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的协议书改写本在九点三十分完成。他颇为自豪，这是他近几个月来比较得意的杰作之一。他一边大嚼烤面包一边做最后一次校对。由干打字机年代久远，字打出来虽然整齐但字体陈旧。至于语言则滥施感情且繁琐重复、辞藻华丽，净是些寻常百姓从来不用的字眼。但萨姆对法律术语用起来可差不多称得上是圆熟流利，堪与任何律师媲美。

    走廊尽头的一扇门砰地打开之后又关上了。沉重的脚步一路咔咔作响地走过来，帕克出现了。“你的律师来了，萨姆，”他边说边从腰带上解下一副手铐。

    萨姆起身穿上短裤。“几点了？”

    “九点三十过一点儿。有什么分别吗？”

    “十点该是我放风的时间。”

    “你是要放风还是去见律师？”

    萨姆一边穿他的红色连身囚衣和橡胶拖鞋一边思索着这个问题。在死监里穿衣是个迅速完成的程序。“我以后再补行吗？”

    “我们考虑考虑吧。”

    “我要我的放风时间，你知道。”

    “我明白，萨姆。走吧。”

    “那对我很重要。”

    “我明白，萨姆。那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争取以后给你补，好了吧？”

    萨姆仔细地梳了头，又用冷水洗了手。帕克耐心地等着。他有话要对J．B．古利特讲，内容和他今天早晨的情绪有关，可是古利特已经又睡了。他们大多数都在睡。死监犯人普遍都是吃过早餐再看一个来小时的电视然后倒头睡个回笼觉。帕克的观察虽然决不科学，可他估计他们一天得睡上十五至十六个小时，而且无论酷暑严冬，无论是大汗淋漓还是置身于电视广播的嘈杂声中都照睡不误。

    这天上午要比平时安静许多。电扇依旧嗡嗡作响，但没有呼来喊去的大声喧哗。

    萨姆靠近栅栏，背对帕克，把双手伸到门上狭窄的递饭口外面。帕克给他上了手铐，萨姆到床边拾起文件。帕克朝走廊尽头的警卫点点头，于是萨姆的门自动打开。然后又关上了。

    脚镣在这种场合可用可不用，若是一名年纪轻些的犯人，或者是个态度差而体力强一点的犯人，帕克也许就会用了。但这是萨姆。他已经老了。充其量他能跑多远？他的那双脚能有多大危害？

    帕克的手轻轻握住萨姆瘦骨嶙峋的上臂，带他经过走廊走到这排监舍大门旁停下，等着开门关门。离开A排监舍后，另有一名警卫尾随他们走到一扇铁门前，帕克用他腰带上的钥匙开了门。他们进了门，亚当正独自一人坐在绿色隔板的另一侧。

    帕克解开手铐，离开了这个房问。

    亚当拿起萨姆改写的协议书，他第一遍读得很慢。读第二遍时他做了一些笔记，并被里面的一些词句逗乐了。他见过受过专门训练的律师写得比这更糟糕的作品，也见过比这强得多的。萨姆的难题与大多数学法律的一年级学生一样。人家用一个字就能说明白他却要用六个字。他的拉丁文糟透了。有的段落整段都是废话。不过，对非律师而言，大体上还不错。

    原来两页的协议如今成了四页，字打得很整齐，只有两处版式错和一个拼写错。

    “你干得相当不坏，”亚当说着把协议放在台子上。萨姆喷出一口烟，通过窗口注视着亚当。“和我昨天递给你的那份协议基本一致。”

    “两者基本上大不相同，”萨姆纠正他说。

    亚当瞟一眼笔记，接着说：“你似乎关注五个方面：州长、书籍、电影、终止委托以及谁在行刑时来作见证。”

    “我关注的事情多呢。这些恰巧是不能商量的。”

    “我昨天答应了不会去管你的书和电影。”

    “那好。接着往下说。”

    “关于终止委托的文字没有问题。你要求拥有随时以任何理由终止我和库贝法律事务所担任你的代理的权利，并且被解雇方无权反对。”

    “上一次为了解雇那些犹太浑蛋让我费了好一番工夫。我不想重蹈覆辙。”

    “那倒合理。”

    “我不在乎你是否认为合理，明白吗？协议里写明了的，而且没有商量余地。”

    “公平得很。还有，你只愿与我一人打交道。”

    “不错。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其他人一概不得接触我的档案。那个地方犹太人满地爬，他们不许介入，明白吗？黑鬼和女人也一样。”

    “你看，萨姆，咱别用侮辱性字眼好吗？咱们称他们为黑人怎么样？”

