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辆“里摩辛”汽车里有一位仪表端庄的俊俏男子正在看着我。他不是一个白人，但他一身西式装束，穿着一套西贡银行家所穿的浅色榨丝绸制服。他一直盯着我。我已经习惯人家看着我。在殖民地那里，当地人常常爱盯着那些白人妇女，就边十二岁的白人姑娘也不放过。可叁年来，当我上街的时候，连白种男人也看着我，甚至每当妈妈那些男朋友的妻子到“育俱乐部”打台球的时候，这些男人也经常热情地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吃午后点心。

    也许是我误会了，我总觉得自己长得和那些漂亮女人一样好看，和那些总让别人看的女人一样吸引人，因为的确有许多人爱看我。不过我心里明白，其实问题不在于你长得漂亮不漂亮，这里头必另文章，比如说，是的，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心理上的原因。我愿意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如果有人觉得我漂亮或者好看，那我也就漂亮好看，比如说对家里的人来说我是漂亮的，这也只是对家里人而言。凡是别人要我打扮成什么样子，我就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并且自信不疑。我相信我是可爱的。每当我自以为很美的时候，而当这种美在看我的人的眼里变为真实，并且同时希望我能投其所好的时候，我心里也是明白的。因此，我实在可以打扮成一副娇媚可爱的样子，甚至在因小哥哥病故使我心神不安的情况下，我仍然有一副可爱的样子。至于小哥哥的死，只有一个同谋，那就是妈妈。我这里所用“可爱”一词指平常我周围的人对我或者对孩子们所说的意思。

    我已经有所准备。我已经懂得一些事情。我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她的漂亮否并不取决于她的衣着服饰或她那美容的手艺；也不取决于她脸上的香脂价格的贵贱，甚至于她身上的首饰名贵与否也无足轻重。我知道奥妙在于其他方面。但我不知道奥妙到底在哪里。我只知道女人自己也不会相信那些衣冠外表能有如此魅力。在西贡街头，在乡下的衙门里；我观察过许多女人。她们当中有的长得非常漂亮，皮肤洁白如玉，她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讲究梳妆打扮，尤其是在乡下的衙门里更是这样。她们成天无所事事，只知道自我保养，为了她们的欧洲，为了她们的情人，为了来日到意大利去度假，为了那叁年一次长达六个月的休假，到那个时候，她们将可以津津有味地谈起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这种殖民地特殊的生活，谈谈这些人，这些男仆如何服贴，伺侯得如何周到。还有这里的花草树木，舞会，这些在偏辟村镇里当官的白色别墅，房子又高又大，会让你晕头转向。这班女人在等待着。她们的穿着毫无目的，她们只是互相观看。在这些别墅的树荫下，她们为了来日互相观看，她们认为自己正在过着一种小说般的生活，在她们那些长长的壁橱里，早已塞满了五光十色的服饰，多得简直不知如何处置才好，这些衣着都是她们在整个等待的期间如同积赞时间一样一件件搜集起来的。她们当中有的因为无聊之极而变成疯子。有些女人因为斥责那些被丈夫勾引而不吭声的年轻女仆而挨了丈夫一记响亮的耳光。响亮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击中了她们，形容这耳光所发出的声音，即丈夫所给的耳光发出的声音?有些也因此自杀了。

    这种妇道人家何必为自己争风吃醋而酿成过失，自讨苦吃，我总觉得这是一种谬误。

    并没有什么可以勾引性欲的东西。它在于她身上对他的挑逗，或根本就不存在。当第一次目光相遇的时候，或者这个东西就已经存在，或者从来就不存在。这目光或者是性交的直接信号，或者根本什么也不是。这一点、我也早在“体验”之前就有所领悟了。

