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年。——译者注）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七点半钟左右，复盖着札幌市内的雪，被那刚刚降临的黑夜呑没了。

两辆自行车在南六条西十六丁目一带奔驰着，忽然发出了枪声，其中的一辆倒在雪地上了。另一辆自行车照旧奔驰，过了三百来米就消失在黑暗中。这时收音机正在广播着《三支歌》。

这条大街行人稀少，冰冻的道路上，只零零落落地点着几盏街灯。

接到行人的报告，警察署的车立刻开到了，警察抱起被枪击的人一看，吃了一惊。从脸容认出那正是札幌市中央警察署警备科长白鸟一雄警部，原来骑的那辆自行车倒在鲜血淋淋的尸体旁边。

行人虽然稀少，还是有人目击到出事以前疾驶着的那两辆自行车。其中一个人是北海道厅的职员，他走到附近被烧毁的邮局的遗址时，看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以普通速度从他右首经过；相隔大约六丈远，另一个人从后面也骑着自行车驰来，赶过头一辆自行车。

那个职员并没有特别加以注意，所以事后也想不起骑车的人穿的是什么衣服。他哼着小调，不紧不慢地走着。快到西十六丁目的街上时听到前面发出砰的一声近乎自行车轮胎放炮的巨响。

随着声响，他看到两辆自行车的后影，其中一辆朝西边笔直地驰去，另一辆倒在那里。他急忙走去一看，倒在雪上的人穿着黑大衣，头戴滑雪帽，戴着眼镜，身子俯卧着，嘴和鼻孔里流出了大量的鲜血。

另一个目击者是个五十二岁的妇女。她刚走到十六丁目的半中腰，就看见两辆自行车从身旁过去。其中一辆稍微赶前一点，另一辆在它右边驰着，像是要追过去似的。后面那辆自行车的前轮几乎挨着前一辆的后轮。由于两辆自行车贴得这么近，这个女人还以为他们是一伙儿的呢。

两辆自行车赶过了她，大约骑过去六尺光景。这时只听到啪啪的响声，刹那间，前一辆车上的人，腰下边闪出小爆竹般的火光，随后那人猛然一嗞溜，就像从自行车上滑落下来似的栽倒在路上了。

另一个目击者是个二十六岁的男子，他也是市公所的职员。下面是他的证词：

“我走到十六丁目的半中腰，无意之中回过头去朝左边望了望，只见离我后边二三十米光景，靠左侧的路上，有两辆并行的自行车朝我驰来。我想：当心自行车来了，得躱开啊，就又把头掉过来，朝西走了五六步。

“过一会儿，就接连听到砰砰两声，我一边走，一边回过头去朝左后方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只见刚才那两个骑自行车的，左边的那个好像从车上掉下来倒在路上，右边的那个也不去管倒下来的人，以普通的速度朝我驶过来。

“我又把脸掉过去。走到肉铺附近时，微微听到后边嘶的一声——这是自行车骑得相当快时发出的声音。我就掉过头去朝右边望了望那辆自行车。那个人平伏着腰蹬车，以猛烈的速度从我身边骑过去。他在十七丁自临街的一家当铺犄角上拐了个九十度的弯，越过雪堆，往前一窜就向南边拐去了

“我听见自行车在后边嘶的一响，回过头来一望，从侧面瞥见了骑车人的脸。他平伏着腰蹬车时，我又清清楚楚看见了他的身形，所以大致知道他的面容和装束。他有二十七八到三十岁光景，没戴帽子，长头发，蓬蓬松松的没有修剪，鸭蛋脸，没戴眼镜，脸色是白是黑可没看清。从背后看来，个子不算小，虽然不胖，我觉得他的体格却是魁梧的。”（旁证人记录）

此外，还有个目击者。那是住在现场附近的一位家庭妇女，《北海道日日新闻》（昭和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上曾登载过她的谈话：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七点钟光景，我站在南六条西十五丁目的书店前面。这时，从东边驶来两辆自行车。我走到路当中，望了望靠我这边的那个人的脸。他的脸色非常苍白，穿着黑大衣，戴着黑帽子。记得另一个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那时，右边并行的那个人朝着靠我这边的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但是他没有回答。附近有电灯，我记得照得相当亮。我问那家书店有没有我要的那本书，说没有，我就径直走到十一丁目去买了。

“回来的路上，刚走到十五丁目，就听见酒馆的收音机在大声播送《三支歌》。又走了一段路，看见一个男人躺在地上，自行车就倒在他身旁。

“那里还有两三个人，说：‘大概是喝醉了。’住在角落上第三家的三上大妈这时来了，说刚才砰砰响了两声。有个穿黑大衣的人把手放在那个人的肩膀上，问道：‘怎么啦？’那人回答了一声‘嗯’。那时他还活着。”

在这里简单谈谈被杀害的白鸟一雄警部的经历。

这个警部当时年三十六岁。十五年前，他在北海道当上了警察，在外事股一直工作到停战，在职时还曾被派到哈尔滨学院去学习俄语。

日本战败后，他在警备股任职，被提升为市警察署的警备科长，兼管批准开业的工作。

白鸟以前从事过以镇压左翼运动为目的的特高警察的活动。从昭和二十六年八月到十月，日共一通过“军事斗争”方针并做好准备，担任警备科长的白鸟就将党员一一逮捕起来，关入监狱。日共党员确实憎恨白鸟，把他看成是镇压他们的最凶恶的敌人。

关于白鸟，有着种种传说。被害的那天下午，他的行踪是这样的：他只在警察署里露了一下面，就到市内南四条西四丁目的酒吧间“紫浪”去，接着又到过两家窑子。由于负责管理风纪的关系，在这一带他很吃得开。

“‘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所出版的《白鸟事件》上有如下一段话：

“说到酒吧间‘紫浪’，直到事件发生的头一年，共产党地方委只会的办事处还设在这家酒吧间附近。共产党的这个办事处曾几次遭到成伙持手枪的强盗的袭击。‘紫浪’原是个复杂的地方，强盗的头子们经常在这里和‘反间谍队’里的二世碰头，接受指示。白鸟大概不仅每天和美国的特务机关取得联络，想来他当天还跟这类强盗和右翼特工人员见过面，但是当局对这些情况都加以隐瞒，避免从这一点来追究白鸟的行动。”

“白鸟事件”发生之前，札幌附近曾接连发生共产党员所造成的险恶事件。小樽庙会的前夕，曾经发生有人往担任该地警备的警察队扔火焰瓶（在瓶子里装上易燃物，抛掷后可引起火灾。——译者注）的事件。所谓“红灯事件”也暴露了。这个计划是要用红信号灯把运煤的列车停下来，让市民去抢车上所载的煤。接着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由于在市公所前面举行“给我们年糕！”的静坐示威，自由劳动者（指没有固定职业的工人，一般都打零工。——译者注）的党支部和北海道大学学生中时几个活跃的党员被拘留，日共党员展开释放斗争，把几百张威胁性的明信片寄给了白鸟警部以及札幌市长和负责公安的检察官盐谷。

当局认为日共党员的这种“暴力行为”恰好配合了日共中央所提出的“军事斗争”。根据党员的这一系列活动，当局估计枪杀白鸟警部这件事也是他们当中的什么人干的。

侦查当局认为枪杀白鸟警部的凶手是日共党员，决定首先拿自由劳动者支部开刀。

一个在职的警备科长被枪杀了。警察当局感到异常紧张自是不必说了。为了搜捕凶犯，侦查总部闹腾得沸沸扬扬。从事件发生后第三天（二十三日）的早晨起，就像嘲笑他们似的，共产党员也印着《看吧，天诛地灭！》这样一个标题的传单在市内到处散发。

传单的第一句是：“自由的凶恶敌人，白鸟市警科长的可耻下场正是全体法西斯警察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还说，要正视白鸟被杀害的事件，指出全体市民必须以此为契机，奋起从事革命斗争。传单上署着“札幌委员会”。这就是所谓“天诛传单”。

根据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子弹，查明白鸟警部致死的原因。据鉴定，子弹是从三十二口径的一九一二年型勃朗宁左轮手枪发射的。尸体所在的现场附近还落着一只弹壳。

从子弹射穿状态以及沾在衣服和皮肤上的硝烟痕迹也能够推测出凶手是从极近的距离向该警部开枪的。

从这种状况来推想，正如目击者所说，两辆自行车几乎是并行着的；刚骑到现场，后面那辆自行车上的人就从背后狙击了骑在前面那辆车上的白鸟警部。

二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的村上由就到北海道厅的记者俱乐部来，以谈话的方式发表了声明。内容要点是：

“党和‘白鸟事件’无关。这个事件是与党毫不相干的过激分子任意干出来的。党不赞成这样的个人恐怖行为。关于传单，我们毫无所知。传单内容是些毫无政治性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党会不会发出这样的传单是值得怀疑的。”

村上是全北海道日共合法组织的代表和发言人。

“但是第二天村上又在记者俱乐部出现了，他收回了前一天的声明，并宣读了声明书，大意如下：

“我不知道‘白鸟事件’的凶手究竟是谁。关于党和本案的关系，我也无可奉告。但是杀害白鸟是出于爱国者抵抗警察当局的镇压的英勇行为，而不是个人的恐怖行为。”

这与其说是修正了前一天以谈话方式发表的声明，不如说是把它全盘推翻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收回前言。

侦查当局检举不到嫌疑犯，正在焦灼万分时逮捕了自由劳动者支部的靑年党员吉田哲。他是作为“民靑”（日本共产党领导的日本民主靑年同盟）中央的组织干部而到北海道来的。

当局获悉“天诛传单”是吉田散发的，就根据这个嫌疑逮捕了他。这时还检查了吉田的指纹，想知道它与落在现场上的弹壳面上依稀可辨的指纹是否一致。弹壳上的指纹有一部分并不清楚，但据说与吉田的指纹相仿佛，因此就开始对他严加审问。

可是在札幌高等检察厅会议室把吉田的指纹和弹壳上所沾的指纹映照在银幕上研究的结果，认为并不像，于是，吉田的嫌疑就减少了。吉田曾做过假供词，检察官查明那不是真实的，就将他释放了。

同时，检察厅的有关方面收到了几百张威胁性的明信片，侦查总部就把这些收集在一起，仔细加以研究。从明信片上去检查指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当局假定威胁信与枪杀白鸟事件有关，打算从笔迹来追查犯人。于是，根据笔迹鉴定，查出有写明信片嫌疑的共产党员的名字。自当年四月起，以写威胁性明信片的嫌疑而被逮捕的公开党员达十二名；其中有一个是北海道大学的学生，名叫鹤田伦也。在这些党员当中，他是唯一属于地下党组织的，但这时当局还不知道这一点。

侦查当局方面的中心人物是高木一检察官，在“帝国银行事件”中他曾作过主任检察官。

被捕的党员以绝食斗争来进行抵抗，当局也找不到关于他们的可靠线索。因此，三个月以后，全体就被释放出狱。

被害者是在职警部。不论从事件背景的严重性，或是从维持警察威信来说，侦查当局都必须全力以赴地搜捕犯人。但是侦查班连一点线索也得不到，他们的焦躁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就这样，侦查当局针对“白鸟事件”而展开的活动一开始就走进了死胡同，老早就传说已经迷失方向了。

但是事件发生后过了约莫四个月的某一天，碰了壁的侦查班突然看到了一线光明。那是从遥远的西方射过来的。关于这段经过，可以从追平雍嘉（被告之一）所着《白鸟事件》这本书里引几段：

