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鲍里斯给过我一个地址，在白袍区的市场街。在信上，他只是写了一句：“形势发展得还不算太坏。”我以为他回到了斯克里布酒店，每天都能拿一百法郎。我满怀希望，也纳闷我怎么会这么笨，没有早点去找他。我想象自己进了一间工作舒适的餐馆，快乐的厨师一面往平底锅里打鸡蛋，一面唱情歌，我每天吃五顿大餐。想着就快挣工资了，我甚至大手大脚地花两法郎半买了包蓝高卢烟。

　　上午，我走路去了白袍区的市场街。我吃惊地发现那是条位于贫民窟的小街，跟我住的那条一样糟糕。鲍里斯所住的旅馆是这条街上最脏的。从阴暗的门道里，飘来一股酸臭味，泔水味再加上合成杂烩汤味——是西普杂烩汤，二十五生丁一袋。我不由得担心起来：喝西普杂烩汤的人是正在饿肚子或接近饿肚子的人，鲍里斯每天挣一百法郎，可能吗？老板板着脸坐在账房里，他跟我说，对，那个俄两天它都区别国佬没出去——在顶楼。我爬了六层狭窄而且绕来绕去的楼梯，越往上走，西普杂烩汤味越浓。敲门鲍里斯没来开，我就推开门走了进去。

　　房间是个顶楼间，十英尺见方，只有天窗透进光来，里面的家具只是一张窄窄的床架、一张椅子和坏了一根腿的洗脸盆架。床上方的墙上，臭虫排成一个长长的S形，正在缓慢行进。鲍里斯光着身子在床上睡觉，大肚子在肮脏的床单下隆成一个小丘，他的胸脯上有臭虫咬的痕迹。我进去时他醒了，揉揉眼睛，声音低沉地哼哼着。

　　“天哪！”他叫道，“噢，天哪，我的脊梁！该死，我看我的脊梁是断掉了！”

　　“怎么回事？”我失声叫道。

　　“我的脊梁断掉了，没别的。我昨天晚上睡在地板上。噢，天哪！但愿你知道我的脊梁是啥感觉！”

　　“亲爱的鲍里斯，你病了吗？”

　　“不是病，只是饿——对，这样再拖下去就饿死了。除了要睡在地板上，我每天只靠两法郎活着，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要命。你来得不是时候啊，我的朋友。”

　　再去问鲍里斯是不是在斯克里布酒店有活干，好像没多大用了。我赶紧下楼买了块面包。鲍里斯扑向面包，一下子啃掉一半，之后才感觉好了点。他在床上坐起来，跟我说了他是怎么回事。他出院后没能找到活干，因为他的腿还是很瘸，钱全花光了，东西也当光了，最后一连几天没吃上东西。他在奥斯特里茨桥下的码头上睡过一周，四周摆着几个空酒桶。过去两周，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跟一个犹太人——是个技工——一起住。好像（说来颇为复杂）是那个犹太人欠鲍里斯三百法郎，还钱方式是让鲍里斯睡地上，另外每天还给他两法郎买东西吃。两法郎够买一杯咖啡加三个小圆面包。那个犹太人每天早上七点钟去干活，然后鲍里斯就离开睡觉的地方（在天窗下面，漏雨）到床上去。就算到了床上，因为有臭虫，他还是睡不了多久，不过可以在睡了一晚上地板后歇一歇背。

　　这真叫人着黑色塑胶线大失所望。我来找鲍里斯是想让他帮我，却发现他比我还惨。我跟他解释我只有六十法郎左右，得马上找份活干。到这时，鲍里斯已经把余下的面包消灭了，情绪振作了一点，也变得爱说话。他漫不经心地说：

　　“天哪，你担心个啥？六十法郎——嗬，是笔巨款呐！请把鞋子递过来，朋友。等那些臭虫爬到我手边，我要拍死它几只。”

　　“可是你觉得有机会找到活干吗？”

　　“机会？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际上，我已经找到了。再过几天，商业街上有间俄两天它都区别国餐馆就要开张了，说好我去当侍者领班，我随便就能给你在厨房找份活。一个月五百法郎，管吃饭——走运的话，还有小费拿呢。”

　　“可是这会儿呢？我很快就得付房租了。”

　　“噢，咱们会有办法的。我还留了几张牌没出呢。比方说，有人欠我钱——在巴黎，这种人太多了，其中有一个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还清我的账。再想想有那么多女人跟我好过！女人永远不忘情，你也知道——只要我开口，她们就会帮我。另外，那个犹太佬跟我说他要从他干活的那间修车厂里偷几台磁发电机，他让咱们清洗一下他再拿去卖掉，每天给咱们五法郎。光是这样，就够养活咱俩的了。千万别担心了，我的朋友。弄到钱，这是天下最容易的事。”

