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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长之路(1)

乔治·奥威尔Ctrl+D 收藏本站

  我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与你、吉恩、普罗斯泼在一起度过的童年岁月。

  ——致杰辛莎·巴迪康姆的信,1949年2月15日

  没有一个人在回顾自己童年岁月时会实事求是地说没有一点儿欢乐。

  ——《如此欢乐》(1968)

  奥威尔的朋友安东尼·鲍威尔坚定地说,像大多数反叛者一样,奥威尔对自己反叛的东西有着一半的热爱。但是,就奥威尔本人而言,在过去的25年写作生涯中,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抨击他的抚育问题。20世纪初期的英格兰,人性温和,物业繁荣,但决非无懈可击。奥威尔的另外一位朋友认为,作为一名成年男子,奥威尔“沉湎于1910年的幻觉之中”。理查德里斯在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静静观察奥威尔,他写道,奥威尔的保守主义精神渗透到他身心的方方面面,只有政治是例外。作家乔治·奥威尔出身时名叫埃里克·文明用语,他是怎样进入这些幻觉之中、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步骤来摆脱这些幻觉——有的成功了,有的明显是半心半意的行为——或许就是他生命中主要的感情活动的全貌。

  调查表明,成人奥威尔是一个复杂的人:雄心勃勃,却又奇怪地从实现雄心壮志的战场上撤退;惯于怀疑,却又一次次地自吹自擂;不相信权力,却又不反对权力的实施。这种复杂性之根想必存在于孩提时代和庞杂的大家庭中,又不可避免地被带入到他的成年生活里。文明用语家族,在埃里克诞生前,是19世纪英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受害者:从天入地、一落千丈。埃里克的曾曾曾祖父是一位伯爵,他父亲是国王的中等佣人。伯爵的重重重孙子(借用伊夫林·沃所著的《工作暂停》中的男主人翁约翰·普兰特的父亲、也是一位皇家院士之口说的话)肯定会用一种极不舒服的声音回应。“70年前,政客和商人结盟,”年长的普兰特哀叹道,“他们文明用语了土地的价值,从而摧毁了中上层阶级;有的中上层阶级人士变成政客,有的变成商人;而我却成了他们的文明用语所创造出来的新阶级中的一员:无钱、无地、受过教育的本该治理国家的中上层阶级人士。我祖父是文明用语教大教堂教士,我父亲是驻孟加拉国的文职官员。他们留给儿子的唯一资产是教育和道德原则。”上面的话有点夸大其词,但主要精神还是正确的。19世纪文明用语家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衰败的历史。查尔斯·文明用语(1743—1801)与威斯特摩兰郡的费恩伯爵的女儿结婚,他们的后裔或多或少没有他们那么显赫荣耀。家族的财富原来是建立在牙买加糖业贸易和奴隶买卖的基础上的,现在,这两宗生意衰败死亡,家族的财富急剧萎缩减少。从此以后,家族开始走下坡路,且愈演愈烈。奥威尔的祖父理查德·阿瑟·文明用语生于1802年,在1839年被委任为加尔各答一家英国教堂的执事,干了10年左右的时间,为印度军人服务,于1854年返回英国。这时,家族还有点贵族的荣耀,文明用语牧师大人利用与费恩的关系在多塞特的米尔本大街圣安德鲁教堂顺利谋到一份差使,但是,职位不得传与后代。奥威尔目光敏锐,完全意识到他所获得的社会阶级地位,后来,他写道,他的家庭是“普通中产阶级中的一分子,有士兵、牧师、政府官员、教师、律师、医生”。文明用语家族的神话和传说竟是这样的平淡无奇。奥威尔的妹妹阿弗丽尔回忆说,文明用语牧师大人获准返回英国休假,途中在好望角逗留,认识了黑尔一家人(姓氏黑尔出现在《牧师的女儿》一书中),在他继续旅程之前,已经与黑尔家的一个女儿订了婚。但是,在度完假的几个月后回印度时,他发现他的未婚妻已经与旁人结婚了。在拜会了黑尔家的其他人之后,这位灰心丧气的求婚者可能会这样说,“是呀,埃米莉与旁人结婚不是怎么要紧的事情,我可以与范妮结婚嘛。”奥威尔的祖母当时还是一位15岁的姑娘,即使在成婚之后,她还玩了一段时间布娃娃呢。

