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我们像抓住救生艇那般必须牢牢抓住的事实就是成为一个正常体面的人同时至少要活着。

　　——评论西里尔·康诺利的《岩池》，1936

　　我想，当你不得不在刺骨的寒冷中跪在穷街陋巷的水槽旁用棍子去疏通堵塞的排水沟时，生活是多么的可怕啊!

　　——1936年2月15日日记

　　那是1936年1月的最后一天，奥威尔乘火车去考文垂。据他当时开始记载的日记所说，那日的夜晚是在一个住宿加次日早餐的“非常龌龊”的地方度过的，花了3英镑6便士。之后的一个星期，他靠着公共交通工具以及一双脚，顶着严寒、沿着长途跋涉内陆公路一路北上。2月1日，他先是走路去伯明翰，然后乘公共汽车去斯特尔河桥，最后又走路去附近的青年旅店。对于这次有目的的观察旅行，他的解释有两方面：对黑暗、魔鬼般地貌的畏惧和嫌恶的同时要孜孜不倦地记录自然。有时你会觉得，奥威尔像是一只秃鼻乌鸦跟在队伍最后游戏般追逐它那难求的伴侣，飞跃斯塔福德郡的灌木篱笆墙。上路的第3天，他就到了斯坦福，住进一家禁酒旅店，那里的“一般糟糕的房间”只要5个先令。到那时为止，奥威尔就像鉴赏家一样评判旅馆的房间，他已经很熟悉它附带的不便之处。从此，在这家禁酒旅店的浴室里就有了一位旅行推销员，他冲洗快照；最终他走了。

　　对于要去哪里，在奥威尔的脑海中可能并没有非常清楚的想法。《阿黛菲》拥有一系列地方代表和代理人，理查德·里斯承诺把这些人的地址给奥威尔，但是却没有。奥威尔把在曼彻斯特留在邮局待取的地址给了里斯。离开伦敦前，奥威尔写信给《凯列班的尖叫》的作者，杰克·希尔顿，询问他是否可以来希尔顿的家乡罗奇代尔和他一起。希尔顿当时正在积极参加还处在萌芽期的全国工人运动并且手边已经有了一些相关数据。他建议把维根当作来到北方的南方人认识了解萧条的北方全部情况最好的地点。奥威尔很有可能打算去曼彻斯特，然后利用里斯的联系表来策划一个合适的去彭宁山脉东部和西部的路线。到2月3日，他已经走过了汉雷和波斯勒姆两座陶镇。那里天气非常冷。满目尽是贫穷的景象，奥威尔注意到在街道上满是邋遢的居民和低等的商铺。鲁德雅湖是在他的路线上的一个市立康乐设施，使他非常的失落。因为冬季的关系，这个湖已经关闭了。上了冻，表面覆盖着冰，裂成一块块的，被风吹到了湖的南端，上下浮动、叮叮作响。“这是我听过最为忧郁的声音了，”他想，并记下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发表过，但是这个图像后来被用在了一部小说中，被描述成一根香烟在浮冰中上下晃动。他又接着向另外一个青年旅馆挺进，住在一个仿19世纪的城堡里，那里有数不尽的石头通道，用蜡烛照明。这时候，他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奥威尔数了一下，只剩下2英镑6便士，连再住一个晚上的钱都不够了。第二天破晓，非常冷，他不得不先在火旁烤烤手才能穿衣服。他仍然向西北方向前进，继续大步走向曼科勒斯菲尔德又走了10公里，终于在下午到达曼彻斯特。这时危机出现了。所有的银行都已经关门了，并且找人兑现支票也是不可能的。由于不想在街上过夜，奥威尔典当了他的围巾，得了1英镑9便士，用作住宿。幸运的是，奥威尔的信到了邮局：他可以找到帮助他的人了。