    “噢，对不起。咱们是不是更准确一点，称他们为非洲裔美国人、犹太裔美国人和女性美国人呢？你和我将是爱尔兰裔美国人，而且也是白种男性美国人。如果你需要你们事务所帮忙，就一定要设法去找德裔美国人或意大利裔美国人。因为你们是在芝加哥，也许可以用一些波兰裔美国人。嘿，那有多好，是不是？咱们那才叫真正用词得当，从多元文化和政治的角度都准确无误，不是吗？”

    “随你怎么说都行。”

    “我已经感觉好一些了。”

    亚当在笔记上打了个勾。“我可以同意你这个意见。”

    “你他妈的当然得同意，如果你想要我跟你签协议的话。就是别让那些少数民族介入我的生活。”

    “你认为他们急于跳进来吗？”

    “我什么也不认为。我还有四个星期可活，我更愿意和我信任的人在一起度过这段时间。”

    亚当把萨姆的稿子第三页上的一个段落又读了一遍。文中给予萨姆单方面决定选择两名行刑见证人的权利。“关于见证人的这一条我不明白，”亚当说。

    “这很简单嘛。如果我们走到那一步，那时就会有大约十五个见证人。既然我是被邀请的客人，我应当有权选择两个。成文法——一旦有机会你不妨复习一下——列举了一些必须在场的人。典狱长——顺便说一下，这里的这位是个黎巴嫩裔美国人——有权对其余人的选择作出决定。他们通常是与新闻界一起用摇奖的方式选出哪些狠心的家伙是被许可到场观看行刑的。”

    “那你为什么要加上这一条呢？”

    “因为律师一向是受刑人——就是我——决定的两个人选之一……”

    “而你不愿我来观看行刑。”

    “是的。”

    “你认为我会希望到场看行刑？”

    “我什么也不认为。只不过事实是，一旦处决不可避免，律师们就迫不及待地要看到他们可怜的当事人被毒气熏死。然后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到镜头前哭上一场，继而又对判决不公骂上一通。”

    “你以为我也会这么做？”

    “不，我不认为你会这么做。”

    “那你为什么还要加这一条呢？”

    萨姆两肘支着台面向前靠过来。他的鼻子距隔离板只有一英寸远。“因为你一定不能去看行刑，明白吗？”

    “成交了，”亚当漫不经心地说，翻到另一页上，“我们不会走到那个地步的，萨姆。”

    “好样的。这话正合我意。”

    “当然，我们也许需要州长的帮助。”

    萨姆厌恶地哼了一声，在椅子里放松了一下。他把右腿搭在左膝上，注视着亚当。“协议书写得很明白。”

    确实如此。几乎有一整页都是对大卫-麦卡利斯特的恶意攻击。萨姆把法律置于脑后，使用了诸如“下流”、“自我中心”及“自恋”之类的字眼，并且不止一次提到他对在公开场合出风头的贪得无厌。

    “这么说你跟州长不和，”亚当说。

    萨姆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认为你有这样的念头不好，萨姆。”

    “我根本不在乎你怎么认为。”

    “州长可以救你一命。”

    “啊，真的吗？我今天之所以落到在死监等候进毒气室处死的地步，根由就在他一人身上。他凭什么要救我的命呢？”

    “我并不是说他要来救。我说的是他可以。咱们还是持一种对任何机会都不拒绝的态度吧。”

    萨姆点起一支烟，干笑了好一阵子。他眨眨眼，眼珠一转，仿佛这孩子是他几十年来碰见的最笨的人。随后他倚着左肘向前倾身，勾起右手的一个手指指着亚当。“如果你以为大卫-麦卡利斯特会在最后一刻同意赦免我，那你准是傻瓜。不过让我告诉你他会干些什么吧。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你，还有我，来吸引公众的注意。他会邀请你去他州首府的办公室，但在你到达之前他会递话给新闻界。他会作出极诚挚的样子倾听。他会声称对我是否该处死还有重大保留。他会在临近行刑时再安排一次会面。而在你离开后，他会接受记者的采访，把你刚刚对他说的一切都透露给他们。他会翻出克雷默爆炸案重弹老调。他会谈论民权及所有那些激进的黑鬼的屁事。他甚至可能声泪俱下。我进毒气室的日子越近，传媒的炒作就越大张旗鼓。他会千方百计使自己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他会天天同你见面，假使我们许可的话。我们会被他牵着走到终点线。”

    “没有我们他一样可以做到。”

    “当然他会。记住我的话，亚当。在我死前一小时，他会在某个地方——或许在这儿，或许在州长官邸——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会站在那儿，面对着数百架摄像机宣布拒绝给我赦免。而且这个浑蛋还会含着眼泪。”

    “跟他谈谈没什么害处。”

