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7

　　我尽力回忆发生撞车的那天夜里，那么晚，我在方尖碑广场可能做的事情。我应该确切说明，在那段时期，每当我离开左岸的那些街区，我就感到十分高兴，仿佛我只需穿过塞纳河便可以从我的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蓦地，一触即发。最终，我将遇到些什么事情。

　　我大概过于看重地形学。我常常暗自思忖，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为什么我同父亲见面的地点从香榭丽舍大街渐渐挪到奥尔良门。我甚至记得，我在绿道街那家旅馆的房间里铺开一张地图。我用红色圆珠笔打上一些叉号，作为标记。一切都已在一个以星形广场为重心，随着向西延伸的通道直到布洛涅森林的地带开始。然后是香榭丽舍大街。我们不知不觉经过玛德莱娜广场和巴黎林荫大道，悄然向歌剧院区走去。然后，走得更远些，靠近皇宫小区。在好几个月的时间内，我来到“鲁克世界”那儿和我父亲碰头。我想，他总算在这漂泊不定中找到了一个落脚点。我们渐渐走近我力图在地图上划定的界线。我们从“鲁克”走到“科罗娜咖啡馆”，这家咖啡馆位于圣日耳曼一奥赛尔广场和卢浮宫堤街相交的街角。是的，我觉得，那条界线，它就在那儿。他总是约我晚上九点钟在“科罗娜咖啡馆”见面。咖啡馆都快要打烊了。在咖啡馆的尽头，我们是惟一的两名顾客。沿河街道上再也没什么来往车辆，我们听见圣日耳曼一奥赛尔广场的大时钟在每一刻钟报时的钟声。就是在那儿，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磨损的衣服，海军蓝的大衣上缺少了纽扣。不过，皮鞋擦得锃亮，无可挑剔。我并不想说他像一名失业的音乐家。不，倒更像是关押后放出来的一个“冒险家”。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人已失去青春的丰采和机敏。我们从圣日耳曼一奥赛尔广场疲惫地走到了奥尔良门。再往后，十一月里的一个雾蒙蒙——一种橙黄色的雾——的早晨，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身影消失在蒙鲁日和夏蒂雍的方向。他径直向这两个地方走去，这两个地方各自拥有一座要塞，从前那里都在拂晓时执行枪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常常会逆向沿着这条路走。

　　将近晚上九点，我经“艺术”桥穿过塞纳河，离开了左岸，来到“科罗娜咖啡馆”。但是，这次，我独自一人坐在尽头的一张桌子旁，我不需要寻找字眼跟那个身穿海军蓝大衣的可疑家伙说话了。我开始感到如释重负。在河对面，我已经抛下了一片我曾身陷其中的沼泽地带。我在陆地已经站稳脚跟。这里，灯光更加耀眼。我听见霓虹灯发出嵫嵫的声响。过一会儿，我会顺着一座座拱廊，在露天漫步，一直走到协和广场。夜色清朗，万籁俱寂。美好的前程展现在我的面前。我独自一人在“科罗娜”，我聆听着圣日耳曼一奥赛尔的自鸣钟报时的钟声。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上星期我参加的博维埃尔和他弟子的几次聚会。是的，这些聚会总是在当费尔一罗什鲁广场周围的咖啡馆里举行。除了一个晚上，那次在更远些的阿雷齐亚路，“终点站”咖啡馆那儿，我和父亲有时就在那儿见面。那天晚上，我想象他与博维埃尔的会面。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博维埃尔，有点故作庄重，爱摆权威架子，持有学位证书，受到他那“博士”和思想领路人这一身份地位的庇护。

　　而我的父亲，则更喜欢冒险，他惟一的学校就是街头的教育。两个人都是骗子，各有自己的方式。

　　上一次，博维埃尔散发几份誊印讲义，我从那个鹰脸男孩那儿得知，这些讲义是他在一些我不知道的什么样的大学或高等研究学院里讲授的课程。他们都去听过课，然而，我，说真的，我并不想和其他人一起排排坐，坐在学校的长椅上。对我来说，寄宿学校和兵营生活就足够了。那天晚上，鹰脸在散发讲义，当时，博维埃尔正舒服地坐在仿皮漆布的坐席上，我打手势，委婉表示我不需要讲义。鹰脸便向我投来含有责备意味的目光。我不愿意使他不愉快。于是，我就收下讲义。