　　和爱慕虚荣的伦敦相比，西北地区的鹅卵石砌成的街道、工厂的烟囱和泛着油光的河流对奥威尔的想像力有着直接影响。在《通向维根堤之路》第一章中，奥威尔披露了一个内情，当他在寄宿旅店的卧室中，一个带着伦敦腔的商人不知何故猜想他也是个南方佬。“这些家伙”，他气愤地叫道，“这些该死的家伙！”这是对维根寄宿旅店房间标准的抱怨，但是，事实上，在更深处却代表着真实和想像、南方和北方、城里和城外、富有和贫穷的分水岭。毋庸置疑，奥威尔的敏感、热爱自然的那一面被他在北方所发现的场景震惊了：充满浓烟的空气，施放有毒物质的工厂，玻璃破碎的银行。他以前的贫穷经历，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伦敦东区的客栈，都没有让他准备好如何面对南约克郡的贫穷。接下来是一个发现之旅：在文明的废墟中，孤独小心地前进。“凶暴的，恐怖的，残忍的”——所有奥威尔钟爱的形容轻蔑的词在他对英国北部特伦特的描述中都被使用出来了。同时在《通向维根堤之路》的核心部分，正如奥威尔小说核心部分的孤立人物一样，这种人物形象并不是对小说作者本人的精确描述，而是作为提供显著素材的报道文学的消息来源。奥威尔，可能会被说成只身前往一个充满敌对势力的世界。事实上，他的每一步或多或少都是在祝福和诅咒中走过的。这不是报道文学的价值问题，仅仅是对奥威尔使用方法的强调。《巴黎伦敦落难记》也是采用了相似的手法，以此让他和他周围的人分开。

　　奥威尔不可避免地乘坐火车去了考文垂，带着他生命中的其他东西，包括和艾琳的关系（只在《通向维根堤之路》的日记中提及过）以及他最新一本书出版中的不稳定事宜。事实上，关于《让叶兰继续飞扬》的出版问题跟随奥威尔好几个星期了。在奥威尔启程后不久，他接到了一封来自多萝西·豪斯曼的信，她是维克托·戈兰茨的同事。这封信包含了哈罗德·鲁宾斯坦对他提出的各种可疑的通路的解决方法的评论。奥威尔回复了这封信，并把手稿寄给了印刷工。接着在2月中旬，诺曼·科林斯写信给他要作进一步变化，大部分原因与虚假广告有关，这些广告与事实有着让人不如意的关系。这封信非常详尽，甚至超过了奥威尔在月底前需返还的校正过的部分。在那个月月底前，奥威尔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改。奥威尔很恼火，不仅仅是胆怯的问题，而是完完全全的无能啊——他想知道，为什么没有要求他早些处理这些事呢？——他的愤怒最终在给戈兰茨的电报和给摩尔的信中爆发了。这本书就这样被“毁掉”了，他抱怨道。他与诺曼·科林斯在战争中建立的关系就在这次争吵后再也没有恢复过。首先，他认为，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分心，那些诡辩似的细节会威胁到他的观察，这使他非常生气。当看到戈兰茨所要求的那些变化时，或许会明白他的意思。可是远在150英里之外、完全沉浸在新工作中的奥威尔是不能明白的。

　　在1936年的头几个月中，奥威尔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传统的观点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当时，戈兰茨不惜付出大代价委托为奥威尔为他刚刚成立的左翼图书俱乐部北上调查一则消息。这次经历和其他的一些事情使奥威尔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信仰者，或者说，至少增强了他本来就对它的兴趣；他的所见所思成为这部书的源泉。事实上，每一部分都需要充足的条件。有着特别橘红色标记的左翼图书俱乐部，就是《通向维根堤之路》最终发表的地方。那个时候的戈兰茨眼中只有这一处风景。其实，出版人、工党政治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约翰·思查克在午餐桌上酝酿的最初计划的时候只比奥威尔启程早一、两个星期。接下来就是对奥威尔预付款问题。据杰弗里·戈尔所述，奥威尔告诉他，戈兰茨对整个旅行承诺支付500英镑。就奥威尔的要求来说，这笔钱是个非常大的数目，不仅是平常两年的收入，还够他结婚的费用：他当下就接受了。但是，就我们对戈兰茨的了解，这样的宽宏大量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尽管他非常喜爱奥威尔的著作，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精明的经营者。在戈兰茨经手出版奥威尔著作的3年中，奥威尔的总收入也不超过400英镑。为了一个还未成形只能想像的作品付现500英镑，在整个戈兰茨的出版生涯中都是没有过的（金斯利·埃米斯可能会在20年后抱怨他的主办者是如此的吝啬）。而且假如奥威尔突然拿到了两年的薪水，为什么他在1936年的下半年会那么的拮据，并且还兢兢业业做了赫特福德郡村庄的店员来补贴他的文学新闻事业呢？似乎更可能的是，戈尔被奥威尔在他著作出版后从书中赚取的利润弄糊涂了，可能只有50英镑，是戈兰茨在2月和3月中给他补助的差旅费。