“侦查班自不用说，连共产党本身也想不到的一件事，使‘白鸟事件’急转直下地有了解决的头绪。原来札幌的一个共产党员倒在温泉区伊东市（静冈县）的街上，受到警察的保护。

“最初收到这一情报的是札幌方面的国警队。经过多番调查，才知道这个党员是北海道厅支部的N靑年，由于散发传单，诽谤美国占领军是偷煤贼而被起诉的。后来他在保释期间失踪了，当局正在追查他的下落。不料他喝得烂醉如泥，倒在温泉区的海滩上了。

“命运是很奇怪的。恰好在那天晚上值班的巡查部长S是个心肠格外软的人。S从N靑年的态度中感到他不像是个纯粹为了自杀而出走家庭的人，就拍着他的肩膀鼓励他，并把他介绍给伊东的醋鱼饭卷店‘蛇目鲊’，在大师父下边学徒。‘蛇目鲊’的老板把N当亲儿子般地照看，敎给他做饭卷的技术。

“N拚命干活，从采购材料到洗桶，什么都干。揑醋鱼饭卷的手艺也越来越高了。但是他这段太平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过了一个时期当局就查明N的历史，了解到他是与‘白鸟事件’有关的刑事被告（作为嫌疑犯被检察官起诉，尚未审判者。——译者注）。这时，札幌方面的国警队就派老练的赤坂警部补去把N拘押起来。

“被带到札幌去的N，决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就主动写了备忘录，交给赤坂警部补。正是在这份备忘录里，他具体地记述了札幌委员会指挥下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概况。当局这才知道札幌地区三十个地下支部属于七个地下总支，这七个地下总支又是由札幌委员会领导的。

“侦查总部拿到这份重要情报就忽然活跃起来。”

N就是靑年共产党员成田。成田所提供的情报使直到那时为止对地下组织差不多是一无所知的当局为之愕然，而且备忘录的每一条似乎都可以成为解决“白鸟事件”的重要线索。大体说来，他提供的情报有这样几条：

一、北部总支领导着包括北海道厅支部在内的几个支部。组织干部是被人称作“老直”的佐藤直道。

二、与札幌委员会的委员长村上国治等人一样，佐藤直道也是属于礼幌委员会地下组织的重要党员之一。

三、在“白鸟事件”发生时，“音川”（化名）是直接隶属札幌委员会的联络员，他骑着自行车在重要党员之间进行联络。事件发生时，向第五总支散发“天诛传单”的也是他。

四、他们似乎还组成了“核心自卫队”。“白鸟事件”发生时，以队长身份进行活动的是使用“花井五郞”的化名的宍户均。

五、N也受过以“核心自卫队”为中心的干部训练。

训练地点在惠庭村新建立的小居民点的一个农民家里，敎导员绀野与次郞是当时潜入地下的八名干部之一。

六、根据“白鸟事件”刚发生后村上国治、佐藤直道等人的言行来看，“白鸟事件”的策划者是共产党。“天诛传单”的起草者是村上，佐藤对“白鸟事件”持反对或是怀疑态度。

七、N也和支部里的其他党员们一起参加了昭和二十六年年底在盐谷检察官的住宅贴传单的事件。

八、N曾经看见佐藤直道把武器——土制手榴弹藏在秘密住所的炭箱里。

由于N透露了这些重大事实，侦查总部这才确定了侦查的基本方向。他们马上就将地下党组织的成员依次逮捕起来。

佐藤直道原是日本供电厂的职员，“赤色整肃”（一九五〇年六月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当局非法“整肃”二十四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接着又大批解雇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译者注）的时候被开除。共产党提拔他当了札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接着又任代理委员长。共产党提出“军事方针”后，他就在村上委员长下面作为札幌委员会指导部的成员，专心一意地从事组织活动。

当时年四十二岁的佐藤被侦查总部逮捕之后，在审问官执拗的盘讯之下，终于屈服，开始供述重要事实。

在狱中脱党的佐藤，向侦查总部提供了有关“白鸟事件”内情的材料。这里再摘录一下追平的《白鸟事件》中的要点：

一、札幌委员会的指导部（根据日本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的组织方针而成立的地下组织指导机构）是礼幌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委员长是村上国治（化名K）。指导部成员有佐藤直道（化名Y）和追平雍嘉。

二、札幌委员会的军事部解散，军事委员会并入指导部。军事委员长由K（村上）兼任，宍户均担任副委员长。北海道大学学生鹤田伦也是军事委员之一。昭和二十六年十月左右，军事号员会直属的“核心自卫队”成立，队长为宍户，副队长为鹤田。杀害白鸟警部的计划是作为札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军事行动的一环而执行的。

三、昭和二十六年年底，K（村上）与Y（佐藤）协商公开袭击白鸟警部的计划。Y表示反对。他说：“应该悄悄地把他干掉，”——暗示应该采取暗杀的办法。

四、自昭和二十六年十月左右起，札幌委员会就四出奔走，搜集武器。搜罗到手枪和弹药，还制造了手榴弹。

五、昭和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后，佐藤正在南八条街上走着，只见宍户挺着胸脯也在那里走。他觉得宍户那副样子有点奇怪，一问，宍户就拍拍口袋里的手枪说：“我要拿这个家伙干掉美国兵。”佐藤要求K监视宍户的过激行动。

六、枪杀白鸟警部的凶手叫佐藤博，他是佐藤直道曾经领导过的共产党员，是个抽水机安装工人。

七、札幌委员会的朕络员是音川（化名），他担任重要党员之间的文书联络。此人现在已脱党，下落不明。

八、此外，佐藤直道还供出入党以来他接触过的约莫一百名之多的党员的姓名、履历及活动状况，其中格外引人注意的是指导部的第三个成员追平雍嘉。追平原是北海道大学党支部的领导人，不仅与加入“核心自卫队”的大部分北海道大学学生过从甚密，而且还领导西部总支丸山支部。杀人事件的现场就在这个支部分工的地区以内，而被断定为凶犯的佐藤博正是丸山支部的成员，从追平的指导下转移到军事方面的。

九、起草“天诛传单”的是K（村上）。Y（佐藤）认为这样做很危险，就发出特别指示，要各支部把它烧掉。K听到这事，吃惊地说：“哦，怎么？”显出不满意的样子。

十、札幌委员会上面有北海道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吉田四郞，军事委员长是川口孝夫。“白鸟事件”是未经该委员会许可而干出来的。事后，吉田四郞会严厉批评“白鸟事件”，说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流氓地痞式的急躁行为”。

十一、发生事件的那个晚上，Y（佐藤）偶然站在现场附近的十字路口上。这时，他听见像放花炮般的啪啪的响声。事后他才知道那是行凶的手枪声。

三

叙述这个事件的经过时，除了审判方面的记录之外，我大致上还参考了“‘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发行的种种传单、追平雍嘉着的《白鸟事件》、高安的笔记，以及村上国治的“控诉申辩书”等等。

其实，我对追平所着的这本书是大不以为然的。尽管如此，这本书编得还是很得要领。

就这样，根据成田的供词，札幌委员会地区委员长村二治，指导部成员佐藤直道、追平雍嘉，军事副委员长宍户均，军事委员（北海道大学学生）鹤田伦也，联络员音川等都暴露到侦查面上来了，侦查班就集中全力来逮捕他们。

由于村上国治是指导部的最高负责人，又是地区委员长兼军事委员长，就成为首先逮捕的目标。正当他为杉之原舜一竞选众议院议员，到处活动的时候，被十几名警察包围并逮捕了。

村上出生于旭川近郊的贫农家庭，只念到小学毕业。他父亲早已亡故，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靑少年时代他给地主家当长工，战败后农村发生混乱，为了实践自己一向学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加入了共产党。昭和二十四年前后他当上了日共留萌委员会的委员长，展开农民运动，进行抗税斗争。

昭和二十六年，日共北海道委员由子看中村上的斗争能力，就任命他为札幌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时，日共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提出了“军事方针”。

看来这种形势最适合于村上委员长了。他在每一个总支下面都布置了地下支部网，委派“军事委员”，并组织了“核心自卫队”。

被带到警察署去的村上顽强地行使沉默权，对任何盘讯一概拒绝回答，充分表示出委员长的气概。

另一方面，侦查总部专心一意地调查朕络员“音川”的下落。“音川”正是地下组织与合法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凡是共产党的机密，他全部都知道，因此也了解“白鸟事件”的真相。根据这种看法，侦查总部拚命搜捕他，但是白白耽误了两个星期，下落完全不明。

后来好容易才找到“音川”，原来他自从辞去党的专职联络员的职务后，就脱离了党的工作，正在某人寿保险公司跑外勤。

不仅如此，在这以前，“音川”还会被国警北海道方面的警备情报部门逮捕，在该情报部门所属机关的庇护下，提供了很多有关日共的情报。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国警方面的密探。

侦查总部竟粗心到不知道这些情况，为了查明他的下落，白白地耗费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从这里可以看出国警和市警双方的派系斗争。市警在拚命追查“音川”的下落，国警则冷眼旁观，一点也没有把“音川”的情况透露给侦查总部。

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国警的上司）和民政局（自治警的上司）之间相互倾轧的形势在日本警察的基层里也同样表现出来。

还有这样一桩事实：侦查总部对国警的做法深为愤慨，决定逮捕“音川”；国警警备科长却到高木副检察官那里去哀求说，暂时不要逮捕他。

国警马上把“音川”所提供的情报向国警总部汇报，但对“白鸟事件”侦查总部则严加保密。

“音川”的情报是准确的。在当局对日共地下组织的全貌几乎一点都不了解时，这个人是宝贵的。

但是就“白鸟事件”而论，市警与国警之间的斗争就到此为止。后来当局决定叫国警的警备科在地方检察厅安倍检察官的指挥下，到“音川”家里对他进行讯问。

“音川”脱离专职联络员的地下活动，回到十胜地方的乡下去，是三月底的事——“白鸟事件”发生后已经过一个时期。他辞职的理由是：要结婚了，婚后得养家，不想再当联络员了。

指导部会议决定对“音川”进行查问，但到了那天，他托人带来口信说：“我没脸见大家。”接到这个报告后，党给他以“停止党内活动”的处分，并同意他把户口迁到十胜。

党以为他确实回乡下去了，谁知这位“音川”联络员还待在札幌，而且与警察保持密切联系，向警察提供情报。

“音川”被传到警察署去，受到审问，这才第一次把日共地下组织的全貌供述出来。岂但如此，他还绘制了地下党组织的图表以及党员秘密住所和联络站的分布图，接着又谈了“白鸟事件”发生前后各负责党员的行动以及随着军事方针的发展，札幌委员会搜集并制造武器的情况。

负责的党员们就这样陆陆续续地被捕了，其中佐藤直道是在昭和二十七年八月、追平雍嘉是在昭和二十八年四月被捕的。不过有两个重要人物躲起来了。

那就是宍户均和佐藤博。

前面已经说过，宍户是军事斗争的副委员长，他又是“核心自卫队”队长。他来自全国电报电话工会支部，“赤色整肃”时当上了札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随着军事方针的推行，被选为“核心自卫队”队长。他为人勇猛，会在口袋里暗带手枪，尾随美国兵，想伺机狙击。另一方面，他又有细腻的感情，常把工作场所的靑年男女召集起来指挥他们合唱啦，油印同人的新诗杂志什么的。

