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间操的时候，她孤零零地一个人靠在风雨操场里的柱子上，凝视着外面的街道。关于她在学校里受冷落的情况，她一点也没向妈妈透露过。她继续坐着这个堤岸中国人的黑色大轿车上学来。姑娘们看着她走，所有的姑娘都不和她说话，无一例外。这种孤独使她想起了永隆的那位太太。当她来到永隆的时候，她是叁十八岁，而那个时候小姑娘只有十岁。而现在，当姑娘回想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

    这位女人站在她房子的平台上，眺望着湄公河畔的大街，每当我和小哥哥听完教理课回来的时候，我总是看见她站在那里。她的房子就在带有顶篷平台的华丽建筑物中间，而建筑物正座落在皆有欧洲夹竹桃和棕榈树公园的中心。这位太太和这个头戴平边帽的姑娘都有同样与众不同的地方，使她们和镇上的其他人隔绝开来。她们两人都在凝视河边那漫长的大街，她们都是一样的货色。她们两个都为世人所孤立。只有她们成了本地引人注目的风流人物。她们的不幸不言而喻。她们俩之所以信誉扫地，完全归咎于她们那躯体的本性，这躯体被情人所玩弄，所亲吻，沉溺于按她们所说的——一种极度的快感之中，一种和那些没有爱情的情人结合所产生的神秘的快感之中。正是因为这种神秘的快感是如此地强烈，使她们极力追求，无所忌惮，无论是在城里，在乡公所，在各地首府，在招待会上，以至在总署的舞会上，处处都谈论着这类风流韵事。

    这位太太刚刚又重新公开露面会客，她认为事情早已过去，沙湾拿吉的那个青年男子早已被人忘记。因此她又重新组织一些晚会，好让这里的人们能够时不时地互相见面，从那可怕的孤独寂寞中挣脱出来，因为这些人终年在偏僻的村镇工作，周围都是大片的水稻田，是充满恐怖、狂热和被人们遗忘的地方。

    傍晚放学的时候，总是那辆高级的黑色轿车和那个头上总是戴着那顶放肆的帽子、穿着那双金丝鞋的姑娘，她去了，去委身于那个亿万富翁的中国人，他在喷头底下替她洗澡，慢条斯理地洗得十分仔细，就象每天晚上她在妈妈家里一样。他用那缸专门为她准备的凉水给她洗澡，然后把湿淋的她抱到床上，打开电风扇，然后一股劲地浑身上下吻她，而她也总是央求他继续、继续吻下去。然后她又回到寄宿学校，谁也不惩罚她，不打她，不羞辱她。

    他是在拂晓时分自杀的，就在镇上灯光闪亮的广场上。而她此时正在跳舞。后来，天也亮了。他的躯体蜷缩着。后来过了一阵时间，阳光的照射使得尸体变形了。她知道后不敢前来收拾。到了中午时分，那里就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了。

    妈妈跟寄宿学校的女校长说：这没关系，所有这些都不要紧的，您看见了么？这些破旧的小裙子，这顶玫瑰色的帽子，还有这双金丝鞋，所有这些她穿起来不都挺合适吗？每当妈妈谈起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显得十分妩媚。寄宿学校里那班年轻的女学监兴致勃勃地听着妈妈在那里瞎扯。她说：镇上所有的男人都围着她转，无论是结过婚的还是没结婚的，全都想要这个小丫头，这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东西，你们看，她还是个孩子呢。有人说，这是不知羞耻！可我问你：怎么能把天真无邪当做不知羞耻呢？

    妈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说个不停。她还对她们说起我这个体面的交际花的事。而边说边笑，她笑这个过河孩子的丑事，笑她那滑稽的打扮，她那歪戴的帽子，还有她那举世无双的美貌，她笑在这块法国殖民地里这种无法抗拒的东西——白种女人的皮肤，这年轻姑娘的皮肤。她说她的姑娘原先一直被埋没在穷乡僻壤之中，而如今时来运转，犹如明珠出土，大放光芒，成了城里有目共睹的知名人物，并且在城里众目睽睽之下和一个中国亿万富翁的大流氓勾搭在一起，手上还戴着一颗钻石戒指，活象上个女银行家似的，说着说着，她不禁哭了起来。

