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１３日，星期三

　　上午１０时３３分

　　“冰核内包含着发生灾难的记录，”讲台上的演讲者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他是个俄国人，带有浓重的口音。“这些来自格陵兰的冰核显示，在过去的一百万年里，已经发生了四次气候突变事件。其中一些发生得特别快，只用了几年时间。虽然这些灾难事件发生的原理还在研究之中。但它们已经表明，气候也可能存在连锁反应。因此，即使较小的变化——包括人为的变化——也会导致极大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后果的征兆。最近一些日子以来，世界上发生了最大的冰川崩解，美国西南暴洪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不难预测，我们将看到更多的——”

　　这时，他停了下来，德雷克匆匆走上讲台，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然后又一边看手表一边走下讲台。

　　“噢，对不起，”那个演讲者说，“我好像带来的是以前的讲话稿。唉，这些文字处理程序真糟糕！那是我２００１年一次演讲的一部分。我想说的是，２００１年的那次冰川崩解——比美国许多州的规模都要大——和危险的全球性反季节性天气，包括阳光明媚的西南部，都预示着气候将更加不稳定。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

　　莎拉·琼斯站在台后与安·加内尔交谈着。安是好莱坞杰出律师以及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主要赞助者的妻子。她跟往常一样引人注目，而且喋喋不休。

　　“我要跟你说一些我听到的事，”安·加内尔说，“我听说有一个由工业界支持的运动，要推翻非政府组织。工业界害怕环保运动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们拼命、拼命地想阻止它。这些年我们取得了一点点成功，使他们发疯了，还有——”

　　“对不起，”莎拉·琼斯说，“等一会儿，安。”她转向讲台上的那个俄罗斯演讲者。他在说些什么？她思忖道。

　　她快步走向记者台，记者们已排成一排，都把手提电脑打开。他们正在实时获取会议资料。

　　她从《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本·洛佩兹的肩头看过去。

　　本·洛佩兹并不在意；他追求莎拉·琼斯好几个月了。

　　“喂，亲爱的。”

　　“喂，本。不介意我看点东西吧？”

　　她移动鼠标，开始浏览信息。

　　“当然，没问题。你身上的香水很香。”

　　“真糟糕。”她说。

　　“出问题了吗？”本·洛佩兹说。

　　“你明白他的话吗？”

　　“唉。可怜的家伙。也许正在倒时差呢，真令人吃惊。很明显，他说英语时很费劲……”

　　原来的讲话删掉了。记录改了过来。毫无疑问：这个俄罗斯人事先就知道了冰川和洪水泛滥，而且写进了他的演讲稿。当他下飞机的时候，有人忘了告诉他，这是绝不会发生的。

　　他事先就知道了。

　　可是现在，记录上已经改了过来，原来的话也删掉了。她瞥了一跟后面全程拍摄的摄像机。毫无疑问，刚才的讲话也将从录像上消失。

　　那个狗娘养的事先就知道了。

　　“喂，”本·洛佩兹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如此不安？跟我说说，好吗？”

　　“以后吧，”她说，“我保证告诉你。”她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向安·加内尔走去。

　　“如此说来，”安说，“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工业界策划的运动，是一场精心演练、资金充足、影响广泛的极端右翼分子的运动，其目的是摧毁阻碍它的环保运动。”

　　经历刚才的种种之后，莎拉没心情理会这些喋喋不休。“安，”她说，“你怀疑过自己可能是妄想狂吗？”

　　“没有。不管怎样，即使是妄想狂也有敌人。”

　　“现在有多少工业界人士是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董事会的成员？”莎拉说。

　　“喔，不太多。”

　　莎拉·琼斯知道，在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董事会的三十个成员中，有十二个是工业界人士。现在所有的现代环境组织都是这种情况。最近二十年里，他们一直有工业界的代表。

　　“你向董事会成员问起过有关这次工业界的秘密运动吗，”

　　“没有。”她说。她奇怪地打量着莎拉。

　　“你认为，”莎拉说，“像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搞的秘密运动，可能吗？”

　　“你在说什么？”安生硬地说，“莎拉，我们都是良民。”

　　“是吗？”

　　“是啊。”安·加内尔强凋说，“莎拉，你怎么了？”

　　在会议厅外的停车场，三泳·塔帕坐在汽车里，膝盖上放着手提电脑。他轻轻松松地进入了记者们所用的无线电高保真网络，现在正接收会议资料，同时将这些资料保存下来。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担心被发现，然后再也进不去了。但是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包括修改后的全部会议资料。他想，科内尔会喜欢这些东西的。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屏幕上，三泳·塔帕正监测着来自西大西洋佛罗里达海岸以外的卫星图像。一个巨大的高压气团开始旋转，飓风的雏形开始形成。很明显，曾经有人打算策划飓风事件，但不知什么原因，放弃了。