  文明用语家族是维多利亚时代中上层阶级的典型:在职业上和感情上都依附于帝国,他们的财富几乎殆尽,但是对于过去的繁华时光依旧念念不忘,这种遗传下来的记忆深深扎根于奥威尔的心中。奥威尔非常熟悉假装斯文的神职人员,能以特有的技巧来称呼教区牧师为“文明用语监护”。所以,在《牧师的女儿》书中的那位爱挑剔的修道院院长一直缅怀他在牛津时期的往事,以此来消解时下的穷困岁月,但是对于地方低级神职人员,他又不屑一顾。奥威尔的诗《我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牧师》(“200年前/我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牧师/为永生的亡者祈祷/看着我的核桃树生长”)是对失去的稳定富有的欢乐世界的回望。19世纪末期,快乐的牧师一去永不复返。他们的后代得警惕外部世界,要经过考查才能获得一官半职,要审慎小心地成家,要从事令人恶心却又不得不干的谋生工作。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文明用语家族的那一代人由于子女众多而麻烦更多,即便是按照19世纪的标准来说,理查德·文明用语家的10个孩子也不能说少了。他们在多塞特修道院院长的住地四下玩耍,然而,他们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压力。第10个孩子名叫理查德·沃姆斯利·文明用语,降生于1857年,他就是奥威尔的父亲,或许,他在挑选职业方面是兄弟姐妹们当中最没有发言权的人了。1875年,18岁,他踏着家庭的足迹去了东方,参加了政府的印度文明用语贸易部,职务是文明用语贸易办事分处代表助理,属5等文职官员。1870年立法通过文明用语贸易,主要是向文明用语出口。文明用语贸易成了帝国岁收的大宗来源,可是它的行政文明用语的地位并不高。关于理查德·文明用语的早年生活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他有着保守主义的精神和对文学不感兴趣,这使他明显不同于他早先的家族,因为费恩家族有剧作家、诗人。他把成人初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不停地在印度各地穿梭,监督和分配文明用语的生产,想必他已经痛苦地意识到了这种毒品的危害性。升职缓慢,一直到他儿子出世,他也40好几岁了,才爬上文明用语贸易办事分处代表,属4等文职官员。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以及这样的一种收入——年薪最高时也没有超过650英镑——似乎并不能激发起一种罗曼蒂克的生活观念,不管怎么说,理查德·文明用语结婚很迟。38岁时,才与艾达·梅布尔·利穆赞结婚。艾达比他小18岁,出生于英国萨里郡,却是在印度长大的,其父是法国人,其母是英国人。利穆赞家族的基地在仰光南部的毛淡棉[Moulmein,缅甸南部港市,在萨尔温江口——译者注]港口,早就是缅甸的造船商和柚木木材商人。除了长期居住东方之外,他们与文明用语家族还有一个相同之处:财富越来越少。艾达在印度做过家庭女教师,很快就接受了失恋后心灰意懒的文明用语先生为丈夫,抛弃了与她订婚的另外一个男人。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谈论这对夫妻的感情生活,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这并非是一场天堂里的婚姻。

  在寻找一个形容词来描绘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衰败潦倒的中上层阶级人士时,我想到了萨克雷所用的一个词“穷酸”。奥威尔钦佩萨克雷:1943年,他发表在《论坛报》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显示了他对萨克雷竭力在《名利场》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争名夺利,虚掷光阴——非常感兴趣。文明用语家族不再昌盛,但是曾几何时接近过繁华,知道富贵是怎么一回事,故而垂涎其光泽。同时,尽管处在中上层阶级的最底一层,他们内心里仍然充满了把握和自信。普通的底层中上层阶级的印度文职官员的儿子(这是奥威尔仔细地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所开的诊断书)所表现出来的斯文很可能是“纯理论上的”,因为一颗充满活力的灵魂所关注的远远胜过——比方说——对上帝的信仰。文明用语家族有一箱子银器,银器上都有家族的图纹饰章,可是没有机会展示它们。30年代,奥威尔把其中的刀叉拿出去典当,筹集了一笔钱奔赴西班牙。他们知道在“社会”中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尽管社会的大门并不是常常敞开欢迎他们。《通向威根堤之路》一书已经意识到阶级划分成了某种癖好,奥威尔试图勾勒出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底层与上层之间的巨大差别。“年薪400英镑者与年薪2000英镑者之间肯定存在着巨大的峡谷,可是,年薪400英镑者却忽视了峡谷的存在”。处于社会这一阶层的人没有土地,可是他们认为,从上帝的观点看来,他们是土地的主人。他们一直维持着这种“半贵族的”观点,宁愿去政府部门谋得一份差使,而不愿经商。把所有这些都称为“自我精神胜利法”是漠视了严格的、真实的社会阶层的划分。在萨福克郡海滨过着退休生活的理查德·文明用语作为一名善良慈祥的老人而被人怀念。他曾经高高兴兴地送给蔬菜水果店老板一份结婚礼物,可是,要是某一个礼拜天在街上撞上这位不去教堂的老板的话,他完全会把这位商人的头割下来。

