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打来最后一次电话。格兰瑟姆在星期六天亮以前接到电话，也就是他们预定首次会面的两个小时之前。他不干了，他说。不是时候。如果消息公开出去，一些很有势力的律师和他们的巨富顾客要跌得很惨，这些人都是不甘心跌交的，他们还要拖人下水，加西亚难免要遭殃。他有妻子和一个小女儿。他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他还甘心忍受下去，因为收入很高。干吗要冒险呢？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的良心是清白的。

    “那么你为什么老是给我打电话呢？”格兰瑟姆问他。

    “我认为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杀。我不是很有把握，但是我有一个很合理的想法。我看见了一些东西，好了吗？”

    “我们这样交谈已经一个星期了，加西亚。你见到过一些东西，或者是你有一些东西。如果你不让我看一下，你说的东西就一无用处。”格兰瑟姆翻开一个文件夹，拿出七张通电话的那个人的五乘七英寸的照片。“你是受到一种道德感的驱使，加西亚，那就是你要找我谈的原因。”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秘密。他们对我的态度很滑稽，似乎要问我有没有看见过，但是他们又不能问我，因为他们确定不了。”

    “这些家伙都是你公司的人吗？”

    “是的。不，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在公司里，我没告诉过你这个。”

    “这很容易。你上班的时间很早，不会是政府的律师。你是在一家有两百个律师的公司里工作，这一类公司都要求合伙的律师和低级的合作律师每周工作一百小时。你第一次打电话给我就说过是在上班的路上，那时候是早晨5点钟左右。”

    “很好，很好，你还知道什么别的？”

    “不多。我们是在玩游戏，加西亚。如果你不情愿谈，那就把电话挂掉，别来找我。我还得睡觉。”

    “祝你美梦。”加西亚挂掉电话。格兰瑟姆看着听筒。

    过去八年中他三次不让电话号码刊登在电话簿上。他靠电话生活，他的大新闻都是凭空从电话中得知。但是在一次大新闻之后，或者在一次大新闻的期间，也有过上千次无足轻重的电话，打电话的人都是那些感到非要在晚间把他们滚烫的小新闻告诉他不可的人。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宁死也不会吐露新闻来源的记者，所以他们就不断给他电话，等到他觉得不能忍受了，他便装了一个号码不上电话簿的电话，于是便有一段来源枯竭的日子，然后他又得赶快让电话号码上电话簿。

    现在电话簿里有他的名字：格雷-S-格兰瑟姆。整本电话簿里仅此一人。他们可以在每天十二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找到他，但是打电话到他家里去，那就有秘而不宣和私下交往的色彩。

    他为加西亚生气了30分钟，然后便睡着了。这时候电话又响了。他在漆黑中摸起话筒。“喂！”

    这次不是加西亚，是个女的。“你是《华盛顿邮报》的格雷-格兰瑟姆吗？”

    “是的。你是谁？”

    “你们还在报道罗森堡和詹森的新闻吗？”

    他在黑暗中坐了起来，看看钟。5点30。“这是大新闻。我们有许多人投入进去，不过，是的，我在做调查。”

    “你听到过鹈鹕案卷吗？”

    他深吸一口气，想了想。“鹈鹕案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篇于人无害、微不足道的分析介绍，关于是谁杀了他们的问题。上星期天一个名收托马斯-卡拉汉的人把它拿到华盛顿去，此人是图兰大学的法学教授。他把它给了一个联邦调查局的朋友，经过几个人传阅，事情突然闹大，星期三晚上新奥尔良的一颗汽车炸弹把卡拉汉炸死了。”

    台灯已经开亮，他赶快写下来。“你在哪儿打的电话？”

    “新奥尔良。付费电话，你不必麻烦。”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案卷的摘要是我写的。”

    他现在完全清醒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呼吸急促。“好的。既然是你写的。告诉我它说了些什么？”

    “我不想这么做，因为你即使得到一份复印件，你也不能刊登这篇报道。”

    “何不试我一试。”

    “你办不到。你得予以彻底证实。”

    “好啊。我们报道过三K党、恐怖分子卡迈尔、地下军、雅利安人……”

    “不行。你说的这些人都不相干。他们都是明摆着的。案情摘要所说的是一个看不见的嫌疑犯。”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此人是谁？”

    “也许过些时候。你们好像有许多神秘的消息来源。我得瞧瞧你们能查到什么。”

    “卡拉汉是容易查出来的。那是打一个电话的事情。给我24小时。”

    “星期一早晨再给你电话。如果我们正经讲交易的话，格兰瑟姆先生，你也得向我透露一点什么。我下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你得说点我不知道的事情给我听。”

    她是在暗中打付费电话。“你有危险吗？”他问她。

    “我想是的，但是现在我没问题。”

    听她的声音她很年轻，也许20多岁。她写了一篇案情摘要。他认识法学教授。“你是律师吗？”

    “不是，别耗费时间去追究我的身世。你得干你的工作，格兰瑟姆先生，要不然我就上别处去了。”

    “很好。你得有个名字。”

    “我有一个。”