　　对于这件事不完全了解的另一个标志是，当奥威尔启程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在脑海中对要写什么只有最模糊的印象。他对里斯报告，整整4个月的旅行，他收集了许多数据，记录了许多笔记“尽管他还没有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它们”。到了10月份，他回来半年后，他思忖着写一本散文集。在这段时期，从戈兰茨写给戈尔的信来看，戈兰茨想知道奥威尔决定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他交付委托的手稿。如果他最终的目的在这个阶段还未完全确定，那么这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赞许或是对它最真实的理解。譬如，为奥威尔介绍的人之一的里斯被描述成“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有着显著的表现”。奥威尔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距离可以同禁酒运动和妇女运动相比较。以相同的方式，在利物浦做的有关市立住房政策的调查，尽管是保守派鼓吹的但对他而言，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激起了他的一些不太专业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讲，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不是十分容易的。奥威尔对于政治的看法，正如他计划要写的那种书籍一样，都在坚持自己的思想。

　　那么，首先是什么驱使他去英国北部的呢？就像大部分的近代历史现象一样，1929年华尔街股灾，之后一段时间的经济不景气为许多的文学作品提供了素材。许多作者出自工人阶级。还有一些是中产阶级的旁观者。这种分裂的观点在奥威尔的作品以及他的读者中都有反映。以工业中心兰开夏和南约克郡为主，在20世纪30年代在杰克·希尔顿让奥威尔去的维根，失业率占到人口的25％到30％之间——大萧条时期有助于无产阶级作家的成长。这个过程也颇具有讽刺意味。比如说莱斯利·霍沃德，如果他没有失去泥水匠的工作，那他可能就不会成为一个作家。沃尔特·格林伍德写了《失业救济中的爱》（1933），这本书至今仍是同类作品中的经典；而他是在被一家曼彻斯特的百货公司辞退后才开始写作的。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几乎每个萧条的地区都有几个有思想的来自工人阶级的作家：利物浦的詹姆斯·汉高，达拉谟的哈里·赫斯洛普和J.C.格兰特，诺丁汉郡的沃尔特·布里尔利（经典性题目为《经济调查人》的作者）和F.C.博登。举例来说，赫斯洛普的《最后的牢笼》，描绘了泰恩河畔因为无序和大规模的失业造成的荒芜：“没有造一只战船，没有启动一台起重机，没有一个人做工，一片死气沉沉的景象。”作为一个小规模的接受这种人才的杂志——《阿黛菲》是“无产阶级文学”突出的支持者——奥威尔觉察到这种现象并评论了一些同这种现象有联系的书籍。正如他在对弗雷德·鲍恩所著的《摇摆的石匠》评论中所说：“大众教育鼓舞人心的成效之一就是，在很短的间隔内，站在真正的工人阶级立场上的书籍开始出现了。”

