。

一旦PETER不穿奇装异服又不油嘴滑舌了，对杨红的杀伤力就很大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很盼望星期四到来，而一节50分钟的课，又似乎很快就过去了。坐在那里听PETER讲课的时候，常常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似乎他一举一动都很潇洒迷人，连他说话时脖子上喉结的跳动，都可以使她盯着看很长时间，觉得很有男人的魅力。有时她仍有那种错觉，就是PETER会用一种特别的目光专注地看她一会，眼神称得上温情脉脉，但她马上嘲讽自己：自作多情，自作多情。

这天上完课，杨红就问PETER可不可用信用卡帮她买一下医疗保险。PETER说，没问题，到我办公室来，你填你自己信息那部分，我帮你填信用卡信息这几栏。两个人来到PETER的办公室，就打开电脑，找到那家保险公司的网页。

杨红发现有好几个保险计划，不知道应该买哪个，每个计划的说明都是又臭又长，杨红算服了美国人的小题大做了。她看不太懂，也懒得看，就准备来个人不识货钱识货，选个最便宜的买算了，反正自己也不准备在这里看什么病，只是学校要求买，不买就不PAY你工资，就不跟你办探亲，那只好买。

PETER倒是在那里认认真真地看了一下几个计划，最后建议她买第二种，说这种贵是贵一点，但COVER的多一些，特别是COVER了每年一次的体检，你买这个，就可以免费全面体检一次。

杨红看了一下，这个计划比那个最便宜的要贵一百多块钱，心下有点犹豫，又怕PETER说她小气，就说：“体检不体检的，也不重要，我在国内从来不体检的，也没什么，即使校医院安排的体检，我都叫熟人随便帮我填下表算了。”

“这种态度不好，完全是对自己不负责任，”PETER很严肃地说，“女人到了三十岁以后，就应该每年体检一次，乳腺、子宫、卵巢的瘤啊、癌啊什么的，早期发现都是可以治愈的，但到了晚期就来不及了。早点发现，或者切掉，或者保守治疗，大多数人都能健康地活下去。”

杨红听他提到女人那几个部位，有点不好意思，心想，这个人脸皮也的确厚，跟一个女人谈这些干什么？PETER似乎还没侃尽兴，又说：“你知道，女人的这几个部位是完全可以不要的，不象心肝肺什么的，你切掉它，就对身体有严重影响，女人的这几个部位，只是用来繁殖的，切掉了不影响身体的日常功能。所以有很多人把这几个部位的癌叫做‘幸福癌’。当然女人自己是非常看重这几个部位的，怕切掉了，自己的女性特征就没有了，男人就不喜欢她了，但是性命第一，如果命都没有了，还谈得上什么女性特征？”

杨红想岔开他这个话题，就敷衍说：“听你的口气，象个医生，不象个老师。”

“业余爱好罢了，不过我真的很想做个医生。等我有了足够的钱，我准备去上医学院，将来做医生。”

杨红见他一本正经的样子，知道他又在搞笑，忍不住笑起来：“你现在还去读医学院？读出来多大了？你早干什么去了？”“早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志向嘛。革命不分早晚，觉悟不分先后，活到老，学到老。你不相信我能当医生？那你就小看我了。”

“我看你是想做妇科医生吧？”

“对了，非妇科医生不做。所以你不要得罪我，说不定哪一天，你就转到我手里，请我看病呢。”

杨红觉得他这样说，完全是吃她豆腐，虽然没说看什么病，但刚才一直是在说妇女那几个部位的，现在又说做妇科医生，他这会说不定已经在心里描绘她那几个部位的图画了。她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感觉，好像很讨厌他，好像又不是很讨厌。不过她警觉地想，如果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开的黄色玩笑不讨厌的话，那她心里肯定是有点喜欢这个男人了。象PETER这样的人当然知道这一点，说不定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在试探我，于是正色道：“不跟你开这些玩笑了。”

PETER更正色道：“不是开玩笑，我劝你还是买这个带体检的吧，你舍不得出这个钱，我帮你出。”