　　现在他又在追踪别的调查线索。科内尔特别关心的是名叫杜伍／２的小型研究潜艇和天蝎座补给船。那艘潜艇和补给船被卡尔加里的一家名叫克鲁科的天然气公司租借，正在南太平洋从事探测海底天然气矿藏的研究。大约两个月前，补给船到了新几内亚岛的莫尔兹比港，随后又离开了，现在停靠在所罗门群岛的布干维尔岛附近。

　　在克鲁科注册成为加拿大公司以前，它一直默默无闻，人们对它也无甚兴趣。该公司除了一个网站和网址外，毫无固定资产。网站的所有者是克鲁科租赁公司，这个公司根本不存在。租金是通过开曼群岛上的一个账户以欧元支付的。账户名是地震服务公司，也在卡尔加里，与克鲁科的邮政地址相同。

　　它们明显是同一个实体。最初是地震服务公司想租借潜艇。导致了后来纳特·达蒙在温哥华的死亡。

　　现在，华盛顿的代理机构正在搜索卫星地图，试图在所罗门群岛的某个地方找到天蝎座，但是所罗门群岛被云层遮住了，卫星掠过时没有发现船的位置。

　　这在本质上是件麻烦事。它表明，船已经被人用什么方法掩藏起来了，可能是开进了一个隐蔽的船坞。

　　南太平洋的某个地方。

　　太平洋可是个无边的世界。

　　同样麻烦的是，补给船已经到了温哥华，装载了三十吨的“工业设备”，六大箱，每箱五吨。加拿大政府怀疑该公司私自运输汽车，因此打开了其中一个箱子。海关官员在箱子里发现了被他们列为‘柴油发电机”的设备。

　　发电机！

　　三泳虽然不知道箱子里装了什么，但他清楚不是柴油发电机。因为你没有必要去温哥华买一大堆发电机。因此，麻烦大了——

　　“嘿，你！”

　　他抬起头，看见两个保安正穿过停车场，朝他的车走来。很明显，他入侵无线电高保真网络的事败露了。该走了。他转动钥匙，启动汽车，开走了，在经过两个保安时，他高高兴兴地向他们挥了挥手。

　　“莎拉，发生什么事了？你刚才呆呆地望着天空。”

　　“没什么，安。”莎拉摇了摇头说，“在想些事情。”

　　“想什么？你为什么说我是妄想狂？”安把手放在莎拉琼斯的肩上，“真的。我有点儿替你担心。”

　　莎拉想，我还替你担心呢。

　　事实上，是莎拉对妄想狂感到不寒而栗。她环视整个房间，目光与德雷克相遇。他正从房间那边盯着她，仔细打量她。他这样盯了她多久？他看到她冲向记者台了吗？他推断出那是什么意思了吗？他知道她所了解的一切吗？

　　“莎拉。”安推了推莎拉的手臂。

　　“唔，”莎拉说，“我真的很抱歉，我得走了。”

　　“莎拉，我为你担心。”

　　“我没事的。”莎拉说着，起身离开房间。

　　“我要跟着你。”安说着，也起身离开。

　　“我希望你不要跟着我。”

　　“我担心你的安全。”

　　“我想我需要独自呆一会儿。”莎拉说。

　　“你就这样对待你的朋友？”安·加内尔说，“亲爱的，我认为你需要一点关怀，我看得出来。我能给你。”

　　莎拉叹了一口气。

　　尼古拉斯·德雷克目送着莎拉离开房间。按照他的要求，安紧紧地跟着她。安·加内尔尽职尽责，紧跟不舍。莎拉设法摆脱她，除非她转身就跑。但她如果那样做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在关键时刻，强硬手段是必需的。比如在战争时期。

　　但是，德雷克怀疑采取强硬手段的必要性。是的，科内尔已经成功地瓦解了前两次计划，但那是因为环境解放阵线是一群外行。那群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的自发行动不适合现代化传媒的需要。尼古拉斯·德雷克已经向亨利说过许多次。但是亨利总是不以为然；他所关心的是推诿，不认识这些人。是的，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当然可以否认他们认识这些小丑。真是一群笨蛋！

　　但这最后一次计划不一样。这次计划的设计要仔细周密得多——应该如此——因为全是专业人士。科内尔决不可能瓦解它。德雷克认为，科内尔甚至不能及时赶到。在特德·布拉德利和安之间，尼古拉斯·德雷克有许多耳目在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他还有一些惊人之举等着科内尔。