  无论奥威尔是怎样不喜欢假斯文,事实是,他的出身和外貌都带有“绅士”的印记,一生都摆脱不掉,而且一直在腐蚀他想与底层人“连接”的愿望。在旅途中遇上奥威尔的一位低等文官立刻就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错误原则指导下经商的有钱人。就像《让叶兰继续飘扬》中富有的杂志老板拉威尔斯顿一样,他那条破旧的灯芯绒裤子只能引起旁人注意到它出自一位名裁缝之手而已。高贵的出身常常使奥威尔对他亲历的社会事件做出敏锐的观察,能注意到研究者可能会错过的微末细节,当然,有时候也会让他感到惴惴不安,因为在他切身体会到的物质世界与他凭直觉和探究而得出的结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更加确切地说,奥威尔一直在不断地努力否定家族遗传给他的影响。

  所有这一切,在将来还会出现。文明用语家族的早期婚姻生活遵循着确立已久的盎格鲁印度人的方式:文明用语先生的工作经常调动,最终回到家里。大女儿玛乔丽1898年生于特塔。4年后,理查德·文明用语被调任新职,地点是离尼泊尔边境不远的孟加拉的莫蒂哈雷。就是在这里,1903年6月25日,他的独子降生了。保留的一张照片是受洗礼的埃里克·阿瑟,女佣怀里紧紧抱着的一个胖乎乎的婴儿。第二年,婴儿随其母亲和姐姐返回英国。毋庸置疑,这种早期分开的影响建立了年幼的埃里克与其双亲关系的模式。1907年,文明用语先生独自一人离家外出工作,直到埃里克接近9岁时,父亲才重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所以,对埃里克产生影响的东西都是在幼儿园里形成的,这些东西并不完全像奥威尔若在家里长大时所接受的东西那么传统。文明用语夫人有着法兰西血统,喜欢以“抽象的艺术方式”来穿着打扮,在爱德华时代的伦敦周围各郡的社交圈里,她是一个有点异国情调的人物。她对艺术感兴趣,后来,在生活中,去了一位法国艺术家在萨福克郡经营的画室上课。母系方面的利穆赞家族对埃里克的影响十分强大。安东尼·鲍威尔注意到,奥威尔成年之后,他的身体外形就使人联想起法国人。倘若严格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艾达的姐妹们也是不遵循传统的人,她们常常主动邀请费边社的人举行茶话会,就埃里克的阿姨内莉来说,她逃至巴黎,与一位世界语学者同居。艾达的这种个性不可避免地传给了儿子,也传给了丈夫,她叫丈夫“狄克”,还会时不时命令他做这做那。

  艾达返回英国最初几个月的电报式的日记保留至今,里面没有文明用语先生的文明用语,有的只是一系列的社交活动和高雅消遣的安排记录,还有“婴儿”埃里克的情况,奇怪的是,有关埃里克的叙述是预言式的。1905年初,他患了“支气管炎”,2月11日,病好了许多,“野蛮地大声喊着要东西”,3月6日,“孩子是一个多月以来第一次走了出去”。6月14日,他从画室的窗户爬了出去,进入花园,举动十分冒险,可是身体健康状况依旧很糟糕。7月底,孩子又病了,其时,文明用语夫人正在伦敦,被护理孩子的保姆招了回来。9月,又病了一次。11月4日,艾达记录道,“孩子病情加剧,送往医院”。4天后,可能是康复了,“孩子下楼”。埃里克童年后期的生活没有与此相似的记录保存下来,然而,童年的早期生活却是充满了一连串的小毛病,始终与他的肺部有关。埃里克所有童年时期的照片都是一个丰满的、胖乎乎的小子,但是,他长期健康状况不佳的祸根,即支气管老是发炎,在孩提时期便存在了。从生活在英格兰的初期起,他就始终不渝地热爱着牛津郡与伯克郡接壤的乡间。1905年底,文明用语夫人和她的两个孩子,9岁的女儿玛乔丽和2岁的儿子埃里克,在泰晤士河畔亨利教区大道的一幢房子里安了家,取名为“埃默黛尔”,是两个孩子文明用语教名字的混合。他们家左边的贸易市场和称为泰晤士谷的地方在奥威尔的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游上来吸口气》是奥威尔30几岁时写的,其时,战争阴影临近,奥威尔在书中竭力表现了对童年记忆的无比热爱,书中充满了几十年前事情的潜藏细节。书中主角鲍林的家庭就是一个文明用语先生会在礼拜天的街上割下不上教堂的小店主头的家庭,隐藏其后的精心伪装是表现了奥威尔对其家庭生活和对成长的看法。