他又是“红灯事件”的主谋者。他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当载煤的列车经过石狩平原时，就摇红灯叫火车停下来。事先在线路旁边埋伏下的数十名共产党员一齐窜上货车，将煤翻在地下，让没有煤烧的民众捡起来，然后一逃了事。这个计划三次都失败了。

关于宍户的性格，追平这样写道：

“但是我们亲爱的宍户队长绝不是个喜欢幻想的、非现实派的党员。谁怀疑这一点，就请看看他作为组织者的活动吧。一小批没有力量的工人和农民，一旦和他接触，不是立即就变为一队精神抖擞的革命尖兵了吗！昭和二十七年春天，他一文不名，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什么也没有。他就那样跑到被日高海面的海啸袭击过的海岸上的村子里去。他一下子就发展了四五十个党员和同情党的人，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有时他在农忙时期到农家去，利用支持农民的运动来发展党的力量。他的活动引起全党的重视。”

当其他党员被逮捕时，宍户均却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六月九日，在离北海道旭川不远的名寄近郊的一家农户里，北海道大学学生，“核心自卫队”队员高安知彦被捕了。

他马上被押到札幌去。据说他“被捕后满不在乎，态度非常洒脱，负责的官员们一致深为感动”。

几天之后，他突然向审问官要纸笔，写了“退党申请书”。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个事件牵连到北海道大学的许多学生。据追平的记述，他们又都是所谓“核心自卫队”队员，以鹤田、大林、高安、村手、门胁等为中心进行了军事斗争。

军事斗争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把从旭川被押送到大村去的朝鲜籍党员夺回来，以及截住运煤列车的“红灯事件”。斗争十分尖锐，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抵抗自卫斗争，还准备了手榴弹。

那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这些队员被召集到民主科学家协会北海道大学分会，委员长村上要求他们分担军事行动的任务。他说：

“在夺回被逮捕的党员的同时，要对以下三人——负责谈判的札幌市市长高田、逮捕他们的白鸟警备科长以及经手此案的盐谷检察官——展开反法西斯斗争。要往盐谷和高田家里扔石头。至于白鸟，等过了年再慎重而彻底地来对付他。”

从当天晚上起他们就开始行动，写了一百多张威胁性的传单，在盐谷检察官住宅的墙上贴了五六十张，还往他家里扔了石头。又以同样的手段袭击了高田市长的官邸。

昭和二十七年一月四日那天，村上又召集了队员，吩咐他们说，“要用手枪打死白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要去调查他的行动。”以上就是所谓的“共谋”，而当局就是根据这一点来判村上以杀人罪的。

队员们一致表示赞成。追平这样记述他们的行动：

“队员分成两班，一班守在中央警察署附近，另一班守在白鸟的住宅附近，从第二天起开始行动。这时，不知由于什么缘故，除了鹤田、大林、门胁、高安、村手之外，佐藤博也被列为队员。他和鹤田、大林一起组成在中央警察署附近守望的那个班。

“其余三个人在白鸟住宅附近负责监视。他们一早一晚在公共汽车站和电车站上守望。这期间，共见到白鸟三次，但因他骑着自行车，追着追着就不见了。就在这样朝朝暮暮从事调查活动的同时，他们还继续进行非常严格的训练。乘午间有空，就由宍户率领，到圆山深处去练习射击。高安只去过一次。

“穿过圆山公园，就来到泷泽，沿着通往幌见岭的小路爬去。爬到半路，又踩着没有人迹的二尺多厚的积雪，再走五六十米，就是一道长着一棵大菩提树的斜坡。以雪上的落叶为目标，队员们每人打了一枪。

“‘当’的一声，那震撼肺腑的枪响使人感到说不出有多么痛快。

“他们还作了两次投手榴弹的练习。是朝着溪流里的石头和坚硬的路面上扔的，但是真正爆炸的也不过两颗而已。因为手榴弹上只有一根触针，要是落的不是地方，就不会爆炸。练习之后，他们认为这东西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除此以外，鹤田、佐藤和宍户还曾屡次一起去练习手枪射击。在调查白鸟行动的期间，只有这两个人带着手枪。

“当时进行调查活动的人们都以住在南二条西二十一丁目的佐藤家为集合点。大家曾在这里研究手枪的构造，进行拆卸擦拭的实习。

“这种从早到晚的训练，一方面非常严格，同时也是一种恐怖行为。一月二十一日晚上，他们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宍户、鹤田和佐藤三个人一直坚持到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高安也高兴得仿佛是自己干的一样。第二天（二十二日）早晨，他和鹤田相见时，两人热烈地握手。

“从那天起，队员们继续展开活动，他们起草并散发了那个脍炙人口的传单——‘看吧，天诛地灭！自由的凶恶敌人，白鸟市警科长的可耻下场正是全体法西斯警察注定要遭到的命运。’同时还邮寄了以阻挠侦查工作为目的的明信片。”

四

昭和三十二年五月，札幌地方裁判所举行第一审。由检，官高木一、泽井勉、小杉武雄出庭，宣告将村上国治和村手广光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三年。他们是以违反“禁止使用爆炸物罚规”、触犯胁迫伤害罪及帮凶罪被直接问罪的，枪击白鸟警部的真凶则被断定为佐藤博。

证据是以所谓追平雍嘉的证词为基础的。

佐藤博这个人是抽水机厂的工人。他负责为住户安装抽水机，大家都管他叫老博。他在圆山支部的负责人追平的领导下当上了常务委员。下面我从追平的着作中引用关于佐藤博在事件发生后的行动的部分——也就是所谓“追平证词”。

“‘白鸟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就到枪杀白鸟科长的佐藤博君家去，见到了他，并向他详细打听了事件的经过。我拉不开门，就咚咚地砸。只听老博说：‘谁呀？’我说：‘是我。’等了一会儿，他才慢腾腾地走来替我开门。他打开锁以后，就径直回屋去了。我像往常那样脱了鞋，走进他那六铺席的里屋。

“这时，老博好像把脚伸进熏笼（日本的一种取暖设备。——译者注）里看报来着。熏笼上边或是旁边的席子上摊开着报纸，上面似乎刊登着枪杀白鸟科长的消息。

“老博好像新近理的发，头发梳得很整齐。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的脸色就越发显得苍白。我记得他眼神严峻，表情很可怕。

“我有点半信半疑。心想：如果老博是凶手，他总不会待在家里吧。我就站在熏笼旁边，说了声：‘干啦’‘老博带着严肃的神情说：‘你认为是谁干的？’我说：‘是你吧？’他就说：‘嗯，你怎么知道的？’——他好像很慌张，多少存着些戒心的样子，又好像在纳闷我怎么会知道的。我听了就放下心来，心想：凶手果然是他哩。我就说：‘这种事马上就会知道的。’——口气之间仿佛表示：‘这种事我当然会知道喽。’于是他说：‘是吗？可是高津靠得住吗？’我就说：‘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会说出来。’——其实，我并没有把握。

“我提到弹壳的事，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你开了几枪？’老博说：‘我扣了扳机，但是只打出一颗。’‘另一弹壳留在包手枪的手巾（也许他说的是布）里了。’我问他：‘弹壳会给裹住吗？’记得他好像还说过：‘应该是嘭的一声射出去的。’

“‘你为什么偏在那样的地方下手？会给我惹麻烦哩！这么一来倒好像我是凶手啦。’后一句话我是像开玩笑似的说的。老博说：‘起初本想等他走到更靠街心一点再下手，但是怎么也办不到。后来以为没希望了，就跟XX（他的确说了个名字，很可能是老伦（鹤田伦也））也分了手。可我又不肯就此罢休，就跟踪了来。如果过了那个地方，就下不了手啦。因此，尽管有几个过路的人，我还是干了。’记得在这段谈话中，他好像还说过：‘我本想在芒野一带下手，好让人家觉得是流氓干的。’

“我以前听什么人说过，要是用两只手攥住手枪，扣扳机，一定会百发百中。我又对骑在自行车上怎样打手枪非常感兴趣，就问老博：‘你是怎么打的？’他说：‘我脚下不再蹬车了，把包在手巾（？）里的手枪掏出来，从后面打出去的。打完之后又照旧骑了一阵子车，只觉得一点气力也没有了。’

“我们还说过下面这样的话：

“我问他：‘敌人会不会知道？’他说：‘来不及领到自行车，我借了音（也许他说的是弟弟（日语里“音”（oto）与“弟”（oto－oto）发音相近。——译者注），但当时我听成是指札幌委员会的联络员音川了）的自行车，也许将来会被查出来的。’——像这样，他直嘀咕自行车的事。我心想，如果骑的是音（音川）的自行车，明天要是再满街骑，让警察发现了，会不会被查出是党干的呢？这可糟了。我就问他：‘有谁看见了你没有？’他好像说：‘刚干完之后，不知跟什么东西迎面错过去了。’（他也许是这样说的：‘不知跟什么人迎面错过去了。’）”

笔者在这里长篇大论地引用了追平的文章，因为当局判定佐藤博为枪杀白鸟警部的凶手，实际上是以这段话为根据的。此外，关于追平的《白鸟事件》这部书，笔者也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作一番探讨。

照追平说来，佐藤博会像这样一五一十地谈了枪杀白鸟警部的经过，不久就躱起来了。当局还不知道地下组织的情况，“白鸟事件”侦查工作尚不摸头绪时，他在二月二日到北海道大学学生鹤田那里去，接着又由村上替他联系，到苗家山车站的工地饭堂去干活，还到北见枝幸去捕过鲱鱼。以后他又返回千岁的门马，接到“留在千岁太危险，转移到十胜来”的指令：他就潜入到柏仓村里。

不久，村上被捕，佐藤博由党组织掩护到东京去，以后就杳无消息了。

关于佐藤博的下落，有人传说他已到中共地区去了，但并不确凿。

村上国治委员长被关在旭川监狱里。从札幌派来的审问官对他进行盘讯时，他一开始就行使沉默权，一言不发。他曾把审问他的检察官的文件一脚踢开，又抡起拳头砸门，进行抵抗。审问结束之后，他就转过身去，把背朝着检察官，嚷道：“***！”

不久，他被引渡到札幌，进了中央警察署的拘留所，在那里他曾两次试图逃走。当时负责审问的是高木检察官。

检察官和村上之间的斗争开始了。村上正是自始至终行使了沉默权的人。他被转移到苦小牧的监狱之后，也没有停止顽强的抵抗。一到法庭上，他就不再沉默了，将这个事件全盘加以否定。从此他在狱中整整进行了九年（到目前昭和三十七年（即一九六二年。——译者注）为止）的斗争。他可以说是真正有战斗性的共产党员。从他的笔记看来，他在警察署里曾经受尽种种折磨。

本案中唯一的物证是从被枪杀的白鸟科长身上取出来的一颗子弹。据高安的供词，案件发生之前，“核心自卫队”队员会在圆山公园上方的幌见岭作过手枪实弹射击演习。检察官指示侦查员将那一带搜索了一番，结果，发现了两颗子弹。

关于五个队员在村上和宍户的指挥下进行射击演习的情况，高安的证词大致上是这样说的：

“当时五个人每人各试了一枪。大家都朝一个方向射击，并且全把胳膊直直地伸到前面，站着射击。子弹都扎到四五米前方的雪里了。我们是以落在前边四五米的雪上一些枯叶和小树枝为目标的。五个人都是这样射击的，因此，子弹应该落在直径三米的范围之内，不会太分散。当时弹壳蹦到发射地点旁边的雪里了。大家就让它掉在那儿没管，不记得有谁曾经把手伸进雪里去拾过。”

