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一个宽敞的大房间，门上标着“杂品”，下面的字样是“分子材料／装配材料／营养材料”。房间墙壁和天花板都覆盖着我见过的那种光滑的塑料薄膜。地上堆放着巨大的覆膜容器。我看见右侧有一排不锈钢反应釜——它们半截埋在地下，四周安着许多管道和阀门，有一层楼那么高。它们看上去与小型啤酒发酵罐一模一样。

　　我正要开口问里基，这时他大声说：“原来你们在这里！”

　　在监视屏幕下接线柜前忙碌的是另外三名我原来的团队成员。他们看到我们时，显得有点心虚，就像孩子伸手偷吃糖果时被人看见了。当然，博比·伦贝克是他们领头的。博比３６岁，更多的时间担任监督而不是编程工作，不过他愿意时仍然会编制程序。他和以前一样，还是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印有鬼魂图案的壳牌Ｔ恤衫，腰间挂着与他形影不离的随身听，

　　另外一个人是常梅——她和其他女人一样，与洛西迥然不同。梅曾是一名从事野外工作的生物学家，在中国四川省研究金丝猴，２５岁左右转行搞程序编制。野外工作经历和自然科学爱好使她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梅不爱说话，行动轻手轻脚，从来不提高嗓门——但是，她争论起来也从不让步。与许多在野外工作的生物学家一样，她具有不可思议的融入环境的能力，可以不被人注意，几乎失去踪影。

　　最后一位是查理·戴文波特——他脾气粗暴，皱纹满面，３０岁时身体就已超重。他说话不急，动作缓慢，看上去像是和衣而睡后刚起床；在完成了一项马拉松式的编程工作后，他常常那样睡。查理曾经分别在芝加哥的约翰·霍兰德和洛杉矶的杜瓦内·法默领导下工作。他是遗传演算专家，那种程序模仿自然淘汰来仔细分析答案。但是，他的性格使人难以接受——他爱哼歌，他哼着鼻子说，他自言自语，而且还肆意地大声放屁。小组成员容忍他的惟一原因在于他才华横溢。

　　“干过活儿真的需要三个人吗？”里基在我和他们——握手之后质问。

　　“是的，”博比回答说，“确实需要三个人干，根，因为它很复杂。”

　　“怎么啦？别叫我根。”

　　“我服从，根先生。”

　　“你们继续干吧……”

　　“怎么说呢，”博比解释说，“今天下午出事以后，我开始检查那些传感器，我觉得它们没有校准。但是没有人出去，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么我们的读数错了，要么那些传感器本身就有毛病，要么这里的设备所定的数据有问题。梅知道这些传感器的特性，她在中国就使用过。我现在正在修改编码。还有，查理在这里，因为他不愿意丢下我们离开。”

　　“废话，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查理说，“不过，控制传感器的规则系统是我编写的，需要在他们弄完以后优化传感器编码。我等在这里让他们先检查传感器。然后，我进行优化。”他盯着博比。“这些家伙没有哪一个会搞优化。”

　　梅说：“博比会做。”

　　“对呀，如果你给他６个月时间，可能他会做。”

　　“孩子们，孩子们，”里基说。“不要当着客人的面吵架吧。”

　　我干巴巴地笑了笑，实际上，我没有注意他们的话。我只是看着他们。这些人是我的优秀程序编制员——当初在我手下工作时，他们非常自负，简直到了骄傲自大的地步。但是，使我感触很深的是，他们的神经现在非常紧张。他们全都紧张不安，吵吵闹闹，神经过敏。而且，我回想起刚才的情景，洛西和大卫也显得紧张不安。

　　查理开始以那种特别烦人的方式哼了起来。

　　“噢，上帝，”博比·伦贝克叫道，“请你叫他住嘴好吗？”

　　里基说：“查理，你知道，我们谈过你哼歌的事。”

　　查理继续哼着。

　　“查理……”

　　查理故作姿态地长叹一声。他不再哼了。

　　“感谢你。”博比说。

　　查理翻了翻白眼，然后盯着天花板。

　　“好啦，”里基说，赶快干完，然后回你们的工作站去。”

　　“好吧，行。”

　　“我是认真说的。你们干各自的事情吧。”

　　“看在上帝的分上，里基，好，好。你能不能别说了，让我们工作？”

　　离开他们几个之后，里基领着我到了对面的一个小房间。我说：“这帮小子当初在我手下干时可不是这样的。”

　　“我知道。大家现在都有点紧张不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里出现的具体情况。”

　　“这里出现了什么情况？”

　　他在房间另一侧的一个小隔间前停下了脚步。

　　“朱丽亚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高度机密。”他用电子锁卡触了一下房门。

　　我问：“高度机密？医学成像是高度机密？”

　　门锁咔哒一声开了，我们走了进去。门在我们身后立刻关闭。我看见里边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台监视器和一个键盘。

　　里基坐下，立刻开始输入。

　　“医学成像计划只是后来想到的东西，”他解释说，“是对我们已经开发出来的技术的一种小小的商业应用。”

　　“哦，这技术是？”

　　“用于军事的。”

