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演讲厅的最高处等待菲利浦·桑德斯结束他的讲座。他站在写满复杂公式的黑板前面。演讲厅里大约有30名学生，他们绝大多数靠前排坐，我只能看到他们的后脑勺。

　　菲利浦·桑德斯博士40岁左右，精力十分充沛。他一刻不停地来回走着，讲解到“信号协变量比例确定”和“阶乘增量带宽嗓音”时，使劲地用粉笔敲着黑板上的公式以示强调。我甚至无法猜测他教的是什么科目。最后，我断定他在讲授电机工程学。

　　下课铃准时响了，学生们站起身来收拾书包。我大吃一惊：教室里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几乎都是亚洲人。即使不是东方人种，也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30名学生中只有3名白人。

　　“不错，”我们穿过走廊朝他的实验室走去时，桑德斯对我说，“像物理学101这样的课对美国学生没有吸引力。多年来都是这样。工业课程同样吸引不了他们。假如我们没有那些到这里来攻读数学和工艺学博士学位、然后为美国公司工作的东方人和印度人，我们将处于困境。”

　　我们继续下楼，然后向左拐，来到了地下室的过道上。桑德斯走得很快。

　　“然而问题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他继续说，“我的亚洲学生开始返回故土。朝鲜人将回朝鲜。台湾人也一样。甚至印度人也在回印度。他们国家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因此回家机会增加了。他们的国家中，有的已拥有大批受过良好培训的人。”他快步领我走下楼梯。“你知道，按人口计算，世界上哪个城市的博士最多？”

　　“波士顿？”

　　“汉城，南朝鲜。当我们正飞快进入21世纪时，得考虑到这一事实。”

　　我们走到另一条走廊，接着来到室外，沐浴在阳光下。不一会，我们穿过一条有顶棚的过道，到了另一幢楼房里。桑德斯不时地掉头看看，好像怕把我丢失似的。然而他从未中断谈话。

　　“由于外国学生络绎回国，我们没有足够的工程师来进行美国的研究工作，创造美国的新技术。这是一张简单的资产负债表。没有足够的受到培训的人员。甚至像IBM这么大的公司也开始遇到了困难。受过培训的人员简直没有了。注意门。”

　　门朝外打开，我走了进去。我说：“如果那儿全是从事高技术工作的机会，难道不能吸引学生吗？”

　　“这可不像银行投资，或是从事法律事务，”桑德斯大笑起来，“美国也许缺少工程师和科学家，但我们培养律师的成绩却是世界第一。美国的律师占全世界律师的一半。想想这个吧。”他摇摇头。

　　“我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我们的经济占世界经济的18%。但是我们的律师却占世界的50%。学校每年源源不断地培养出3.5万多名律师。这就是我们的高产方向，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焦点所在。我们的电视节目有一半与律师有关。美国变成了律师的土地。人人都打官司，人人都在提出诉讼。毕竟，这75万律师得有事可做嘛。他们必须每年挣3万美元。别的国家认为我们发疯了。”

　　他打开门上的锁。我看见一块用手写体写的招牌：高级图像实验室，还带有一个箭头。桑德斯带我沿着一条长长的地下室走道走去。

　　“甚至我们最聪明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糟得很。美国最好的孩子在世界上名列第12位，位于欧洲和亚洲工业化国家之后。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流学生。差生，就更是一塌糊涂。1/3的高校毕业生不会看汽车运行时刻表。他们是文盲。”

　　我们走到过道的尽头，然后向右拐。“我看到的孩子都懒懒散散，没有人想工作。我教的是物理学，需要好多年才能掌握的科目。然而，所有的孩子只希望穿着像查利·希恩那样，并且能在二十几岁前赚上100万美元。能赚这么多钞票的唯一途径是当律师、从事银行投资、去华尔街搞投机。那是大把赚钱、无本万利的地方。但眼下，那就是孩子们想做的事。”

　　“也许只是在南加州大学才这样。”

　　“相信我，到处都是一样。大伙儿都在看电视。”

　　他打开另一扇门，那儿又是一条走廊。这条走廊散发出潮湿和发霉的气味。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守旧派，”桑德斯说，“我仍然相信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主张，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主张。就在这颗行星上，我们穿我们爱穿的衣服，干我们想干的事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兴趣走向。而在世界这个小小角落里，”他说，“我们主张少做蠢事。我们分析广播网中的新闻，看他们在录像带上玩弄什么花招。我们分析电视中的广告节目，提出他们在何处施诡计——”