    当妈妈见到这颗钻石戒指的时候便低声地说：这颗戒指使我想起当年我跟我第一个丈夫订婚时的一段小小的姻缘。我叫他奥斯古尔先生。我们一听到这个古怪的名字就都笑了起来。她说：这就是他的名字，而且是真的。

    我们互相仔细地打量着，然后她微微地一笑，笑得非常地温柔，略带一点嘲笑的意思，显露出她对自己的孩子是如何了如指掌，也明白将来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我差点把我在堤岸的秘密泄露给她。

    我并没有说出来，我永远也不会说出来。

    她一直等着我开口，然后她用一种十分亲切的口吻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对你来说一切都完蛋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这里将永远嫁不出去？我耸耸肩膀，笑了一笑。我说：我要是想嫁人的话，我在哪儿都能嫁得出去。妈妈摇摇头，表示这不可能。她说：不行，你的事在这里全让人知道了，所以你在这里永远也嫁不出去。她瞧着我，说了一些叫人难忘的话：男人喜欢你吗？我回答：是的，他们当然喜欢我。她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象你这个样子还能使男人喜欢。

    她还问我：你去见他仅仅是为了钱吗？我犹豫一下，然后回答说：是的，我只是为了钱。她又久久地瞧着我，她并不相信我的话。我说：我从前可不象你一样，我虽然学习比你吃力，但我却非常正经，这正经的时间太长了，晚啦，我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了。

    那是在沙沥假期的一天，她躺在康乐椅上休息，两只脚架在一把椅子上面，她叫人把客厅的门和饭厅的门都打开，好让过堂风穿过。这时候她很安详自在，一点也不厉害。突然她看见她的小女儿，她很想和她说说话。

    那时我们很快就要结束在这里的日子，我们将抛弃堤坝里的那块土地。这时候离我动身回法国的日子也不远了。我看着她在躺椅上进入了梦乡。

    有时妈妈突然发出命令：明天全家上照像馆去。她埋怨照像的确格太昂贵，可是为了拍一些家庭的照片，她仍然舍得花这笔钱。提起照片，我们倒有时拿出来一起看看，可平时我们之间谁也不看谁，你看你的像片，我看我的像片，连一句评论的话也没有，大家只是看看照片，彼此之间则视而不见。大家都从像片里头看着家里其他成员，或个人的，或合影的。在那些旧像片里，当我们还都很小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大家在一起，可是在这些新的像片里，我们就只好你看着我的，我看着你的，再也找不出一张合影的像片。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了。这些像片一旦被看过就被夹在衣服里头放在衣柜里面。妈妈叫我们照像为的是能看看我们，看看我们是否正常成长。她常常仔细地看着这些像片，就象别的妈妈看着自己的孩子的像片一样。她把这些像片互相比较，喃喃自语地诉说我们每个孩子成长的情况。可是谁也没有和她搭话。

    妈妈只让孩子们照像，从来是不照别的。我没有永隆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也没有一张花园里的，大河边的，或者这块法国征服地上那些两旁站着望罗子树的笔直大街的相片。没有我们居住过的这幢房子的照片，这些用白灰粉刷的房间，里面摆着涂着金粉的大黑铁床，房间里被马路用的淡红色的大灯泡照得和学校教室一样通亮，那些用绿色铁皮做的灯罩，所有这一切，这些令人难以相信，一直是临时性的地方，简陋得不堪入目的地方都没有留下一张像片。妈妈就在这些地方安营扎寨，以便等着来日回到法国以后，根据她的脾气，年龄和忧伤的心情，选择她终生挂在嘴上的地区——在巴德加莱和“两海”之间的地方，并在那里过个象样的日子。可后来，当她告啼笑皆非还乡来到卢瓦尔省安居乐业的时候，她那个房间仍然和上面所说的昔日在沙沥镇上的那个房间一样，杂乱无章，不堪入目。也许她早已把当年的宏图忘得一干二净。