　　“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从事军事研究？”

　　“是的，与军方签了合同。”他停了一下，“两年之前，国防部从美军在波斯尼亚的经验中意识到，机器人飞机具有很大价值，它可以从上空飞过，实时发回战场图像。五角大楼知道，在未来战争中，这种飞行摄像头的应用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你可以用它们来拍摄敌军的部署位置，即使他们藏在丛林或建筑物中也能看到；你可以利用它们来控制激光制导火箭，辨识友军的位置，诸如此类的用处还有很多。地面指挥官可以调出他们需要的图像，排成他们想看的系列——图片的、红外线的、紫外线的，等等。在未来战争中，实时成像将会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工具。”

　　“嗯……”

　　“但很显然，”里基解释说，“这种机器人摄像头容易受到攻击。可以像射鸽子一样把它们打下来。五角大楼想要一种打不下来的摄像头。他们设想了某种体积非常微小，可能只有蜻蜒那么大的东西——一种无法被敌方击落的小目标。但是，存在许多问题——能量供应，控制表面小，使用那样微型镜头清晰度差。他们需要更大的镜头。”

　　我点了点头，“于是，你们想到了纳米元件集群。”

　　“说得对。”里基指着屏幕，上面有一束黑色斑点在空气中转动和翻腾，就像一群飞鸟。“一个由元件组成的云状物可以让你制造出拥有任意大小镜头的摄像头。还有，无法把它打下来，因为子弹将会穿过云状物。另外，还可以将云状物分散开来，其方式与鸟群听到枪响之后散开的情形类似。在那种情况下，摄像头将会隐蔽起来，直到重新组合时才会成型。因此，它是一种理想的解决办法。五角大楼为我们提供了长达３年的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资助。”

　　“于是？”

　　“我们开始着手制造这种摄像头。当然，立刻出现的显然情况是，我们在分布式智能方面遇到了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了如指掌。必须使云状物中的纳米微粒拥有初级智能，以便让它们们产生互动，形成一种在空气中旋转的集群。那种协作活动可能显得具有相当高级的智能，但是即使在组成该集群的单个微粒比较愚蠢的情况下，那样的活动也能出现。毕竟，鸟类和鱼类都能做到那一点，而它们并不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

　　大多数观察鸟群和鱼群的人都认为，群体中有个领头的，其他所有的个体都跟随它。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囡是，人类和其他大多数群居哺乳动物一样，拥有群体领袖。

　　但是，鸟类和鱼类没有领头的。它们的群体并不是以那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对群集行为的仔细研究——对拍摄下来的录像的逐帧分析——显示，事实上它们没有领头的。鸟类和鱼来对它们内部的些简单刺激作出反应，其结果是经过协作的行为。但是，没有哪个体在控制那种行为，没有哪一个体处于领头地位，没有哪一个体在进行指挥。

　　鸟类个体也未在遗传上编有产生群集行为的指令程序。群集行为并不是硬件连接的。在鸟的大脑中，并没有什么东西规定说：“当出现某种情况，开始群集。”与之相反，在群体内部，群集只是作为更为简单的低层次规则的结果而出现的。这类规则包括“靠近与你距离最近的鸟，但不要撞上它们。”由于存在这类规则，整个群体以平稳的协作方式群集起来。

　　因为群集行为产生于低层次的规则，它被称为群体行为。群体行为的技术定义是：出现在群体之中但并未作为指令程序编入该群体的任何成员体内的行为。群体行为可以出现在任何种群之中，包括计算机种群或者是机器人种群，或者是纳米集群。

　　我问里基：“你遇到的问题是集群中的群体行为吗？”

　　“正是如此。”

　　“它不可预测吗？”

　　“如果说得委婉一点的话。”

　　在最近数十年中，这种自动浮现的群体行为理念曾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革命，对程序编制员来说，它意味着人们可以为单个智能体制定行为规则，但是不能控制集中行动的智能体。

　　单个智能体——不论它们是编制程序的模块，还是处理器，还是在本个案中的真正的微型机器人——被编入指令程序，在特定情况下协作工作，而在别的情况下互相竞争。可以给它们设定目标。可以让它们以单一定向的强度去寻求目标，或者发挥作用帮助其他智能体。但是，无法将这些互动作用的结果编入程序加以控制。它只是自动浮现出来，而且常常形成出人意料的结果

　　在某种意义，这是令人振奋的。一种程序首次能够产生该程序编制员根本无法预测的结果。这类程序的行为更像来自具有生命的有机物，而不是人造自动装置。这一点使程序编制员感到兴奋——但是，也使他们觉得无计可施。

　　田向这种程序的群体行为是反复无常的。有时候，竞争的智能体相互争斗，导致停机，程序无法完成任何任务。有时候，智能体之间的影响很大，它们失去了自己的目标，完成了别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程序就像小孩子一样——无法预测，容易受到干扰。用一位程序编制员的话来说：“编制分布式智能程序就像要求一个５岁大的儿童到他自己的房间去更换衣服。他可能那样做，但是他也可能去做别的事情，而且不再回来了。