　　桑德斯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啦？”

　　“还有其他什么人吗？”他问，“你到这里来有没有带其他人？”

　　“没有，就我自己。”

　　“噢，很好。”桑德斯继续飞快地走着。“我老是担心在这儿把人给弄丢了。哦，好了，我们到了，就是这个实验室。好，这门我刚才离开时就是这样。”

　　他伸出手来，把门推开。我看着这屋子，感到十分震惊。

　　“我知道它看上去不怎么样。”桑德斯说。

　　我想这里的一切实在不敢恭维。

　　这间地下室里铺着生锈的管子，设备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地板上绿色的亚麻油毡有好几处卷了起来，露出了下面的混凝土地面；屋内到处排列着磨损的木头桌子，桌子上全堆着器材，两边垂着电线；每张桌子跟前，一个学生面对监视屏而坐；天花板上有好几处在渗水，水珠嘀嘀嗒嗒地滴进地板上的水桶里。桑德斯说：“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地方就是这儿的地下室。我们没有钱使环境变得舒服些，比如说，重修一个天花板。不过，不要紧，没关系。注意你的头。”

　　他走进房间。我身高大约180公分，还不足6英尺高，然而我进这房间时得低头弯腰。我听到从天花板的某个地方传来粗厉刺耳的丝丝声。

　　“溜冰的人。”桑德斯解释道。

　　“什么？”

　　“我们在溜冰场的下面。你会习惯它的。实际上，现在就算不错了。每当他们下午练冰球时，那更是嘈杂不堪。”

　　我们朝屋子的深处走去。我感到好像在潜水艇里。我扫视着坐在工作台前的学生，他们全都在专心地工作。我们打他们身旁走过时，无人抬头张望。桑德斯问道：“你想复制什么样的录像带？”

　　“8毫米的日本录像带。保安用的。复制起来也许有困难。”

　　“困难吗？我看不见得。”桑德斯说，“你知道，我年轻时编了不少早期视频图像增强规则系统。你知道，桑德斯的系统曾经是人人使用的方法。当时我是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的研究生，课余时间在喷气推进器实验室工作。不，不，我们能够复制。”

　　我递给他一盘录像带。他看了看：“漂亮的小东西。”

　　我问：“你的系统后来怎么啦？”

　　“我的系统没什么商业价值。”他说，“80年代像美国无线电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这样一些美国公司完全放弃了商业电子产品。我的图像增强系统在美国没有多少用处。”他耸了耸肩。“因此，我设法把它卖给日本的索尼公司。”

　　“后来呢？”

　　“可日本人已经取得了它的专利权。在日本。”

　　“你的意思是他们已经掌握了这方法？”

　　“不，他们只是获得了专利权。在日本，争取专利权是一场战斗。日本人对专利像着了迷似的。他们有一套奇怪的体系。在日本要花8年时间才能得到一项专利，而你的申请18个月后就已经公诸于众，打那以后专利税就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当然，日本与美国并没有互惠特许协议。这是保持他们优势的一种办法。”

　　“不管怎么说，我到日本时，发现索尼公司和日立公司拥有一些相关的专利权。他们取得了‘泛专利权’，也就是说，他们取得了一些可能相关专利的使用权。他们没有权力运用我的系统——但是我发现我也没有权力使用那些技术。因为他们已经取得对我的发明的使用专利权。”他耸耸肩。“这种情况太复杂，难以解释清楚。不管怎样，这都是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日本人发明了更加复杂的视频软件，远远超过了我们使用的软件。现在他们比我们先进好多年，然而我们却还在这实验室里奋力挣扎。哦，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丹，你有空吗？”

　　一个年轻的女人从计算机控制台前抬起头来。她长着一头黑发，大大的眼睛，戴一副角质架的眼镜。她的脸有一部分被天花板上垂下的管子挡住了。

　　“你不是丹。”森德斯说道，那声音听起来很惊讶。“特里萨，丹在哪里？”

　　“在准备一门期中考试呢。”特里萨说，“我在帮着运算实时级数，快结束了。”

　　在我的印象中，她比其他学生的年纪要大些，但我很难说清为什么会有这个印象。这肯定不是因为她的那身打扮。她头上扎一根颜色鲜艳的束发带，身穿U2式T恤衫，外面套了一件牛仔夹克。她那镇定自若的神态使她看上去比较老成。