    “我的意思是一个代号。”

    “你是说像间谍的那一套。嘿，这才好玩哩。”

    “不然的话就请告诉我你的真名。”

    “值得一试，就叫我鹈鹕。”

    他的父母都是正经的爱尔兰天主教信徒，但是他在多年前就不信教了。老两口身穿丧服，令人敬重，晒红的肤色，高尚的衣装。他很少说起过他们。他们手牵手和家人一同步入罗吉斯小教堂。从莫比尔来的他的哥哥身材矮一点，样子要老得多。托马斯说他酗酒成习。

    大约有半小时，学生和教师鱼贯进入小教堂。今晚有球赛，校园里到处是人。街上停了一辆电视广播车。一个电视摄像员保持一段体面的距离摄录了教堂正面。一个校警注意看着他，不让他过分接近。

    看起来有点怪，这些法学院的学生穿上衣裙和高跟鞋，外套和领带。纽科姆大楼三楼的一个光线不亮的房间里，“鹈鹕”脸朝窗口坐在那里，看着学生们人挨着人走来走去，轻轻说话，赶快吸完香烟。她的椅子底下有四份报纸，都是她看过丢掉的。她来了已经有两个小时，在窗口，的阳光下看报，等待开追悼会。没有别的地方好待。她算准了那些家伙都隐藏在教堂周围的矮树丛中，不过她也懂得要有耐心。她来得早，待得晚，专门在阴影中走动。如果他们发现了她，他们也许会立即下手，事情也就马上完结。

    她捏住一张团起来的纸巾擦干眼睛。现在正好是哭一通的时候，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了。人们都已经进去了，电视车也离开了。报上说这是一个追悼会，只有家人参加的葬礼要晚一点。教堂里面没有棺柩。

    她选定了这个时刻逃走，租一辆汽车开到巴吞鲁日，跳上一班飞机，不论开到什么地方，只要不是开到新奥尔良的。她要飞往国外，蒙特利尔或者卡尔加里都可以。她要在那里躲上一年，希望这件罪行到时已经解决，坏蛋也已除掉。

    但这是梦想。她的小小摘要已经杀死了托马斯，现在他们又要对她下手。她知道罗森堡、詹森和卡拉汉这几件谋杀案的主使人是谁，她所知道的这个情况使她成为一个颇为独特的人。

    她突然身体朝前一伸，看见那个人就在那边！那个瘦个子长脸孔的人！他穿一件外衣，系一条领带，一副哀悼的神情，快步朝教堂走去。就是他！星期四上午她在喜来登饭店大厅里看见过的那个人。当时她正在跟维尔希克讲话。

    他走到门口便停步了，神经质地向四面伸伸脑袋——他是个笨蛋，一望而知是什么人。他看了一眼相距不到50码处规规矩矩停在街上的三辆车子。他推开大门，走进小教堂。

    她的鼻子压在窗玻璃上。车子都太远了，但是她算准了有一个人坐在其中的一辆车子里守候着她。

    十分钟过后，瘦子一个人出来，点燃一支香烟，两手深深插进口袋，走向三辆车子。

    他在车子前面行走，并不停步。等到看不见他了，中间一辆车子的门开了，出来一个穿绿色图兰大学运动衫的人。他跟在瘦子的后面沿街而去。他又矮又粗又壮，是个不折不扣的胖墩。

    他跟在瘦子背后消失在人行道上，走到小教堂的背后去了。达比坐定在折叠椅的边沿。一分钟后，他们在人行道上从房子后面走出来。两个人现在走在一起，轻声说话，但只是片刻时间，因为瘦子立即快步走开并在街上消失了。胖墩赶快回到他的车子里去。他坐在车子里等待追悼会结束，以便最后再在人群中找找看，不放弃一个明知其不可能有的机会。

    要不了十分钟，瘦子偷偷走到里面，扫视了在场的二百来人，确知她不在其中。

    哈瓦那是个理想的庇护所。一个国家或者一百个国家重金悬赏要他的首级都不要紧。费德尔对他倾心爱慕，有时也是他的主顾。他们同享醇酒、美女和雪茄。他在这儿要啥有啥：老区的高塔街上一套优雅的小公寓，一辆有司机的汽车，一个银行经理能像巫师一样闪电般在世界各地收支款项，不论什么船只，就是军用飞机，需要的话也能得到。他会说西班牙语，他的肤色并不苍白。他爱这个地方。

    他曾经一度答应过杀掉费德尔，但是他办不到。那时候他还不全是为钱杀人。他耍了一回两面派，自己向费德尔坦白。他们演了一场伏击交火的假戏，然后放出风声说非凡的卡迈尔在哈瓦那街头殒命。

    他再也不坐商业飞机。巴黎的照片使他这么一个专业杀手觉得难堪。他已失去他的锋芒；他的生平事业已临暮色苍茫时刻，不免会有失手之处。他的照片刊登在美国报纸的头版。真丢人，他的主顾不高兴。