    “好。跟他谈去吧。等到你那么做了，我就行使第二款，请你这个笨蛋滚回芝加哥。”

    “他也许会喜欢我。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

    “噢，他会爱你的。你是萨姆的孙子嘛。多么耸人听闻的故事。会招来更多的记者、更多的摄像机、更多的采访。他准高兴结识你，那样他好吊着你的胃口引诱你跟着他走。见鬼，恐怕你会使他再次当选呢。”

    亚当翻到下一页，又做了一些笔记。为了把话题从州长引开，他故意打马虎眼拖延了一会儿。“你在哪儿学会这么写的？”他问。

    “跟你从一个地方学来的。指导你的那些有学问的人同样也是教我的老师。已故的历届法官们、可敬的大法官们、夸夸其谈的律师们、-嗦乏味的教授们。你读过的那些垃圾也是我拜读过的。”

    “不坏嘛，”亚当边说边扫视着另外一段。

    “真高兴你这么看。”

    “我知道你在这儿开业，很有些主顾。”

    “开业。什么是开业？为什么律师开业？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其他所有人那样只是工作呢？管子工开业吗？卡车司机开业吗？不，他们只是工作。然而律师却不同。不同个鬼。他们特殊，所以他们开业。虽然他们有那么多该死的业可开，你以为他们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吗？你以为他们最后会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吗？”

    “你喜欢什么人？”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

    “为什么是愚蠢的呢？”

    “因为你坐在墙的另一面。你可以从那扇门走出去，驾车离开。你今晚还可以在一家考究的餐馆进餐，然后在一张软床上睡觉。在墙的这一边，生活是有一点不同的。我被当成动物一样对待。我住的是笼子。给我判的死刑使密西西比州可以在四星期内将我杀死，就是这么回事，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是很难喜欢什么人的。因此你提出的问题是愚蠢的。”

    “你是说在你到这儿之前是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吗？”

    萨姆从窗口朝这边瞪了一眼，喷出一口烟。“又是个傻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与正题无关，顾问。你是律师，不是精神病医生。”

    “我是你的孙子，因此我可以问和你的过去有关的问题。”

    “那就问吧。你的问题也许得不到回答。”

    “为什么不回答呢？”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孩子。那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不能取消过去已经做下的事，也不能对所有的事都作出解释。”

    “可我没有过去。”

    “那么你真是个幸运儿。”

    “我可不这么认为。”

    “瞧，如果你期望由我来给你填补空白，那你恐怕是找错人了。”

    “那好。我另外应当去跟谁谈呢？”

    “我不知道。这事并不重要。”

    “也许对我是重要的。”

    “好啦，说实话，我此刻对你不大关心。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更担心的是我自己，是我和我的前途，我和我的性命。一座大钟正在什么地方滴答作响，你知道吗？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别问我为什么，但我能听到这该死的声音，它确实使我焦虑不安。我觉得很难去为别人的问题着急。”

    “你怎么成了三K党的？”

    “因为我父亲是三K党。”

    “他怎么成了三K党的？”

    “因为他的父亲是三K党。”

    “棒极了。三代同党。”

    “我想是四代。雅各布-凯霍尔上校在南北战争中与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一起打过仗，根据咱们家流传下来的说法，他是三K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是我的曾祖父。”

    “你对此感到自豪？”

    “你这是在提问吗？”

    “是的。”

    “并不是自豪不自豪的问题。”萨姆朝台子点点头。“你打算在协议上签字吗？”

    “签。”

    “那就签上吧。”

    亚当在文件最后一页底下签了字，递给萨姆。“你问的问题都是颇具隐私性的。作为我的律师，你一个字都不能泄漏。”

    “我明白这层关系。”

    萨姆把名字签在亚当名字旁边，然后研究着两人的签名。“你什么时候成了姓霍尔的了？”

    “在我过四岁生日前一个月。这是家务事。我们全家同时改的。当然了，我并不记得。”

    “为什么他改成霍尔？为什么不彻底斩断联系，改为米勒或格林，或别的什么？”

    “这是在提问吗？”

    “不。”

    “他是在逃避，萨姆。而且是边逃边切断后路。我看四代的重负真够他受的。”

    萨姆把协议放在身边的一把椅子上，有条不紊地点起另一支烟。他朝着天花板吐出一口烟，凝视着亚当。“听着，亚当，”他缓缓地说，声音突然变得柔和许多，“咱们先把家族的事在一边放放好吗？也许我们以后会回来解决它。此刻我需要知道会有什么事将要落到我头上。据你所知，我还有希望吗？诸如此类的情况我都需要了解。你怎么才能让那钟停下来？你下一步怎么做？”

    “这取决于几件事，萨姆。取决于你告诉我多少关于爆炸案的实情。”