    唯独埃莱娜-拉戈奈尔能够逃脱这种谬误的法则。因为她是一个发育迟缓的女孩。

    长期以来，我一直没有一条自己的连衣裙。我的连衣裙都是一些口袋之类的东西，它们都是用妈妈的旧连衣裙翻改的，而妈妈的这些连衣裙本来就是一些口袋之类的东西。除了有几条是妈妈叫杜阿姨替我做的连衣裙例外。她是一位从不离开妈妈身边的女管家，哪怕妈妈回到法国去，哪怕哥哥曾经在沙沥市的房间里企图把她强xx，哪怕我们手头拮据无法给她开工资的时候，她仍然不愿意离开母亲。杜阿姨是在修女院里长大的，她擅长刺绣，会做褶子，会象几个世纪以前那样用手工做针线活。她用的针细得象头发丝一样。因为她会绣花，所以妈妈叫她绣床单。因为她会做褶子，妈妈就让她替我做百褶裙。镶边饰的裙子，穿在我身上就象一个布口袋，因为这些裙子的式样早已过时，并且总是童衣的款式，前面弄两道褶子，领子做得特别笨，裙子过于贴身，要不就是接上一道斜裁布边。我穿着这些口袋般的连衣裙，一系上腰带，形状也就变了样，于是这些连衣裙就变成永久的、久穿不变的衣服了。

    当我十五岁半的时候，我的身材十分苗条，甚至是有些瘦弱，胸部还是孩子的模样，脸上擦着浅玫瑰色和红色的胭脂香粉，加上这身会叫人笑话而实际上谁也不笑的衣着。我已经懂得周围的事物，对我来说，周围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一切都已经在我的眼里。我想写东西。我已经和妈妈说过：写作就是我的志愿。第一次，她听完以后并没有回答。后来她问我：写什么？我说写书，写小说。她生硬地说：当你通过数学考试之后，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与我无关。她反对我的想法，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写东西不算是工作，这只不过是开玩笑的话——后来她干脆对我说：这是孩子的胡思乱想。

    戴着毡帽的小姑娘被河里的反光照映着，孤零零地凭倚在轮渡船舷上。这顶男式的毡帽把整个场面都染成了玫瑰色。这是唯一的色彩。在河上那带雾的炎热的阳光下，两岸模糊不清，河流似乎和天际相连。河水静静地流着，没有发生任何声音，宛如血液流动一样。水流的外面没有风。渡轮的马达是整个声面唯一的声音，这是一台铸铁做成的老式摇臂式发动作。有时也传来一阵轻轻的说话声。尔后又听到家犬的叫声，这叫声从四处传来，从那晨雾的后面传来，从所有的村庄里传来。小姑娘从小就认得这位渡船上的艄公。老艄公对她微笑，向她打听“校长太太”的消息。他说他经常看见她的母亲夜里从这里过河，说她经常到柬埔寨那边的租借地去。姑娘说母亲很好。渡船的四周就是河水，河流两边是光秃秃的，流动的河水穿过稻田里停滞的死水，可两股水并不掺混在一起。这条河流来自柬埔寨森林，它捡拾着一路上所遇到的任何东西。它把所有投入它怀里的东西统统带走，这里面有草屋、森林、被火烧过的残骸、死鸟、死狗、淹死的老虎、溺死的男人和他们的女人，带着粘水的风信子簇团，所有这一切都流向太平洋，它们还来不及漂泊就被那暗流中的深邃而又急剧的风暴所带走，一切都悬浮在大河的威力之上。

    我对她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作，只此而已，没有别的。可她嫉妒起来，没有回答，只是蓦地瞟我一眼，轻微地耸一下肩膀，露出一副令人难忘的模样。当时我这样想，我将是头一个出走离家的人。可还得等待几年的功夫才能让她失去我，失去她这个女儿，她早就知道，有朝一日她终归要走，终归要离开家门。她法语得了第一名。校长对她说：太太，您的女儿法语考了第一名。妈妈却一声不吭，什么都没说，她并不高兴，因为不是她的两个儿子法语考了第一名。我这个龌龊的妈妈又问他：数学考得怎么样？校长说：这次还不是第一名，不过迟早会考个第一名的。妈妈问：啥时候才能考个第一名？校长回答说：当她获得第一名的时候，太太。

    我的母亲，我的母爱，我的难于相信的怪物，她穿着一双杜阿姨替她缝补过的棉线长筒袜子，在这热带的地方她还觉得必须穿上长筒袜子才象个校长太太，她那些可怜的连衣裙，又破又难看，都是杜阿姨替她缝补过的，她继承了她在庇卡底农庄的习惯，也就是不管什么东西，她总得用到底，她觉得应该物尽其用。她那双皮鞋，鞋跟早就穿坏了，穿着它，走起路来歪歪斜斜，难受不堪。她的头发梳得紧紧的，盘成一个和中国女人一样的发髻，她真叫我们难为情，她在街上，在学校门口真叫我丢脸。每当她乘b.12路公共汽车来到中学门口的时候，大家都看着她，可她却若无其事，从不以为然，真该把她关押起来，痛打一顿，把她给杀掉。她看着我，对我说：也许你该出来混个日子过。不论白天黑夜，她总是打定这个主意。她从不要求我学点什么东西，而认为我早该退学出来混日子。