搜查队按照这个供词来搜查现场，找到了两颗子弹。

搜查队在清除干净的地面上排成一排，用耙子或木棍仔细翻着土往前推进。过了两三个钟头，跟大家排在一起的中垣内巡查部长说：“检察官先生，子弹找到了，是不是这个？”并指给他看了。

果然，在落叶和草叶腐烂透了而构成的蓬蓬松松的腐叶土和搀着小石子的土上，有个镍色的亮东西。中垣内巡查部长把它揑起来放在掌心上，托过来。高木检察官和高安望了望。据说高安一看见就说：“嗯，就是这样的。的确是像这样镀成银色的。”一边说一边还感慨颇深地盯着它。

问题在于从白鸟警部身上取出的子弹和在幌见岭的演习场上发现的两颗是否一致——也就是说，如果膛线在子弹上留下的痕迹是一致的，那就说明使用的正是射击白鸟警部的那把手枪。

这项鉴定是由东京大学工学院的应用物理化学研究室矶部敎授做的。敎授用比较显微镜将这三颗子弹放大，拍摄下来。他举出子弹穿过枪口时，膛线在子弹上留下的十几处痕迹类似这一点，根据膛线痕迹的一致和相对位置的一致来计算，做出用不同的手枪发射的可能性只有一兆分之一的鉴定。这个鉴定就是说：子弹绝对是从同一把手枪射出来的。对矶部这个鉴定提出疑问的人也不少。

可疑的是从幌见岭发现的两颗子弹。一颗是事件发生后一年零八个月找到的，另一颗是两年零三个月之后进行第二次搜查时找到的。也就是说，尽管在离幌见岭的地面下仅仅一二厘米的落叶腐蚀土里埋了这么久，子弹却并没怎么生锈；据说上面还留着镀镍的光泽呢。

辩护团方面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进行反驳的。他们认为在幌见岭那样严寒的自然条件下经过了两三冬，子弾竟然一点也没生锈，是很奇怪的事（按照一般情况，镍与水分接触后，过不了多久就会产生氧化膜，变成灰色）。

检察官方面反驳说，现场是朝南的斜坡，地面干燥，所以子弹不会生绣。但是据辩护人方面说，这个地带树木繁茂，背阴，处于容易腐烂的环境。首先，就不能说两三冬以来幌见岭上连一次雨或是雪也没下过——根据这一点，他们认为检察官方面所持的“干燥”的论点是荒谬的。

“白鸟事件”中几乎没有物证。此方说，子弹是在白鸟警部身体里，但是并没有找到发射的手枪。凶手可能骑过的自行车也没有发现。而且在现场上也没有发现可以认为是凶手留下的东西。检察官方面所掌握的几乎全部都是状况证据，他们就根据这些认定已经构成犯罪了。

如果根据在幌见岭发现的子弹与从白鸟警部身上取出的子弹上面膛线留下的痕迹是一致的这一点，来断定是从同一支手枪里发射出来的话，那当然就是说，枪击白鸟警部的那支手枪是在那里进行射击演习的“核心自卫队”的某个队员所有的。

然而被断定是直接枪杀白鸟警部的凶犯佐藤博并没有参加那次射击演习，这就奇怪了。

关于在幌见岭发现的子弹，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五

以上是所谓“白鸟事件”的大致经过。札幌地方裁判所在第一审中作了如前所述的判决。以后，昭和三十五年五月札幌高等裁判所又作了这样的判决：“取消原判（无期徒刑），将被告村上处以二十年徒刑。”（罪名有十一条：杀人、伤害、违反“禁止使用爆炸物罚规”等）。被告方面立即向最高裁判所上告。估计昭和三十八年内，最高裁判所将作出最后判决。

关于札幌高等裁判所判决书中的几个要点，后面还要谈到。

因受到“白鸟事件”的牵连而自杀的人中间，有札幌赏用合作社的理事长佐藤英明。他性格非常乖僻，为人似乎很险诈。据说手下的人跟来访者谈生意时，他都用录音机把他们的话录下来，事后私下里再加以分析。所谓《原田情报》说明了他是为什么而自杀的，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谈。另一个自杀者是冈进——即朝鲜人闵炳一。所谓于札幌军事委员会的两支手枪当中，那支小型的（伯纳第手枪）原是他的——不过在事件中并没有使用。昭和二十六年底，闵炳一曾告诉佐藤直道说，他有支手枪。军事方针公布后，佐藤直道正在设法把武器弄到手。他对闵炳一说：“我替你保存吧，”就向他要来，交给军事委员会了。但是“白鸟事件”发生后，这支手枪落到警察的侦查网里。因此，日本当局要把闵炳一强制送回朝鲜去。他是为这事感到苦恼才自杀的。据推测，他是服了大量安眠药而死的。

此外，据说与“红灯事件”有关的一个高中学生也自杀了。

“白鸟事件”是一桩极其复杂而离奇的案件。

这里要谈谈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说明札幌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为札信）理事长佐藤英明自杀原委的《原田情报》。

写这份情报的人叫原田政雄，过去是札信的社员，与佐藤英明等人交往很密切。他原是日共党员，后被开除出党。

关于这份情报的内容，现从“‘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发行的《白鸟事件》中引述如下：

“‘白鸟事件’发生时，侦查当局最初假定了两种情形。一种设想是日共方面干的，另一种设想是右翼暴力团的家伙们干的。暴力团就是札幌信用合作社理事长佐藤所雇用的一批从黑龙会（创立于一九〇〇年的一个日本法西斯团体，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政策起过帮凶作用。日本战败后解散。——译者注）里解散出来的人。

“杀害白鸟的是佐藤的暴力团，这一推测的根据何在？原来有如下的情况。

“佐藤利用理事长的职权，从非法贷款到挪用公款，干了种种坏事。白鸟和市警察署的另一个警部畠山，抓住了佐藤的把柄，找种种借口向他勒索。事件发生前大约三年，他俩和佐藤勾结起来。

“畠山警部更是积极和佐藤接近。通过畠山，佐藤向警察署领导部门大量行贿。毫无疑问，一部分钱也入了白鸟的腰包。但是白鸟要的不仅是钱，他还有浓厚的升官思想。以前他也曾由于侦知北海道拓植银行方面的不法行为，毅然决然加以检举，因而受到了提拔。这次对佐藤也是一样，白鸟越是设法接近佐藤、掌握佐藤所干的非法勾当的证据，就越想要揭发佐藤及其手下的一干人。

“白鸟曾经悄悄地对身边的人说过：‘不久就要让佐藤坐牢了。’这话不知打哪儿传进佐藤耳里了。

“佐藤早就患了严重的菲洛本（一种类似吗啡的毒剂。——译者注）中毒症，常服这种兴奋剂。他知道白鸟一直在钉他的梢，似乎想了种种对付的办法。他同时还有菲洛本中毒者常患的那种被迫害狂症状。当时他曾跟亲信们说过：

“‘如果我被捕，我的身体非垮不可。到那时际我就干脆死掉了事。’

“当时佐藤会对我（原田）透露过，他衣服里藏着毒药，以防万一。

“昭和二十六年十一月，佐藤在市区圆山的白鸟家附近盖了一所新房，并叫自己手下的人住进去。他手下的人都不是一般的流氓地痞，而是以高人一等的右翼分子自居的。

“老大哥当中有个A，他是个身材魁梧的打手，是黑龙会的嫡系，以前还犯过杀人案，在反共流氓当中颇吃得开。

“这些流氓在圆山所住的是座二层楼房，比白鸟家突出去六尺左右，一眼就可以看到白鸟家里人来人往的情况。二楼上还特制了从外面看不出来的了望窗，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从那里守望。

“佐藤感到危险迫在眼前，曾央求A把白鸟干棹。A假装离了婚，已经在十一月里把老婆送回家乡去了。这大概是为了怕佐藤所托之事万一失败而作下的准备吧。佐藤给了A六千万圆。

“白鸟被杀害的那天，A和白鸟见过面。大约是在四点到七点之间。还有一个人说，凶杀事件发生的七八分钟前，他曾在南六条街西五丁目亲眼见到白鸟和另外一个人边谈话边骑着自行车驰过距现场六丈远的地方。有人曾经把A的相片拿给这个目击者看，他说：‘没错儿，正是这个人。’这个目击者也是A这伙流氓当中的一个，当时他向一个靠得住的人证实了这件事。

“事件发生后，佐藤会被逮捕，拘留在北警察署。逼问的结果，他说；‘过两三天就都说出来。’可是当天晚上他就企图自杀。后来当局把他从警察署转移到大通的看守所去，由岩泽等十位名律师出面，将他保释出狱了。

“A好像也曾被审问过，但当局对他几乎没怎么追究，不知怎地就把他释放了。

“从事件发生后第二天起，‘反间谍队’的二世——太田、向井等人就与反共联盟的由本弘一起，几乎每天都拥到检察厅去，威胁道：‘犯人是共产党，整共产党去！’这两个二世总是乘着札幌信用合作社的自用汽车到处跑，还把车停在检察厅的大门前。

“检察厅内部起初也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是日共干的，另一派认为是札信干的。‘反间谍队’的压力加强了，不认为是日共干的那些检察官随即被排挤出去了。

“服从‘反间谍队’指示的检察官以高木为首，又添上另外两个检察官，侦查总部的大权就由他们掌握了。

“新川和村冈——两位打算彻底盘讯佐藤和A的检察官，分别被撵到大阪和福冈去了。

“过了三个月，好容易才在昭和二十七年的五月初搜查了畠山的住所。畠山不在家，到警察大学去了。当场搜出一支勃朗宁手枪。这是停战后美国借给日本警察用的，后来都收回去了；据说畠山没有交还，却私藏起来。

“紧接着又搜查了市区南六条西四丁目开当铺的佐藤久（佐藤总检察官的哥哥）的住宅，从那里也发现了三支手枪。

“在负贵官员的会同之下，用搜到的手枪于市区北五条3七丁目的日本冷藏公司仓库作了试验射击。

“弹痕鉴定的结果，查明从畠山家里搜出来的子弹与射击白鸟时用的完全相同。就在查明这一点之后，吉田哲的起诉被撤消了

“事隔两年多之后，当局又说从幌见岭的深山里找到了所谓‘核心自卫队’在昭和二十六年秋天发射的子弹——其实，这正是在日本冷藏公司的仓库里试射时射出去的子弹。

“还有这样一件事：那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他们计划在札幌纵火烧掉藻岩派出所并杀死警察。有个伙伴不慎泄露了这个计划，让中央警察署知道了。警察署着了慌，当即报告高木检察官，由高木向某方面挂上钩，在纵火计划执行的前一分钟，从某方面下达了停止执行的指示，计划就流产了。

“佐藤保释出狱后不久就去世了。记得那是十月左右的事。当局只是从形式上验了验尸，作为服毒自杀处理；不知怎地，甚至没有解剖。

“谁是‘白鸟事件’的真凶，其实摆得清清楚楚，用不着去说。当局只不过故意歪曲事实，企图利用这个事件来搞政治阴谋罢了

“我没有受任何人的委托，我只不过是，为了让真相大白于世而奋斗罢了。”

以上就是《原田情报》的摘要。

《原田情报》的内容很有趣。这今情报也可以说是使“白鸟事件”更加复杂起来了。这一点留到后文再谈。

六

形成“白鸟事件”背景的是当时日本共产党的“军事斗争”策略。检察当局说，日共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曾通令各地区组织所谓军事委员会，从其中挑选出积极活动的党员，建立了所谓“核心自卫队”。