    “找听不明白。”

    “如果有新的事实，那我们就可以提出来。会有办法的，相信我。我们会找到一个乐于倾听的法官。”

    “什么样的新事实？”

    亚当把拍纸簿翻到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下日期。“爆炸的前一晚是谁把绿色庞蒂亚克开到克利夫兰的？”

    “我不知道，是道根的一个手下吧。”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不知道。”

    “说出来吧，萨姆。”

    “我发誓，我不知道是谁做的这事。我从没见过这个人。车子被开到一个停车点。我找到了它。我应当在完事后把车留在原来发现它的地方。我从没见过那个负责转移车子的人。”

    “审判期间他怎么没被发现呢？”

    “我怎么知道？我琢磨，他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从犯吧。他们要找的是我。干嘛在一个小卒子身上费心呢？我不知道。”

    “克雷默爆炸事件是你们搞的第六次爆炸，对吧？”

    “我想是。”萨姆向前靠近，脸都要触到隔板上了。他声音压低，仔细斟酌着每个字眼，仿佛有人在什么地方听着。

    “你想是？”

    “这事过去很久了，对吧？”他闭上眼想了一会儿。“是的，是第六次。”

    “联邦调查局说是第六次。”

    “那这事就可以肯定了。他们一向都是对的。”

    “那辆绿色庞蒂亚克只用了一次还是在以前每次爆炸时都用？”

    “是的，根据我的记忆，用过几次。我们用了不止一辆车。”

    “全是由道根提供的吗？”

    “对。他是汽车商。”

    “我知道。在前面的爆炸活动中转移庞蒂亚克的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我从没看到或遇见任何人为爆炸转移车子。道根做事可不是那样的。他特别谨慎，计划周密。我虽然没有事实作依据，但我可以肯定那个转移车子的人对我是谁也一无所知。”

    “车子来时就带有炸药吗？”

    “对，总是带着。道根的枪和炸药足够打一场小型战争。联邦调查局同样也没找到他的兵器弹药库。”

    “你们从哪里学的爆炸？”

    “三K党的训练营地和基础训练手册。”

    “或许是来自遗传吧，不是吗？”

    “不，不是。”

    “我可是正经的。你怎么学会引爆炸药的？”

    “这是非常简单的基础技术。傻瓜花半小时也能学会。”

    “那么再有点实践你就是专家了。”

    “实践是有帮助的。爆炸并不比点燃烟火困难多少。你划一根火柴，什么样的火柴都行，把它放在一根长的引信末端，等引信一点燃你就拼命跑。假如你运气好，大约十五分钟之内它是不会爆炸的。”

    “这一套是不是每个三K党徒都得学会？”

    “我认识的大多数三K党徒都会操作。”

    “你如今还认识哪个三K党徒吗？”

    “不，他们背弃了我。”

    亚当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冷酷锐利的蓝眼睛沉稳镇定。面部的皱纹一动不动。看不到情绪的变化，没有感觉，既不悲哀也不愤怒。萨姆两眼眨也不眨地回视着亚当。

    亚当的目光回到他的笔记上。“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杰克逊市的赫希寺被炸。那是你干的吗？”

    “说点要紧的，行不？”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萨姆转了一下唇间的过滤烟嘴，考虑了片刻。“这有什么重要的吗？”

    “我只要你回答这个该死的问题，”亚当厉声说，“现在再耍花招太晚了。”

    “以前没人问过我这个。”

    “那么，我猜今天是你的一个重大日子。只须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

    “是。”

    “你用的是那辆绿色庞蒂亚克吗？”

    “我想是吧。”

    “谁与你一起干的？”

    “你根据什么认为有人和我在一起？”

    “因为有一个证人说在爆炸发生前几分钟看见一辆绿色庞蒂亚克疾驰而过。而且他说他看到车里坐着两个人。他甚至还依稀辨认出你是那个驾车的。”

    “噢，是的。那是咱们的小朋友巴斯卡。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他。”

    “你和你的伙伴冲过去时他正在堡垒街和政府街的拐角。”

    “他当然在那里。凌晨三点他刚刚从酒吧出来，喝得烂醉，人事不省。我敢说你也知道，巴斯卡始终就没出庭作证，始终就没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要说实话，始终就没受过盘问，直到我在格林维尔被捕并且一半人都看到了那辆绿色庞蒂亚克之后他才站出来。直到我的脸出现在所有的报纸上之后他那不能肯定的指认才提出来。”

    “照你说，他是在说谎？”

    “不，他也许只是无知。你记住，亚当，我从来没有因那次爆炸被起诉。巴斯卡从来没有受过施压考察。他作证前从来没有宣过誓。我相信，他的话是孟菲斯一家报纸的记者在酒吧妓院打探出巴斯卡这人时才透露出来的。”