    当母亲接触到新鲜空气的时候，她就会从绝望中挣脱出来，她终于发现这顶男式帽子和这双饰着金丝的皮鞋。她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说什么东西也不是。她看着我，这些东西使她感到高兴，她微微地笑了。她说这些东西不错，对我来说还满合适，一打扮模样就变了。她没有问这些东西是否是她买的，她肯定知道是她买的。她明白她还有这个能力，有些时候，也就是我说过的那些时候，我们可以从她那里骗取我们想要的东西，而她拿我们毫无办法。我对她说，这些东西一点都不贵，你不必心疼。她问这是从哪买的。我说是从卡蒂纳街买的，是处理商店里的处理品。她高兴地看着我。她可能觉得女儿有这般想象力，能够想出这番打扮，无疑给人一种感到欣慰的迹象。她不仅同意我这种滑稽的打扮，这种有失体统的穿着，尽管她是一个安份守已的寡妇，穿着灰色的服饰，宛如一个还俗的修女，可我这番不合礼仪的打扮却使她感到高兴。

    这顶男式的帽子实际上和家境的贫困也有联系，因为不管采用什么方式，总得想法给家里弄点钱。在这个家的周围，乃是一片不毛之地，儿子们也是不学无术之辈，他们将一事无成，就连土地也是咸的，肯定是白花了一笔金钱，肯定毫无希望。剩下的只有这么一个日见长大的女儿，也许她有朝一日懂得如何为这个家捞些钱财。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母亲才允许她的女儿穿着这身幼娼的打扮上街去，这一点女儿原先并不知道。可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小姑娘也已经无师自通，懂得如何把人们对她的注意力转移到金钱方面来。这可使母亲笑逐颜开。

    如果姑娘真的出去卖身赚钱，妈妈肯定不会加以阻挡。姑娘将会告诉妈妈：我向某一个嫖客索取了五百个皮阿斯特，以便回法国去。妈妈一定会说，那太好啦，要想回到巴黎去安家，可不正需要这笔钱，她还会说：能给五百皮阿斯特就行了。姑娘心里明白，这种买卖，正是原先妈妈让她的女儿所选择的行当，只要女儿有胆量，有力气，只要她不是为此天天感到痛苦而筋疲力尽的话。

    在我的书里有关我童年故事的叙述，我忽然间弄不清我回避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想大概说过我们对母亲的爱，可我不知道是否说过对母亲的恨，说过我们彼此之间的恩爱和怨恨，无论是爱还是恨，在这个家庭的破产和毁灭的共同历史中都是如此地强烈，可这一切在当时仍然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之外，对我来说尚无动于衷，只是深深地隐藏在我的血肉里。因为我象一个刚落地的新生婴儿一样看不见眼前的一切。而这个家庭的毁灭正是缄默的开端。从此以后，我一直在沉默中生活，在沉默中干了一辈子，我现在还活着，面对着当今古怪的年青一代，同样我（鹎的奥秘也有着一\\‰。我自以\\*际从来也没有*\\帐\\*自以*\\际上从来也没有\\*我掣端在这关闭的大门前面等没有任何作\\*?）***此处没法校***

    当我在湄公河上搭渡船的时候，也就是我遇上那辆黑色的老式轿车的那一天，妈妈还没有放弃她那块海堤里面的租借地。我们仍然和从前一样夜里行路，仍然叁人同行，到那里小住一些日子。我们住在那幢有走廊的平房里，面对暹罗的大山。过后我们又动身回城里。妈妈在那里没有什么事干，可她仍然不时地回到那里去。在那边的走廊里，我和小哥哥呆在母亲的身边，对面就是森林。这时候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再也不好意思到湖里洗澡，也不再去河口的沼泽地里捕黑豹，我们既不再去森林里，也不再去胡椒动植园的村庄里。我们周围的人都长大了。无论是在那水牛的背上，或者是其他地方，再也见不到孩子的踪影。我们也染上那古怪的毛病，那种曾经感染过妈妈的迟钝缓慢，如今我们也被那种迟钝缓慢所感染，我们不学无术，只学会瞧着森林，等待、哭泣。那片低洼的土地彻底完蛋了，那些佣人只耕种高地上的那些零碎的土地，我们把稻谷留给他们，他们呆在那里没有工钱，他们只利用妈妈叫人修建的那些茅屋。他们喜欢我们就象他们家里的亲人一样。他们仍然和过去一样看管着这幢房子。那些破旧的餐具一件也不少。被雨水腐蚀的屋顶继续在消失。可家具仍被擦得一干二净。整幢屋子仍然保持着原先的形状，清晰如画，从路上举目可见。屋子的门每天敞开着，好让凉风进来，吹干屋里的木料。夜里门窗紧闭，以防野狗和山里的走私犯窜进来。