　　他打开手机，拨了亨利的电话，“我们已经把它们藏起来了。”他说。

　　“好的。”

　　“你在哪里？”

　　“我正要把消息告诉Ｖ，”亨利说，“现在我正开车去他的住处。”

　　透过双筒望远镜，科内尔看到银色保时捷敞篷车开进了海滩上那幢房子的车道。一个高个子、黑皮肤的人走了出来，他身穿蓝色高尔夫衬衣和棕褐色休闲裤，还戴着棒球帽和墨镜。科内尔马上认出他就是亨利，是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公关部的头头。

　　他想所有的人物都出场了。科内尔把双筒望远镜放在防护栏上，停下来思考这意味着什么。

　　“先生，你知道他是谁？”站在他身旁的那个联邦调查局的年轻人说道。他还是个孩子，不过二十五岁左右。

　　“知道，”科内尔说，“我知道他是谁。”

　　他们在圣莫尼卡山崖上俯视着海滩和海洋。这里的海滩从海滨到自行车道有几百码宽。紧挨着自行车道是一排房子，然后是喧嚣的六车道公路。

　　即使紧靠公路，这些房子还是惊人地贵——据说，两三千万美元一栋，可能还要贵。住在这里的全是加利福尼亚一些最有钱的人。

　　亨利拉起他保时捷车上的帆布顶盖。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门边。按响了门铃。他走了进去，房子异乎寻常地现代，带弧度的玻璃像珍珠一样，在清晨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亨利走了进去。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可是你并不关心到这栋房子来的人。”联邦调查局的那个人说。

　　“是的，”科内尔回答，“我不关心。”

　　“你也不想要一个名单，或者一个记录——”

　　“不想。”

　　“但是它也许可以证明——”

　　“不，”科内尔说。年轻人想帮忙，但却让他心烦。“我什么都不关心——我只想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离开。”

　　“比如，他们去度假之类的吗？”

　　“是的。”科内尔说。

　　“万一他们留下佣人呢？”

　　“不会的。”科内尔说。

　　“实际上，先生，我相信他们会的。这些家伙总是留人照看房子。”

　　“不，”科内尔说，“这栋房子会被彻底清理。每个人都会离开。”

　　那个年轻人皱了皱眉头。“那么，那是谁的房子？”

　　“一个叫阿伦·威利的人的。”科内尔说。他还告诉联邦调查局的那个年轻人：“他是个慈善家。”

　　“啊哈。他是干什么的？不会是某个团伙的成员或者别的什么吧？”

　　“你是说，”科内尔说，“那种干肮脏营生保护神之类的人。”

　　“按常理，”那个年轻人回答说，“没有人赚那么多钱而背后没有故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科内尔说他知道。事实上，阿伦·威利的发家史一与哈罗修·阿尔吉一样，是典型美国式的。阿伦·威利从开办廉价的服装连锁店起家，在第三世界血汗工厂加工成衣，并以成本三十倍的价格在西方出售。十年后，他以四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他的公司。不久，他变成了，用他自己的定义来说，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一个为世界持续稳定和环境保护的正义事业奔走呼号的斗士。

　　他从剥削中赚了那么多钱，现在他又用这些钱来攻击这种剥削。他热情、正直，并且把“Ｖ”添加在他的名字前以表纪念。然而，他的攻击往往导致大批公司撤离第三世界，而这些公司撤出之后，又被中国企业所取代。因此，从某种角度说，Ｖ·阿伦·威利剥削了工人们两次——第一次是他赚钱，第二次是花这些钱求得良心上的安慰。他英俊潇洒不蠢不笨，但却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实际的社会改良家。据说，他目前要写一本关于预防原理的书。

　　他设立了Ｖ·阿伦·威利基金，通过几十个包括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在内的组织来支持环保这一正义事业。他是个重要人物，值得亨利亲自造访。

　　“这么说来，他是有钱的环保主义者了？”联邦调查局的那个年轻人说。

　　“对。”科内尔说。

　　那个年轻人点点头。“好的，”他说，“但我还是不明白。是什么让你相信一个有钱人会让自己的房子空着？”

　　“我不能告诉你，”科内尔说，“但他会的。我想知道他们离开的确切时间。”他递给那个年轻人一张卡片，“打这个电话。”

　　年轻人看了看卡片：“是这个吗？”

　　“是的。”

　　“什么时候？”

　　“立刻。”科内尔说。

　　科内尔的手机响了。他打开手机，是三泳发的短信：

　　他们发现了天蝎座补给船。

　　“我得走了。”科内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