    “让我来换个问法。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你炸掉赫希寺犹太教堂时有还是没有人与你在一起？”

    萨姆的目光落在窗口下几英寸处，然后向下移至台面，接着落在地上。他稍微朝后推了一下椅子，身体放松。不出所料，他又从兜里掏出那盒蓝色的蒙特克莱烟，费好大工夫选了一支，把过滤嘴朝下重重敲了几下，然后照例把它插进潮湿的双唇问。另一简短仪式是划火柴，他终于划着了一根，一股烟雾袅袅向天花板飘去。

    亚当在一旁观望着直等到情况很显然萨姆不会痛快地给以回答。迟迟不答的本身就意味着认可。他紧张地用铅笔敲着拍纸簿。他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空空的肠胃突然间一阵抽搐。这会不会是一线转机？如果存在一名同犯，那或许他们就是一个小组一起干的，并且萨姆或许实际上根本没有动手安置那枚炸死克雷默家人的炸弹。或许这一事实可以提交某个地方的一名富于同情心的法官，他会倾听并准许延缓执行。或许，可能。这会不会是个机会？

    “不，”萨姆说，带着从未有过的温柔但十分坚定的口气，一边透过窗口注视着亚当。

    “我不信。”

    “没有同犯。”

    “我不信你的话，萨姆。”

    萨姆随便地耸耸肩，似乎一点儿不在乎。他跷起二郎腿，两手抱着膝盖。

    亚当深吸一口气，信笔画着什么，仿佛对此早有所料，随后他翻到新的一页。“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那天夜里你几点到达克利夫兰的？”

    “哪一次？”

    “第一次。”

    “我六点左右离开了克兰顿，开了两小时车到达克利夫兰，所以我到达时大约是八点。”

    “你去了哪里？”

    “去了购物中心。”

    “为什么去那里？”

    “取车。”

    “绿色庞蒂亚克？”

    “是的。不过那车不在那里，所以我开车到格林维尔四周看了看。”

    “你以前去过那儿吗？”

    “去过。之前两个星期我侦察过那地方。为了看得更清楚我甚至还到那犹太人的事务所里面去了一趟。”

    “那可是相当愚蠢，不是吗？我是说，他的秘书在审判时认出你就是那个进来问路并且要求使用洗手间的人。”

    “是很蠢。但那时我没料到会被抓住。她也没料到会再次见到我的脸。”他咬住过滤嘴，拼命吸着。“非常糟糕的一步。不过，如今坐在这儿事后猜测一切当然容易得很。”

    “你在格林维尔停留了多久？”

    “一个来钟头吧。然后我就开车回克利夫兰取车。道根一向在制定计划时都有几套备用方案。那辆车停在卡车停车点附近的第二地点。”

    “钥匙在哪儿？”

    “在垫子下面。”

    “你怎么办的？”

    “开车兜了一圈。出了城，穿过一片棉花地。我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把车停下来，打开后车箱查点了炸药。”

    “有多少根炸药？”

    “我想是十五根。我一般使用十二到二十根，依建筑物大小而定。炸犹太教堂用了二十根，因为它是一座用水泥和石头建成的现代的新建筑。但犹太人的事务所是一座木结构的老房于，我知道用十五根就可以把它夷为平地。”

    “车后箱里还有些什么？”

    “和往常一样。一纸板箱的炸药、两根雷管和一根十五分钟的引信。”

    “就这些？”

    “是的。”

    “你能肯定吗？”

    “当然能肯定。”

    “那定时器呢？引爆装置呢？”

    “哦，对，我把这个忘了。这个放在一个小盒子里。”

    “给我形容一下。”

    “为什么？你读过审判记录的。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很成功地照着我的小炸弹重制了一枚。你读过这些的，是不是？”

    “读了多少遍了。”

    “而且你看到过他们在法庭上出示的照片。定时器的那些残碴碎片。这些你都看到过，不是吗？”

    “我是看到过。道根从哪儿弄到这钟的？”

    “我没问过。在任何一家药房你都可以买到。那只是一个便宜的上弦闹钟而已。没什么新鲜的。”

    “这是你第一次用定时装置吗？”

    “这你都知道。其他的炸弹全是用引信起爆的。你为什么问我这些问题？”

    “因为我想听听你的回答。我看过所有的材料，但我想听你亲口说。你为什么要让这枚炸克雷默的炸弹推迟起爆？”

    “因为我对点燃引信之后就得拼命逃的做法已经烦透了。我希望在安置好炸弹到它爆炸之间有更长的间隙。”