    因此，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并非象我从前所写那样在雷安姆饭馆里见到那位有黑色轿车的富翁，而是在我们放弃那块租借地的两叁年后，在渡船上见到他的，也就是我所说的那一天，在那带雾而炎热的阳光下见到他的。

    在那次邂逅一年半之后，妈妈带着我们回到了法国。她卖掉所有的家具。后来又最后一次到水坝那里去看看。她坐在走廊里，面对那下山的太阳，再一次向暹罗那边望去，这可是最后一次，以后从没再去过，甚至当她后来重新离开法国，再次改变主意，又一次回到印度支那，去西贡办理她的退休手续时，也再没有去过那座大山前面，看看那黄色的天空，绿色的森林。

    是的，我说什么好呢？在她的生命中，已经为时太晚，可她却从头开始。她办了一所法文学校，“新法语学校”，这使她可以为我支付一部分学费，并且在她有生之年，赡养她那位长子。

    小哥哥患了支气管肺炎，得病叁天就死去了，他的心脏无法支持下去。就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妈妈。那正是日本占领时期。一切都在那一天宣告结束。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向她打听过我们童年的事情，也没有打听过关于她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说，小哥哥一死，她也该死去，就连哥哥也不例外。我真无法忍受突然间他们使我感到憎恶的心情。他们于我都已无足轻重。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任何有关他们的信息。她到底如何替她那些体弱多病的孩子还清所有的债务，迄今我仍迷惑不解。有一天他们全都消失了。我仿佛看见他们坐在沙沥的小客厅里，身上穿着白色的缠腰布，他们整月、整年地呆在那里，一言不发。我听见妈妈在那里哭泣，在咒骂那些孩子，她呆在她的房间里，不愿意走出来，她叫喊着要大家让她安静，但他们全都是聋子，微笑着，安静地在那里呆着。后来，我什么都不想了。如今，母亲和我那两个哥哥全都死去了。对于我的记忆来说也是一样，同样是回忆不起什么。现在我再也不喜欢他们。现在我的脑中再也没有留下当年母亲皮肤的芬芳气味，我的眼睛也失去了她那双眼睛的颜色。我再也记不起她的音容，除了由于劳累有时她在晚上发出的一些温柔的声音。至于笑声，我再也没有听过。没有笑声，没有喊叫。一切都完了，一切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我写起她来是如此地容易，可以如此长篇累牍，她已经成了我信笔写来的流畅文字。

    妈妈可能是在1932年至1949年之间在西贡居住。我的小哥哥是在1942年12月去世的。从那以后，她再也不出家门。她说，她仍然留在那里，已经接近坟墓，入土在即。后来，她只好回到法国去。当我们重新见面的时候，我的儿子已经两岁。这真是相逢恨晚。这点从她最初的目光里我就看得出来。此时此刻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重新追求的了。除了她那个大儿子之外，其他一切都完蛋了。她到卢瓦尔-歇尔省的一座冒牌的路易十四城堡里生活，并且死在那里。她和杜阿姨居住一起。那时她夜里仍然害怕，于是她买了一支步枪。杜阿姨在城堡最顶层的房间里为她警戒着。她还曾经为大儿子在安布瓦兹附近买下一块地产。那里有许多树林。他雇人把树木砍下来。他到巴黎一家纸牌赌博俱乐部赌钱。那些树林在一夜之间就被输光了。就在他把那片树林输个精光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改变了，因为这个，我的大哥使我伤心落泪。我所知道的就是后来人们发现他躺在蒙帕纳斯附近古波尔咖啡馆门口的汽车里，他想轻生了事。后来的事我就一无所知了。而她把城堡糟蹋成什么样子，着实难以想象，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这位活到五十岁还不懂得挣钱的儿子造成的。她买了一批小鸡孵化器，把它们放在底层的大厅里。她一下子就获得六百只小鸡。可是由于她在操作远红外线加热器时出了差错，结果没有一只小鸡能够进食。那六百只小鸡的嘴都无法合拢起来，因而全被活活饿死了。此后，她再也不重新尝试了。我是在小鸡出壳那一天来到城堡的，那可是喜气洋洋的日子。后来，死鸡和鸡食臭气熏天，弄得我在母亲的城堡里一吃饭就想呕吐。