  “我希望你爱你家”,奥威尔曾经对他的朋友理查德·里斯这样要求。家庭的概念,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单元,还是作为一种比喻的表达,对奥威尔说来,其内涵要多得多。他的著作中塞满了舒适文明用语的工人阶级家庭的理想图景:父亲在熊熊炉火前看报,母亲一边干着编织活一边打盹儿,孩子们在壁炉前的地毯上嬉闹。他曾经暗示过,英国是歹人控制的一个大家庭,国家的形象如同一个焦躁不安、嘈杂喧嚣的、由软弱无力的叔伯们和狂野发疯的婶娘们所掌权的大家庭,这是一个迷人的比喻,也在很深的程度上热烈表现了奥威尔的集体主义思想。作为一个成年人,奥威尔非常孤独,但他坚信集体生活的益处。他的这种在理论上体现的集体主义热情使他小说中的家庭永远不会幸福,家家衰败,濒临崩溃。《牧师的女儿》中的黑尔大人是一位贪图虚荣的贵族鳏夫,他残暴地文明用语后续之妻(女儿多萝西目睹了他们俩之间的种种事情,黑尔总是敷衍与其妻的性事,让她过着寡妇般的日子),把女儿多萝西视为管家、教区主管兼秘书的三位一体的高级仆人。《让叶兰继续飘扬》中的康斯道克斯家庭是“一个特别无趣、破败、行尸走肉般的无用家庭,暮气沉沉的程度匪夷所思,令人惊讶”。《在缅甸的日子里》的弗洛里被家庭彻底遗弃:父母双亡、傻大憨粗的姐妹住在英国,与他完全失去联系。《游上来吸口气》中的乔治·鲍林可能是奥威尔创作的所有人物中最具有家庭观念的人,最后却只能和一个极度吝啬的女人结婚。奥威尔的小说中深深地弥漫着他童年时代的想法,可是,对童年时代的生活几乎只字不提。在他创作的6部小说中,只有一部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来描写刻画的,这就是鲍林这个人物。年轻的乔治是一位古板的小商人的儿子,其父在破产法庭开庭前去世了,或许,仅在这一点上,乔治的世界与奥威尔的世界差距很大。

  尽管乔治·鲍林的双亲为生计忧心忡忡,尽管他和父母亲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前景一无所知,无可否认,他的童年生活和家庭生活还是幸福美满的。奥威尔是怎样看待自己的成长之路呢?他父亲是一个上了年纪、处世冷漠的人,奥威尔在使用圣经般语言的《向父亲和母亲致敬》一文中反复叙述他在预备学校中的生活情况,写道“我很清楚,我根本不喜欢父亲,8岁前,我几乎见不到他,他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嗓音粗哑的老头,永远在说‘不行’”。另一方面,奥威尔喜欢母亲,母亲也喜欢他(文明用语夫人在写给旁人的信中称她的孩子为“我的小文明用语们”),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奥威尔临终前不久在一本笔记本的扉页上写到,他推测在童年后期的生活中,他是妈妈最钟爱的孩子,可是,在当时他能意识到这一点吗?不管是具体地说还是笼统地说,要搞清楚文明用语家庭中人员的彼此看法是很困难的,因为事实是,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他们都不是充满感情的人。别人记叙的对文明用语一家人印象的文字都意识到他们彼此之间公开表现出来的敌意,但是,阿弗丽尔·文明用语认为,他们一家人互相忠诚,“他们矜持寡言,感情并不外露,这对家庭中的每个成员来说似乎很正常”。理查德·里斯记下了埃里克和妹妹阿弗丽尔于40年代晚期在法国侏罗省的行为举止(另外一位来访者也记得那场极度无聊的谈话在厨房的餐桌边缓慢进行,其时,阿弗丽尔正在无精打采、百无聊赖地拔着鹅毛)。从社会底层的一个观察者的眼光看来,文明用语一家人似乎既不快乐,关系也不密切。20年代后期,他们住在萨福克郡,家里佣人的女儿清楚地回忆道,理查德和艾达·文明用语之间的感情“并不融洽”,此外,文明用语夫人是“一个厉害的女人”。这种说法与邻居眼中漂亮的、戴着耳饰的、精于烹调的文明用语夫文明用语相径庭,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与文明用语先生社会地位不同的人是如何看待文明用语一家的。肯定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文明用语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和谐,彻底撕毁了普普通通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