    “你几点安置的炸弹？”

    “大约凌晨四点。”

    “预计爆炸时间是几点？”

    “五点左右。”

    “出了什么故障呢？”

    “它没在五点爆炸，是在八点的前几分钟爆炸的。那时这座楼里已经有人了，于是这些人中有的就被炸死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穿着这身红色囚服坐在这儿思量那毒气究竟会是什么味儿的原因。”

    “道根作证说是你们俩共同决定选择马文作为袭击目标的。他还说克雷默上三K党的黑名单已有两年，而使用定时装置是你作为一种杀死克雷默的办法提出来的，因为他的作息规律是可以预知的。他又说你是单独行动的。”

    萨姆耐心地听着，同时不停地吞云吐雾。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朝着地板点点头。接着他几乎露出一丝笑意来。“恐怕道根发疯了，不是吗？联邦调查局追查他多年，最终他还是屈服了。你知道，他不是个坚强的人。”他深呼吸了一下，望着亚当。“不过有些是属实的。不多，但有一些。”

    “你是有意杀他的？”

    “不是。我们从不杀人。只是炸建筑物。”

    “维克斯堡的平德家是怎么回事呢？那是你干的吗？”

    萨姆慢慢地点点头。

    “那回炸弹是凌晨四点爆炸，当时平德一家人都在酣睡。六口人。真是个奇迹，只有一人受了轻伤。”

    “那不是奇迹。炸弹是放在车库里的。假使我要杀死谁，我会把它放在卧室窗子附近的。”

    “半栋房子都塌了。”

    “是的，其实我满可以用闹钟在这帮犹太人大嚼他们的过水面包圈之类的东西时把他们全干掉。”

    “那你为什么没干呢？”

    “我说过的，我们并不企图杀人。”

    “那你们企图干什么呢？”

    “恐吓、报复。迫使那些该死的犹太人不再资助民权运动。我们企图让非洲裔呆在他们自己的地方——在他们自己的学校、教堂、居住区和休息室，远离我们的女人和孩子。像马文-克雷默那样的犹太人是在鼓吹建设一个种族混杂的社会并挑动黑人闹事。这狗娘养的得有人教他守规矩。”

    “你们这些家伙的确给了他一个教训，是不是？”

    “他罪有应得。我只是对那两个小男孩感到抱歉。”

    “你的同情心令人感动。”

    “听着，亚当，你听好。我无意伤害任何人。那枚炸弹设定在五点爆炸，距他通常来上班的时间有三个小时。他的孩子们在场只是因为他的老婆得了流感。”

    “不过你对马文失去双腿不觉得懊悔吗？”

    “不觉得。”

    “对他自杀也不觉得懊悔？”

    “他自己扣动的扳机，又不是我。”

    “你有病，萨姆。”

    “是啊，等我闻到毒气时会有更多病。”

    亚当厌恶地摇摇头，但没做声。关于种族仇恨他们以后可以再辩论，他此刻所期望的并不是同萨姆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什么进展。不过他倒是决心要试一试的。然而眼下他们需要讨论的是事实真相。

    “查点过炸药后你做了什么？”

    “开回卡车停车点。喝咖啡。”

    “为什么？”

    “可能是口渴吧。”

    “太可笑了，萨姆。你要好好回答问题。”

    “我在等待。”

    “等待什么？”

    “我得消磨几个钟头。当时大概是午夜时分，而我希望在格林维尔逗留的时间尽可能少，所以，我只好在克利夫兰消磨时间。”

    “你在咖啡馆里和谁说话了吗？”

    “没有。”

    “咖啡馆里人多吗？”

    “我实在记不清了。”

    “你是独自一人坐着的？”

    “对。”

    “占一张桌子吗？”

    “是的。”萨姆勉强咧嘴笑了一下，他知道接下来会提出什么问题。

    “一个叫托米-法里斯的卡车司机说他那晚在停车点看到一个与你酷似的人，而且这人跟一个较为年轻的男子一起喝了好长时间的咖啡。”

    “我从没见过托米-法里斯，可我相信他有三年的时间记忆力衰退。在我的记忆中，在记者发现他并让他的名字上报之前他没跟任何人透露过一个字。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神秘的证人怎么在审判多年之后才冒出来。”

    “为什么法里斯在最后一次审你时没有出庭作证？”

    “别问我。我估计是因为他没什么叮说。在爆炸前的七个小时里我是独自一人或是和某个人一起喝咖啡的事实与正题没什么关系。此外，喝咖啡发生在克利夫兰，与我是否犯罪也扯不上。”

    “这么说法里斯在说谎喽？”

    “我不知道法里斯在做什么，实际上也并不关心。我是单独一人。这才是最要紧的。”