日共方面则驳斥说，这是无稽之谈。所谓军事斗争和“核心自卫队”是当权者肆意揑造的莫须有的东西。

但是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日共中央会下令展开所谓军事斗争，恐怕是接近事实的。在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这一点受到了批判，被斥为“‘左’倾冒险主义”的过火行动。

为了在公审中进行斗争以及由于其他种种原因，如今日共才否定军事组织；然而在“白鸟事件”中，这一连串背景却给检察当局构成了有力的状况证据。

第一审的判决书里，对被告行动的根本动机是这样提的：

“被告村上国治根据所谓军事方针，组织了‘核心自卫队’，同时搜集勃朗宁手枪等武器，指导了所谓‘红灯事件’等活动……”

判决书里紧接着记载了关于这一事件经过的调查和实际罪行——一切都以这一点为基础。

“白鸟事件”的真相之所以难以追究，正是由于其背景与政治思想有关，另外还涉及治安当局和日共方面就有没有指示过军事斗争这一点双方说法的矛盾，因此不能作为单纯的凶杀案来解决。这一点使它不同于“八海事件”、“幸浦事件”（“八海事件”指一九五一年山口县熊毛郡八海地方的一对老夫妇被杀害案。“幸浦事件”指一九四八年静冈县盘田郡浅羽町（旧幸浦村）萩原幸太郎一家四口被杀害案。——译者注）那样单纯的、可以作为一般社会新闻材料的凶杀案。这是个复杂的政治性案件。

但是世人所说的火焰瓶斗争以及被说成是日共发行的小册子——讲述火焰瓶和手榴弹等爆炸物的化学调剂法的《球根栽培法》和《营养菜单》——曾在基层组织中流传，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而且，日本共产党在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关于“‘左’倾冒险主义”所作的自我批评指的正是这种军事斗争，如今也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了。

不管怎么说，“白鸟事件”的被告被检察当局认作真凶的最主要的状况证据，大概就是这个“军事委员会和‘核心自卫队’的存在”。

这里再来看看据说曾对札幌的共产党进行过弹压的白鸟一雄的性格吧。白鸟警部当时正任警备科长，是搜集日共方面的情报并制定对付日共办法的负责人。一句话，从性格上来说，他对工作非常热心，又是个极端喜欢单独保守机密的人。

日共札幌委员会的成员们曾尾随白鸟，监视他的行动，但是无论如何也摸不清他究竟到哪儿去。科长多半晚上七点钟左右回家。他不坐电车，总是骑自行车跑来跑去。了解到的情况只有这些。对方骑着自行车，而委员会的这些成员们却没有自行车，因此无法钉他的梢，只好作罢。正因为如此，尽管全体成员曾监视白鸟警部好几天，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仅日共方面，连白鸟供职的札幌中央警察署都不大知道白鸟的行动。还有这样一桩事实：白鸟生前究竟做的是什么样的调查，他死后人们丝毫不知道底细。因此，市警察署方面并不了解当前日共的情况，感到很为难。

白鸟是日共最憎恨的人。日共曾寄威胁信给他，或是跟踪监视过他的行动。这也正说明他的工作做得好。但是他连对警备科的科员都丝毫不透露自己工作的内容，这大概是因为他采取的是极其彻底的单独侦查主义。目前做侦查工作并不采取所谓单独侦查。现代的侦查方法是所谓综合侦查，由各班协力进行。白鸟采取的是旧办法，是所谓名警察经常使用的侦查法。但是白鸟的职责并不是对单纯的强盗或凶手进行侦查，他的对象却是共产党。估计他是用极其秘密的办法弄到情报的，因此，他单独一个人进行隐秘活动也不足为奇。然而，他所探听和侦查到的成果，在科内竟一点也没有留下来，这倒是件奇事了。

正如以前日共党员跟踪白鸟时没把他的行动搞清楚，市警察署方面也不大了解白鸟的行动。事实上，在白鸟死的那一天，直到下午五点他离开中央警察署时，还是有人知道的。但从那时起直到他变成死尸在现场上被人发现，他在这两个多钟头当中的行动，警察署则完全摸不到头脑。当然，尽管侦查总部是知道的，但因不能发表，所以故意说不知道——这样看也未尝不可。

但是白鸟在被杀害的那天下午的行动，公开发表的审判记录上是有记载的。按照这个记录，那天下午他只在警察署露了一面，就到市区南四条四丁目的酒吧间“紫浪”去，接着又到过两家窑子。

正因为白鸟担任过风纪股的工作，大概他在干这种营生的人们当中很吃得开。“‘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出版的《白鸟事件》中是这么说的：

“据检察官对窑子里的老扳、老板娘和妓女们进行调查时他们所提出的证词，警备科长离开警察署后好像就到窑子里去了。他每天在一定的时间都和什么人在警察署外面会面。也可以估计，会面的地点是几家窑子。

“‘紫浪’是会面地点之一。这是个酒吧间，不是窑子。但据这里的老板、见习厨师和清洁妇们对检察官说，白鸟几乎每天都到这里来。他总是悄悄地从后门进来，到二楼去休息一下；有时把自行车存放在这里，有时骑着走。根据酒吧问老板等人的证词，可以推断白鸟离开‘紫浪’后就到与什么人约好的窑子去了。

“可见白鸟离开警察署后，并没有马上到会面的地点去，却采取先到‘紫浪’、然后再从那里赴约的这样一种谨慎的办法。他的行动为什么要这样谨慎呢？既然没有什么嗳味关系，光是说因为有日共党员在尾随，恐怕也不足以说明吧？”

这里令人联想到，这一事件中的朝鲜人冈进（即闵炳一）曾呑服大量安眠药，死得很离奇。他是狮子咖啡馆的老扳。使人得出这样一种印象：“白鸟事件”中不知怎地处处可以看到卖淫业方面的影子。也应该考虑到，做这种生意的人一般都是和暴力团勾结在一起的。

总之，不妨认为白鸟警部很能干，很有野心。他的行动所以显得令人莫名其妙，大概是因为他亲自出马搜集秘密情报的原故。这种野心是和升官思想分不开的。白鸟多半掌握了日共方面的情报，然而他一点也没有把它留给自己所属的中央警察署，他一定是独自牢牢抓住这些情报，却没有和警察署通气。

但是不能料想白鸟曾一直独自保持这些情报。他的升官思想也许不是与市警、而是直接与国警有联系吧？也就是说，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他没向自己所属的市警提供情报，却直接向国警提供了。

市警自不用说，国警更想知道日共的情报。只要联想到当时北海道的形势，就可以理解国警对这方面的兴趣有多么大了。

关于白鸟曾把亲自搜集的情报提供给国警的推测，从前面所举过的这个例子似乎也可以得到证明：尽管国警早就拿到了关于“音川”的情报，却长期没有通知侦查总部。可不可以把这一点看作是国警的保密主义与白鸟警部的升官思想的结合呢？

国警当时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形势紧张的北海道的警备方面。不仅日本方面，当时连美国的“反间谍队”也把干练的队员派到北海道去。那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同苏联、以及同中国的关系正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我想在这里分析一下所谓枪杀白鸟的真凶——佐藤博的罪行。

首先，佐藤博枪杀白鸟警部的客观证据是没有的。只有追平雍嘉在证词中提过此事。但那并不是佐藤博直接向当局供认的，也不是从追平以外的第三者听来的，当然更没有物证可言。根据这一点，辩护人认为追平的证词是所谓间接证词，也就是传闻证词，不足为凭。

正如拙文开头处所提到的，照追平证词所说，这是他到佐藤博家去，从佐藤口里听来的话。追平据此就断定佐藤博为真凶。

追平还写道，佐藤博把这事向村上报告的结果，村上并没有吃惊等等。但是村上本人对此全盘否定。

当局仅仅根据传闻证词就下手逮捕人，这一点与“松川事件”的做法类似。

再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事件的内容吧。读者读到上述引文，当会想起本文开头出现的目击者讲的话。有一种证词说当时手枪“砰砰地响了两声”，另一种说“砰的响了一声”。事实上，把当时目击者的话综合起来看，可以分为“响了两声”和“只响了一声”的两种说法，而且都不约而同地说是“像放花炮似的啪啪响的”。

但是使用的是勃朗宁手枪。勃朗宁手枪所发出的声响绝不是砰砰的，而要更大一些，震撼肺腑。用文字难以描述，勉强找两个字就是“嗞一嘭”般的响声，绝不是啪啪那样一种轻脆的声音。

那末，枪声为什么会有响了两次和只响了一次的不同的说法呢？我倾向于认为凶手一开始就只打出一颗子弹，而且出色地命中了白鸟警部的后背，打破了他的动脉，要了他的命。

为什么呢？因为检验白鸟警部尸体的结果，已经推测出凶手是从极近的距离射击的——估计是从大约一米开外射击的。事实上，白鸟的大衣背上还沾着硝烟痕；要不是距离极近，是沾不上硝烟痕的。既然距离那么近，而且一发就准确地打穿了他的动脉，如果开了两枪，即便有一枪没有打中，大衣背上估计也会沾上一点硝烟痕的。也就是说，除了打中的那颗子弹的硝烟痕外，还应该沾着没有打中的那颗子弹的硝烟痕。然而一点痕迹也没有。

其次，搜索现场的结果不曾找到没有打中的那颗子弹，地上也只有一个弹壳，这似乎也能够证明凶手只开了一枪。如果开了两枪，现场上当然应该掉着两个弹壳。

从这里，事情就有点儿意思了。

当时抢先报道这一事件的报纸采纳了目击者的开了两枪的说法，于是报道说，砰砰地响了两声，凶手开了两枪。

佐藤博也许在报上读到关于这一案件的报道，才对追平说自己开了两枪。也就是说，因为这是追平的证词，也可以说是追平自己读了报纸上的报道，才说是开了“两枪”的。

坂本胜广（目击者之一）在检察记录里说：

“我听到两声。头一声砰和第二声砰相隔只有一刹那的工夫——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秒或是十分之一秒。”

但是，其他证人的供述记录中，说只听到一声的也很多。事件发生后，最初的新闻报道中却没提到这一点。

如果说佐藤博读了报之后告诉追平他开了两枪，那末就和现场上只掉着一个弹壳这一点不符合了。因此就得在那一颗子弹的弹壳上作文章。于是想出这么个主意：让追平在根据间接传闻而作的供述中说手枪是用手巾包着的。原文如下：

“我提到弹壳的事，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你开了几枪？’老博说：‘我扣了扳机，但是只打出一颗。’‘另一个弹壳留在包手枪的手巾（也许他说的是布）里了。’我问他：‘弹壳会给裹住吗？’记得他好像还说过：‘应该是嘭的一声射出去的。’”

这段话是要说明，因为手枪是用手巾或是布包着的，一个弹壳掉在地下了，另一个则被手巾裹住了。

但是第二颗子弹并不是隔了一会儿才射出的，而是像坂本证人所说的那样，几乎是紧接着就射出去的，相隔只有五分之一秒或十分之一秒。因此不可能设想一个弹壳掉下来，另一个却被手巾裹住了这样的事。再说佐藤博为什么特意把手枪包在手巾里，而给射击带来不便呢？

供述里没有提到这一点，只好由我们来推测了。他大概是想说：为了不引人注目才把手枪包在手巾里的。但是既然犯那样胆大包天的罪行，单单藏起手枪不让人看见，听起来倒不自然了。何况又是在下午七点半这样一个天黑以后的时刻干的，如果用白糊糊的手巾包起来，反而更显眼。把黑色枪身赤裸裸地露出来，在黑暗中倒更便于隐蔽呢。而且包在手巾里，就好像故意要在扣扳机时给自己带来不便。