　　“你能再干点儿别的吗？”桑德斯问道，一边绕过工作台，去看监视屏。“我们现在有件急活儿要做。我们得帮助警察解决难题。”我跟着桑德斯，低头避开管子。

　　“我想，当然可以啰。”这个女人说道，并开始关上桌上的装置。起先，她的背朝着我。最后，我终于看到了她的脸。她肤色很深，看上去像混血儿，也许是欧亚混血吧。她实际上美极了，就像是杂志上的那些高颧骨的女模特儿。我一时感到有些困惑，因为这女人太漂亮，不像是在地下室的电子实验室里工作的那类人。这实在不合情理。

　　“你跟特里萨·朝熊打个招呼！”桑德斯说，“她是唯一在这里工作的日本毕业生。”

　　“嗨。”我说。我满脸涨得通红，感到自己太愚蠢。这消息对我说来得太突然。从各方面考虑，我宁可不要一个日本人来处理这些录像带。但是她的名字可不是日本人的名字。她看上去也不像日本人，倒像欧亚混血儿，也许有点儿像日本人。她看上去很有异国情调，甚至可能是——

　　“早上好，中尉！”她说着伸出左手来和我握手。她的手从旁边伸过来，就像有人右手受伤时所做的那样。

　　我和她握握手：“你好，朝熊小姐。”

　　“特里萨。”

　　“好吧。”

　　“她不漂亮吗？”桑德斯问道，做出由衷赞美的样子。“漂亮极了。”

　　“是呀！”我说，“你不是模特儿，真让我感到惊讶。”

　　这时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场面。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她迅速地转过身去。

　　“我对此从来不感兴趣。”

　　桑德斯急急忙忙插进来说：“特里萨，史密斯中尉需要我们复制一些录像带。就是这些带子。”

　　桑德斯将一盘带子递给她。她用左手接住录像带，把它放到亮处。她右臂的肘部依然弯曲着，右手紧紧贴在腰上。接着，我看出她的右臂是萎缩的，从那牛仔夹克的袖子里露出了一截残肢，看上去像是吃了瑟里多迈德后生出的婴儿的手臂。

　　“很有趣，”她说道，眯眼看着这盘录像带，“8毫米高密度带。这也许就是我们听说的那种专利数据编排的产品。这种产品具有增强实时图像的能力。”

　　“抱歉！我并不懂。”我说。我感到自己真傻，说什么关于模特儿的事。我把手伸进我的箱子里，拿出了放像机。

　　特里萨立即拿出螺丝刀，打开盖子。她弯下腰来看着里面。我看到一块绿色的线路板、一台黑色的发动机和三只小水晶圆筒。“唔，这是一套新装置。棒极了！桑德斯博士，你看，他们只用了3个磁头工作。这块线路板肯定是产生红绿蓝光的组件，因为在这里——你认为这是压缩线路吗？”

　　“可能是数字模拟变频器，”桑德斯说，“十分整齐，如此之小。”他转向我，举起箱子。“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能把东西做成这样，而我们却不能吗？他们在不断地改进。一个审慎的、耐心的、连续不断的优化过程。每年，产品质量提高一些，体积变小一些，价格降低一些。美国人可不那么想。美国人总是期望数量的飞跃，大幅度地前进。美国人试图来个本垒打，把球击出场外，然后舒舒服服地休息。日本人却是整天地搞一垒打，从不贪图休息。所以，像这种情况，你所看到的完全是一种人生观的体现。”

　　他转动着圆筒，称赞了一番，一边这样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阵子。最后，我说：“你们能复制这些录像带吗？”

　　“没问题。”特里萨说，“根据这个变频器，我们能使信号从这台机器发出，把它输入你希望输入的任何传播媒介上。你要哪种制式？”

　　“要VHS。”我说。

　　“那容易。”她说。

　　“图像能保证准确吗？喷气推进器实验室的人说，他们无法保证复制图像的准确性。”

　　“噢，见鬼！喷气推进器实验室，”桑德斯说，“他们为政府干活，因此他们才那样说。我们这里是干实事的，特里萨，是不是呀？”

　　特里萨并没有在听我们说话。我看见她一边用她那条残肢稳住箱子，一边用那只好手快速地移动插头线和电缆。像许多残疾人那样，她的动作是如此娴熟，简直难以令人相信她失去了右手。她很快就把小放像机接到了另一台录像机以及几台不同型号的监视器上。

　　“这些是干什么用的？”

　　“检查信号。”

　　“你是指放图像？”