    在一条40英尺的纵帆船上，有两名船员和一个妙龄少妇，都是古巴人。她在下面舱房里。在他们看见比洛克西的灯火前几分钟，他刚和她做完好事。现在他全神贯注地工作，检查他的橡皮筏，收拾他的旅行袋，一言不发。两名船员俯身在甲板上工作，老远躲开他。

    9点整，他们把橡皮筏放到水面。他把旅行包扔了下去，便离船而去了。他消失在暗黑的海峡之中，他们只听得见马达的突突响声。他们得下锚停留到天亮，然后驶回哈瓦那。万一他们被发现了或者有人问到他们，他们都带有完备的证件，证明他们是美国人。

    他细心地在平静的水面行驶，避开浮标的灯光或者偶尔看得见的小船。他也持有完备的证件，旅行袋里还有三件武器。

    他已多年没有一个月里出击两次了。传说他在古巴中枪殒命之后，他蛰伏不出达五年之久。

    这一次要干掉的小把戏是不引人注意的。没有人会怀疑到他。这确是一笔小买卖，但是他的主顾来头不小，价钱很不错，所以如今他又干了。

    这一回干完之后得歇很长时间，永远不干了。他的钱已经多得用也用不完，而且他也已经开始犯点小错误。

    离开码头还有二百码，他把马达关掉，再把它解下来，丢进水里。他在筏子里躺下，划动塑料桨，悄悄来到一个阴暗处。他站在两英尺深的水中，用一把小折刀把橡皮筏戳了几个洞，它便沉下去看不见了。海滩上一个人也没有。

    卢克一个人站在码头边上。十一点整，他拿一支钓竿和钓线轮等在那里。他戴一顶白帽子，仔细观看水面，寻找筏子。

    突然间有一个人来到他的身边，像天使一样不知从何而来。“卢克？”此人说道。

    这并不是暗号。卢克不觉大吃一惊。他脚下钓鱼用具箱里有一支手枪，但是够不着。“萨姆？”他问道。

    “是的，卢克，是我。对不起。有点不合规定。筏子出了故障。”

    卢克放下心，舒了一口气。

    “交通工具在哪里？”卡迈尔问道。

    卢克飞快地看他一眼。是的，他是卡迈尔。

    卢克朝一幢房子点一下头。红色的庞蒂亚克汽车，停在酒店墙边。

    “去新奥尔良多远？”

    “半小时，”卢克说道。

    卡迈尔退后一步，对准他的脖子底部狠击两拳。卢克重重跌倒，呻吟了一声。卡迈尔看着他死去，便在他的口袋里摸到钥匙，一脚把尸体踢进水里。

    埃德温-斯内勒没有开门，而是一声不响地把钥匙从门底下塞出去。卡迈尔拾了起来开了隔壁的门。他走进房去，赶快把旅行袋放在床上，又走到窗口，把窗帘拉拢。

    他走向电话，揿了斯内勒的号码。

    “给我说说她，”卡迈尔轻柔地说。

    “公文包里有两张照片。”

    卡迈尔打开公文包拿出照片。“我看见了。”

    “照片已经编号，一号和二号。一号是法学院年刊上的。大约是一年前的，也是我们所有照片中最新的一张。它是用小照片放大的，因此失去了许多细节。另一张照片是两年前的。我们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年刊中取出来的。”

    卡迈尔拿着两张照片。“漂亮女人。”

    “是的。很漂亮。不过满头可爱的头发都没有了。星期四晚上她用信用卡付的旅馆钱。星期五早上我们只差一点就可以逮住她。我们发现地板上的长头发，还有一小瓶样品，现在我们知道是黑色染发剂，非常黑。从星期三晚上以来我们没有见到过她。她确实很狡猾，星期五下午她从她的支票帐户里提取了五千元现钞，她的行踪便消失掉了。”

    “她也许走了。”

    “有可能，但是我认为没走。昨天晚上她的公寓里有人去过。我们在那里装了窃听器，不过我们晚了两分钟。”

    “你们行动有点迟钝，是不是？”

    “这儿是大城市。我们在机场和火车站都有人把守，我们也看守了爱达荷州她母亲的房子，都没有动静。我认为她还在这儿。”

    “她会在哪些地方呢？”

    “躲来躲去，调换旅馆，使用付费电话，避开常去的地方。新奥尔良的警察在找她。星期三爆炸以后他们跟她说过话，后来找不到她了。我们找她，他们找她，她会出来的。”

    “炸弹出了什么问题？”

    “很简单。她没有上车子。”

    “谁制造的炸弹。”

    斯内勒欲言又止。“不好说。”

    卡迈尔微露笑容，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张街道地图。“给我说说地图。”

    “噢，说一下几个有关的地点：她的住处，法学院她住过的旅馆爆炸地点她念书的时候爱去的几家小酒吧。”

    “她到现在为止还待在法国区。”

    “她是聪明人，有无数个可以藏身的地方。”

    卡迈尔拿起最新的照片，坐在另一张床上。他欢喜这个面孔，即使头发剪短了，并染成黑色，这仍然是一张诱人的面孔。他可以杀掉她，但是这不会叫他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