　　“好吧，那咱们这会儿就出去找活干吧。”

　　“等会儿，我的朋友。咱们不会饿死的，别怕。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有几十次过得比现在还惨。只是个坚持的问题。记住福煦的格言：‘进攻！进攻！再进攻！’”

　　过了中午鲍里斯才决定起床。他现在只剩下一套衣服，有一件衬衫，一条硬领、领带，一双已经几乎穿破的鞋子，一双上面全是洞的袜子。他还有件大衣，万不得已时才会当掉。他有一个衣箱，是个硬纸板做的破玩意儿，值二十法郎，可是很重要，因为旅馆老板想着里面全是衣服——要不是有那个衣箱，他大概早就把鲍里斯扫地出门了。衣箱里装的，实际上是勋章和照片、零七杂八的玩意儿和一大扎一大扎的情书。尽管如此，鲍里斯还是总能把外表收拾得很体面。他用一个已经用了两个月的刀片刮脸，不用肥皂，领带打得看不出上面的洞，仔细用报纸堵住鞋子上的眼。最后，穿好衣服后，他拿出一瓶墨水把袜子洞露出来的皮肤涂黑。等他打扮停当后，你想像不到他最近还在塞纳河上的桥下睡觉呢。

　　我们去了里沃利街的一间小咖啡馆，那里是个酒店经理跟雇工见面的地方，很出名。咖啡馆靠里面是个光线阴暗的房间，像是山洞，坐了各种各样的酒店人手：衣着光鲜的侍者，别人衣着没那么光鲜，而且显然在挨饿，有面色粉红的胖厨师，身上油乎乎的洗碗工，神态憔悴的擦洗女人，每个人面前都放了杯没碰过的黑咖啡。实际上，那地方是个职业介绍所，买饮料花的钱就是给老板的佣金。有时，一个看样子像是有身份的胖子——显然是个开餐馆的——走进来跟酒保说话，酒保会叫咖啡馆靠后面那里的某个人，可是他一直没叫我和鲍里斯。我们待了两个钟头后走了，因为规矩是买一杯饮料，只能待两个钟头。后来为时已晚时，我们才得知窍门在于给酒保塞钱，你出得起二十法郎的话，他一般都能给你找到活干。

　　我们去了斯克里布酒店，在人行道上等了一个钟头，指望经理会出来，可他一直没出来。之后我们脚步沉重地去了商业街，却看到那间正在装修的餐馆关着门，老板不在。这时已经是晚上。我们在人行道上走了十四公里，很累，不得不花一个半法郎搭地铁回家。鲍里斯腿瘸，走路对他是种痛苦。随着那天越来越晚，他越来越消沉。等到从意大利宫车站出来后，他已经绝望，转口说去找活干纯属白费力气——根本没用，只能试试犯法了。

　　“宁可去抢，也别饿死，我的朋友。我经常这么打算。挑个有钱的美国胖子——在蒙巴纳斯区路上哪个黑古隆咚的拐角——用袜子包着一块鹅卵石——砰！翻完他的口袋就跑掉。能干成，你不觉得吗？我不怕——我当过兵，你记住了。”

　　最后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容易暴露。

　　我们回到我的房间后，又花了一个半法郎买面包和巧克力。鲍里斯狼吞虎咽地把他那份吃完，奇迹般马上高兴起来。似乎食物对他全身所起功用，相当于喝了一杯鸡尾酒。他拿出一杆铅笔开始列名单，那些人着黑色塑胶线大概能给我们找到活干，有几十个。鲍里斯说：

　　“咱们明天就能找到事儿，我的朋友，我有预感会时来运转，再说，咱俩都有脑子——个人有脑子就饿不着嘛。

　　“有脑子啥事都好办！就凭脑子，干啥都能挣到钱。我以前有个朋友，波兰人，真的是个天才。猜他怎么着？他会买一个金戒指，当十五法郎。然后——你晓得填当票的店员有多马虎——在店员写了‘金质’的地方，他添上‘镶钻石’这几个字，然后把‘十五法郎’改成‘一万五’。干得漂亮，是吧？然后，你瞧，他拿当票去抵押，借到一万法郎。我说有脑子就是这个意思……”

　　那天晚上后来，鲍里斯一直满怀希望，说要是我们一起去尼斯或者比亚里茨当侍者的话会怎么样：住漂亮的房间，挣的钱也足够养个相好的。他累得没力气再走三公里回他所住的旅馆，晚上就睡在我的房间的地板上，外套裹着鞋当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