    她从不拍名胜古迹、地理风光一类的像片，只拍我们，她的孩子，而且常常叫我们凑在一起，以便省点照像钱。我们那几张粗糙马虎的像片是妈妈的朋友拍下来的，他们都是妈妈的新同事，刚刚来到这块殖民地，所以照了许多热带风光，椰子树、苦力等像片，好寄回去给他们的家属欣赏?

    每当妈妈放假的时候，她总是悄悄地把我们的像片带去给她娘家的亲人看。我们都不愿意上这个家去。我那两个哥哥从来就没有去过。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孩，所以开始妈妈总是把我带去。后来连我也不再去了，因为我那些姨妈，嫌我的品质不好，行为不端，所以不让她们的女儿和我接触。因此，妈妈也就只好带着我们的像片去让她们看。对于妈妈来说，把自己的孩子的像片让自己那些嫡亲姐妹看看也是符合逻辑、理所当然的事。她应该这样做，所以她也就做了。她那些嫡亲姐妹可算是妈妈家里唯一留下来的亲人，所以应该把家人的像片带去给她们看看。她们能从这个女人所作所为中领悟出某种秉性么？的确，她凡事必将坚持到底，死不回头，她绝不会对自己的姐妹撒手不管，对待眼下的苦难处境也不会退却、罢休。这一点我是可以相信的。也正是从这种属于民族的荒诞的勇气当中，我发现了她那种天赋的美德。

    当她年迈衰老、白发苍苍的时候，她也上照像馆照像，她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和她那件暗红色的漂亮的连衣裙一起照像，还有她那两件首饰，一条挂在胸前的长项链和一根头上镶金的玉簪子。在像片上，她的头发梳得十分整齐，连一点波浪式的皱褶也没有，俨然象一张标准像。生活富裕的当地人也上照像馆照像，不过一生当中只去一次，当他们看到死神快要临头的时候才想起去照个像，留个影。他们照的照片尺寸很大，可全是一样的规格，全都镶以金色框子，并且总是挂在祖先祭台的旁边。我看见过许多照像的人都照出同一副模样像片，其相似之极，令人吃惊。这不仅是老人总有相似的面容，而且所有的相片总是经过修整，这一来，脸上的某些特征，纵然还保留着的话，也都大为减弱而造成千篇一律，万人一个像的结果。他们的脸谱总是按一样的模式加以修整，以便留芳千古，并且总是用浅化的手法，使其形象返老还童，变得年轻。这当然是人所共有的愿望。这种外表的相似，这种衣冠楚楚的形象，必将为他们在家庭历史中所留下的记忆披上一层美丽的外衣，同时也显示出这种留念的特殊性和它的真实性。这些面貌越是相象，就越证明他们不属同一家族的成员。此外，所有的男人都围着一样的头巾，而女人都梳着一样的盘在头后的发髻，都一样把头发梳得紧紧的，男人和女人都穿着一样竖领的长袍。他们全都是一样的表情，不过我仍然可以分辨得开。妈妈在她那张穿着红袍子的像片上的表情就和他们一模一样。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庄重的表情，而有的人则认为这种表情平凡，没有个性。

    他们俩再也不谈论未来的终身大事。因为此事大局已定，要想叫他父亲答应让他娶她为妻是毫无希望了。当父亲的可谓是铁石心肠，对儿子毫无怜悯之心。这位父亲对谁也不会发善心。在所有在这里从事经商的中国移民当中，要数这位摇拥有蓝色琉璃瓦的平台的中国人派头最大，最为阔气。他的资产遍布沙沥之外最远的地方，一直到堤岸——这个法属印度支那的华人首府。这位堤岸的青年知道父亲和姑娘的决定是一致的，大局已定，无可挽回。他们至少开始明白，只要女的一走就能使他们俩分开，而这将是结束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好机会。他们也明白这个白人姑娘根本也没有坚持非嫁给他不可，她跟谁结婚都可以，应该把她抛弃，把她忘掉，把她还给白人，还给她的兄弟。

