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后伦敦

    女士们要在塞维尔饭店的粉红色的像三文鱼的瑞维尔餐馆共进午餐，在那里可以俯瞰泰晤士河。以前她们的午餐聚会都是在同一家饭店的烤肉餐馆，不过最近大家都认为烤肉餐馆的食品和服务都有失水准，所以把地方改到了大一些也文雅些的瑞维尔。

    艾尔菲像经常一样又要晚来了。

    “我不管他自己怎么说，康斯但斯，我从来就不相信他，”菲丽斯-比尔在说艾尔菲的第二任丈夫狄特-克吕格，一位在二战中靠给纳粹军队供应印模铸造金属发迹的德国企业家。比尔女士长得哪儿哪儿都很宏大的样子，她说话的时候宽阔的下巴奇怪地往两边咧，她的口红又抹得大多太红，更加剧了这种视觉效果。

    “他说他不是亲纳粹分子的时候，艾尔菲显然是毫不怀疑的，”康斯但斯-戴雷说。她却长得很小巧，像个小麻雀，她漂亮的小脸有点灰扑扑的，倒很配她的衣服。“天，菲丽斯，我是说，毕竟她是嫁给了他。”

    菲丽斯鼻子动了动，“他说他的公司是和其他对希特勒军队有用的德国企业一样被征作军用的。我猜，在战争爆发前他的厂子就很成功。这个故事很典型，我想。当然，德国人也不知道究竟要发生什么。”

    “那倒是。”

    “我真想不出艾尔菲看上他什么。”菲丽斯说。

    这话让康斯但斯大笑起来，“德国马克呀，菲丽斯，而且是很多德国马克。”

    “啊，是很多。她嫁给他的时候还相当年轻呢，是吧。他至少是她年龄的两倍。”

    “至少两倍。她那时候刚结束第一次失败的婚姻，总之我想很不堪的样子。幸好没有多长时间。这些她告诉你了吗？”

    “啊……只是说了大概。她现在在哪儿呢？也许我们该先点菜。还是照旧？”

    “好吧。”

    “我们实在不该对艾尔菲的动机还有丝毫疑问的，是吧？我是说，她现在也不在这儿为自己解释，唉，他死的时候真让人吃了一惊，一定很……噢，艾尔菲来了。康斯但斯，我得说，她真是不显老。”

    “艾尔菲，亲爱的，我们正为你担心呢。”

    “又在解剖我吧。”艾尔菲说着，身子滑进服务生拉出来的座椅。

    “噢，别傻了，”她的同伴几乎同时说，“还照旧？”

    “对，”艾尔菲说，“我恐怕今天得早走。下午还要和朗顿-斯达克瑞夫一起喝茶。”

    “噢？在布朗家吗？”

    “在我家。服务生，我们可以点菜了。”

    艾尔菲的数次婚姻是人们闲来说长道短的好材料，英国人所谓的飞短流长。艾尔菲知道这一点，但她毫不在乎。对她来说，有人议论要比被人遗忘不知要好多少。

    事实上，迪特-克吕格确实不是个亲纳粹分子。跟其他生产对纳粹部队有用的或可改换为有用的产品的业主一样，要么你就随波逐流，要么……

    有一阵他甚至想过在生产线上做点手脚好让产量降下来，后来还是实用主义占了上风。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完成了定额，心里却期待着第三帝国不可逃脱的灭亡，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他越来越确信这一点。

    当战争真的结束时，克吕格的企业不仅稳固了而且大有向其他亟待重建的欧洲国家扩张之势。克吕格抓住了时机，先是在英国，继而又在法国、荷兰及斯堪的那维亚岛上建起分厂。等到他和活泼动人的多伦斯-罗宾逊太太在伦敦的一个晚会上相遇时，他已经是腰缠数百万的大富翁了。他那时不仅富有，还丧妻独居，在欧洲有资历的单身男人中算是颇受名媛青睐的佼佼者。说起他双倍于艾尔菲的年龄，他59岁，她30岁，只是让他们的关系多了一些新闻价值。