关于手巾的这个说法，只能认为是由于现场上只掉着一个弹壳，在供述中却又说开了两枪，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迫不得已而耍的一个花招。

前文中已经说过，关于枪声我也有自己的看法，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谈。

实际上只开了一枪，却说开了两枪——追平这种证词是用来圆这个谎的。如果像辩护人方面所断言的，追平证词是根据传闻得来的，同时又是他捏造出来的，那末就只得说以上全都是追平的杜撰了。

七

这一点似乎连札幌高等裁判所也无法放过，它不同意第一审判决书上所载追平供述中的以下两部分，并予以否定：“用手枪打了两枪，但第二颗子弹的弹壳裹在包手枪的手巾里了。”“佐藤博曾说，他行凶后，马上就到村上那儿去汇报。村上说：辛苦啦，今天就喝杯酒睡觉去吧，并且给了他钱。”——高等裁判所对这两点批驳说：“难以置信。”

但是尽管高等裁判所否定了这个具体事实，却断定：就整个氛围而论，“大致可以相信”佐藤博是直接枪杀白鸟警部的犯人。

那末，既然只射出一颗子弹，为什么会听见两声枪响呢？

是不是由于附近房屋密集，引起了回声，听上去就像是两声枪响，因此证词才有一声和两声的不同说法呢？这样看也未尝不可：报纸上采纳了两声的说法，因而报道说开了两枪。追平诡称是从左藤博那里听来的，就袭用了这种说法。

此外，还有旁证足以证明凶犯不是佐藤博。

那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目击者的谈话，其中有一个是住在佐藤家附近的妇女。

她说：“这时，从东边驶来了两辆自行车。我走到路当中，望了望靠我这边的那个人的脸。他的脸色非常苍白，穿着黑大衣，戴着黑帽子。记得另一个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那时，右边并行的那个人朝着靠我这边的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但是他没有回答。附近有电灯，我记得照得相当亮。”

这个目击者在相当亮的地方把其中一个人看得很清楚，甚至看出了他的脸色非常苍白。如果她看到的另一个人是自幼就住在附近的佐藤博，她应该马上会认出来的。但她却把那个人完全当作陌生人，只轻描淡写地说“记得另一个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这就是说，实际上他并不是佐藤博。

再者，就犯人的心理来说，他难道会在自己家附近行凶吗！即便遇到机会，也会想到地点不合适，而另寻离得远一些的地方去下手吧——我认为这才是正常的犯罪心理。

不管怎么说，这段话并不是佐藤博自己供述的，而是追平“从佐藤嘴里听来的”。根据这段话，佐藤博就被当作枪杀的凶手，村上国治则由于“共谋”而被控以杀人罪。

关于追平的这份笔记，还有件奇怪的事。据说，追平在东京被捕、由侦查员押送到札幌之后，并没有马上被送入拘留所，却在月寒派出所拘禁了一个来月，接着又转移到市区的道农俱乐部（旅馆）去，被解除了拘禁，受到优厚的待遇。安倍检察官和负责警部经过协商，叫他以《到“白鸟事件”为止的札幌委员会的动向》为题，写了一份长达五百五十页的笔记。

于是，这份笔记就一字不改地成了他的供状，已出版的《白鸟事件》的梗概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份材料。共产党方面指控这个笔记不是追平自己写的，而是由检察官方面帮忙，以追平的名义写出的。

总之，在本案中，自始至终只有状况证据。

无论是重要的凶器——手枪，还是犯人所骑的自行车，都没有被发现。

为了这辆自行车，侦查当局大概也曾煞费苦心。

追平起初说，他曾问过佐藤博：“自行车是向谁借来的？”佐藤回答说，是“向oto（音）借来的”。但经警察一讯问，追平又改口说：“也许当时佐藤说oto不是指音川君，而是指‘弟弟’。”然而警察署对佐藤的弟弟进行调查的结果，查明他的自行车已经残旧不堪，完全不像是目击者所说的“声音轻而速度快的比较新的车”。警察又就这一点对追平进行了盘讯，结果他又改了口：“也许佐藤说的是‘omote’（意思是表面。——译者注）吧。”Omote指的就是公开的党，意即那是共产党札幌委员会所使用的自行车。对这一点也作了调查，但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关于这一点，追平的证词含糊不清，也受到了辩护人方面的抨击。

唯一的物证是在幌见岭的演习场找到的子弹。尽管膛线在这两颗子弹和从白鸟身上取出来的子弹上留下的痕迹不同的可能性只有一兆分之一，大概是从同一支手枪里射出去的，然而从科学角度来看子弹的腐蚀程度，那无论如何也不是当初演习时所使用的子弹。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前文已经交代过了。

但是有高安在场的第二次搜寻时也就是说，第二颗子弹出现时一一跟着高安的警察在现场上一下子就拾到了它。高安瞧了瞧说：“就是它，就是它，就是像这样镀着镍的。”

看见找到的子弹，特意说什么“喂，就是这样的，的确是像这样镀成银色的”——这种辩解般的说法似乎有点不自然。这令人觉得是为了事后在记录中强调这一点而捣的鬼。高安在昭和二十八年八月十六日曾对高木检察官说：“我确实记得我们是在村手家里集合后一起去练习射击的。集合的时候，花井拿来一支勃朗宁手枪给大伙儿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支手枪。记得子弹大约有三厘米长，是黄铜色的，跟步枪子弹一样。”（第三次供述记录）这两颗子弹是在完全不同的方向发现的。据高安和追平的证词，那是“长着一棵大菩提树的斜坡。以雪上的落叶为目标，队员们每人打了一枪”。那末子弹就应该落在一个地方喽，然而却是在相离甚远的地方拾到的。供词里又说是“以雪上的落叶为目标”，但幌见岭的雪是很深的，难道雪上面还会露着头年秋天落下来的叶子吗？

再说，从白鸟身上取出来的子弹是黄铜制的，而从幌见岭的演习场找出来的子弹是镀镍的。关于这一点，检察当局说子弹既然是四下里搜集来的，就是不一样也不足为奇。

但是这次演习时“队员们每人打了一枪”。只“打了一枪”，果真能说是“严格的”演习吗？而且追平的笔记里并没有写明射击时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枪。

他还说什么那次的训练“非常严格”，“同时又是一种恐怖行为”，但究竟严格到什么程度？所谓的“恐怖行为”究竟指的又是什么呢？——像这样的具体内容，他始终也没有提到。

这种射击演习被说成是由宍户提出来而由村上指使队员们举行的。据说村上以前就经常跟札幌地区的党员们说：“必须干掉白鸟。”原是追平、高安和佐藤直道等在证词里提到村上说过这话。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个个都是在狱中脱党的人。

究竟是什么人促使村上采取这一步骤的呢？有没有人在他背后指引他朝这个方向去做呢？

在这一案件中，成为关键性状况证据的是村上的这番话。尤其在没有物证的案件中，状况证据的分量必然会大大增加。

据说，特意被日共派到“北海道”去的、被称作志田重男的得力助手的吉田四郞，曾在“白鸟事件”发生后批评过村上，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流氓地痞式的急躁行为”，但有没有别人唆使村上采取这一步骤呢？

吉田是当地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和村上同在札幌，竟然没有留意到村上的行动，过后又批评了他，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里，我无意中想起了昭和六七年左右曾潜入日共内部的荖名特务M（即松村升）的一段插曲。

风间丈吉在《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一书中这样写道：

“据说早在昭和三年的‘三·一五事件’时，日本就有特务了。昭和六七年左右，M（或称松村）在党里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党的财务、房产、秘密工作、国际联络等，但凡可以说是地下活动的关键自全都掌握在他手里。这表示当时的中央委员——尤其是我，多么没有知人之明。松村从苏联回来后，先在田中清玄等人领导下工作。田中等党中央的成员被捕后，他就当上了党的领导骨干。我在昭和七年十月三十日上午十一点二十分左右被捕，他随即隐蔽起来。”

这个姓松村的人刚从莫斯科回来就当上了日共的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国际部的工作。

第二年（昭和五年〉，全国有一千五百人被捕，中央各机关几乎全部被摧毁。松村这次又逃脱了。

昭和六年八月，松村设立了组织部，成立之后就把组织部部长的位置让给绀野与次郞。松村本人则先后当过国际部、军事部、财政部以及其他各部的部长，又作了房产资金局局长。就在这时，他派人袭击了大森川崎第一百银行。

由于担任这样的职务，他对日共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又由于地位的关系，他不曾把自己的秘密住所告诉任何人。但是反过来，全体党员的秘密住所他都知道。当日共的领导人到某处来会见他时，他通知警察逮捕了他们。结果把日共毁灭得除了监狱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活动余地了。

日共方面群情激昂，曾要求公开审判松村，但是尽管官司一直打到当时的大审院（最高裁判所的旧称。——译者注），松村的名字却始终也没有出现。

松村的目的是什么？他不仅要使日本共产党的组织遭到毁灭，还借口筹措资金，派人去袭击大森的银行，抢了当时的三万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个目的是叫各家报纸闭口不谈共产党的宗旨和纲领，而向人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个恐怖主义者的阴谋组织，专门使用杀人、抢劫，欺诈、美人计等强盗般的手段，为了获得资金而疯狂地奔走。通过抢劫事件，深深使一般人民对共产党产生了可怕的印象。不管共产党方面事后怎样提到躲得无影无踪的松村的名字，也无法否认像在“大森事件”中干过强盗行为的那帮人是共产党。因此，从特务工作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制造得很出色。

我不能断言“白鸟事件”中确实有松村那样的人，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可以设想的。

前面已经说过，在本事件中辩护人方面会要求吉田四郞出庭作证，结果他突然从住所出走，不知下落了。检察官方面对这个重要证人一碰也不去碰，从常识上来判断，这一点令人感到有些奇怪。

目前公开了的有音川和成田的情况。

成田的情况是这样的：正当“白鸟事件”的侦查总部对日共地下组织一点不摸底细，侦查班的工作陷入困境，感到苦恼的时候，成田忽然在西边出现了。如果这是偶然的，那他可实在出现得太及时了，活像是“到来了神风”一样。

成田倒在伊东街头被警察收容时，“最初获得这个情报的是札幌方面的国警队”（据追平的笔记），但究竟札幌的国警队最扨是怎样把这情报弄到手的，笔记中却没有交代。笔记上还说成田散发抢煤的传单被捕后从拘留所回来时，“他遇到的不是同志们的热烈拥抱和敬意，而是猜疑、冷淡和轻蔑”。笔记上还写着：“上级机关也认为他不正常。”

这段文章写得很含蓄。也许成田是因为被捕才变得“不正常”的，由于某人的暗示他才在静冈县那经常有人自杀的锦浦徘徊，“倒在”伊东街头的呢！

幸而成田被一个好心肠的警察收容下来，又有个醋鱼饭卷铺的慈祥的老板救济了他，敎了他三年捏饭卷的手艺。那末成田是否当上了饭卷铺的师父呢？没有。三年之后，他又还乡务农去了。这不免使人感到在那三年中间，原是有人让他独自离开北海道，把他隔离在伊东温泉的。

