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娜掏出翻盖手机，没事似的打开了翻盖，说，我找他爹。

我疑惑地看着她，问，你怎么知道他爹的电话号码。

娜娜说，有两个人要了不用套的服务，我趁着他们洗澡，用他们的手机拨了我的手机，万一出事了我能找到他们。我一般遇见自己觉得喜欢的人，或者要了不用套服务的人，我都会趁着他们洗澡，把他们的手机号码偷偷留下来。你看，通了。喂，刘先生，我是珊珊，你记得吗？对，你什么时候再光顾啊？电话号码，电话号码是你自己留的啊，你忘记了啊。嗯。嗯。我帮你问问，我帮你问问。

娜娜挂断了电话。我问她，怎么了，怎么不直说？

娜娜说，直说了就把人吓跑了，手机号码一换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说，不可能，会有人不要自己的孩子？

娜娜玩弄着手机，说，一大把。

我在车里搜索着电台，说，他要你帮忙问什么？

娜娜叹气道，他要让我问问，有没有新来的姐妹。

我说，那你就得说有。

娜娜说，是的。

娜娜拨了号过去，也许断线了，她又转身寻找了一下信号，继续拨过去，还是响了一声就断了。娜娜开了免提，问我，你看，这是什么情况？

我说，我知道，以前我的女人躲我的时候就这样，响一下就是忙音，他把你拖到防火墙里了。

娜娜问，什么墙。

我说，他把你的手机号码放在黑名单里了。

娜娜说，哦。

我抚了抚她的头发，说，不要紧。

娜娜骂道，这个乌龟王八蛋，一本正经的一个人，戴个眼镜斯斯文文，说他怎么事业有成，说做男人最主要的是负责任，一有事找上去就了。

我想安慰娜娜几句，结果变成了为这个男人开脱，我说，娜娜，你也没说是什么问题，说不定那个男的就是不想再出来玩了，你给他发个短信，黑名单里的短信万一哪天他看到了呢。

娜娜说，嗯，你真热心，什么都懂。

我说，我就懂这个，因为我以前女朋友屏蔽了我以后，我就给她发短信来着，她能看得见。

女人都天生想知道别人感情故事的发展，娜娜暂时把自己置身事外，关切问道，那后来呢？

我说，后来很好，她男人给我回消息了，消息上说，今天是我们一周年纪念日，我们感情很好，请你不要再骚扰她。

娜娜说，哎呀，那你一定很难过。

我说，是啊，可我和她分手才两个月。

娜娜完全忘我了，问道，那你找她干什么呢？

我说，她老在外面混，认识的人多，那个时候我一个朋友进去了，我想问问她认识不认识什么人。

娜娜开始延伸这个故事，问道，你朋友怎么进去了。

我说，他袭击了化工厂。

娜娜问，谁是化工厂啊？哦，是化工厂啊，他袭击化工厂干什么？

我说，这个事情挺长的，我以后和你说吧，你先给你的那个先生发短信。

娜娜说，哦。

其实我是比她还要紧张的，虽然我们是患难之交，但我其实对这个女孩子并无感情，我希望她一切安好，然后下车。我希望她联系的下一个人可以帮到她，这样她就不必向我借钱。我无心无力带她一起上路，她只是我旅途中一个多说了几句话的妓女而已。

我们到了一个马路超市边，我停下了车，给了娜娜一百块钱，说，娜娜，去买一些东西，我在车里等你。

这个超市是一个山寨的大超市，灯光明亮，超市门口有五彩的布棚支起的一个露天台球桌，很多赤膊的青年猫着腰在打台球。对面是一个巨大的厂房。

娜娜接过钱，往前跑了几十米，又折回来，问我，你要吃什么？

我说，随便。

在车里等待的时间，我不停地搜索着当地的电台，可是那些国道旁边的小镇边，都只有同一个类型的节目，我从调频95一直拧到了调频109，只能听到不停地有听众打进电话，要不是不行了，就是性病了，连个音乐都没有。台球桌那边开始喧闹，一个肤色黝黑的平头男子，他解下了皮带，用皮带头抽着对面桌的两个男子，旋即裤子掉了下来，他索性脱了牛仔裤，向那两人扔去，那两人落荒逃走，男子捡起裤子，把两个裤腿往身上一系，站上了台球桌，对着剩下的十几个男子说了一堆话。我不知道他说话的内容，他像极了我的哥哥。

我回想起了我从旗杆上掉下来以后。这个旅途上，我打算在一切等待和寂寥的时候，将我的童年回忆一遍。对了，我忘记告诉你们，我有一个哥哥。作为遵纪守法的好家庭，我当然不可能有一个亲哥哥，这个也不是我的表哥，他是我的邻居丁丁哥哥。他是一个大学生，是我们附近的榜样。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去考职校和技校了，因为职校和技校最见效。我哥哥考取大学以后回来的第一周，好多周围的职业和技校生都围着我哥哥，要看看我哥哥的课本，他们想知道我哥哥都学了些什么，大学和技校有什么区别。我哥哥只拿出了两本书，一本《八月之光》，一本《愤怒的葡萄》，说，我的书单都有四页纸。

