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程车突然在第五大道和第五十二街的转角上停下，格雷完全按照达比的要求行事，立即付掉车费，拿起提包，跳下车去。他身后有一辆汽车响起喇叭，吓飞了一群鸽子，他只觉得回到了纽约真是太好了。

    时近下午5时，第五大道行人如织，他估计这正是她所要求的。她规定得很具体。乘坐这班飞机从全国机场到拉瓜迪亚机场。坐上一辆计程车到世界贸易中心的美景饭店。到酒吧去，喝上一杯，或者两杯，注意你的身后，一小时后再坐一辆计程车到第五大道和第五十二街的转角。动作要迅速，戴太阳眼镜，注意周围的一切，因为如果有人跟踪的话，那就可以要他们送命。

    她要他把这一切都用笔写下来。这好像有点傻，多此一举，但是她说话的口气容不得争辩。说实话，他也不想争辩。她说她侥幸活了下来，岂可再拿性命去碰运气。还说如果他想跟她谈话，就必须完全按照她所说的去做。

    他拼命穿过人群，使劲加快步子，沿着第五大道走到五十九街，走到世贸大厦，踏上石阶，穿过大厅，出门走上中央公园南街。没有人能跟得上他，既然她是如此小心，也不会有人跟得上她。

    中央公园南街的人行道上挤满了行人，当他走近第六大道，走得更快了。他也好像是绷紧了的弦，不管他多么尽力克制自己，但是，为了就要和她见面，他还是激动非凡。在电话里面她显得冷静而有条有理，但她带有一丝恐惧和不安。她说她只不过是个法科学生，她不知道她在干什么，恐怕再过一星期她就要死了，但是事到临头，她也只能如此对付。她说随时随地都要设想有人在跟踪你。她在狼狗的追逐下居然存活了七天，所以请他照她说的做。

    她说过走到第六大道转角便门进圣莫里茨旅馆，他便进去了。她已经用沃伦-克拉克的名字给他定下了一个房间。他用现钞付清了房钱，乘上电梯直到九楼。他得等着。坐在房里等着，她说的。

    他在窗前坐了一个小时，中央公园暮色苍茫，电话响了。

    “克拉克先生吗？”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

    “对，是的。”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是的。你在哪儿？”

    “比你高六层楼。乘电梯上十八楼，然后下来到十五楼。1520号房间。”

    “好的。现在？”

    “对了。我等着。”

    他又刷了一次牙，理了一下头发，十分钟后便站在1520号的门口。他觉得像是二年级的高中生头一次约会。自从中学里的足球比赛以来他还从来没有像这样紧张得唇干舌燥。

    但是如今他是《华盛顿邮报》的格雷-格兰瑟姆，这不过是写一篇报道，她也不过是一个女人，所以你就收住你的心猿意马吧，老兄。

    他敲响门，等着。“谁？”

    “格兰瑟姆，”他对着门扉说了一声。

    她慢慢把门拉开。她的长头发不见了，但是她的脸上含笑，活脱是个封面女郎。她沉着有力地握了他的手。“进来。”

    他进了房间，她便把门关上闩好。“你想喝一点吗？”她问道。

    “好啊，你有什么喝的？”

    “水，加冰块儿。”

    她走进一间小起居室，里面的电视开着，然而没有声音。“里面来，”她说道。他把手提包放在茶几上，便在沙发上坐下。她站在酒柜旁边，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她的牛仔裤美极了。她没穿鞋子，只穿了件特大号的运动衫，领子歪向一侧，露出一截胸罩的肩带。

    她把水递给他，在靠门的椅子上坐下。

    “谢谢。”他说道。

    “你吃过饭了吗？”她问。

    “你没关照我吃饭。”

    这句话把她逗笑了。“原谅我。我碰到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把饭菜叫到房间里来吃。”

    他含笑向她点头。“很好。随便你要什么东西我都欢喜吃。”

    “我喜欢吃一个肥肥的奶酪汉堡包，带炸薯条和冷啤酒。”

    “好东西。”

    她拿起电话，点了要吃的东西。格兰瑟姆走到窗口，观看第五大道上蜿蜒爬动的车灯。

    “我24岁。你多大年纪？”她现在已经坐在沙发上，喝着冰水。

    他在一张最靠近她的椅子上坐下。“38。结过一次婚。七年零三个月前离婚。没有孩子。一个人住，带一只猫。你为什么选中圣莫里茨旅馆。”