　　“不，那边那台太监视屏将显示图像。其它的监视屏供我查看信号特征、数据图表，即图像被录到录像带上的方式。”

　　我问道：“你一定得那样做吗？”

　　“不，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十分好奇，他们是怎样建立高密度形式的。”

　　桑德斯对我说：“这带子是哪儿来的？”

　　“是从办公室的保安摄像机上录制下来的。”

　　“是不是原始带？”

　　“我想是的，怎么？”

　　“嗯，若是原始带，我们得格外小心才是。”桑德斯说。他向特里萨交待道：“我们不想安装任何反馈环，以免搞坏带子表面，或是造成信号泄漏，损害数字系统的完整性。”

　　“不必担心，”她说，“我会处理好的。”她指指她的装置。“看看这个，它会对阻抗转换发出警告。而且我正在监视主信息处理机。”

　　“好。”桑德斯说。他像一位骄傲的父亲那样微笑着。

　　“这需要多长时间？”我问。

　　“一会儿。我们可以快速确定信号。速率极限是放像装置的功能，它似乎可以快速扫瞄录像带。因此，每一盘录像带只需两三分钟。”

　　我看了看表：“我10点30分有个约会，不能迟到，但我又不想丢下这些……”

　　“你需要复制全部录像带吗？”

　　“实际上，仅仅5盘录像带是关键。”

　　“那我们就先复制那5盘吧。”

　　我们一盒接一盒地把每一盘录像带都先放了几秒钟，寻找在46层楼上拍摄的那5盘带子。每盘录像带一转动，我就看到摄像机拍摄的图像显示在特里萨桌上的中心监视屏上。在旁边的监视器上，信号图像上下来回跳动着，就像一个强化管理装置。我向特里萨提及这一点。

　　“差不多是这样，”她说，“这是对影像的强化处理。”她取出录像带，又放入另一盘录像带，开始放像。“警官，你刚才是不是说这些都是原始带？不对，它们都是复制品。”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终结署名。”

　　特里萨俯身于装置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信号曲线，一边不断用旋纽和调节盘调节着。

　　“我想，你们拿到的就是复制品，不错。”桑德斯说道。他向我转过身子。“你知道，视频复制品的图像难以检测，原先的录像带经过若干次复制后，效果变差，但是用这种数字系统来复制，就没有任何差异。每一个复制品与原带确实都一模一样。”

　　“那你怎么能知道这些录像带都是复制的？”

　　“特里萨不是在看图像，”桑德斯说道，“她是在观察信号。即使我们无法从图像来检测一盘复制带，我们有时仍然能断定，这些图像是不是摄像机直接摄下的，还是转录过的。”

　　我摇摇头。

　　特里萨说道：“这与录像带在头半秒钟中显示的信号有关。要是录像的视频信号先于回放的视频信号，那么重放装置启动时，输出信号中有时会有轻微的波动。这是机械装置造成的：重放装置的电动机不能一下子同速的缘故。重放装置中配有电子线路把这种作用缩小到最低程度，但间隙始终存在。”

　　“这就是你要测定的信号？”

　　她点点头。“这叫终结署名。”

　　桑德斯说：“要是信号来自摄像机，摄制的原始带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摄像机没有这种传动装置，摄像机总是立即达到某个速度的。”

　　我皱皱眉。“所以那些录像带是复制的。”

　　“情况很糟吗？”

　　“我不知道。如果它们是复制的，它们也就可能被做了手脚，是不是？”

　　“从理论上讲，是的，”桑德斯说，“在操作时我们得非常小心。要加以肯定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些带子来自一家日本公司吗？”

　　“是的。”

　　“中本公司的？”

　　我点点头。“不错。”

　　“坦率地说，他们把复制品给你，我一点儿不感到惊奇，”桑德斯说，“这些日本人非常谨慎，他们不信任外人。在美国的日本公司的感受与我们在尼日利亚的感受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他们被野蛮人包围着。”

　　“嗨。”特里萨说。

　　“抱歉！”桑德斯说，“不过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日本人认为他们必须容忍我们，包括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迟钝、我们的愚蠢、我们的无能。这使得他们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如果这些录像带有什么法律价值的话，那么他们最不愿意干的事情就是把原始带交给像你这样的野蛮警察。他们绝不会那样做，他们会给你复制品，保留原始带，以便在为他们自己辩护时使用。他们深信，不管怎么说，凭你们落后的视频技术，你是决不可能察觉它是复制品的。”

　　我又皱皱眉头。“复制这些录像带需要多长时间？”

