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是一个难熬的春节，虽然我赌博赢了不少钱。学校的通知单一不小心寄到了家里，往年我总能抢先一步拦截下来。前面的三年都已经瞒天过海蒙混过关了，眼见是黎明前的黑暗却是晚节不保，所以说成功贵在坚持。

    父亲拿着通知单的手不停地颤抖，脸色一会儿像曹操，一会儿像张飞，一会儿又成了窦尔敦。这也难怪他伤心，我期末考试闭卷考了四科，三科不及格，还有一科没有成绩。

    没有成绩的那一科是《社会学》，那个可恶的教授为了防患于未然，居然没有一道选择和填空题，害得我太空人杨利伟般的视力英雄无用武之地。

    三道问答题和两道论述题，我自忖根据社会经验和做语文题的思路还是能敷衍出几句话来，后来想起那无聊教授从来都只是照本宣科依照书上的专业术语打分，我把教材视为艾滋病晚期患者，想都没有想过要冒着天大的危险去亲密接触一回。想想还是不要贻笑大方坏了自己名头的好，干脆一个字都懒得答。这样人家好歹也不知道我的深浅，这叫一个“一不做二不休”。

    抱着侥幸心理，我干脆在空白答卷背后挥毫立就了一篇《我是社会学学得最好的人》。无非阐述自己人脉关系多么好啊，某市长答应让我去市政府做他的贴身秘书啦，我的《大学不相信爱情》和《不》马上付梓出版会狂销几百万册啦。到后来我自己都为自己大胆的想像害了怕，自恋得都不敢再写下去，只好强迫自己仓促地结了一个尾。

    考场上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其实挺得意的。我一会儿怀念起那个交白卷的好汉张铁生，一会儿联想起《聊斋》里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箩筐却能高中什么举人进士的公子哥儿，还真是盼望这21世纪的教授先生能不拘一格降人才，看在我老人家总算敷衍出了一篇与《社会学》有点渊源的东东份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好歹也叫有创意吧，这四个现代化不就需要我这样具有创新思想开拓精神的优秀青年吗，总得给个及格分吧。

    不料这可恶的教授远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好，不要说好，简直是糟糕透顶。全班只有一个人不及格，就是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张一一先生阁下。虽然至少还有六位和我老人家水平旗鼓相当的混蛋也一道题都答不出来，可是他们态度比较老实，没有写自以为聪明的反动文章。而校方为了体现自己的教学质量高，通常明文规定每门功课只准一个人不及格，所以与我同一起跑线的这六君子最终都光荣地胜出。这很容易让我联想起雅典奥运会，我们伟大祖国射击队那个叫什么什么的福星高照的同志来着，居然依靠最大竞争对手最后一枪脱靶获得了一面奥运金牌，那真叫一个心有余悸。

    其实我担心的不是这些，考试不及格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两百块一科吗，爷最近手风特顺，这钱还交得起。可是炒股搭进去的六千块学费呢？拿什么拯救你啊，我的钞票？

    春节过后，陆陆续续听闻那些曾经与我平起平坐同班同级的难兄难弟八姐九妹们纷纷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正月初八那天晚上，我正叼着一支什么牌子的烟与牌友酣战，突然接到牛市长的电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顿时好像有一股热热的什么东西在涌动。

    我赶忙示意牌友低声，因为我不想让牛市长知道我的堕落，虽然他老人家在牌桌上比我要堕落一百倍不止。牛市长说昨天牛泌他妈和他闹了一点不愉快，今天已经带着牛泌去首都的家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在Y城，感觉有些无聊，希望我能去陪他说说话下下棋什么的。

    牛市长的语气出奇温柔，你压根儿都不会想到是一父母官在给他的子民打电话。我不吝以最好的善意揣测他一定是腻烦了原来那小蜜蜂，想换换口味了。不然大正月里，这么心急火燎地给我打电话干嘛，还真找我去说话下棋啊？比张一一先生博闻强识的，比张一一先生棋力高强的，这六百万人口的Y城还少吗？

    转念想到自己立功的机会来了，前途显见是一片光明，于是我非常果断地结束了牌局，连夜收拾了衣服，准备天亮就出发。虽然这天晚上我手气特好，可我好歹还知道赌博和前途哪个更重要。这次我看得很清楚，只有傻瓜才会为了赢得牌局输掉人生。

    母亲知道我第二天要去牛市长家，翻箱倒柜想要为找出一些礼物，掂掂这个不称手，看看那个不顺心。我说，您就别犯傻了，人家市长家，什么东西没有啊？母亲一拍脑袋，这不，你看我都老糊涂了，是啊，市长家什么没有啊！