　　因为这种程序以生物的方式产生作用，程序编制员开始将它们与真实世界中的真实生物的行为进行类比。事实上，他们开始为生物体的行为建立模式，以便得到一种对程序结果进行控制的方式。

　　所以，有的程序编制员研究蚂蚁的集群行为，研究白蚁构筑土墩的行为，研蜜蜂的舞蹈，以便编写程序来控制飞机降落时间表，控制行李包裹的发送路线安排，控制语言的翻译。那些程序经常运行良好，但是它们也一可能出错——在情况发生大变化时尤其如此。但是，在那种精形下，它们就会失去目标。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在５年之前开始建立掠食者与猎物之间关系的模型，将它作为一种固定目标的方式。因为饥饿的掠食者的注意力不会被分散。环境可能强迫它们临时改变自己的方式；它们可能多次尝试新方法才会取得成功——但是，它们不会失去自己的目标。

　　所以，我成为研究掠食者与猎物之间关系的专家。我研究了大量鬃狗、非洲猎犬、追捕猎物的狮子、有攻击行为的成群兵蚁。我的团队曾经研究了野外生物学家撰写的文献，我们概括了他们的成果，编写了一种被称为“掠食猎物”的程序，该程序可被用于控制任何智能体系统，使其行为具有目的性，使程序去寻求目标。

　　我看着里基的屏幕，那些协作运行的装置平稳地移动，在空气中穿行。

　　我问：“你们使用‘掠食猎物’程序来为你们的单个元件编写程序吗？”

　　“对，我们使用那些规则。”

　　“嗯，找觉得它们运行得不错，”我看着屏幕说，“为什么存在问题呢？”

　　“我们无法确定。”

　　“这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我们知道存在着问题，但是无法确定出现问题的原因不知道问题是出在程序编制方面——还是出在其他方面。”

　　“其他方面？比如说，什么方面？”我眉头一皱，“我没有听懂，里基。这只是一群微型机器人，你可以让它们按照你的指令工作。如果程序编制不正确，你可以进行调整，有什么我不理解的东西吗？”

　　里基不安地看着我。他把椅子从桌子旁边推开，然后站立起来。“让我给你演示一下我们是怎样制造这些智能体的，”他说，“那时你就会更好地了解这里的局面。”

　　我看过朱丽亚的演示录像，所以对他要给我看的东西很感兴趣。因为许多我尊敬的人认为，不可能制造分子。在理论上主要的反对意见之一是制造可以发挥作用的分子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为了达到工作水平，纳米装配线就得比人类制造领域中已知的任何设备都更加有效。从根本上讲，所有人造装配线的运行速度大体相同：它们能够每秒钟装一个零件。全如，一辆汽车有几千个零件。我们可以在数小时之内装配一辆汽车。一架商用飞机有６００万个零件，需要几个月时间来建造。

　　但是，一个普通的人造分子由１０次方个部分构成。那就是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个部分。作为一个实际问题，这个数字大得超出人的想像。人的大脑无法理解它。但是计算结果显示，即便人能够以每秒钟安装１００万个部分的速度进行装配，完成一个分子所需的时间长达３，０００万亿年——比宇宙已知的历史还长。因此，这就成了问题。它被称为建造时间问题。

　　我对里基说：“如果你们正在搞工业制造……”

　　“我们确实在搞。”

　　“那么，你们肯定已经解决了建造时间问题。”

　　“我们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

　　“等一等。”

　　大多数科学家假设，利用更大的亚单位——由数十亿原子构成的分子碎片——来构成分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样可以把装配时间缩短至两三年。此外，利用部分自体装配，有可能将时间缩短到几个小时，甚至到一个小时。但是，即使技术进一步提高，制造出商业用量的产品在理论层面上仍是一种挑战。因为商业性目标不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制造出一个单分子，商业性目标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制造出几磅分子。

　　还没有人发明出实现该目标的具体办法。

　　我们经过了两三个实验室，其中一个看上去像标准微生物实验室，或者说基因实验室。我看见梅站在那个实验室里，慢条斯理地干活。我刚要开口问里基，他为什么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微生物实验室，但是他把我的话头岔开了。他现在焦躁不安，行动匆忙。我看见他膘了一眼手表。我们的正对面是最后一个玻璃气压过渡胎舱。玻璃门上是用模板印刷的字：微型装配。

　　里基朝我挥了一下手，“一次过一人，”他说，“那是这个系统规定的最大数量。”

　　我走了进去。门在我身后吱的一声关上，压力垫当的一声关闭。又是一阵狂风：从下面，从两边，从上面。我这时对此已经习惯了。第二道门开了，我走进了另一条距离不长的走廊，它通向一个大房间。我看见了明亮刺眼的白光——它的亮度使我的眼睛觉得难受。

　　里基跟在我的身后，边走边说，但是我现在已记不清他说了些什么。我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语言上。我目瞪口呆。因为我这时已经进入主装配楼——一个巨大的没有窗户的空间，就像一个三层楼高的庞大飞机库。在这个庞大的飞机库中，矗立着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装置，它就像悬挂在半空中，如同珠宝一样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