　　“要不了多长时间，”桑德斯摇摇头说，“特里萨正在校验。5分钟一盘。我想日本人能复制得更快一些。嗯，两三分钟复制一盘。”

　　“要是这样，他们昨晚就有充裕的时间去复制录像带。”

　　我们讲话时，特里萨继续把录像带移来移去，看看每一盘带子的前面部分。一出现图像，她便朝我望一下。我总是摇摇头。我看到了各台不同的保安摄像机摄下的图像。终于，第一盘来自46层楼上的录像带出现了，那是我曾经见过的熟悉的办公室图像。

　　“这是其中的一盘。”

　　“好。我们开始了。把它录制到VHS带上。”特里萨开始复制第一盘带子。她快速放著录像带。图像激烈地跳动着。旁边的监视器屏幕上，信号也在急促地跳跃。

　　特里萨问道：“这与昨晚的谋杀有关吗？”

　　“是的。你听说了那场谋杀？”

　　她耸耸肩。“我从新闻上看到的。那凶手在车祸中撞死了？”

　　“是的。”我说。

　　她转过身去。她的面部轮廓惊人地漂亮，高高的颧骨，曲线引人注目。我想起埃迪·坂村是个人人皆知的花花公子，便问道：“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她答道。过了一会儿，她补充说道：“他是日本人。”

　　瞬间里，我们之间又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特里萨和桑德斯好像都知道某件事，然而我却蒙在鼓里。我不知道如何打听才好，只好看著录像。

　　我又一次看到阳光爬过地板。当办公室里的职员渐渐离开时，灯亮了起来。此刻，屋子里空空荡荡的。接着，谢里尔·奥斯汀快速来到了。她身后跟随着一个男人。他们热烈地亲吻。

　　“啊哈，”桑德斯说，“是这个吗？”

　　“是的。”

　　他皱着眉头看着动作的进展。“你的意思是那谋杀被拍下来了？”

　　“不错，是几架摄像机同时拍下的。”我说。

　　“你在开玩笑。”

　　桑德斯陷入了沉默，继续看着事态的发展。由于图像变化十分迅速，除了基本情节外，其余很难看清。他们两人朝会议室走去。她突然的挣扎。他迫使她倒在桌子上。他匆匆地离开房间。

　　大家都一声不吭地看著录像。

　　我看了一下特里萨。她毫无表情。图像反映在她的眼镜里。

　　埃迪走过镜子，向黑暗的过道走去。录像带放完后，跳了出来。

　　“这只是一盘录像带。你说有不只一架摄像机在拍摄。总共有几架？”

　　“我想有5架。”我说。

　　她把标签贴在第一盘录像带盒上，又把第二盘录像带插进机器里，进行快速复制。

　　我问道：“这些复制品精确无误吗？”

　　“噢，当然。”

　　“所以它们有法律作用？”

　　桑德斯皱皱眉头。“什么意义的法律作用？”

　　“嗯，作为证据，在法院——”

　　“不，”桑德斯说道，“法院不会把这些录像作为证据的。”

　　“不过，要是这些是准确的复制品——”

　　“和这没关系。所有的摄影制品，包括录像，都一律不能在法庭上用做证据。”

　　“我可没有听说过。”我说。

　　“这还没有实施呢。”桑德斯说，“诉讼法还不很明确。不过，就快实施了。眼下，所有的照片都是可疑的。如今，采用数字系统可以把它们变得面目全非！那是新事物。记得吗？多年前，苏联人是如何从他们五一节出场的领导人队列中抹去某些政治家的？——这在过去一直是项剪剪贴贴的工作——你总是能发现其中的破绽。留下的人物两肩之间会可笑地有着空间。或者后墙变了色，或者可以看到在那些被破坏的地方有人企图修饰的痕迹。不管怎么说，你是能看出来的——相当容易。你可以看出那些照片已经变了样，整个事情十分可笑。”

　　“我记得。”我说。

　　“过去，照片总是相当精确，因为它们不可能改变。所以我们认为照片再现现实。然而，近几年来，计算机使我们能天衣无缝地更换摄影图像。几年前，《国家地理杂志》曾把埃及金字塔印到封面上。编者不喜欢金字塔原来的位置。他们认为移动一下金字塔，构图会好一些。因此，他们就改变了照片，把金字塔挪了位。居然无人能辨别。倘若你带着摄像机去埃及，设法重拍那张照片，你会发现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现实世界里没有任何地方的金字塔是排列成那样的。照片再也不能反映现实了，但是你却无法分辨真假。这只是个小小的例子。”

