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种精神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弗兰茨对革命的软弱性。他最开始同情古巴，然后同情中国，被这些国家的残酷吓坏了后，只得叹口气，沉入文字的海洋，沉入没有分量亦远离生活的词句。他成了日内瓦的一名教授（那里没有示威游行），在一连串的克制中（无女人亦无游行的孤独），他发表了好些学术专著，都获得了可观的赞扬。后来有一天他遇到了萨宾娜。她是个新的发现。她来自一片土地，那里革命的幻觉早已退色，但革命中他最崇拜的东西还存留着：广阔的生活，冒险的生涯，敢作敢为，还有死的危险。他把她祖国的悲剧加在她身上，发现她显得更加美丽。糟糕的是萨宾娜对这出悲剧并不喜爱。“监狱”、“迫害”、“禁书”、“占领”、“坦克”一类词是丑陋的，没有丝毫浪漫气息。唯一使她感觉甜美引起思乡之情的词，是“墓地”。

    墓地

    波希米亚的墓地都象花园，坟墓上覆盖着绿草和鲜艳的花朵。一块块庄严的墓碑隐没在万绿丛中。太阳落山的时候，墓地闪烁着点点烛火，如同死魂都在孩子们的晚会上舞蹈。是的，孩子们的舞会。死魂都象孩子一样纯洁。无论现实生活如何残酷，即便在战争年月，在希特勒时期，在斯大林时期，在所有被占领的时期，和平总是统治着墓地。她感到心绪低落的时候，便坐上汽车远离布拉格，去她如此喜爱的某个乡间墓地走走。在蓝色群山的背景下，它们如摇篮曲一般美丽。

    对弗兰茨来说，墓地只是一堆丑陋的石块与尸骨。

    “我从不开车，车祸吓死人！就算没把你撞死，也让你留个终身标记！”正说着，雕刻家本能地抓住了自己的手指头，那指头有一天在他雕刻本版时差点给削掉了，现在还留在手上也算个奇迹。

    “你说什么？”克劳迪今天状态最佳，沙哑着声音问，“我有一回碰上了严重车祸，我就没把命丢掉。再说，没有比住医院更有昧的啦！我根本睡不着，只是读呀读的，日日夜夜。”

    他们都惊奇地看着她，更使她其乐融融。弗兰茨感到一种既讨厌（他知道那场车祸后妻子曾极度消沉又报怨个没完）又佩服（她总是有能力把每一件经历过的事说得有声有色）的复杂情绪。

    “就是在那里，我开始把书分成白天的书和晚上的书，”她继续说，“真的，有些书是要白天读的，有些书只能晚上读。”

    现在，所有的人都又惊奇又崇拜地看着她。所有的人，只除了雕刻家还握着自己的指头，皱着眉头回想车祸。

    克劳迪转身问他：“司汤达的书你会归进哪一类？”

    雕刻家没有听清问题，不舒服地耸耸肩。旁边一位文艺批评家说，他认为司汤达的书该白天读。

    克劳迪摇了摇头，嘶哑着喉音说：“不，不，你错了，你错啦！司汤达是一位夜晚作家嘛！”弗兰茨置身这场白天夜晚的艺术之争，却不安地盼着萨宾娜到来。他们花了很多天的时间考虑她该不该接受参加这次鸡尾酒宴的邀请。宴会是克劳迪准备的，招待曾经在她私人画廊展出过作品的画家雕刻家们。萨宾娜遇见弗兰茨以后，总是回避他的妻子。他们又怕被发觉，于是得出结论，认为她来的话反而自然些，少些嫌疑。

    他一边偷偷地朝门厅打望，一边听到了他十八岁的女儿的声音。女儿安娜在房子的另一端。他告退了妻子主持的这一圈，挤到女儿主持的那一伙中去。他们有的坐，有的站，安娜则盘腿坐地。弗兰茨知道，他妻子肯定也会转移到那边地毯上去的。有客人的时候坐在地毯上，这一姿态表明串直，不拘礼节，政治自由，殷情好客，还体现一种巴黎人的生活方式。克劳迪坐在地毯上的那热情劲儿使弗兰茨担起心来，她去买香烟会不会也坐在铺子的地上？

    安娜坐在一个男人的脚上，问他：“阿伦，你最近在干什么？”

    阿伦如此天真诚恳，努力给这位画廊主的女儿一个认真回答，开始向她解释自己的新探讨——把摄影与油画结合起来。但他还没讲完三句话，安娜便开始吹起小调来。画家还在慢慢说，注意力高度集中以至于尚未明到口哨。

    弗兰茨耳语：“你能告诉我体为什么要吹口哨吗？”

    她大声说：“我不喜欢人们谈政治。”

    他们这一圈确实有两个人站在那里讨论即将开始的法国大选。自觉有责任引导活动的安娜，问那两个人是否打算去罗西尼歌剧院，一个意大利歌舞团下周将在日内瓦演出。与此同时，画家阿伦却沉入他绘画新探求中越来越庞大的细节。弗兰茨为自己的女儿感到羞耻，为了让她安分点，他宣称安娜每次看歌剧都索然无趣牢骚满腹。