    “你什么时候离开克利夫兰的？”

    “我想是在三点左右。”

    “你是直接驶往格林维尔的吗？”

    “对。我开车经过了克雷默家，看见警卫坐在门廊上，接着经过他的事务所，又消磨了一些时间，大约四点左右我把车停在他的事务所后面，溜进后门，把炸弹安放在走廊上的储藏室里，回到车上，驱车离开。”

    “你几点离开格林维尔的？”

    “我本来计划等炸弹爆炸后再离开。不过，你也知道，我实际上是在数月之后才得以离开该市。”

    “你离开克雷默事务所后去了哪里？”

    “我在公路旁找到一家小咖啡馆，那里距离克雷默的事务所大概有半英里之遥。”

    “你为什么去那儿？”

    “喝咖啡。”

    “那时几点？”

    “不知道。大概四点半左右吧。”

    “那儿拥挤吗？”

    “有不多几个人。那只是一家普通的通宵营业咖啡馆，里面有个穿着肮脏T恤衫的胖厨师和一个嘴里的口香糖噼啪乱响的女招待。”

    “你和谁讲过话吗？”

    “我点咖啡时和女招待讲过话。我可能点的是面包圈。”

    “然后你就细品慢尝着你的咖啡，不管他人闲事，专等炸弹起爆。”

    “是啊。我一向爱听炸弹起爆，还爱看人们的反应。”

    “那么说你以前就是这样做的？”

    “有几回吧。那一年的二月我炸杰克逊市那家犹太房地产经纪人的事务所——那些犹太人把白人区的一栋房子售给了黑鬼——炸弹爆炸时我刚刚在三个街区外的一家餐馆入座。那次我用的是一根引信，所以只好赶紧离开，很快就把车停在一个地方并且找到了一张桌子。那个姑娘才把我的咖啡送来放下，大地就开始震动，所有人都惊呆了。我实在很喜欢这样的景象。时值凌晨四点，那地方满是卡车司机和送货的，在远处一个角落甚至还有几个警察，当然他们闻风而动，跑回车上，闪着警灯火速离开。我的桌子晃得厉害，连咖啡都从杯子里泼了出来。”

    “这真使你觉得刺激吗？”

    “是的，是这样。不过其他几次任务太危险。我没时间去找咖啡馆或餐厅，只好驾着车转那么几分钟等着瞧热闹。我会不断看表，那样我随时都能知道炸弹还有多久会爆炸。你知道，若在车里，我是乐意呆在城郊交界处的。”萨姆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大口烟。他话讲得很慢，很慎重。一讲起自己的冒险经历，他双眼竟微微闪着光，不过措词是经过斟酌的。“我是眼看着平德家爆炸的，”他补了一句。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们住在郊区的一栋大房子里，周围林木茂密，好像那是一片幽谷。我把车停在一英里外的一处山坡上，爆炸发生时我正坐在一棵树下。”

    “多么安宁啊。”

    “确实是。一轮满月，凉爽的夜晚。他们住的那条街我一览无余，一片片屋顶尽收眼底。夜是那么宁静安谧，大家都在睡梦中，然后，嘭的一声，那屋顶便在爆炸中化为乌有。”

    “平德先生犯了什么罪？”

    “无非是犹太人的通病呗。喜爱黑鬼。总是热情欢迎那些来自北方的激进的非洲裔，闹得大家不得安生。他喜欢和这些非洲裔一同游行示威搞联合抵制。我们怀疑他在资助他们的许多活动。”

    亚当记着笔记，试图弄明白他所有的话。理解这些话很困难，因为那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也许处以死刑倒是个并不那么坏的主意。“还是回来谈格林维尔。那个咖啡馆在哪里？”

    “不记得了。”

    “那咖啡馆叫什么？”

    “已经是二十三年前的事了，何况也不是那种需要你记住的地方。”

    “它是不是在八十二号公路上？”

    “可能是。你打算干嘛？追查那个胖厨师和那个俗不可耐的女招待吗？你是不是怀疑我的话？”

    “是的。我是怀疑你的话。”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告诉我你在哪儿学会了制作有定时装置的炸弹？”

    “在我家房后的车库里。”

    “是在克兰顿吗？”

    “在克兰顿郊外。制造炸弹并不那么难。”

    “是谁教你的？”

    “我是无师自通。我有一张图、一本有图解的小册子等等。按着步骤一二三做下去。没什么了不得的。”

    “在炸克雷默办公室之前你试过多少次这种装置？”

    “一次。”

    “地点？时间？”

    “在离我家不远的林子里。我拿了两根炸药及必要的装备，到树林深处的小河的河床上进行试爆。爆炸效果十分理想。”