    自从他醉心于她的躯体以来，姑娘就再也不因为自己长得单薄而苦恼，而且，奇怪的是妈妈也再也不象往日那样替她得担心，似乎她也发现这个躯体终于说得去，如同别人一样，也能为人所接受。而他，这位堤岸的情人，他则认为这位白人姑娘的发育由于天气过度炎热而受到影响。他自己也是在这种炎热的环境中诞生、长大的。他发现自己和她也有相似之处。他说由于这些年来她一直在这种令人难熬的确候条件下生活，所以使她变成了一个印度支那的姑娘。还说她和她们一样，有纤细的手腕，浓密细长的头发，给人一种身强力壮的感觉，尤其是这皮肤，这一身用当地专门留给女人、小孩用的雨水冲洗出来的皮肤。他说法国的女人和当地的女人比较起来，法国女人皮肤显得较为坚硬，甚至是粗糙的。他还说热带地区食物贫乏单调，不是鱼就是水果，这也是产生差别的一引起原因。还有这里人们穿着的棉布、丝绸一类的衣服总是又宽又大，不紧贴着身体，从而使身体自由、裸露。

    堤岸的情人沉溺在这位白人少女的春情之中，如痴如醉。每天晚上他从她身上寻欢作乐，消磨了他的时间，消磨了他的生命。他几乎再也不说话了。也许谁都不会明白他这种心思，这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心思。

    他瞧着她。甚至闭上双眼也仍然在瞧着她。他在她的脸上呼吸。他闭着双眼呼吸着她的呼气，呼吸着这股从她嘴内呼出来的热气。他越来越分辨不清楚这个躯体的界线，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躯体，它并没有完全形成，在房间里还在继续长大，它还没有定形，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它不只是存在于他目所能见的地方，在别处也有它的身影，这躯体朝着丧命的嬉戏伸展开来，超越他的视线，它温顺灵活，一味沉溺于享乐之中，象一个年纪成熟的躯体。它并不调皮，百依百顺，而且机智灵巧，令人吃惊。

    我看着他如何处置我，如何摆弄我，而我从没想到他会这样做，甚至超越我的期望，可却完全符合我那天生躯体的需求。就这样我便成了他手中的孩子。对我来说，他也变成另外一种形象。我开始意识到他的皮肤，他的整个躯体，也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感，超越过他自身之外。另一个男人的影子也可能会在这间屋子里出现，这就是那个年轻凶手的影子，只不过当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还没有任何影像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另一个年轻人的影子也同样会在屋子里出现，不过，这个影子我是知道的，有些时候它会出现在我那欢乐之中。我曾经向他说过，向这个堤岸的情人说过，说过他的躯干那种难以形容的舒适感，以及他在森林中，在黑豹出没的河口中所表现出来的胆量。不管我说什么都能迎合他的欲望，而更加令他把我占有。我变成了他的孩子。每天晚上，他正是跟着他的孩子寻欢作乐。可有些时候他也会突然害怕起来，他担心她的身体，好象他已经意识到她死在临头，并且突然想起他迟早会失去了她。她的确质是如此单薄，有时使他突然害怕起来。他还担心她的头痛病，这毛病常常使她形容憔悴，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眼睛上蒙上一条湿布条。他也担心她有冒出厌世的情绪，而当她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就会想起妈妈，想到她无法改变现状，无法让妈妈在闭眼之前能够过上幸福的日子，无法去杀尽那些制造这种灾难的人，这时候她就会变得骤然号叫起来，痛哭流涕。他把脸贴在她的脸，擦拭她的眼泪，他紧紧地搂着她，她的眼泪和她的怒气激起他一股疯狂的情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