    “你混！”安娜坐着给了他肚子上一拳。“那个男高音明星太俊了，太俊啦！我看过他两次，我已经爱上他了。”

    女儿太象她母亲，这使弗兰茨无法原谅。她为什么不象他？但他毫无办法，她就是不象他。很多次他听到她母亲也宣布爱上了这个或那个画家，歌手，作家，政治家，有一次甚至爱上了一位自行车赛手。当然，这只是鸡尾酒宴上的闲话趣谈，但他总是忍不住回想起二十多年前她说起他来也如出一辙，还有自杀的威胁之词。

    正在这时，萨宾娜进来了。安娜继续谈着罗西尼时，克劳迪走了过去。弗兰茨把注意力投向那两个女人的谈话。几句寒喧客套之后，克劳迪捻着萨宾娜脖子上的陶瓷垂饰大声说：“这是什么？多丑啊！”

    弗兰茨深深一惊。妻子的话不意味着挑斗，接下去的沙哑的大笑立刻表明，克劳迪否定这垂饰但并不希望危害她与萨宾娜的友谊。但她通常不会这么说的。

    “我自己做的。”萨宾娜说。

    “这垂饰真丑，真的！”克劳迪高声地重复，“你不该戴它。”

    弗兰茨知道妻子并不在意垂饰的丑与美，一件东西她愿意说丑就丑，愿意说美就美。她朋友戴的垂饰预定就是美的，即使她发现的确很丑，也不会说。长久以来，欧欧拍拍已成为她的第二天性。

    那么为什么她决定说萨宾娜自己做的垂饰丑呢？

    弗兰茨突然明白无误地找到了答案：克劳迪声称萨宾娜的垂饰丑是因为她有本钱这么说。

    或者更准确些说：她这么说是要让人们明白，她有本钱说萨宾娜的垂饰丑。

    萨宾娜去年的画展不怎么成功，所以克劳迪并不特别重视萨宾娜的光顾。然而，萨宾娜却有种种理由重视克劳迪的画廊，只是她的行为尚未证实这一点。

    是的，弗兰茨看清了：克劳迪抓住有利场合向萨宾娜（以及其他人）表明，她们两人之间的真正力量均势到底如何。

    误解小词典（续完）

    阿姆斯特丹的古老教堂

    街道的这一边是鳞次相比的房屋，第一楼的橱窗后面，所有的妓女都有一间小屋与舒适豪华的夹垫大搞，她们只穿了乳罩和短裤衩，挨近玻璃窗坐着，看上去象讨厌的猫。

    街道的另一边是建于十四世纪的巨大哥特式大教堂。

    妓女的世界与上帝的世界之间，街道散发出尿的臭气，象一条河划分着两个王国。

    老教堂里面，所有残留的哥特式风格只有又高又光的白墙，还有柱子、拱顶和窗户。墙上没有一幅图画，其它地方也没见雕塑。教堂象体育馆一样空旷，只有正中心的地方，疏疏地放置了几排给牧师们坐的椅子，围着一堵可供教长站立的小墩墙。椅子后面是为那些有钱的自由民而设置的木头小厢房以及栅栏。看来，椅子和厢房一直就设置在那里，人们从未考虑到墙的形状和柱子的位置，似乎是希望表明对哥特式建筑的轻视与无所谓。几个世纪前，加尔文教派的信仰把这座大教堂变成了一个大顶棚，唯一曲作用是让那些忠实的信徒避避风雪。

    弗兰茨被它迷住了：历史的伟大进军曾经怎样穿过这巨大的殿堂！

    萨宾娜想起波希米亚所有城堡是怎样收归国有，变成了劳工训练地、养老院，甚至牛棚。她参观过一个牛棚：接铁链的钩子钉入夜粉墙上，系在铣丝上的牛焦渴地瞪着窗外城堡的土地，那儿喂了鸡。

    “正是它的空旷使我神往，”弗兰茨说，“人们收起了祭坛、塑像、图画、椅子、地毯和圣经，在那一刻得到了欢乐和安慰。他们把一切统统丢掉，就象扔掉桌上的剩物。你不能想象海格立斯的扫帚怎样清扫这大教堂吗？”

    “穷人不得不站着，而富人占有包厢，”萨宾娜榴着那些包厢说，“但是有一种东西把银行家和乞泻联系在一起：对美的仇视。”

    “什么是美呢？”弗兰茨发现自己正站在最近一次画廊预展时的妻子一边，正在认同她的坚持己见。那就是文词和言论的无穷虚幻，还有文化的虚幻，艺术的虚幻。

    萨宾娜在学生队里劳动时，灵魂被高音喇叭里欢乐的进行曲不断毒害。一个星期天，她借来一部摩托，朝山上开去，在一个从未到过的边远村庄里停下来。她把摩托靠教堂放好，往教堂里面走去。一群人恰好在做礼拜。当时宗教受到当局的压制，大多数人对教堂都避之不及。留在教堂长凳子上的只有些老爷子和老妇人，他们不害怕当局，只害怕死亡。