    母亲六十多岁了，她四十四岁生的我，所以特疼我，我也特会撒娇，初中二年级时还经常要老妈喂饭给我吃，高中一年级时星期天回家她早上得给我穿好衣服打来洗脸水挤好牙膏来着。如果有一天张一一先生杀人放火了什么的，文星镇的父老乡亲就会振振有辞地摇头说还不是张一一他妈溺爱惹的祸，《少年犯》那部电影里的母亲就是她这样子的啊；倘若有阵子张一一先生侥幸拿了个诺贝尔文学奖什么的，街坊邻居就会头头是道地赞扬还是张一一他妈教子有方啊！什么孟母三迁啦，什么岳母刺字啦，这会儿统统都一文不值了。这可是不折不扣的人间真理。

    这个正月我一共才赌了十四场，十二胜一和一负，折合赢得人民币三千二百块，凑合着可以把四年来水涨船高的重修费给交清了，学费那里还是一大麻烦。不过乐天派张一一先生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总能宽容地安慰自己到时候山人自有妙计。

    正月初九一大早，我乘坐最早的一趟火车奔赴Y城。我的邻座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生。她年纪在二十岁的样子（我从不敢轻易猜测女人的年龄，女人的年龄实在是深不可测，我的猜测每每错得很离谱），穿紧身的牛仔装，有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脖子上系着一条很别致的丝巾，看起来十分漂亮。

    我喜欢系丝巾的女生，她们总能给我许多性的幻想。我总是幻想着和一个萍水相逢的系着丝巾的漂亮女生在火车上一见钟情，然后两人心照不宣跑到洗手间里去做爱。那一定是一件非常浪漫非常刺激非常快乐的事情。

    当然，这种绝大多数臭男人期待的艳遇在现实生活中一直没有发生，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发生，但它确实是让人充满期待的幸福。女人，尤其是漂亮的性感的女人，常常让我不自觉地突然勃起，刹那间让我产生许多创作的激情。女人的身体，实在是一件再伟大不过的艺术品。上帝，真是个伟大的艺术家。

    我很熟练地从背包里掏出一本《挪威的森林》，其实之前我从来没有翻开过这本书。我原来一直猜想这本书的作者村上春树莫非是个日本人，后来知道他居然还真是个日本人！看来我的猜想够威够力。

    我之所以总喜欢拿《挪威的森林》做样子，是因为有本发行量挺大的什么杂志说现在的年轻人把听蔡琴的歌、看村上春树的书和王家卫的电影作为一种时尚。所以我每次坐车都会借一本这小子的书或者几张蔡琴的CD掩耳盗铃附庸风雅，无非是想昭然若揭地宣告张一一先生好歹还不是一民工。

    我很快就和邻座的女生勾搭上了。我说话的语气很温柔，温柔得几乎不像是一个男人。如果她知道我早已在心里把她剥光了N遍的时候，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心情。这种感觉很美妙，有一种近乎残酷的美。我管它叫意淫。

    她居然是什么大学旅游学院去年毕业的学生，说起来还是我的学姐。她手里拿着一个喊话用的喇叭，我想她一定是在做导游。事实证明，我的猜想再度非常的英明。正是因为我的猜想英明得不得了，所以，我才不敢继续猜想她是不是也和另外一些导游一样，轻易跟那些一掷千金的游客上床。

    我们一起聊得非常投机。我们都非常地热爱什么大学，这使我们有许多的共同语言。她告诉我她们旅游学院的院长以帮助推荐工作的名义曾经搞大了她们班至少三个女生的肚子。我告诉她我们文学院的书记在警校有两个小蜜蜂，并且那俩小蜜蜂相处得还挺不错，感情好像比一般的亲姐妹还要亲，享尽了齐人之福。说完各自苍凉的笑话后，我们非常得意非常暧昧地相视而笑，似乎深深地觉得，什么大学真是太值得留恋和赞美了。

    三个小时的火车，感觉好像只过了三分钟。爱因斯坦先生的相对论完全可以从这里得到证明。

    要出站了，当我正想问她电话时，她说要看看我的火车票。我的学生证早就弄丢了，所以我买的是全价票。她虽然毕业一年了，可是学生证不知道怎么还在执著地发挥着余热。于是她用她的半价车票换了我的全价车票，说是回去可以多报销几十块钱。这使我为她的美丽和智慧并重而赞叹不已，恨不能立马高薪聘请她作为我未来家庭的财务总监。

    这个旅途是我最惬意的旅途，美中不足的是我没有提早问她的电话。我本来还有足够的时间问她的，看得出她也有足够的兴趣告诉我，可惜的是，我和她交换完火车票后，就看到有一高大威猛的男生在出站口接她。他们的神情非常的亲密，那样子看起来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合法同居了，而且那方面可能还比较和谐。张一一先生向来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好男儿志在四方，最讨厌做那可耻的第三者，所以，我忍着巨大的心痛，居然没有问她的电话。斯诚人生第一大憾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