　　后来，我在我房间里尝试着阅读这份讲义，可是，看了第一页后，我就无法继续读下去。我仿佛觉得还听见博维埃尔讲课的声音。这个声音既不是男性的，也不是女性的，在这个声音里，有某种滑溜溜的东西，某种冷冰冰、滑溜溜的东西，对我没有丝毫的影响，但是，它会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别人的心中，造成某种类似麻痹的状态，从而置于这个人的控制之下。昨天下午，我想起了他脸部的轮廓，如同照相那样精确：颧颊，深凹人眼眶的一对明亮的小眼睛。活像一个骷髅。厚厚的嘴唇奇怪地往外翻。而嗓音是那么冷，那么滑??我记得，在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像他那样的骷髅头，某些精神导师，某些思想领路人和一些哲学派别，那些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在这些学派里寻找一种政治学说，一种严格的信条，一位使人全心全意效忠于他的最高统领。我再也不清楚，为什么我能够逃脱这些危险。我同别人一样脆弱。没有什么使我真正区别于聚集在博维埃尔周围的这些神经兮兮的听众。我也一样，我需要事物的确实性。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奇迹，我才没有中圈套呢?我把这归功于我的怠惰和缺乏远见。或许也因为某种平庸，使我拘泥于具体的细节。

　　是的，这个男人戴着一条玫瑰红色的领带。而这个女人的香水是以一种宿球类花草为基调。卡尔诺大街呈斜坡状。您是否注意到，傍晚时分，在有些街道上，您满眼都是落日的余辉?有人把我当作白痴。

　　8

　　如果我向他们承认我出席聚会的其中一个理由，那么，我就会使他们大大地失望。在他们中问，我已经发现有一个人使我感到比其他人更有意思，是一位名叫埃莱娜·纳瓦希那的女子。一位蓝眼睛的棕发女郎。

　　只有她根本不做笔记。那位总是待在博维埃尔身边的金黄色头发的女人，满怀戒心地打量她，好像她可能成为一名情敌，然而，博维埃尔从来没有注意过她。这个埃莱娜·纳瓦希那，看来不认识小组里的任何成员，而且，不跟他们说话。聚会结束后，我看见她独自一人离开，穿过广场，消失在地铁站出人口。一天晚上，她把一本视唱教本放在膝盖上。散会后，我问她是不是音乐家，然后，我们俩并排而行。她教一些钢琴课，挣钱谋生，但是，她非常希望进音乐学院学习。

　　那天晚上，我同她一起乘地铁。她告诉我，她住在里昂火车站附近，为了一直陪着她，我就杜撰自己正好在那附近有个约会。多年以后，在当费尔和意大利广场之间这同一条空中地铁线上，片刻间，我曾希望跨越时间的距离，重又坐在咖啡馆的坐席上，坐在埃莱娜·纳瓦希那的身旁。那时，一种十分强烈的空虚的感觉充满了我的心头，为了使自己定下心神，我对自己说，这是因为地铁悬于林荫大道和一排排大楼之上的缘故。一旦地铁线又回到地下时，我就不再会体验到这种眩晕和失神的感受。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回到日复一日的心安理得的单调生活中。那天晚上，车厢里，我们俩周围几乎没什么人。正是高峰时刻之后。我问她为什么参加博维埃尔的聚会。她并不认识他，但读过他写的一篇关于印度音乐的文章，这篇文章开阔了她的视野，但是，这个人却使她有些失望，而且，他“讲授”