我们都知道他在装×，但我还是被他深深地迷倒了。丁丁哥哥说，你最爱读书，你拿走一本去读吧。

三年级的我选择了一本《愤怒的葡萄》，因为它看着更好看一些。但我只读了一页，因为它完全不是一本讲葡萄的书，而我在我家养鸡的小院子里种了葡萄，葡萄藤已经开始沿着晾衣服的竹架攀爬，我想知道葡萄是怎么想的，葡萄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隔了一天，丁丁哥哥找到我，收回了那本《愤怒的葡萄》，他说，我昨天晚上想了想，我觉得你也看不懂。

在身边的所有人里，我就管他一个人真心叫哥哥，因为我最钦佩他。他学习成绩好，血气方刚，总是能挺身而出。虽然他总是为了姐姐们挺身而出。丁丁哥哥去过很多很多地方，他每次回来都会给我讲他旅行的故事，他总是代表这里，代表那里，去到必须要坐火车才能到的地方，而我连火车都没有见过。我第一次看到火车便是丁丁哥哥带着我，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前杠上，他一直不停地蹬，速度飞快，我紧紧地抓住把手。丁丁哥哥说，如果我们有一台摩托车就好了。我问他，你会开么？他说，当然。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才看见铁轨，我们又等了一个小时，我终于看见第一列红色的火车从我眼前开过。一如所有儿童的本能，我开始数着车厢数，突然我发现异样，问丁丁哥哥道，咦，为什么火车不是绿的呢？

丁丁哥哥说，邪了，我也是第一次看见红色的火车，也许是国家领导人坐在里面的专车，所以是红色的。

我马上立正，对着火车敬了一个礼。

丁丁哥哥连忙问我，说，你这是干嘛。

我说，我在向领导人致敬。

丁丁哥哥说，火车开那么快，领导人根本就看不见你敬礼。

可我还是笔直地在敬礼。

火车的最后一节呼啸而过。

丁丁哥哥大喊一声，礼毕。

我这才放下了手。

那一天我的屁股坐开了花，你能想象在一根单杠上坐了两个小时无所事事该是多么的蛋疼，但是我依然坚持坐在前面，因为如果坐在后座，丁丁哥哥高大魁梧，把我前面的视线挡得死死的。回来的路上我兴奋难抑，第一次远行丁丁哥哥便带我看到了国家领导人。后来丁丁哥哥去的地方更远更多，他去过香港，他甚至坐过飞机。他对我们说坐飞机的经历，周围围绕着三十多个从各个地方赶来的人。丁丁哥哥告诉我们怎么样登机，还要过安全检查，在跑道上加速的时候推力是多么的大，然后一句起飞，我们的头都同时一仰，感同身受。我有任何不懂的事情，我都会跑到隔壁去问丁丁哥哥。当然，我妈妈叮嘱过他，不要帮我做数学题，可丁丁哥哥自己都有数不清的作业和参加不完的比赛。他还练散打。丁丁哥哥的家境要比我们好一些，所以他们家的楼房是三层，他经常爬上他们家三楼的平台上练散打，我就在我们的水泥场上仰望他，一望就是半个小时，因为老是逆光，看着虽然形象光辉，但是影响视力。我怀疑我的眼睛就是这样看坏的。有一次我捡到了一副被踩破的墨镜，是一个兔子的牌子，有一片镜片是好的，我就把那片镜片捡起来，用于在楼下看丁丁哥哥练散打，这个习惯我保持了好久，以至于学校组织看日全食的时候，我满眼睛依然是丁丁哥哥。

我周围还有不少哥哥，但是那些哥哥们浑浑噩噩，还有一个哥哥甚至要和我们抢弹子。那个哥哥一直在换工作，总是不能变成合同工，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哥哥，小伙伴们都叫他临时工哥哥。

在那个时候，打玻璃弹珠是我们最爱的游戏，我们叫这个为打弹子，我有大概六十个弹子，那个时候的弹子是两分钱一个，我最喜欢彩色弹子，当然，大家都喜欢彩色弹子。我们当时打弹子就一个规矩，那就是蹲定了以后脚不可以动，但因为那个时候小，没力气，所以手是可以往前送的。我的周围有四五个小伙伴，每个人的准星都差不多。临时工哥哥他就喜欢和我们玩打弹子，我们一般都带二三十个弹子，他只带三四个，可是他有大弹子和小弹子。因为他去过发达的南方，那时候只有南方的弹子有大小，我们这里都是均码。他要打别人的时候就换大弹子，别人打他的时候就换成小弹子，他每天都要赢走我们二三十颗弹子。但是我们躲不了他，因为能打弹子的泥地就那么几块。后来我们规定，不能换大小，临时工哥哥说不行，说宪法上没有规定打弹子不能换大小，只怪我们只有一种尺码，而他有各种尺码。我们表示不相信，因为我们是少年先锋队员，法律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当时我记得最神的地方是他居然真的拿出了一本宪法，我们一条一条对下来，发现宪法上真的没有规定在打弹子的时候不能随意变换弹子的大小。我们只能伏法，继续被他欺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