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墨西哥城

    拉蒙-凯利从墨西哥城波斯克-德卡布尔特派克的一家小旅店走出来，他昨天很晚才到，睡得也很晚。现在已经快中午了。

    他在街上拥挤的人流中寻找着空隙走着。如果不是被小商贩占着——这些小商贩什么都卖，猴子花啦，玫瑰啦，夹馅玉米饼啦，辣酱玉米饼啦，还有香蕉叶卷肉——每一寸人行道上就满是墨西哥人和旅游者。在墨西哥城里，能让人中毒的严重空气污染在每个人每个东西上都笼上了一层令人作呕的黄绿色的雾气。

    还是老样子。

    凯利已经快一年没回家乡看过了。也没有什么需要回来的原因。他父母两年前就离开墨西哥去了智利，他父亲又在那儿的一家石油公司找了个工作。凯利不必回到墨西哥来加深他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拥有全国四分之一人口的墨西哥城原本已很深刻的记忆。这些记忆日日夜夜跟随着他，就像是在他眼前放映循环电影：城市里的污染和城市外灰尘飞扬的马路，双手紧抓着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以免挨饿的农民，他们脸上无助的表情；能够让痛苦的心麻醉上几小时的充满音乐和艳丽服装的频繁的节日；在北方美墨南部边境的外资装配厂子烟囱里冒出的能杀人的滚滚浓烟。有时候，拉蒙-凯利不得不努力把这些折磨他的景象从脑海里驱走。

    知道美国医药协会是怎样称呼美墨边境线吗？“纯粹是个化粪池。”

    跟凯利被称为“他的人民”的人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国家富有的精英人士、政客、商人、毒枭和洗钱人，他们用几倍于科尔特斯和他的武装的残暴蹂躏着这个国家。那些西班牙殖民者至少在这儿还留下了一个文化，而当代的这些“征服者”却一味地掠夺，留下的只是烧焦了的土地和空洞的灵魂。

    许多人认为凯利对于贫困的墨西哥的态度过于狂热。“你太偏激，”有人这样说他，“往后退退，否则你将一事无成。”他父亲上次跟他在一起时，这样说他：“拉蒙，我为你感到骄傲，因为你懂得关心。可是，那些叫得最响的人往往听众最少。”

    拉蒙-凯利知道这个忠告有它的道理，所以有时候他也采取些妥协点的做法。但那些做法却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在他的脑海里，老是闪现着那些从一开始就煎熬着他的景象。现在，莫林-加沙和劳拉-弗洛瑞斯又被盛在棺木中回到他们的祖国安葬，就因为他们也懂得去关心。

    对于加沙来说，他决定合作多半是出于实用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但是即使如此，他也冒了他和他家人的生命危险来捍卫正义。

    劳拉-弗洛瑞斯却跟拉蒙有着一样执著的热情，或许只是没他这么狂热。

    跟加沙一样，她也死了。

    就因为他们有个信仰。

    跟那些墨西哥的当权者是讲不通的。跟他们协商？没用。去迎合他们，他们的宗教信仰？开玩笑。

    他挤进撞得有些变形了的绿白双色大众甲壳虫车，告诉出租车司机他要去北边干净些也卫生些的山上的一个地方。

    20分钟后，甲壳虫出了市区，开始爬行在地势越来越高的公路上，路两边起先是长排的高大的仙人掌，后来就可以看到杜松和粉色、红色和紫红色的九重葛了。

    车开上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宽公路，路旁有许多掩在粉色、白色或黄色石砌围墙后的漂亮的大房子。司机在凯利给他的那个地址前把车停下。

    “您想让我等在这儿吗？”司机问，“等的时间不算钱的。”

    “谢谢，不用。”凯利说，他付了车费，费劲地从车里钻出来，展开身子。

    出租车一溜烟地很快开走了。凯利走到一扇厚重的木门前。门右边有个蜂鸣器，他按了一下，从信箱上面的一个小对讲器里传出一个声音。

    “是谁？”一个女人用西班牙语问。

    “拉蒙-凯利。”

    “稍等。”

    木门上有个小缺口，上面钉着一片带网眼的金属板，透过网眼，凯利可以看到前门。一个男人正从前门走出来。他慢慢地穿过一条环形的红砖路，拔掉门闩，把门打开到刚能看到来人的程度。

    “我是拉蒙-凯利。我跟弗洛瑞斯先生约好的。”