    “可以想象。你所有的学习和研究工作都是在这个车库进行的吗？”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你个人的小实验室。”

    “随你怎么叫。”

    “联邦调查局在你被押期间彻底搜查了你的房子、车库和院子。他们没有发现一丝炸药的痕迹。”

    “也许是他们太蠢。也许是我的确仔细，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或者也许是哪个有爆炸经验的人安置的炸弹。”

    “没有的事。很遗憾。”

    “你在格林维尔的咖啡馆逗留了多久？”

    “消磨了好长时间。五点过去，直到快六点。差几分不到六点时我起身离开，驱车来到克雷默事务所旁。这地方看起来并无异样。一些早起的人已经出来活动。我不愿让人看见，于是过河驶往阿肯色州的莱克村，然后返回格林维尔。那时是七点钟，太阳已经升起，周围有过往的行人。没有爆炸。我把车停在一条岔道上，四处走了走。这该死的玩意儿还不爆炸。你知道，到这一步上我已不能再进去了。我走啊走啊，竖起耳朵仔细听，盼望地面震动起来。但依然没有动静。”

    “你看见马文和他的儿子进楼了吗？”

    “没有。我从街角拐过来，瞧见他的车停在那儿，心想，这可糟了！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无法思考。但我转念一想，去他的吧，他只不过是个犹太人，何况还作恶多端。接着我想起可能在里面工作的秘书和其他人，于是我又绕着这街区走了一遭。还记得在差二十不到八点时我瞅了一眼手表，当时我冒出一个念头，也许我该打个匿名电话给事务所，告诉克雷默有个炸弹放在他的储藏室。如果他不信我，可以去看看，然后就可以夹着尾巴逃跑。”

    “你为什么没这么做？”

    “我身上没有硬币。我的零钱已经当小费全给了女招待，而且我不想到商店去换零钱。我得告诉你，我当时确实很紧张。我的手在发抖，我不想在任何人面前显得形迹可疑。我是个生人，对吧？那里面放着我的炸弹，对吧？我是在一个小城镇里，这里人人彼此相识，当罪案发生时，他们肯定会记起在场的那些陌生人来。记得我顺着人行道走，街对面就是克雷默事务所，在理发店前的自动售报箱旁有个男人正在笨手笨脚地从口袋里往外掏零钱。我差点开口向他提出兑换硬币的请求，那样我就能打个紧急电话，可我太紧张，只好放弃。”

    “你为什么那样紧张？你刚才说你对克雷默是否受伤并不在乎。这是你第六次爆炸，是吧？”

    “是啊，不过其他几次都容易。点着引信，夺门就跑，等上几分钟，大功告成。这一回，我脑子里不断地想着克雷默事务所那个指点我上洗手间的漂亮的小秘书。就是后来出庭作证的那个。同时我还不断想着在他事务所工作的其他人，因为那天我进去时看见到处是人。快到八点时，我知道这地方还有几分钟就开门了。我知道许多人都可能遇难。我的脑子乱了。记得我站在一个街区外的电话亭旁，呆呆望着我的手表，又呆呆地望着电话，告诉自己一定得打这个电话。我终于进了电话亭，查看电话号码，但一合上电话簿就忘了号码。所以我又重新查，但是等一拨号我又想起自己没有硬币。因此我决心到理发店换零钱。我双腿沉重，浑身大汗淋漓。我走向理发店，在橱窗玻璃前停下往里看。只见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他们靠墙坐了一排，正在闲聊或看报纸，还有一排椅子也坐满了男人，他们都在七嘴八舌地聊天。我记得其中有两个人望望我，接着又有一两个人把目光转向我，于是我就走开了。”

    “你接着去了哪儿？”

    “我记不清了。克雷默的隔壁有一座办公楼，我记得看见楼前停了一辆车。我思量那也许是一个秘书或其他什么人准备进克雷默事务所，我想就在我朝车走去时炸弹爆炸了。”

    “那么你是在街对面了？”

    “可能是。我记得自己在街上抖动着双手和膝盖，把落了我一身的玻璃碎片抖掉。再往下的情况我就不记得了。”

    门外轻轻敲了一下，然后巡视警官帕克端着一个大泡沫塑料杯，外带一份纸巾和搅棒以及一小包奶粉出现在门口。“我想你也许需要来点咖啡。抱歉打扰你们了。”他把杯子和其他东西放在了台子上。

    “多谢，”亚当说。

    帕克迅速转身向门走去。

    “我要两份糖一份奶，”从另一侧传来萨姆的话。

    “是，先生，”帕克高声回答，脚步并未放慢，匆忙走掉了。

    “这里的服务不错嘛，”亚当说。

    “好极了，好得没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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