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托宾葡萄园开车到“发现者登陆处”，通常只需二十分钟，因为暴风雨却花了一个小时。路上到处是树枝，暴雨猛击着挡风玻璃；虽然才下午五点钟，我不得不开着车灯慢慢地蠕行。狂风不时地使得吉普车偏离方向。

    贝思打开收音机，天气预报说暴风雨尚未升级为飓风，不过快了。“贾斯珀”仍以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向北推进，风暴边锋距长岛海岸约七十英里，风暴经过大西洋洋面时的湿度和强度均很大。我评论道：“这些家伙要吓倒所有人。”

    “我父亲说一九三八年九月的一场赡风彻底毁坏了长岛大片地区。”

    “我父亲也谈过，老年人就会夸张。”

    贝思换个话题说：“如果托宾在家，我来对付他。”

    “行。”

    “说真的，约翰，你得照我的方法办。这并不是要我们在破案时相互妥协。”

    “我们已经做了。不要老想着能完美地破案子。”

    她没有回答。我试图打通自己的留言机，但电话响个不停。

    我说：“我屋里的电力已经中断了。”

    “很可能此前就已全断了。”

    “真可怕，我想我开始喜欢腿风了。”

    “是热带风暴。”

    “对，一样喜欢。”

    我忽然打算今晚不回曼哈顿，也就不准备参加必须出席的会面了。这样一来，我的工作会有大麻烦，但我意识到自己并不在意。

    我又想到爱玛，要是她还活着我的生活会幸福得多。唠叨了这么多乡村和城镇生活，我实际上描绘的是自己和爱玛-怀特斯通一起生活的情景，钓鱼、游泳、收集夜壶，或者人们外出时常有的活动。我又想到眼下在北福克地区的所有关系都已结束——琼恩姨妈死了；哈里大叔正在卖地；我和麦克斯也不能再恢复过去的任何关系；戈登夫妇也死了；现在爱玛又离我而去。此外曼哈顿的情况看上去也不妙。我盯着贝思-彭罗斯看了看。

    意识到我在看她，贝思也回头看我。四目对视，她说：“暴风雨过后，天空很美。”

    “不错。”我点点头。

    不幸的是，“发现者登陆处”附近的地区有很多古树。有几棵大树倒伏在路上和草坪上，又花了十五分钟转来转去，才到达托宾的别墅。

    锻铁的大门关着。贝思说：“我去看看是不是锁着。”为了节省时间，我把车子开了进去。

    贝思说：“你为什么不看看能否把自己的肾腺素指数降低一下？”

    “我在努力呢。”

    沿着长长的车道往上开时，我看到不久前举行晚会的那片草坪现在满是断技残叶，还有垃圾罐，草坪上的设施和各种破碎物。

    草坪尽头的海湾正惊涛骇浪，大浪冲击着沙砾海滩，甚至冲上草坪。托宾的船坞保持完好，但停放游艇的地方却丢失了许多木瓦。我说声：“好笑。”

    “什么？”

    “他那艘游艇不见了。”

    贝恩说：“那一定停在哪个无水船位上。这样的天气晚上不会有人出海。”

    “对。”

    车道上看不到车辆，房子也是一片漆黑。我开向双车车库，那是一间在房子后边的独立单间。我转向右边把车开进库门。库门有一部分已经损坏。透过挡风玻璃向外看，前面白色“保时捷”车顶上有一块车门碎片，车库的另一边停着辆福特布伦科轿车。我对贝思说：“这儿有两辆车——狗娘养的大概在家。”

    “我来对付他。”

    “当然。”我把吉普转过来开向屋子后面，穿过后草坪，停在天井中间，周围有一堆被风刮来的草坪设施。

    我带着消防斧下了吉普，贝思前去按门铃。我们站在门檐下，可无人应声，我当即用斧子打开门。贝思说：“约翰，看在上帝的分上，冷静一点。”

    我们走进厨房，里面断了电，又黑又静，我对贝思说：“瞄准这个门。”

    我走进大厅，朝楼上喊道，“托宾先生！”没人回答。“弗雷德里克，你在家吗？嗨，伙伴！”我可要削掉你的鸟头。

    这时头顶上的木板吱吱作晌，我丢下斧子，抽出手枪，四步并作一步地跃上楼梯。我转过楼梯的栏柱，靠近发出响声的地方。“举起双手！我是警察，警察！”我叫道。

    听到一间卧室里有响声，我冲进去刚好见到卫生间的门关上了。推开门，一个妇女尖叫两声，约有五十岁，很可能是管家。“托宾先生在哪儿？”我问她。

    她只是双手捂着脸。

    “托宾先生在哪里？”