　　的内容也与这篇文章不相适应。如果我愿意的话，她会让我读一读这篇文章。

　　而我，哪一条路把我引向当费尔一罗什鲁地区的群体呢?只是单纯的好奇心。我对博维埃尔感兴趣。

　　我想要知道有关他更多的事情。一位博维埃尔博士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样的呢?她莞尔一笑。她也对曾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初看起来，他从未结过婚，而且对某几位女学生颇有意思。可是，他究竟是否真的有兴趣呢?她们总是具有同样的体貌特征：苍白的脸色，金黄色的头发，俨然信奉基督教的年轻姑娘的严肃神态，接近于神秘主义。起初，这一点使埃莱娜感到不安。在讨论会过程中，她感觉到有几位年轻姑娘傲慢地盯视她，而且觉得她跟她们不是一个格调的。于是，我就对她说，我们倒是挺合得来。我呢，我也一样，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跟什么东西合拍。我想，她大概和我一样，在巴黎感到有点失落，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尽力寻找一个可能指导自己生活方向的轴心，有时与一些博维埃尔博士们交错而过。在博维埃尔身上发生的一件小事曾使我们俩惊讶不已。在前一个星期的一次聚会，他的脸肿了起来，仿佛有人痛打了他一顿：一只眼睛发黑，而鼻梁上和脖子周围都有一些瘀斑。他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只字不提，而且，为了转移注意力，他显得得比平时更加起劲。他同听众们交谈，常常问我们，我们对他所讲的一切是否清楚、明白。在整个讲座过程中，只有鹰脸秘书和那位肤色白皙的金发女子神色不安地盯视他。讲座结束后，金发女子在他脸上敷了块药纱布，他则面带微笑地由她照顾。谁都不敢向他提出哪怕最简单的问题。“您不觉得这有点怪吗?”埃莱娜。纳瓦希那问我，她的语气镇静自若，仿佛看穿了一切似的，如同那些从小就对什么事都司空见惯的人那样。我差一点就要同她谈起，我在皮卡尔见到的与博维埃尔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但是，我难以想象这个女人居然这样把他痛打一顿。再说，也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会这样。不，这想必是某种更加意外、更加复杂的东西。在博维埃尔博士的生活中，有阴暗的部分，也许是一个他认为见不得人的秘密。我耸了耸肩，对埃莱娜·纳瓦希那说，这就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她居住在里昂火车站对面那一大片楼房中。我向她解释，我比约会的时问早到了一个小时。她欢迎我到她家，以免在外面久等。可惜，她的母亲却不能容忍她出其不意地带个人回家，到她们位于埃米尔一吉贝尔街5号的小小的套间来。

　　9

　　随后的一次聚会时，我重又见到了埃莱娜·纳瓦希那。博维埃尔博士脸上的瘀斑几乎看不见了，他只在左颊上贴了一块小小的橡皮膏。我们始终不知道究竟是谁打了他。他不会透露只字片语。甚至，每次和他一起上车的那位金发姑娘也一无所知，我对此深信不疑。男人们会带着他们的秘密离开人世。

　　那天晚上，我问埃莱娜·纳瓦希那，她为什么对印度音乐有那么浓厚的兴趣。她告诉我，为了摆脱压在心头的重负，并最终到1Ali'1能够呼吸到纯净而清新的空气的境界，她经常聆听这种音乐。而且，这是一种沉静的音乐。她需要轻松和宁静。我赞同她的意见。

　　我陪她去上钢琴课。她大部分是在七区上课。我就一边漫步，一边等候她，或者，在雨雪天的下午，我就躲进一家最靠近她去上课的那栋大楼的咖啡馆里。每次钢琴课都持续一个小时。她每天有三到四个小时的课。

　　于是，在她上课期间，我就沿着军事学校那些荒废的房屋踽踽独行。我担心自己失去记忆，担心自己迷了路而又不敢问路。行人很少，我能询问他们我该走哪条路吗?一天下午，在塞居尔大街的尽头，到了15区边上，我突然感到惊惶万分。我仿佛觉得自己快融化在这片预示大雪来临的浓雾里。我希望有个人拽住我的手臂，对我说些宽慰的话：“不，这没什么，我的老兄??您大概缺乏睡眠??去喝一杯白兰地吧??马上就会过去的??”