然而我并不是说吉田、成田和音川都是“松村那样的人物”——他们还不是那样的“大人物”。尤其成田和音川，我认为他们经不起党员生活的严峻考验，是基层党耝织的牺牲者。

八

让我们想想追平写了些什么：

“村上刚就任札幌委员长，就对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发生恶感。他把形同共产党生命的工厂支部的领导工作交给了有着浓厚的工联主义思想的佐藤直道去管，他自己则让北海道大学优秀的学生党员离开学校，把他们和打零工的组成‘核心自卫队’，在这两者上面找到了自己感情的寄托。就这样，不管愿意不愿意，札幌的党组织注定被拖进了‘白鸟事件’中去。”

意思就是说，是村上的方针把党拖进这个事件的。不管愿意不愿意——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种宿命论的说法并不是偶然的措词。是不是有什么人把札幌的党组织引到这个方向去呢？

佐藤博就是在这个“有着浓厚的工联主义思想”的佐藤直道下面工作的。倒在静冈县伊东街头的靑年成田被发现之后，佐藤直道才出现在当局面前。然后当局才开始对日共札幌地区的地下组织进行全面搜捕。

在侦查班的突袭下，村上被捕了。中川、石川、清水、村手等人也相继被捕。追平在东京被捕，押到札幌来，然后当局就确定佐藤博为真凶。也就是说，顺序是这样的：

发现成田——逮捕佐藤直道——（逮捕村上国治）——逮捕追平雍嘉——确定佐藤博为真凶。

从这里大概就可以看出，靑年成田倒在伊东的街头，被一个“好心肠的巡查部长”收留一事，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其实，发现成田是让佐藤直道上场的序幕，而佐藤又成为破坏地下组织的导火线。而且当局又是以“收留倒在街头的人”这样一种足以迷惑旁人的、极其自然的形式发现了佐藤，并和他发生接触的。

这就是说，由于佐藤直道被捕，追平才被捕，从他口里说出“按照村上君的指示，佐藤博杀了白鸟科长”这番话。看了这个顺序，我也感到有些奇怪。

前面已经谈到由于村上由更正了声明，社会上才开始形成“‘白鸟事件’大概是共产党干的”这样一个印象。

村上是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的发言人。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他说：

“党和‘白鸟事件’无关。这个事件是与党毫不相干的过激分子任意干出来的。”

但是他随即又更正说：

“我不知道‘白鸟事件’的凶手究竟是谁。……但是杀害白鸟是出于爱国者抵抗警察当局的镇压的英勇行为，而不是个人的恐怖行为。”

这一更正是个谜。事实上，是佐藤直道迫使村上由这么更正的。这一点在佐藤的笔记里也提到了，

“我在报上读了村上由的声明，咸到非常愤懑。我读的时候觉得，那个声明所持的立场似乎是说，党与此事完全无关。现在必须考虑的是：怎样在政治上发展这一事件，而照这样的说法，就等于掐断革命的萌芽。我自己感到满腔愤怒。这时在街头遇到了委员长。委员长也有同感，说希望我从下面彻底予以批制。因此后来召开支部书记会议和支部会议时，我就以激烈的语气批判了村上声明。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那家伙不懂得做实际工作的人的甘苦，只知道像个大老爷似的游手好闲。年糕铺也好，日用品商店也好，看了招牌就可以知道它卖的是什么货。可他那块招牌是模模糊糊的，什么也看不出来。’在地方委员会上，村上由君大概也狠狠地挨了批评，所以后来重新发表了地方委员会的声明。”

经过就是这样。由此可见，佐藤曾迫使村上由把声明更正为“杀害白鸟是出于爱国者的英勇行为”。一旦发出这样的声明，那末谁都会认为杀害白鸟的是共产党组织了。

这也造成了把“白鸟事件”与共产党联系起来的浓厚气氛。

佐藤在笔记里一口咬定自己与这个案件无关，却说出自己没干，是某人干的，并且明确地指出促使自己说是某人干的原因。（暗指是警察迫使佐藤说是某人干的。——译者注）而且，尽管他这么办，实际上却不会受到任何刑事处分。

总之，如今被说成是“凶犯”的人们，虽然处在看来是犯人的状况中，但是没有任何因素足以肯定他们是真凶。尽管他们处在仿佛是真凶的状况中，不论是看断定他们为真凶的证据，还是仔细听所谓证人们所讲的话，都使人感到他们并不是真凶。

例如，村上国治在发言中说他与这个案件无关，声辩他当时不在现场，否定了高安和追平的证词。村上的申辩看来是真实的。高安在证词中说村上会发出这样的指示：“用手枪把白鸟干掉。马上开始调查白鸟的行动。”但是村上究竟是哪一天的几点钟、在什么地方发出命令的？高安的证词在这一点上谈得很含糊，追平的证词就更使人强烈地感到是编造出来的。

判定村上国冶有罪的一个根据是昭和二十七年一月四日他会与人共谋杀人，也就是说，当局认定他们从这一天的上午九点起共谋了半小时。关于这一点，佐藤直道作证说：“一月四日上午十点钟左右，地区的全体常任委员在我家集合，举行了‘组织和战术’的学习会。村上君一向都是提前来的，这一天他也没有迟到，一直待到傍晚。”另一方面，高安的证词却是这样说的：“一月四日或五日进行的那次共谋，连吃晌午饭大约用了两个钟头。”再说，从上午十点钟起在佐藤直道家召开的学习会还有另外许多人参加，就证明开这会是真实的。

但是，札幌高等裁判所判决书上说：“认可村上自上午十点钟起参加了学习会。但是没有证据足以证明他不会参加上午九点左右开始的共谋。如果是从九点开始的，那末他用半小时来共谋杀人，又用半小时从共谋的地点（门胁家或村手的公寓）前往佐藤直道的家去参加从十点开始的学习会，可以假定，这并非不可能。”但是只凭这样瞹昧不明的臆测就将村上判处二十年的重刑，审判官大概毕竟感到有些理亏。他们预料到会受到责难，就制造出下述牵强附会的判决理由：

“坦率地说，作这样的假定，也许会受到非难，说判决只采用了对本身有利的数据。然而这样的假定并非不能成立。……”

法庭根据这一点，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佐薛博用手巾包着手枪射击的部分，就以“个别部分难以置信，但整个说来大致可信”的理由判决村上有罪。

但是，对上述具体事实的否定，必然就是对追平证词的全盘否定。将事实否定之后，再凭着事件的整个气氛来断定为“大致可信”——简直不能认为这是着重核对事实而作出的判决，不能不说这是凭着概念或想象而作出的判决。也就是说，这是单凭气氛而进行的审判。

在幌见岭发现射击演习的子弹时，高安也在场。但是追平明明写着高安只到演习场去过一次，原文如下，“就在这样朝朝暮暮从事调查活动（指监视白鸟的行动）的同时，还继续进行非常严格的训练。乘午间有空，就由宍户率领，到圆山深处去练习手抢射击。高安只去过一次。”

参加射击演习的只有以北海道大学学生为中心的几名“核心自卫队”队员。那末到现场去查看时，为什么仅仅叫只参加过一次演习的高安到场作证呢？

既然找人到场作证，检察当局为什么不把去过好几次的其他党员带去呢？比方说，为什么不把高安被捕后五六个月才被捕的村手等人带去作证呢？难道是因为这样做会给检察当局带来不便吗？——头一年，侦查队员们像打零工的一样整天在那里找子弹，连草根树根都刨了，也没有找到；而高安在场的这一次怎么一下子就找到了呢？我在这里只提一下这是件奇怪的事。

高安是被单独分开来审判的。辩护人方面对此提出过抗议，因为如果对高安只以单独审判就判罪，则村上等其他被告的罪状就会自动成立了。

在幌见岭找到的子弹和从白鸟身上取出来的子弹是从同一支手枪里发射的——证实这一点的经过，前面已经交代了。但是不知怎地，无论是追平证词或高安证词，都没有明确地谈到在演习场上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手枪。

“‘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出的《单身监房》里说：

“实际上，这两颗作为物证的子弹是不是由与高安君的证词无关的什么人（自然，尽管这么说，除了侦查当局的官员之外谁也做不到）悄悄带到山上去，再装作找到的呢？”

这个怀疑是从《原田情报》里下面这段话得到启发的：“当局说所谓‘核心自卫队’在昭和二十六年秋天射击的子弹，过了两年多之后在幌见岭的深山里找到了。实际上这是在日本冷藏公司的仓库里打靶时射出的子弹。”据说共产党根据这个情报，“经过自行调查后，证实了这一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在幌见岭找到的子弹实际上是从练习射击时就埋在那里的，那末白鸟系被某党员枪杀的可能性就大了；相反地，如果那是警察在日本冷藏公司打靶时射出的子弹，那就是当局为了诬告日共党员是凶犯商策划的阴谋。《原田情报》还说，在日本冷藏公司仓库打靶时使用的手枪是从“畠山警部家里搜到的警察专用手枪？”。

我并不完全相信所谓《原田情报》，其中确实也有些不可理解的地方。然而它又给我这样一种印象：它的一部分内容或许接近真实情况也未可知。从上述情况来看，警察队进行现场搜查时找到的子弹，究竟是不是昭和二十六年秋天演习时射出的子弹，我是抱有怀疑的。

白鸟被杀害的时刻，佐藤直道竟偶然站在现场附近，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他说这是因为他当时在等候追平，以便对某党员进行查问。他的笔记里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七点四十分，我在南六条车站下了电车；我看了看钟，记得是这个时刻。我站在车站上，半朝着药房，半朝着北面，等候追平。我站了一会儿，发觉自己一个人待着时就浸沉在奇妙的联想中。这时听到了手枪声。记得我抬头望了望药铺南边拐角处那座房屋的房顶，想到：唔，由于是晚上，小鸟和鸽子都不起飞了。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是枪声。追平君随即骑着自行车从南六条大街电报局那边过来了。”

发生凶杀案的时刻佐藤恰巧站在距现场不到一百米的地方，过了一会儿追平就来了。也许这是出于偶然，但是这却给人以莫名其妙的印象。

而且佐藤站的地方是南六条车站，从芒野方面骑着自行车来的白鸟警部和凶手两个人曾从那里经过。佐藤直道从七点四十分左右就站在那里，跟他面熟的白鸟警部和佐藤博路过时，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

那正是行人稀少的时刻，而且街头的灯光也相当亮。佐藤直道说是在等待追平，那末他一定会四下里张望。他说他不知道有这两辆自行车经过，这才是咄咄怪事。难道他因为耽入了这样的冥想：“唔，由于是晚上，小鸟和鸽子都不起飞了”，才没注意到吗？

再来谈谈同佐藤博一起失踪了的宍户均。

正如追平所说，宍户是个出色的组织者。刚一开始贯彻军事方针，他就被选为“核心自卫队”队长。他为人“精悍”，曾把手枪揣在口袋里尾随美国兵，准备予以狙击。率领队员到圆山深处练习手枪射击的也是宍户。从某种意义上说，使札幌的日共战斗化，鼓动他们采取实际行动的恐怕就是宍户均吧？

事件发生后，他“不知是上了天还是钴进地里去了，下落完全不明”，但是如今看来，检察当局并不热中于追查他的下落，这是为什么呢？

检察当局也好，共产党方面也好，为什么不进一步把宍户当作一个问题来追究呢？

九

这里还要考虑一下所谓《原田情极》里谈到的札幌信用合作社理事长佐藤英明的事。照原田的说法，佐藤性格非常乖僻，经常注射菲洛本。他为人阴险——例如把来访者的谈话录下音来，事后加以分析等等。据说他又是个变态性欲者，同时他还患有菲洛本中毒者常患的被迫害狂般的症状。