    这时贝思来到卧室，从我身边擦过，扶着妇女的手臂说：“没事，我们是警察。”接着引她走出卫生间，坐到床上。

    经过一分钟的亲切交谈，我们得知她叫爱娃，英语讲得不好，托宾不在家。

    贝思对她说：“他的车子都在车库里。”

    “他回来后又走了。”

    “去哪儿？”贝思问她。

    “开船走了。”

    “船？”

    “对。”

    “什么时候？有多久？”

    “时间不长。”爱娃说。

    “你肯定吗？”贝思又问。

    “对，我看着他走的。”她指指窗户外面，“船从那开走的。”

    “独自一个人？”

    “是的。”

    我对爱娃说：“站到窗户边来。”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我说：“那船——朝哪边开的？哪条路？”我挥着双手示意道。

    她指着左边说：“那边。”

    我看看海湾，显然那艘“金秋”号赛艇从停船处向东开走了，但水面上除了海浪什么也看不到。

    贝思问我：“他为什么要开船出去？”

    我答道：“或许去处理杀人凶器。”

    “我觉得他可以选好一些的天气。”她又转向爱娃问道，“他走了有多久？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也许有十分钟，也许不止。”

    “往哪儿去了？”爱娃耸耸肩，“他说今晚就回来；叫我待在这儿不要怕，可我感到害怕。”

    “只是一场热带风暴。”我提醒她。

    贝思拉着爱娃的手领她到卧室外面，然后下楼进了厨房。我跟在她们后面，贝思对她说：“你必须待在底楼，远离窗户，知道吗？”

    爱娃点点头。

    贝思又说：“找出蜡烛、火柴和一手电筒。如果你害怕，就去地下室，好吗？”

    爱娃点点头，起身去橱柜里取蜡烛。

    贝思想了会，问我：“这种天气他会去哪儿？”

    我说：“他应该在酒厂设法保护好自己的产业，但他不会乘船去那儿的。”我对爱娃说，“你亲眼见到他上船的吗？是吗？”

    “对，我看见他上了船。”

    “他带什么东西吗？”我做了下手势，“手里提着？”

    “有。”

    “什么？”

    对此爱娃却闭口不想回答。

    贝思问：“他带了什么？”

    “枪。”

    “枪？”

    “对，大而长的枪。”

    “来福枪？”贝思做出瞄准的姿势。

    “对，来福枪。”她伸出两个手指说：“两枝。”

    贝思和我对视了一眼。

    爱娃又说：“还有挖地工具。”这回轮到她做手势了，是挖地的动作。“挖掘。”

    “铁铲？”

    “对，铁铲，从车库里拿的。”

    我思索片刻又问爱娃：“盒子吗？带的是大盒子吗？”

    她耸耸肩。

    贝思对我说：“你怎么想？”

    我说：“嗯，我觉得托宾不会带着两枝来福枪和一杆铁铲去钓鱼。”我对爱娃说，“钥匙，钥匙在哪儿？”

    她把我们带到墙上的电话机边，电话旁边是个钥匙板。托宾这个强迫性洁癖狂把所有的钥匙都用绳子分别串好。我发觉克里斯工艺游艇的钥匙不见了，但“方程式303”的钥匙还在。

    当我正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大胆行动时，爱娃说：“下楼，去地窖。”

    我们都朝她看着，爱娃指着厨房尽头的一扇门说：“他下了楼，楼下有东西。”

    贝思和我彼此看了看。

    显然，托宾先生并非完美的雇主，爱娃乐于有机会将他供出来——尽管我看到她眼中的恐惧，这种恐惧比飓风更令她害怕。我肯定如果不是因为会在自己家里发现死尸而有所顾忌的话，托宾可能早已除掉了爱娃。

    我走到门口转动把手，门被锁着。我刚抽出消防斧要砸，贝思说：“等一等！这样做我们需要有充足的理由。”

    我问爱娃：“你同意我们搜查吗？”

    “请便。”

    “谢谢。”我抡起钢斧砸向门把，把手穿门面过。打开门我发现一条狭窄黑暗的楼梯通向地下室。我对贝思说：“你随时可以离开。”

