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那儿的时候，韦塞尔刚取出记事本和录音机。他的嘴角上叼着一根香烟。“史密斯中尉，”他说道，“不知道我能否和你谈一下。”

　　“我忙得很。”我回答说。

　　“来吧，”康纳向我喊道，“时间都糟蹋掉了。”他开着车门等我上车。

　　我朝康纳走去，韦塞尔紧随着我。他把一只黑色小话筒放到我的嘴前。“我在录音，我希望你不会介意。在发生马尔科姆事件后，我们得特别小心谨慎。昨天夜里在中本公司进行调查时，据说你的同事格雷厄姆警探表现出种族歧视的举动。我想知道，你是否打算就此发表意见？”

　　“我不想。”我边说边朝前走。

　　“有人对我们说，他称他们为‘讨厌的日本鬼子’。”

　　“我无可奉告。”我说道。

　　“他还叫他们‘小日本’。你认为一个值勤的警官以这种腔调说话是否合适？”

　　“很抱歉，我对此无可奉告，威利。”

　　我们往前走时，他把话筒一直举在我的跟前，这使我十分恼火。我想用手把它推开，但是没有那样做。“史密斯中尉，我们正准备报道一下你的情况。我们对马丁内斯案件有几个问题。你还记得那个案件吗？那是在两年以前。”

　　我继续往前走着。“我现在很忙，威利。”我说道。

　　“马丁内斯案件的结果是玛丽亚·马丁内斯的母亲西尔维亚·莫雷利亚指控你虐待儿童。当时曾进行了内部调查。我想知道，你对此有何见解。”

　　“没有见解。”

　　“我已经和你当时的搭档特德·安得森谈过。我不知道你对此有何见解。”

　　“抱歉，我没有见解。”

　　“那么，你不打算对这些可怕的指控做出反应？”

　　“我所知道的唯一正在炮制不实之词的就是你，威利。”

　　“事实上，这种说法不完全确切，”他微笑着对我说道，“有人告诉我，地方检察官已经开始进行调查。”

　　我没有做任何回答。我不知道他所说的是真是假。

　　“在这种情况下，中尉，你认为法庭让你来监护你幼小的女儿是不是错误的判决？”

　　我只是说：“抱歉，我无话可说，威利。”我努力使自己的语气坚定自信。我开始冒汗了。

　　康纳说道：“来吧，来吧，没时间了。”我钻进了车里。康纳对威利说道：“孩子，我很抱歉，我们正忙着呢，得走啦。”他砰的一下关上了车门，我启动发动机。“走！”康纳说道。

　　威利把头伸进车窗。“你是否认为，康纳上尉对日本的嗤之以鼻再次证明了警察局对十分敏感的种族歧视案缺乏判断能力？”

　　“再见，威利。”我摇上车窗，开始向山下驶去。

　　“再开快些我也受得了。”康纳说道。

　　“行啊！”我说道，一边猛踩油门。

　　我从反光镜中看到，韦塞尔正向他的梅塞迪斯车跑去。我以更快的速度拐了个弯，轮胎发出尖利的吱吱声。“那个下流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他在监听我们的通信联络？”

　　“我们没有使用报话器，”康纳说道，“你知道，我使用报话器十分小心。不过，我们到达时，警车用报话机向局里报告过。也许我们这辆车上给装了窃听器。也许他只是猜到我们会来这儿。他是个卑鄙的家伙，而且和日本人勾勾搭搭。他是日本人安插在《时报》里的。通常情况下，日本人对与他们有联系的人总是更加讲究礼貌。不过，我认为，只要合他们的意，他什么都干得出来。那辆车棒极了，呃？”

　　“我看那不是日本人的车。”

　　“显然不可能，”康纳说道，“他是不是在尾随我们？”

　　“不。我觉得已经把他甩掉了。我们现在上哪儿？”

　　“南加州大学。桑德斯到如今已闲逛得够久的了。”

　　我们顺着大街下了山，来到101号高速公路。“顺便问一句，”我说道，“你干吗要找眼镜？”

　　“只是为了核实一个细节。没找到眼镜，是吗？”

　　“是的，只是太阳镜。”

　　“我正是这么想的。”康纳说道。

　　“格雷厄姆说，他要离开城里。就在今天，他打算去菲尼克斯城。”

　　“哦，”他看着我，“你也想离开吗？”