　　“那么有人能在这盘录像带上采用同样的手法吗？”

　　“从原理上讲，任何视频都可以改变。”

　　通过监视器，我又一次看到了谋杀案的发生经过。这台摄像机安在房间的一头。它并没有清楚显示谋杀的具体动作，然而接下来，可以清楚地看到坂村朝摄像机走来的画面。

　　我问道：“这图像能变到什么地步呢？”

　　桑德斯笑了。“如今你想变成任何鬼样子都行。”

　　“能变换杀人犯的特征吗？”

　　“从技术上讲，完全可以。”桑德斯说，“在复杂的、运动的图像上绘制一张面孔在目前是可以办到的。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在实际操作时，却有一定的困难。”

　　我一声不吭。其实，说不说都一样。坂村曾是我们最主要的嫌疑犯，但他已一命呜呼。局长巴不得了结此案，我也希望如此。

　　“当然，”桑德斯说，“日本人拥有绘制外表的所有想象视频系统种类和三维变形技术。他们能做的事我们如今已难以想象。”他用手指敲着桌子。“这些录像带录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关于什么内容？”

　　我说：“谋杀发生于昨晚8点30分，如钟上显示的那样。我们听说这些录像带是8点45分左右被拿出值班室的。我们要求他们交出带子，我们跟日本人交涉了好几次。”

　　“跟他们打交道总是这个样。你最终什么时候拿到录像带的？”

　　“午夜1点半钟左右送到警察局的。”

　　“那么，”桑德斯说，“这就是说从晚上8点45分到午夜1点半钟，录像带一直在他们那里。”

　　“对，差一点就整整5个小时了。”

　　桑德斯皱起眉头。“5盘录像带，从5个不同角度拍摄，在5个小时内改变。”桑德斯摇摇头。“不可能，简直不可能做到，中尉。”

　　“是呀，”特里萨说，“这不可能！即使是他们也做不到。要改变的地方太多了。”

　　我说：“你对这有把握啰？”

　　“嗯，”特里萨回答道，“能做到如此迅速的唯一办法是采用自动程序。但即便是最复杂的程序也需要你用手来完善它，过分的模糊会使你前功尽弃。”

　　“过分模糊？”我问道。我发觉自己喜欢向她提问，还喜欢看着她的脸。

　　“过分的运动模糊，”桑德斯说，“录像带转动时速为每秒30帧，你可以把录像的每一帧视为一张用每秒1/30的快门速度拍摄的照片。这个速度很慢——比袖珍照相机的速度要慢得多。如用每秒1/30的速度拍摄一位正在赛跑的运动员，跑动的腿只是无数条条纹。一片模糊。”

　　“这叫做运动模糊。如果你通过机械方法来改变这种模糊，那么看上去就会很别扭。图像的清晰度和边线看上去也会很不自然。这就回到那些俄国人的水平：你能看出这相片已经被改动过。如果要显示现实的动势，你需要恰如其分的模糊效果。”

　　“我明白。”

　　特里萨说：“还有色彩移位。”

　　“是的。”桑德斯说，“模糊本身就存在色彩移位。比如说，你看那台监视器。那人正穿着一件藏青色西服。不过，当他带着姑娘在房间里旋转时，他的西服也随之飘了起来。注意，如果你将这一动势定格，并把它放大显出其象素，那么，你就会发现那件西服的颜色是藏青色，而模糊效果则是由渐变的较浅的蓝色组成。直至近乎透明的边缘。你无法从单独的一幅图像上分辨出哪是西服，哪是背景。”

　　我能模糊地想象出那是怎么回事。“哦……”

　　“如果边线色彩不匀，你马上就能发现。如果要清除录像带上几秒钟的镜头，要花好几个小时，就像处理商业广告那样。不过，要是你不这样做，那么差别一眼就能看出。”说罢，他啪的打了一个榧子。

　　“这么说，即使他们复制了录像带，他们也不可能作删改啦？”

　　“5个小时可是来不及的，”桑德斯说，“他们没那么多时间。”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事情发生的真实经过啰？”

　　“这毫无疑问。”桑德斯说，“不管怎样，你走后，我们会反复琢磨这些图像的。特里萨想再好好看看。我知道她会那样做的。我也如此。今天晚些时候你再来找我们。到时，我们会告诉你这里是否有什么蹊跷。不过，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没在我这里做什么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