    这位行事规矩的女士仿佛此刻才恍然大悟，认识到我俩都陷得很深，或许还可能触犯任何本应避免的法令。她从爱娃处拿个手电筒递给我说，“大英雄，你在前面，我掩护。”

    “好。”我先走进去，一手拿电筒一手提消防斧，贝思拿着她的九毫米手枪跟在后面。

    这是一个很老的地窖，长宽不到七英尺，底部和地板都是石头做的。初看上去好像没多少东西——储藏东西大潮湿，即便作洗衣房也显得很阴森恐怖。里面基本设施大概只有一个火炉和供应热水的容器，我猜不出爱娃提醒我们来找什么。

    这时电简光停在地窖尽头的长砖墙上，我们向墙壁靠近。这个砖制灰泥墙比古老的石制底座建得新，而且正好把地窖前后一分为二。这墙也是通向上面旧式橡树柄木的惟一途径。

    墙的正中间是一扇雕制精美的橡树门。我的电简光扫射到门上的一块黄铜牌子，上面写着“爵爷的私人酒窖。”

    这位“爵爷”缺少幽默感，所以我猜测这块招牌应是一位仰慕者赠送的礼物，甚至可能是爱玛。

    贝思低语道：“我们进去吗？”

    我答道：“搜捕原则规定门没锁就可以进。”我递给她电简，又试试黄铜大把手。但门是锁着的，我看到把手上有个黄铜匙孔，便说，“没上锁，只是卡住了。”我朝着匙孔挥动斧子，橡树门被砍破，可仍没打开。我又猛敲几下才将它打开。

    门一转开贝思就关上电筒，我俩都背靠砖墙，持枪分立在门两侧。

    我大声叫道：“警察！举起双手出来！”

    没有回答。

    我把斧子扔进门的另一侧，落在地上发出金属的撞击声，没有人开枪。

    我对贝思说：“你先进去，今年我已经中过弹。”

    “谢谢，”她蹲下身子说，“我走右边。”她迅速穿门面过，我跟在后面，靠到左边。我俩举着枪蹲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感觉起来这间屋比地窖其它部分凉爽得多，可能也干燥些。我又大叫道，“警察！举起手来。”

    又等了半分钟，贝思打开电筒，在屋里绕了一圈，照到一排酒桶架子。她接着在屋里搜寻，中间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两根烛台和一些烛座，还有几包火柴。于是我点亮近十根蜡烛，酒窖里烛光闪烁，在酒瓶上摇曳不定。

    可以想见地窖里到处是木架。木制板条箱和硬纸板做的酒盒子，成雄地散放着，有些盖子打开着，有些则贴着封条。摇篮架上放着六桶葡萄酒，且都装着水龙头。墙上的耐热有机玻璃包着冰箱的线圈，窖顶看上去像雪松一般。粗糙的石制地板上用混凝土铺盖了一层平滑的板瓦石。我对贝思说：“我把两瓶葡萄酒放在厨房的柜子里。”

    贝思从我手上接过电筒仔细察看其中一个架子土布满灰尘的酒瓶，说：“这些是优质的法国葡萄酒。”

    我回答道：“他很可能把自己的东西藏在车库里。”

    她的电筒光照到地窖底部的墙边，几打纸板盒子垛在一起。贝思说：“他的东西有一些在这儿，酒桶上有他贴的标签。”

    “对。”

    我们在四周摸索了片刻，发现一个柜子里放着眼镜、瓶塞起子、纸巾之类的东西，还有四处可见的温度计，都标识着华氏六十度。

    最后，我说：“爱娃想告诉我们什么？”

    贝思耸耸肩。

    我看着烛光中的贝思，她也回头看我。她说：“也许我们应该看看那些板条箱和盒子。”

    “或许应该。”

    于是我们开始搬动木箱和纸板盒。其中几箱破开后只有葡萄酒。贝思问道，“我们在找什么呀？”

    “我也不清楚，肯定不是酒。”

    在两堵墙相交的角落里，也有一堆托宾葡萄园的酒盒子，全都标着“金秋”字号。我走过去，开始把它们扔到两张酒桶架子中间的过道里去。玻璃破碎的响声和葡萄酒的味道顿时充斥了整个地窖。

    贝思又说：“你不必砸毁这些好酒，冷静一点，把盒子给我。”

    我没有理她，“把路让出来。”