    “这儿有房间，我还说服他们必须让我付现金，不可以看我的身份证明。你欢喜这家旅馆吗？”

    “很好。不过已经不是它的全盛时代了。”

    她仔细打量他一番。他六年前出过一本关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丑闻的书，此书虽不畅销，她倒在新奥尔良的一个公共图书馆里见到过一本。他比护封上的照片老了六岁，岁月流逝，给他的耳际留下了一道浅灰色，颇显风致。

    “我不知道你要待多久，”她说。“我的计划每分钟都可以改变。我也许会在街上看见一张脸孔，马上就要飞到新西兰去。”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新奥尔良的？”

    “星期一晚上。我雇了一辆车子到巴吞鲁日，那一段路是容易受到跟踪的。我飞到芝加哥，在那里买了四张票子，可以飞往四个不同的城市，包括博伊西在内，我母亲住在那儿。我在最后一分钟跳上了到拉瓜迪亚的客机。我想没有人跟上我。”

    “你现在安全了。”

    “也许这会儿是安全的。－旦这篇报道登了出来，我们两个人都要成为惊弓之鸟。”

    格雷摇动杯子，冰块发出响声，同时对她作一番观察和思考。“那得看你告诉我一些什么。也得看有多少内容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证实。”

    “证实它是你的事情。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以后的一切由你自己作主。”

    “可以。我们几时开始谈？”

    “晚饭以后。我情愿吃饱了肚子再谈。你也用不着赶时间，是吗？”

    “当然不急。我有一整个晚上，明天一整天，以及后天，大后天。我是说，你所要谈的是20年来最大的新闻，所以只要你说给我听，不论多长时间我都可以奉陪。”

    达比笑了，眼睛朝别处看。整整一个星期之前，她和托马斯在穆顿饭店的酒吧里等桌位。他穿一件黑绸的休闲上装，劳动布衬衫，红色佩斯利涡旋花领带，浆得笔挺的卡其裤。皮鞋里面没有穿袜子。衬衫没有扣上，领带也是松的。他们在等候桌位的时候谈到了维尔京群岛，谈到了感恩节，也谈到了加文-维尔希克。他猛喝酒，这也并不希奇。他后来醉了，正是这一点救了她的命。

    过去的这七天她等于活了整整一年，现在她真正是在跟一个活人谈话，此人不想要她送命。她两脚交叉在茶几上面。这个男人在她房里她倒不觉得有什么不便。她觉得轻松随意。他的神色在告诉她：“相信我。”为什么不可以？她还有什么别人可以相信？

    “你在想什么？”他问道。

    “这一个星期真够长的。七天以前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法科学生，为了要出人头地，甘心把屁股坐烂。现在你看我。”

    他尽量保持冷静，不让自己变得像个毛手毛脚的二年级的高中生，不过他还是在看着她。她的头发变成黑色了，而且短得很，真是十分时髦，不过他还是欢喜昨天传真上面的那一头长发。

    “给我说说托马斯-卡拉汉。”他说道。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是这篇报道中的一员，不是吗？”

    “是啊。我要稍晚一点说到他。”

    “好的。你母亲住在博伊西？”

    “是的，不过她什么都不知道。你母亲在哪儿？”

    “肖特希尔斯，新泽西州，”他露出笑容回答。他嚼着一粒冰块发出响声，等她说话。她在思考。

    “你欢喜纽约的什么？”她问道。

    “机场。出来的通道最快。”

    “托马斯和我夏天来过这里。这儿比新奥尔良还热。”

    突然间，格兰瑟姆发觉她并不单纯是个热心肠的娇小的女大学生，而是一个居丧的未亡人。这个可怜的女士忍受着内心的悲痛。她根本没有在意他的头发，他的衣着，也不在意他的眼睛。她在受痛苦的折磨。我问这种问题太不应该了！

    “我为托马斯的去世感到非常难过。”他说道。“我再也不会问到他。”

    她露出笑容，但是不说话。

    外面有人大声敲门。达比急忙把双脚从茶几挪下，睁大眼睛，看着门上。然后深深吐了口气。晚饭送来了。

    “我去拿，”格雷说道。“放宽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