　　他们在中产阶级报道文学的澎湃的潮水中坚持着，以J.B.普里斯特利的畅销书《英国之旅》（1934）为典型代表。在普里斯特利之后，英国北部的特伦特几乎被寻求模仿的伦敦文人挤满。其中之一的著名的访问者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他几乎是同奥威尔在同一时期启程去诺丁汉郡煤田的。在那里，他下煤矿，并访问了好几个失业率很高的地区。南下后奥威尔读了休·马辛厄姆的《我摘下领带》（1936），并且非常喜欢这本书。在书中，作者是在伦敦东区收房租的人。同马辛厄姆在白教堂的出现一样，源自这些短途旅行的书籍和报道都受到了置疑。奥威尔同希尔顿的关系也因如此让他非常的不舒服。尽管希尔顿建议奥威尔去维根，他同时对结果的要求也非常严厉。“乔治去了维根，”他晚些时候评论道，“但是，有可能他还待在家中。他只是在浪费钱、精力，写一些蠢话。……愚蠢的读者啊，不能把以艺术的形式完成的作品和穷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只是获得了一种不需要调配的颜色。”奥威尔与希尔顿的信件——在战后被希尔顿毁掉——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引起注意的并非是奥威尔的动机，而应该强调的是，所有去北方的旅行、工人阶级的冒险经历，都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应该强调的是，奥威尔是在无论怎样都抹不去的对抗中需要表明自己的明确的立场，需要去战斗的。

　　奥威尔要面对这些事情，在彭宁山脉的8个星期的旅行中需要，在《通向维根堤之路》发表后也需要。带着里斯给他的通讯录，他在曼彻斯特的寄宿地方呆了一天，然后同一对叫做米德的夫妻一同上路，丈夫是龙赛地区的工会官员。奥威尔马上就注意到左翼意识形态进入了北方居民的人家。这对夫妻称呼他为“同志”，尽管米德太太对此表示出“明白地不舒服”。米德夫妻给了他一个叫做杰尔·凯南的人的地址。这个人是一个电工，工党活跃分子，住在维根，可以带他参观龙赛地区。奥威尔在星期六下午到了凯南的家；他“高高的个头，背着法兰绒背包，穿着浅黄褐色的夹克和橡胶雨衣。”在凯南的陪伴下，他被带到全国失业工人运动中心——每个人都热切渴望得到帮助，他注意到，“但是我不能要求他们平等地对待我”——他在沃灵顿巷72号的霍恩比家住了下来。这是奥威尔第一次与这样的工人阶级的家庭接触，在《通向维根堤之路》中他所创造的气氛出自这里。和霍恩比先生——一个失业在家的矿工，并患了一般工人都有的疾病：眼球震颤——他的妻子，10几岁的儿子，侄子，在这个小家里住着3个男人。

　　天气非常寒冷，地上积着雪；但是，奥威尔的大部分时间仍旧花在旅行上面。他去合作大礼堂听了著名的社会演讲家，沃·汉宁顿的演讲，却非常失望：虽然他可以逐步建立群众基础，但却是一个不太高明的演讲者。第二天，他沿着小镇的运河走了长长的一段路，去寻找那个存在于神话中的码头：他用在题目中的那个码头；他惊异于那些可怕的矿渣堆，熏黑的烟囱，还看到老鼠——他猜，由于饥饿，十分瘦弱——在雪地里蹒跚踉跄。他的文学生涯继续蓬勃发展，而有个阴影却十分不调和地跟随着他。2月13日，他告诉摩尔他在维根过得十分有趣，并收集到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不仅仅是那些被熏黑的砖墙和晦涩的天空，奥威尔还被那里对自我展示的剥夺的程度震惊了。和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的工作人员一起外出检查住房情况时，他被带到了小镇边上一个肮脏的旅行者的聚集区，在那里，他被所看到人们脸上的不堪的表情震惊了：有一个女人的脸就像一具死尸的头。然后当他在一条小巷中徘徊时，突然的一瞬间——就像从火车的窗口看到的一样，之后重写了来增加它的影响——成为《通向维根堤之路》最难忘的一幕：一个年轻女子跪在水槽旁用棍子疏通堵塞的排水沟。“我想，当你不得不在刺骨的寒冷中跪在穷街陋巷的水槽旁用棍子去疏通那堵塞的排水沟时，生活是多么的可怕啊！”女人抬起头，迎上了他的眼。她的表情“是我见过最为荒凉凄惨的”。它给奥威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想她可能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