    把最后一排盒子扔掉后，我看到角落里酒盒中间不是酒的东西，事实上是个铝制的装冰的箱子，借着烛光我仔细凝视着。

    贝思走到我身边，手中的电筒照在箱子上。她问道：“这就是你说过的东西？戈登夫妇船上的铝箱？”

    “当然看上去像，但只是个极其平常的箱子。除非有他们的指纹否则无从确证。而且我确信这上面不会有指纹。”我补充道：“我猜这就是人们以为用来盛干冰和炭疽病菌的箱子。”

    “现在仍有可能，”她接着说：“我并非完全在觅购宝藏之类的财物。”

    我说：“对，我希望刑侦人员能从擦拭过的铝盒上提取到指纹。”我转身朝门走去，准备离开。

    “等等。你不准备……我是说……”

    “打开它？你疯了？破坏证据？我们甚至不属于这儿。没有一张搜查——”

    “住口！”

    “什么？”

    “打开这个该死的箱子——不，拿着这个，我来开。”她把电筒递给我，蹲在箱子前面，箱子正好夹在两排酒盒中间。“给我一个手绢或其它东西。”

    我把手绢递给她，贝恩捏着手绢打开弹簧锁，揭开密合的盖子。

    我一直用电筒照着箱子，以为能见到黄金珠宝，但就在箱盖子完全开启前看到的却是一个人的头盖骨，正扭头盯着我们呢。贝思吓得尖叫一声，跳后一步，盖子又合上了。她站到离箱子几英尺处屏住呼吸，指着箱子，足足有一秒钟没有出声。后来才说，“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那家伙死了。”

    “为什么……？什么……？”

    我蹲到箱子边说：“手绢。”她递了过来，我又打开箱盖，用手电简照遍大铝箱的每个角落，看见头盖骨周围还有些骨头，而这个头盖骨的每个眼窝里都塞着铜币，带着厚厚的一层铜绿。

    贝思也蹲到我旁边，手扶我的肩膀以求身体平衡或心理上的放松。她恢复平静后说：“这是骷髅的一部分，一个小孩的。”

    “不是，一个小个子成人，那时人都长得矮小。你见过十七世纪的床吗？我就睡过一次。”

    “上帝……怎么会有一具骷髅……？那其它的是什么？”

    我伸到箱子里取出一些没人乐意碰的东西，又拿到电筒光下辨认。“腐烂的木头，”我终于认出骨头下面是一些朽木。进一步观察，发现黄铜的箱边布满了黄铜绿，铁钉大部分已生锈，还有一块烂布。

    尚未漂白的骨头棕色中透着徽红，上面粘着的泥土还没有脱落，表明这些骨头没有被放进棺材；但在土里埋了很长时间。

    我又在盛冰的箱子里摸索了半天，发现一只上锈的铁挂锁和四枚金币，我把后者递给贝思。

    我站在那儿，用手绢擦擦手说：“这就是奇德上校的宝藏。”

    她看着手里的四枚金币说：“这个？”

    “这只是一小部分。这儿看到的也只是一木箱的小部分，我估计是强行打开盖子后取出的几样东西。木箱子就是用那块正在腐烂的防水油布或帐篷包着的，约有一年光景，但不会有三百年。”

    贝思指指头盖骨问我：“那是谁？”

    “我猜那就是守宝人，有时候人们也把判了刑的罪犯、土著人、奴隶或者某个不幸的家伙杀死后扔到箱顶上，那时人们相信死人的鬼魂不会安息，便会把盗墓的人驱走。”

    “你怎么知道这些？”

    “书上读的，”我又补充道，“对于那些不迷信的人或者看到别人埋了东西，或者见到新挖的土印，如果去发掘，首先看到的便是一具死尸，挖的人可能会认为只是一口坟。怎么样，聪明吧？”

    “我想是够聪明的，它会阻止我继续挖下去。”

    我俩又在酒窖里站了片刻，陷人深思之中。铝箱里的东西并不好闻，所以我俯下身关上箱盖。我对贝思说，“我估计有人打算把这个东西和黄金珍宝一道在某时某地予以展出。”

    她盯着手中的四枚金币又问我：“可是那些宝藏在哪儿呢？”

    “要是骨头能讲话，相信它会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的眼里有硬币呢？”

    “和某种迷信观点有关。”

    贝思瞥了我一眼又说：“好，算你说对了。祝贺你杰出的侦探工作。”

    “谢谢，”我说，“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