    那男人长得又矮又胖，穿着黑色T恤衫，外面罩着一件有好多口袋的马甲。手枪的肩带边从背心空挡处露了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拉蒙也搞不清楚这人是想让他进去还是要“砰”地在他面前把门关上。终于，那男子向后退了一下说：“进来吧。”

    “谢谢。”

    凯利以前也去过不少墨西哥有钱人的家里，但这里装饰的华丽仍让他吃了一惊。门厅的地板是亮闪闪的红白双色手切大理石的，一件黄铜敲制成的艺术品占了一面墙；凯利认出它一定是来自米却肯，印第安塔拉斯卡人用来供奉神明的杰作。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两把交叉的剑，让凯利记起墨西哥国歌里的词句，“墨西哥人，备好你的剑和马鞍，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

    “在这儿等着。”那人说完，就穿过一条小过道，消失在过道尽头的门后。拉蒙局促不安地等着，不停地倒着脚。他忽然为自己的着装不自在起来：牛仔裤、蓝条纹工仔衬衫、牛仔靴、浅驼色的风衣。也许他该穿上……

    “凯利先生。”

    凯利回身看到奥斯瓦尔多-弗洛瑞斯正走过来，向他伸出手。他人很高，穿着海军蓝的运动上衣，灰色宽松裤，褐色带穗的便鞋，蓝绿色真丝衬衫的领口敞着，露出沉甸甸的金项链和十字架。“欢迎到我家来。”

    “我很抱歉是因为那样一个不幸的事件来到这里，我本想参加劳拉的葬礼，可是……”

    “不必解释了。华盛顿离墨西哥城很远。有时太远了，有时又觉得不够远。来吧，自们去个舒服点的地方。”

    弗洛瑞斯家的起居室很大，色调很暖。墙上满是得体又昂贵的艺术品。有迪埃格-里维拉的真品，佛里达-卡罗的自画像，巨幅的米格尔-撤贝拉的宗教题材作品，还有三件让人敬畏的弗南多-格雷西亚-彭塞的抽象画。

    “请吧，请坐。”弗洛瑞斯说，指着一个小花布沙发。一只镶皮的咖啡桌把沙发和两只高背红皮椅隔开。弗洛瑞斯在一只高背椅上坐了，点燃了一支雪茄，烟味在空气里迅速弥漫开来。凯利两年多以前就戒了烟，这时他后悔了。

    “葬礼。那天，你也可以想见，对于我们来说真是悲哀的一大。”弗洛瑞斯说。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沉，语调很和缓，措辞很谨慎。从他声音里听得出一些伤感，但从他褐色的双眼里却看不出一点伤感的影子。他的眼睛紧盯着拉蒙，一眨不眨，就像监视器。

    “太可怕了，”凯利说，“弗洛瑞斯夫人怎么样？她承受得了吗？”

    “她不太好。她跟我另外两个女儿一起到我们的乡村别墅休息去了。我本想一起去，可还有生意得打理。”

    “这是当然。”

    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

    “你想喝点什么？”弗洛瑞斯问，“几分钟后午饭就准备好了。”

    “不必了。”凯利说。

    “那我只能一个人吃了。喝什么饮料？”

    “可乐？”

    弗洛瑞斯多肉的双唇分开，微笑了一下，“你已经变成真正的美国人了。”他说罢，就走到站在门口的管家身边吩咐了一声，又回到椅子上。“当然，可口可乐跟其他好多美国思想都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可乐在这儿也很流行，是吧？不过我们不喝减肥可乐。你知道吗？我有个朋友在可口可乐公司。他们搞过调查。我们平均每个人喝的软饮料是世界上最多的，但不包括减肥苏打水。知道为什么吗，凯利先生？因为墨西哥人认为喝减肥饮料没有男人味。不够男人气（西班牙语）。”

    “这很有意思。”凯利说。

    “不值一提的事。除非你是销售可口可乐的。你能来，我很高兴，凯利先生。劳拉近期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我不了解也不理解。当然，她那时选择去美国留学，后来又留在那里，我和她母亲就很失望。我们这里有个传统……”他摆了摆手，“不过你是了解墨西哥传统的。你是个墨西哥人嘛。”

    “您是指未嫁的女子在结婚之前不能离开家？”

    “当然是。传统是很重要的。你不这样认为吗？”

    “有些传统是很重要。”