　　我尽量回忆一些具体的细节。她对我说，对于钢琴课，她总是不费力气，轻易就安排好了。她让他们学一样的曲子。那首乐曲的名称是胡梅尔（胡梅尔(JohannNepomukHummel，1778—1837)，德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的包列罗舞曲。有一天晚上，她在一家餐厅地下室里被我们发现的一架钢琴上弹奏了这首曲子。过一会儿，我会请她用口哨吹胡梅尔的包列罗舞曲给我听听。想必是一个在西班牙旅行过的德国人。我最好还是在她授课的大楼前等着她。奇特的街区??一个琢磨不透的街区，博维埃尔会用他如此冰冷，如此滑溜的嗓音这么说。我沉溺在这样的情绪里是多么懦弱啊??只要在塞居尔一苏福兰交叉路口出现了一点预示雪天的雾霭，就足以使我意志消沉。我真是个卑微的人。这是因为回忆起那天下午，当埃莱娜·纳瓦希那从大楼走出来时下的那场雪，可是，每当我想起这一段生活，我就闻到了雪的气味——更确切地说，一股冻坏你肺部的寒气，而对我来说，它最终与乙醚的气味混淆起来。某个下午，上完钢琴课后，她在一块薄冰上滑了一跤，她摔伤了手。破裂的伤口鲜血淋淋。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一家药房。我要了药棉和一瓶乙醚，而不是九十度的酒精。我不认为这是我故意犯的错误。

　　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她打开瓶塞，就在她把棉花浸湿，要敷在伤口处时，我闻到了那么浓烈的乙醚气味，是我从小就那么熟悉的气味。我把蓝色的瓶子放入我的口袋里，但是，这气味却依然在我们周围缭绕。这气味充溢在我们经常歇息的里昂车站一带的旅馆房间内。这是在她回自己的家之前，不然，就是晚上将近九点钟，她来同我见面时。这些旅馆的服务台并不要求顾客出示身份证件。由于临近火车站，来往的人太多了。顾客们在房间里逗留的时间不会很长，火车很快又要把他们带走。昏暗的地方。有人递给我们一张登记卡，我们必须在上面写上我们的姓名和地址，不过，他们从来不会核实这些姓名和地址是否与这些人的护照或身份证相符。总是由我为我们俩填写卡片。我就写上不同的姓名和地址??然而，我同时把这些姓名和地址记录在记事本里，以便下一次变换姓名。我希望把有关我们的线索和出生日期都弄混，因为我们俩还是未成年人。去年，我在一个旧票夹里发现了这页纸，当时我把我们的假身份列成清单写在上面。

　　乔治·阿卡德：巴黎9区，拉罗什福科路28号。

　　伊薇特·丹迪亚克：洛吉埃路75号。

　　安德列·加比颂：马德里，若热·胡安街17号。

　　让一莫里斯·热德林斯基和玛丽一若斯·瓦思：比亚里兹，卡萨·蒙塔尔沃区。

　　雅克·皮什：柏林，施特格里兹，奥尔朗街2号。

　　帕特里克·德·泰鲁阿纳：尼斯，伯辽兹路2l号。

　　苏兹·克莱：阿姆斯特丹，维择尔街98号??

　　有人告诉我，每家旅馆都会把这些登记卡转交给毒品搜查组。那儿，他们把这些登记卡按字母顺序排列。据说，以后他们就把这些卡片销毁掉，但是，我并不相信这一点。登记卡依然原封不动地躺在柜子里。

　　某个晚上，一名退休的警察，闲得无聊，为打发时间翻阅所有这些老掉牙的资料，偶尔发现了安德列·加比颂或玛丽一若斯·瓦思的登记卡。他暗自思量，为什么三十多年来，这些人总是不住在原地，或地址不详。他永远不会知道真相。很久以前，有一位姑娘教授钢琴课。

　　在我们相见的里昂车站一带的旅馆房间里，我注意到，那儿留下了消极防卫时期的黑色窗帘，然而，那已是战后时期。人们听见走廊里来来往往的脚步声，砰然作响的关门声，不时响起的电话铃声。房间隔墙那头，整夜都有人在说话，嘹亮的嗓音是旅行推销员的说话声，正在没完没了地谈论他们的生意。楼梯上传来了提着行李的人的沉重的脚步声。然而，尽管人声鼎沸，我们俩终于到达她曾跟我谈起的那恬静、安谧的境界，在那儿，空气是那么清新。过了一会儿以后，我感到，从那时起，只有我们俩住在旅馆里，旅馆的客人都已离去。

　　他们到对面的火车站去乘火车。四周是如此安静，以至我竞以为，置身于靠近被大雪隐没的边境线上一个外省都市的小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