    她终于死在杜阿姨和那个她称之为儿子的人之间，在二楼上她那间大屋子里。在她最后的岁月里，每当冰冻的季节，她总是把四到六头羊赶到她这个房间里，让牲口在她床周围睡觉。

    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她那卢瓦尔的最后一处房子里，当她在这个家庭的事情处理完毕而结束她那来来往往迁徙不停的生活时，我终于头一次看清了她那种精神病。我发现母亲确实是疯了。我知道杜阿姨和大哥哥对她的这种精神病一直有所感觉。至于我，原先我并没有见过她发疯。其实她早就有这种毛病。生来就有这种毛病，血缘里就有这种毛病。她并不为这种毛病而感到痛苦，因为杜阿姨和大儿子对她的病早已习以为常，她也象健康人一样生活着。除了杜阿姨和大儿子之外，谁也无法理解其中的奥秘。她总是有许多朋友，她不仅能够长年累月地维持这些朋友，同时还能交结许多新的朋友。这些新交往都是一些刚从乡下来的年轻人，或者是都兰地区的人，他们之中有的是从法国殖民地告老返乡的。她能够把许多年龄不同的人维护在自己的身边，象他们所说的，因为妈妈聪明，又如此地活跃，由于她的快活，还有她那无可比拟的不知疲倦的天性。

    我不知道是谁拍下了这张绝望的照片。就是在河内住处院子里拍的那张。这也许是我父亲最后拍下的一张照片。几个月个后，他就由于身体不佳而被送回法国去，不到一年他就去世。在此之前，他被调到金边任职，在那里也仅仅只呆了几个星期。当时妈妈可能拒绝跟随他回法国去，她还是呆在原来的地方，没有什么变化。就在金边这座对着湄公河的豪华住宅里，在这座当年柬埔寨国王的宫里，在这座令人可怕的宽大的花园之中，妈妈总是感到害怕。一到夜里她就更使我们害怕。我们全家四口都睡在一张床上。就在这座住宅里，妈妈得知父亲去的噩耗。在电报到达的前夕，妈妈早已有了预感。那天半夜，唯独她看见、听见一只发疯的鸟在呼叫，并且落在房子北侧父亲的那间办公室里。同样也是在那间办公室里，在她的丈夫去世的前几天，也是在半夜时分，妈妈突然看见她自己的父亲的身影。她把灯打开。外祖父果真站在那里。他站在那个八边形的大客厅里的一张桌子旁边。他看着她。我还记得她听到一声叫，就喊起来。她把我们叫醒，向我们讲述刚才发生的事情，讲他如何穿着他那套星期天穿的灰色制服，他是如何站在那里，两眼直看着她。她说：我象小时候那样叫着他。她说，她没有害怕。她朝着那消失的形象跑过去。外祖父和父亲都死于飞鸟和人影出现的同一日期。从那以后，我们无疑对妈妈的学问多少有点崇拜，因为她无所不知，就连人的死亡也能先知先觉。

    那位英俊的男人从那辆“里摩辛”大轿车里走出来，他正抽着一支英国香烟。他瞧着这位头戴男式毡帽、脚穿金丝皮鞋的姑娘。他慢慢地朝她走过来。可以看得出来，他有点胆怯。起初，他连笑容都不敢露出来。他首先给她递过一支香烟。他的手在颤抖。他们之间有个民族的差别，因为他不是白人，可他又必须凌驾在姑娘之上，所以他才发抖。她对他说她不抽烟：不抽，谢谢。她没有说别的，她没有对他说请不要打我。这时他稍为放心一点，并且对她说，他似乎是在做梦。她并没有回答。她等待着。这时候他问她：您是从哪儿来的？她说她是沙沥女子学校那位女教师的女儿。他思索了一阵，然后说他听说过这位太太，她的母亲，听说过她在柬埔寨那边买下了一块租地很不走运，是这么回事吧？是的，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