    凯利的可乐端上来了，还有一杯珍贵的陈年安奈尤特奎拉。

    “为劳拉。”弗洛瑞斯举起杯。

    凯利没有回应这句祝酒辞。

    “也许你能帮我理解一些事情，凯利先生。你知道，我和劳拉在过去几个月没有多少交流。不过我总以为她在那里过得很快乐。那天电话打来的时候，很不幸的是，她母亲接的电话，就好像，好像是我们死了。我肯定你能理解。她怎么会那么不快乐，觉得生活无法忍受呢？这个想法一直困扰着我。这么年轻，正是能做很多事的时候，是什么让她这么伤心这么绝望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她没有。”凯利直截了当他说，啜了一口可乐。

    弗洛瑞斯皱起眉，身子往后一靠，翘起一条腿来，说：“请解释一下。”

    凯利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说：“弗洛瑞斯先生，我来这儿并不想再给您的心上添一份额外的痛苦，我知道您已经很痛苦了。可劳拉的死也让我很悲哀，很深切的悲哀。我们曾是好朋友，我们曾合作得很密切，我们曾分享了那么多的事情。”

    “是情人吗？”

    “不仅仅是那样。我们是同志。我们信仰我们所从事的工作。”

    “‘同志’听上来很有点政治味道。社会主义者？”

    “随便您怎么称呼吧。我们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不过我们认定要看到墨西哥发生一些变化。”

    “事情总是在变的。”弗洛瑞斯说。

    “但不是往好的方向变。”

    “你把自己看成是能判断对我们国家什么好什么坏的法官吗？”

    “我和劳拉，我们把自己当成判定在这个国家没有平等的法官的一员。您不必提醒我，我是个墨西哥人。我很为自己是墨西哥人而自豪。但我也为这里10％的人拥有80％的财富而感到耻辱。我觉得耻辱，我的祖国的领袖是因为拿了毒贩子和腐败商人的钱才变得富有。我觉得耻辱，我的祖国的警察是靠罪犯们生活。是从他们本该反对的那些人的腰包里掏钱。是的，弗洛瑞斯先生，我为我的国家的许多事情感到耻辱。劳拉也是。”

    “我明白了。”弗洛瑞斯说。

    管家进来，端着盛有午饭的托盘，弗洛瑞斯却挥手让她退下了。

    “你到我家来，在我们承受着家庭悲剧带来的巨大痛苦时，你却在这里大谈政治谬论。我认为你是来向我们致敬的，可你却坐在我的家里侮辱我，侮辱我对死去女儿的记忆。”

    “我绝无此意，弗洛瑞斯先生，如果我说的话让您这样想的话，我道歉。您相信劳拉是自杀。但这不是事实。你知道加沙先生吗？莫林-加沙？”

    “他是谁？”

    “一个后来也跟我们一样希望墨西哥更好的人。像劳拉一样，就因为他的信仰，他也被杀害了。”

    “我是个很有耐心的人，凯利先生。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没耐心了。你告诉我我的女儿是被杀的，被谋杀了。那么，是谁干的？”

    凯利身子往前挪了挪，他伸出双手，声音也急切起来。“弗洛瑞斯先生，劳拉是被您的同盟杀的。你的商业伙伴，那些给了你电视台、这座房子、汽车和乡村别墅的政客们。”

    “你疯了。”弗洛瑞斯说。

    “没有，先生，我没疯。劳拉是个很好的研究员。她发现了会很不利于革命制度党的一些材料。而加沙到华盛顿也是为了指证我们领袖们肮脏的腐败行为。结果，他们两个都送了命。”

    弗洛瑞斯站了起来，手里仍端着酒杯。他气得浑身颤抖着，杯里的酒也激荡着快要溅出来了。“你给我走！”他说，声音不再那样平静了。

    “先生，请听我说完。我说的都是事实。就因为这是事实，我才希望您作为劳拉的父亲能跟我一样恨那些应该对劳拉的死负责的人。我还期望您能站出来，揭发这个造成无辜的人被谋杀的制度，这些无辜的人犯下的唯一的罪恶就是懂得去关心。我恳求您以劳拉的名义站出来，并且……”

    弗洛瑞斯猛得把杯中的酒泼到凯利脸上，作为他的答复。一个冰块的尖角割破了他的一边脸。凯利把手伸到伤口处，抹了一把，看到了手指上的血。

    弗洛瑞斯喊了一个男人的名字。几分钟后，那个领凯利进来的男人带着枪出现了。

    “把他赶出去。”