杨红见他这样说，就不好再吝啬了：“哪能让你帮我付钱呢？那就买第二种吧。”心想今天真是倒霉，找错了人，如果请海燕或者牛小明帮忙就不会白白多花这一百多块钱了。

PETER仿佛猜到了她的心思一样，说：“是不是觉得我害你浪费了一百多块钱？嘿嘿，对你来说，节约用钱是个原则问题，如果20英里以外有$1.99一加仑的汽油，就绝不加自家门前$2.00一加仑的汽油。你有点象好莱坞演员碧姬巴铎，她可以打着TAXI从曼哈顿跑到布鲁克林买一种每英尺便宜两美分的窗帘布，买布节约了两毛钱，打的用了200刀，但她说了，节约是一个原则问题，而不是金钱问题，有便宜的就要买便宜的。”

杨红听出他在挖苦她，就一声不吭。

PETER一边帮她用信用卡付帐，一边笑着说：“完了，完了，又说走了嘴，好心没讨到好报，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

杨红本来想请他用车带自己去一下银行的，现在也没心情了，写了一张支票给PETER，然后谢谢他一番，就离开了。

中午回到家吃了午饭，杨红想跟牛小明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带自己去银行开个存款证明，但想起上次那个接电话的女生，又有点犹豫，就向海燕打听怎么牛小明家有个女的。

海燕说：“那女孩是牛小明的ROOMMATE小汪，跟牛小明合住一个APT半年了，牛小明早就爱上了她，小汪对牛小明也有点意思，但两个人都碍着一个‘合住道德规范’，一直没有挑明。结果前几天有个女的打来一个电话，又躲躲闪闪地不肯留言，小汪怀疑她是牛小明的什么人，言语上就有点酸酸的。牛小明呢，当然是急于解释，赌咒发誓，掏心窝子出来给小汪看，这样反而把事挑明了。他以前老是叫我道义支援他，所以这次赶紧向我报了个喜。”

杨红说：“说不定那个打电话的女的就是我，我那天想叫他送我们去那个晚会。因为没想到牛小明那里会有女生，所以一下答不上话来。”

海燕呵呵笑起来：“那你无意当中做了个媒了，不过，你以后要用车什么的，叫我好了，不要叫牛小明了，免得小汪拈酸。牛小明前边一个老婆，就是因为他爱帮别的女人忙跟他离婚了的。牛小明是个热心人，别人请到他头上他也不好拒绝。老婆看见不开心也情有可原，换了谁都这样想：如果你对个个女人都这么好，又怎么显得出你爱我？还是我们这些外人给牛小明帮个忙，别找他帮忙了，让他安安稳稳娶个媳妇。”

“牛小明离过婚的？”杨红惊讶地问，“他这个人挺好的，不象离过婚呢。”

海燕忍不住又笑起来：“听你这口气，青面獠牙的人才象离过婚的人？离过婚的人都应该是坏人？你没在那个魏成面前贩卖你这套理论吧？”

杨红一惊，连忙问：“怎么啦？魏成也是离过婚的？”“离过，他跟他前妻是在国内就认识的，他没结婚就出来读书，后来跑回去跟她结了婚，结果他前妻在国内有很好的工作，不想到这里来，他没毕业，又不能回去，最后就离了婚。所以这次他就不敢大意，放弃了这边的博士学位，守在他女朋友身边去了。”

杨红暗自捏把汗，说：“这两个人都帮了我不少忙，如果我在他们面前说离过婚的人坏话，那肯定把他们得罪了，幸好没说。我这话只跟你说说，我没把你当外人。”

海燕拍手笑道：“还好我不在乎，不然你又得罪一个人了，因为我丈夫也是离过婚的。等他回来了，你可别在他面前说，不然他跳起来骂你。”

杨红讪讪的，不知说什么好：“我没想到……”

海燕安慰她说：“没事，知道你是党的干部，爱憎分明。不过你这观点也太陈旧了，总觉得婚姻破裂就肯定是因为两个人中至少一个人有问题，其实很多时候，两个人都没什么问题，都是好人，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人，性格不合，又不肯改变，不能折衷，就没法处好。离了婚，对两个人都有好处。现在离婚的人多着呢，谁还会觉得离婚的人是坏人？你身边离过婚的人，有几个是坏蛋的？又有几个人是被人当作坏蛋的？美国70年代有过一个离婚高潮，没离的都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落伍了。国内现在离婚率也很高，搞不好，哪天就搞得象70年代的美国一样，不离婚就抬不起头来了。算我们家老李还赶上了潮流，好歹也是离过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