    神父歌咏般地吟诵祷文，人们跟着他齐声重复。这称为连祷。同一句话反复重现，象一位流浪汉忍不住连连回望家乡，象一个人不忍离世。她在最后一排凳子上坐下，合上双眼聆听祷词的曲调，又睁开眼，打量上方那蓝色拱顶上嵌着的金色大星星。她惊喜入迷了。

    她在这个乡村教堂无意遇到的东西不是上帝，而是美。她太明白不过了，教堂与连祷本身里里外外都未见得美，它们的美存在于与建筑工地上天天歌声喧躁的比较之中。她突然觉得这些人是美的，他们如同一个叛逆的世界，是一种神秘的新发现。

    从那时起，她就认为美是一个叛逆的世界。我们碰到它，只能在迫害者俯瞰着它的什么地方。美就藏在当局制造的游行场景之后，我们要找它，就必须毁掉这一景观。

    “这是我第一次被教堂迷住。”弗兰茨说。无论新教还是禁欲主义都未曾使他如此热情。这是另外一种东西，高度私有性的东西，是他不敢与萨宾娜讨论的东西。他想，他听到了一种声音，要他抓住海格立斯的扫把，扫掉克劳迪所有的预展，安娜所有的歌唱家，还有所有的演讲、专题辩论会，所有无用的言语和无聊的文词，把它们统统从自己的生活中扫出去。阿姆斯特丹大教堂宏伟巨大的空阔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这神奇的新发现象征着他自身的解放。

    力量

    一次，他们在某家旅馆里做爱，萨宾娜抚着弗兰茨的手臂说：“看你有多好的肌肉！真不能使人相信！”

    弗兰茨对她的赞美很高兴，从床上爬出来，臀部顶地，用一条腿钩佐一张很重的橡木椅子，轻轻地把它挑到空中：“你永远也不必害怕，不论什么情况我都能保护你，我以前还是个拳击冠军呢！”

    他用手把椅子举过头，萨宾娜说：“知道你这么强壮，真好。”但她内心中自语，弗兰茨也许强壮，但他的力量是向外的，在他生活与共的人面前，在他爱的人面前，他显得软弱无力。弗兰茨的软弱也可以称为美德。他从不向萨宾娜下指示，从不象托马斯那样命令她，要她躺在镜子旁边的地上以及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他并非不好色，只是缺乏下达命令的力量。有些事情是只能靠暴力来完成的。生理上的爱没有暴力是难以想象的。

    萨宾娜看着弗兰茨举着椅子在屋予里走过，象看到一个使她震惊的怪物，心里充满了奇怪的悲伤。

    弗兰茨把椅子放到萨宾娜的对面，坐下来说：“我当然喜欢强壮，但在日内瓦，这些肌肉对我有什么好处？它们象装饰品，一根孔雀的羽毛。我一生还没有同人打过架哩。”

    萨宾娜又开始了孤独的沉思：如果她有一个指挥她的男人又怎么样呢？一个要控制她的人吗？她能容忍他多久？不到五分钟！从这儿得出结论，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没有人适合她。

    “为什么不用你的力量来对付我？”她问。

    “爱就意昧着解除强力。”弗兰茨温柔地说。

    萨宾娜明白了两点：第一，弗兰茨的话是高尚而正义的，第二，他的话说明他没有资格爱她。

    生活在真实中

    卡夫卡曾在日记或是信件中提到这样一句，生活在真实中。弗兰茨记不清这话的出处，但这句话强烈地感染了他。生活在真实中意味着什么？从反面来讲太容易了，意思是不撤谎，不隐瞒，而且不伪饰。然而从遇见萨宾娜起，他就一直生活在谎言中。他蹬妻子说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阿姆斯特丹会议，马德里讲学；他不敢与萨宾娜并肩步行于日内瓦的大街。他还欣赏谎言与躲藏：这些对他来说是如此新异，他象一个老师的爱学生鼓起勇气逃学，感到十分兴奋。

    萨宾娜认为，生活在真实之中，既不对我们自己也不对别人撤谎，只有远离人群才有可能。在有人睁眼盯住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在我们迫不得已只能让那只眼睛盯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真实的举动。有一个公众脑子里留有一个公众，就意昧着生活在谎言之中。萨宾娜看不起文学，文学作者老是泄漏他们自己或他们朋友的种种内心隐秘。萨宾娜以为，一个放弃了自己私我隐秘的人就等于丧失了一切，而一个自由而且自愿放弃它的人必是一个魔鬼。这就是萨宾娜保守着那么多恋爱秘密但一点儿也不感到难受的原因。相反，这样做才使她得以生活在真实之中。

    在弗兰茨这一方面，他确认把私生活与公开生活分成两个领域是一切谎言之源：一个人在私生活与在公开生活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对弗兰茨来说，生活在真实之中就意昧着推翻私生活与公开生活之间的障碍。他喜欢引用安德鲁.勃勒东的活，握意的生活就是“在一间玻璃房子”里，人人都能看见你，没有任何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