照原田的说法，佐藤还举办过某种猥亵的展览，从而使他在札幌市的知名之士当中颇吃得开。原田还说，他利用理事长的地位非法向外贷款，还挪用公款。原田本来是札幌信用合作社的职员，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大概是信得过的。

无从查明佐藤非法贷出的款项和挪用的公款究竟用在什么地方了。照原田说来，佐藤让当地的暴力团自由出入他的家门，当他们的后台。

为什么佐藤要和暴力团站在一边？原因是不大清楚的。

从“反间谍队”的家伙们总是乘着札幌信用合作社的汽车到处跑这一点来看，他们大概平日间就与佐藤有着某种联系。

事件发生后，佐藤被捕，拘留在北警察署里时，他曾说：“过两三天就都说出来。”当天晚上他曾企图自杀。以后被移到看守所，由十名律师出面将他保释出狱，但不久就呑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

佐藤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由于他非法向外贷款和挪用公款的事被揭露，这会使他丧失社会地位，因而感到苦恼，才寻短见的吗？

《原田情报》说：“他才是‘白鸟事件’的元凶，是他怂恿曾经用手枪犯过一次人命案的流氓A枪杀白鸟警部的”，并且认为他是“由于眼看这事要败露，才自杀的”。

A过去在东京某处参加地痞的群殴，用手抢打死过对方的头子。他还当过自行车竞赛选手，据说车骑得很好。目击者果然说过这样的话：“像是凶犯的那个人骑着自行车逃走的时候是平伏着腰疾驶的。”大家都知道，自行车竞赛选手骑车疾驶时总是平伏着腰的。

一方面杀过人，另一方面又有这种职业上的习惯，看起来犯人的确像是A，似乎可以赞同原田的说法。尽管《原田情报》说“由于佐藤英明托付A枪杀白鸟，A才干下杀人勾当的”，却不能断定佐藤没有同样委托别人枪杀白鸟。

佐藤为什么要豢养一个暴力团呢？据说他有着独特的梅特涅（梅特涅（一七七三——一八五九），奥地利政客，以专横暴戻着称，在他任首相时，曾镇压民族运动。——译者注）式的性格，然而难道他只是出于异常的性格癖好才养着一个暴力团吗？不然的话，他的实际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里就令人想起那伙持手枪的强盗们闯进札幌和北海道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办事处的事。二十几名成群结队的强盗把值班人绑起来，抢劫了文件和钱财。札幌的共产党办事处接连三次遭到袭击。虽然报了警，警察却不理睬。后来由于共产党提出抗议，市民也群起责难，警察才不能再置之不理，就抓了五六个人，但都是些小流氓。

共产党方面说，抢劫案是当时“反间谍队”雇用的当地右翼分子干的。这种让强盗侵入民房的事件，事实上是为了把放在办事处内的共产党文件弄到手而策划的。但是当局并没有追查到实际背景就罢手了。不，也许警察不敢去碰，因为说不定这就是当地“反间谍队”所干的一部分勾当。

这么看来，如果把佐藤英明支持右翼并且与“反间谍队”下级特工人员过从甚密这两个事实联系起来，是可以看出一些苗头的。据说佐藤理事长曾盗用札幌信用合作社的公款并且非法贷放。但是这笔钱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实际情况是不清楚的。说不定是充作这两方面的经费了。现在还有这样的实例：某着名银行过去被“反间谍队”的下级特工人员敲诈过，拉的亏空至今还没有补上。

“反间谍队”本身的预算并不宽裕。这与战前日本军部没有公布所谓军事机密费有很大差别。因此，这些机关就本着经费不足就地筹措的方针办事。尤其是下级特工人员，胡做非为的似乎居多数。

最初，这些特工人员大概刺探到佐藤英明的违法行为，就以不揭发为代价敲诈了他吧？

但是有迹象表明，在升官思想支配之下白鸟警部打算揭发佐藤英明的违法行为。白鸟曾经由于揭露北海道拓殖银行的非法行为而立过功。

白鸟的情报工作本来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他究竟做到了怎样的程度，人们一直完全不摸底细。他死后市警当局对共产党的情况一无所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日本的治安机关来说，还是对“反间谍队”来说，白鸟大概都是个重要人物。

但是要搜集警备方面的情报，势必就得加强与走私分子的接触。白鸟科长侦查的结果，发现佐藤英明正在干这方面的勾当。白鸟起初只是向佐藤和他那一伙人提出警告就算了。大概随着接触和侦查的进展，他就越发看出佐藤向“反间谍队”提供资金、替“反间谍队”的骨干分子垫付经费，并且给他扪介绍冶游的地方等等并不单纯是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这时他大概终于考虑要断然行使职权，揭发佐藤和他那一伙人了吧。但是白鸟太粗心大意了，他不知道佐藤和“反间谍队”特工人员之间的关系多么密切。他了解局部的情况，但不了解全貌。这就是白鸟警部的悲剧。

白鸟警部一方面搜集日共方面的情报，一方面负责管理芒野（当时的冶游区）的风纪，在那一带他颇吃得开。他似乎从那方面也搞到了情报。此外，他还担任着一项重要的工作；替从东京来的美军总司令部人员物色女招待。那些从东京到北海道来的所谓“大人物”，每到冬季就必然去猎熊。他们要找个“旅伴”，据说拉皮条的工作就落在白鸟警部头上。大概这种女招待是专门从芒野方面“征召”来的，不过那些被迫陪伴美国人的可怜虫只是白白遭到蹂躏而已，拿不到相应的报酬，听说无论老板还是女招待都把白鸟恨之入骨。然而干这种营生的人都怕警察，如果违抗白鸟的命令，不知事后会遭到怎样的报复（比方说，从此事先再也得不到警察要来抽查的通知了）。因此，他们大概万般无奈，只好任凭白鸟摆布。此外，暴力团和这些花街柳巷有着密切关系一事，也是值得注意的。

发生事件的那天，白鸟曾到酒吧间“紫浪”去过。这说明他常到“紫浪”去。这里是他做侦查工作时经常落脚的地方，又是“反间谍队”的联络站——“反间谍队”总部在札幌的“大饭店”。

日共办事处就在酒吧间“紫浪”附近，我认为正如日共所指责的，强盗闯进去抢劫文件是“反间谍队”干的，而且事先一定在附近暗中放了哨。白鸟警部准知道这些内情。

当时设在札幌的民间出版审查部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出版物和报纸，首先是共产党的机关报，连油印的印刷品和小传单都想方设法搜集到手。民间出版审查部的部长是名叫葛特的二世（文职人员），与“反间谍队”队长坪田格外亲密。据说他们有着密切联系，每天晚上不是在这家就是在那家边打桥牌边商谈工作。札幌市警察署的白鸟警部和畠山每星期也冷不防到民间出版审查部来三四次，在葛特的房间里谈公事。据说白鸟警部总是板着面孔，没有露过一丝笑容。突然袭击日共在圆山的宣传站和苗穗的也是民间出版审查部，日本警察并没有随行，估计“反间谍队”的队员参加了搜查工作。“追平证词”里提到的姓向井的中士也是个二世，他是“反间谍队”的骨干分子。据说他还负责验收卸在小樽港的占领军物资。

但是当时占领军的物资大批被盗卖到小樽市内的黑市上。据估计，那是“反间谍队”队员为了搞到冶游费用而指使朝鲜籍的黑市商人干的。这种盗卖越干规模越大，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次在小樽港的铁道支线往货车上陆陆续续装货时，把几车货物连车皮一起盗卖了。

干这种勾当的以二世居多，据说品行最恶劣的也是二世。白鸟警部大概与“反间谍队”里的有些队员也结了仇。原因是，由于风纪太坏，据说占领军领导会暗中命令他揭发“反间谍队”队员中不良分子的行为。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末由于当时“反间谍队”的二世队员与暴力团在盗卖军用物资方面也是互相勾结的，就可以推断出也许是被白鸟盯上的“反间谍队”队员指使暴力团枪杀白鸟的。据谣传，出现在前面所提到的《原田情报》里的A，也与“反间谍队”有联系。

写到这里，我的推理不得不慎重了。胡乱猜测的轻率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当然，我无法说出实际下手枪杀白鸟警部的究竟是谁。

但是根据现状，以下两点大概是可以说的。

一点是手枪的声音。前面已经说过，有两种证词：一种说听见了一声，一种说听见了两声。听见的人觉得声音很轻。正如拙文开头处所说的，勃朗宁手枪的声音要大得多，多半是“嗞——嘭”一声震撼肺腑的轰鸣。

声音听起来很轻，会不会是因为那支手枪有着特殊的消音装置呢？按说当时只有美军使用的勃朗宁手枪才有那样的装置。

再说，两辆自行车沿着南六条的雪道。行进时，有个目击者说：“其中一个人（指凶手）跟另一个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他还说，像是白鸟的那个人“脸色非常苍白”，也许是犯人在行凶前威胁了白鸟，因此白鸟的脸色才变得苍白的吧？但是他也许对这种威胁半信半疑，随后半信半疑的事真的发生了，一刹那之间他的背被子弹射穿，就倒在路上了。说不定就是这样的。

如果这是个经过周密策划的阴谋，枪杀白鸟时就不会由跟他面熟的人出面。凶手大概是跟白鸟连一面之缘也没有的人，却以某种方式认出了那就是白鸟。

比方说，可以设想有个人告诉他那就是白鸟，于是他就靠近了正骑车行进的白鸟，先问清楚“您是白鸟先生吗？”然后再行的凶。说不定他把会成为物证的手枪暗地里处置掉了，把自行车也拆开，浇上汽油焚毁了。但是以上只是我的推想，没有任何根据。

如果犯人是佐藤手下的流氓，那就不是普通的暴力分子了。《原田情报》里提到了从黑龙会里解散出来的一个人的名字，我估计不是这样的人，而是某方面经过正规的射击训练的日本人。这样的组织和骨干分子都在潜伏着，而且这又是边骑自行车行进边射击的。

总之，尽管距离非常近，从一枪就击毙白鸟这一点来看，干这事的大概是个枪法极好的人。在幌见岭上每人只打了一枪的所谓“核心自卫队”队员决没有这种本领。似乎也可以断言，更不会是连幌见岭的射击演习也没有参加过的佐藤博。

那末佐藤博为什么要潜入地下呢？假如真像检察当局所说的那样，他受到日共组织的庇护，由人民舰队机关经由海上送到国外躱避去了，那末日共为什么又要这样做呢？谁都会想到，如果他没有行凶，他就应该光明磊落地到法庭上进行辩护。

然而这只是局外人的想法，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一下这个事件中被告的处境，也许这一点是办不到的。

“白鸟事件”与“下山事件”等等不同，它并不是个一开始就安排好了的、有计划的阴谋，而一半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制造出即便日共的地下组织犯这样的罪也不足为奇的气氛。这种气氛一方面可以说是从“外面”对日本共产党内所进行的勾当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党内也有所滋长。

枪杀白鸟的案件是偶然发生的，然而它的背景却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即便把它作为“日共干的勾当”而加以利用，舆论界也不会觉得奇怪。不仅“白鸟事件”是如此，如果另外发生了一桩完全不同的震撼人心的事件，结果一定也会同样变为“札幌的共产党干的勾当”。

这样的背景随时都是准备好了的。看吧，“白鸟事件”发生之后，北海道最强大的、形成整个北海道中心的、札幌地区日共地下组织不是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了吗？这不正是制造“白鸟事件”的人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