    弗洛瑞斯叫道。

    那人朝凯利走了几步。凯利举起双手，用西班牙语说：“站开些。用不着伤害我。我这就走。”他仓皇越过那个保安，呼地拉开前门，跨了出去，外面又有一粗壮男人挡住了他。他绕过那个人，几乎是跑着到了大门，手忙脚乱地拔了门闩，跌跌撞撞地跑到街上。他往后一看，那两个持枪男人并肩站着，正瞪着他。

    他开始往山下逃，快要哭出来了。跑了10分钟，他嗓子也干了，眼睛直冒火，心——乱跳。一辆没有标记的四门蓝福特从后面追了上来。司机停下车，从开着的车窗探出头问：“要出租车吗？”

    “要。”凯利答道。

    “上车吧。”

    “到城里多少钱？”

    “没多少钱？”

    “到底多少钱？”

    他们谈好了价。

    车向市中心驶去，凯利攥起拳手，双眼紧闭。这个司机为墨西哥城许多私人汽车服务公司的一家工作，专门在街上找客人。他不停看后视镜，看着这个长得很奇怪的年轻人，红头发，黄铜色脸上全是雀斑，蜷缩在后座的一角。疯子，他想。准是个吸毒的。

    他回过头来问：“喂，你现在就付钱，好吧？”

    “什么？”

    “现在付钱”

    “啊。好吧。”

    在凯利翻口袋找钱的当口，司机又看了一下镜子。他载这个乘客时就在后面的那辆褐色破大众车还跟在后面，跟他的车保持着稳定的车距。

    “谢谢。”凯利把钱从车座上面递过来，司机说。

    他们到了加波斯伊利蒙斯上的卡布尔特派克区。交通很拥挤，车都开得很慢，城里严重得让人窒息的污染让山区的新鲜空气很快成了回忆。

    前面有一辆卡车坏了，让车流停滞了下来。凯利坐直了身子，从车窗向外看去，想判断一下离他的旅馆还有多远。“我就从这儿下车。”说着，他打开车门。就在这时，跟在后面的褐色大众一下转到他们的车旁边。坐在乘客席上的男人举着一挺英格拉姆轻型机关枪，身子探出车窗，瞄准了凯利。凯利瞧见枪，立马跌回后座，霎时间，就听到子弹纷纷打在福特车上，玻璃四溅，车皮开裂，枪声和火硝的气味吞没了整个后座。

    枪声停了。凯利摸到了后座另一面的门，打开它，爬了出去，跌落在马路上。他两手两膝撑着身子，绝望地爬向马路对面，他能清楚地听到身后一片嘈杂，喇叭声响成一片。那大众车的马达走调地尖叫着，司机把车开上了人行道，撞倒了几个行人和小贩摊子，终于在车流中找到了个空隙，走了条岔路逃窜了。

    凯利低头看了看。他的裤子已经磨破了，膝盖和手掌上鲜血淋漓。女人们仍在尖叫，男人们却跑得一个比一个快，好离开这个现场，没有人注意坐在路边石阶上眩晕痛苦的凯利。

    他缓缓站了起来，朝他旅馆的大致方向走去。

    褐色大众车司机把车开到一个加油站，下了车走到一个电话亭。那个枪手留在车里抽烟。

    司机对着话筒说：“我是迈纳。”

    “你在哪儿？”

    “卡布尔特派克。”“搞定了？”

    “对。”

    “他死了吗？”

    “对。我想他死了。”

    “你想？”那个声音很生气地问。

    “肯定死了。几十发子弹呢。我们就在他旁边。”

    “他最好是死了，迈纳。”

    “他是死了。对，我肯定他死了。”

    当晚晚些时候，那个在墨西哥市柏尼托绢莱国际机场一个飞机库办公室里接大众车司机电话的人，艾尔弗莱多-蒙塔努，走进了沿飞机场大道一溜小酒店的一家，在那儿，他跟一男一女见了面。

    那女人是在中央旅客控制中心工作的，是她将拉蒙-凯利前一晚到墨西哥城乘坐的航班通知了蒙塔努。

    那男人尾随凯利到了旅馆，给蒙塔努打过电话告诉他凯利住的地方。

    蒙塔努给他们两人一人一个装着钱的信封，还买了一瓶酒。他们把盐倒在手背上，在宜母子片上也洒了点，接着把手背的盐舔干净，然后一口饮下一杯廉价的特奎拉酒。紧接着，他们又喝“小血滴”，那是一种用辣椒、西红柿和橙汁调成的鸡尾酒。

    “为友谊！”蒙塔努说，举起了酒杯。

    “干杯！”

    “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