　　“不。”我回答道。

　　“那好。”康纳说道。

　　我下山后，便顺着101号公路向南驶去。往日里，到南加州大学只要10分钟时间，如今却好像要半个多小时。眼下是正午时分，就更是如此。不过再也没有高速行车的机会了。交通老是拥挤不堪，路上老是烟雾迷漫，我就在一片朦胧中开着车。

　　“你觉得我是个傻瓜吗？”我问道，“你也觉得我应该带着孩子逃走吗？”

　　“这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他叹了口气。“日本人是迂回行动的能手。采用这种手段是他们的本能。在日本，要是有人对你反感，他们从来不会当你面说。他们告诉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上司，用这种方法把话传到你的耳中。日本人有各种各样的间接交流方式。所以他们用那么多的时问进行社交往来，打高尔夫球，去卡拉OK酒吧喝酒。他们需要这些额外的交流渠道，因为他们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心里的想法。你可能会觉得这样做效率太低，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是，由于他们不能面对面地较量——因为面对面对抗就像死一样难受，使他们汗流浃背、狼狈不堪——他们就没有别的选择。日本人就像向左或向在兜圈往前冲的橄榄球球员。他们从来不做正面突击。”

　　“是呀，不过……”

　　“所以，有的行为在美国人看来似乎是卑鄙和胆小如鼠，对日本人来说却是一种规范的行动步骤，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他们只是要让你知道，有权势的人感到不满意了。”

　　“让我知道？知道我会因为女儿的缘故在法庭上倒霉？我和女儿的关系会完蛋？我自己会身败名裂？”

　　“唔，不错，这种后果很正常。他们威胁要使你在大庭广众之中现丑，这是他们让你知道他们不满情绪的惯用伎俩。”

　　“好哇，我想我现在明白了，”我说道，“我想我看到了这幅惨兮兮的景象。”

　　“这不是某个个人的举动，”康纳说道，“这是他们行动的方式。”

　　“不错，是这样。他们在传播谣言。”

　　“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

　　“不，不是某种意义上，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

　　康纳叹了口气。“我也是经过好长时间才明白的，”他说道，“日本人的行为以庄园价值观念为基础。你也经常听到别人谈论日本武士和封建主义，但深入追究，日本人就是农民。要是你在庄园式的农村中生活而其他村民又对你不满，你就会被驱逐出去。这就意味着你死路一条，因为没有哪个村子会接受一个惹是生非的人。就是这样。触犯群体即死路一条，那就是他们的观点。

　　“我是说，日本人对群体特别敏感。在他们看来，和团体保持一致比什么都重要。就是说，不出个人风头，不为个人钻营，不过分搞个人英雄主义。这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坚持实事求是。日本人几乎不相信事实。事实在他们眼里是冷冰冰的、抽象的东西。就像一个母亲，她的儿子被指控犯了罪，她可不在乎是不是事实，她更关心的是她的儿子。日本人就是这样。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而客观事实则无关紧要。”

　　“是啊，一点不错，”我说道，“现在他们干吗要步步紧逼？还有什么争议呢？谋杀案已经水落石出了，对吗？”

　　“不，还没有。”康纳说道。

　　“还没有？”

　　“没有。这就是我们受到这么多压力的原因。显然，有人急于要把它了结。他们想要我们放弃追查。”

　　“如果他们在整我，在整格雷厄姆——他们为什么不整你呢？”

　　“他们也在整我。”

　　“怎么整？”

　　“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要我承担责任。”

　　“他们怎么让你承担责任？我可不明白。”

　　“我知道你不明白，但他们明白。相信我，他们是明白的。”

　　我望着一长串的小汽车正慢慢地向前爬行，融入了闹市区的烟雾之中。我们路过一块块电子招牌：日立公司的（美国头号电脑）、佳能公司的（领导美国复印新潮流）、本田公司的（美国一流小轿车）。这些广告牌与多数日本广告一样大放光彩，甚至白天也照样引人注目。租用这些电子广告牌每天要耗费3万美元；多数美国公司都无力支付。

　　康纳说道：“问题在于日本人知道，他们能使这件事变得十分令人头疼。他们在你四周兴风作浪，然后对我说：‘你去处理吧。’因为，他们认为我能把问题摆平，把事情了结。”

　　“你能吗？”

　　“当然喽，你希望现在就把它了结吗？那样，我们就能去喝杯啤酒，欣赏某种日本式的事实。要不，你希望追根究底，弄清楚谢里尔·奥斯汀为什么被害？”

　　“我要追它个水落石出。”

　　“我也一样。”康纳说道，“那么，让我们行动吧，后辈。我想桑德斯的实验室会给我们带来十分有趣的信息。现在，录像带是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