    有些人愿意把艾尔菲-多伦斯与迪特-克吕格的婚姻看做是一个美少妇套老富翁的典型。这种说法多少属实。如果克吕格没有钱的话，艾尔菲绝对不会嫁给他的。不过，她自己既不是个穷孩子，也不是个红了眼的淘金者。结婚时，她也带过去她故去的父亲留下的信托基金，虽说并不可观可也不算少。她父亲迈尔肯姆-多伦斯生前是个不错的新英格兰的房地产开发商，他在艾尔菲十几岁时就为她建立了信托基金。那时她叫艾尔菲瑞达，跟她的祖母同名。基金的条件是迈尔肯姆在世时，如果她嫁给他不中意的人，她就无权享用这笔基金。这正好适用了艾尔菲的第一次婚姻。那时她23岁，被维尔纳-罗宾逊、一位野心勃勃的所谓的艺术家迷倒了，就义无返顾地随他去了巴黎，在西岸过着不俗的艺术生活。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

    艾尔菲嫁给罗宾逊以后才发觉他不但吸毒还酗酒，可那时的她既不够精明也缺乏直觉，根本想不出他以后会怎么对她。他对她肉体上的虐待和多次的背叛最终使他们分居继而离婚了。

    离婚所有的文件办妥后一个月，艾尔菲的父亲突然死于中风。艾尔菲还有她的信托基金都被解放了，而她也充分利用了这两种解放带给她的好处。

    起初艾尔菲和迪特-克吕格定居在他慕尼黑漂亮的宅邸。但是她不喜欢德国，不喜欢德国僵硬的文化，不喜欢刺耳的莫名其妙的德语，也不喜欢第三帝国的幽灵们。由于生意的缘故，她丈夫在英国总要待不少时间，她就顺势劝他在英国买座房子。“在塞维尔饭店和里茨饭店开销多大呀。”她跟他这样说，“要是在伦敦有个固定的地方要合算多了。”

    那座房子在伊顿马厩山上，位于伦敦高雅的贝尔格雷维亚区，是座白色的三层楼带露台的有灰泥装饰的建筑。买它是属于一见钟情式的，而且贝尔格雷维亚这个名字也合她的胃口。这个地区是在1825年从格罗夫纳地产里拿出来的150亩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包括著名的贝尔格雷芙广场。从一开始那里就是伦敦城里人很想往的地方。自从他们买了伊顿马厩山上的这座房子，室内设计师又在里面施了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法后，艾尔菲就把它当成家，她唯一的家。她往慕尼黑去得越来越少，这使得她和迪特很多时间都分居两地。他忙于打理他做得越来越大的生意，而她则留在伦敦培养她已然骄人的社交地位。

    在他们漫长的两地分居的日子里，虽然她也时常告诉他她很想念他，但有时候也觉得他不在也是件好事。克吕格人长得仪表堂堂，也很善于社交。但他也有不足，他是德国人。在晚宴上有多少人一边对他机智、世故的谈吐报以赞许的笑声，一边还清清楚楚地记着V2飞机对伦敦暴风雨般的轰炸，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新生儿们刚出产房就要被转移到防空洞，还有战时的配给供应，那些穷困潦倒的日子，还有对海峡那边那个疯狂国度的恐惧与憎恶……

    早晨，艾尔菲在她五英尺宽的维多利亚铜床上醒来。这张床她跟迪特以及后两任丈夫，还有别的一些人一起用过。她是前一天晚上到的，她的生物钟还没有适应她的新环境，看来至少还得适应几天。

    她的管家茱莉把吐司和茶送进房子后部的起居室。起居室满室阳光，窗外可以看到漂亮的花园，花园边上充作篱墙的桦树披着金黄、赤褐的秋衣。她利用上午剩下的时间处理了一下信件，冲了澡，会会朋友，和康斯但斯、菲丽斯一起吃了午饭，然后就回到家里静等着朗顿-斯达克瑞夫的到来。斯达克瑞夫是上议院的议员，在尼克松当政的时候曾作过一阵子英国驻美国的大使。他准时于3点半到达，茱莉领他人书房。

    “你看上去真精神。”他说着，在两把安娜王后扶椅中的一把上坐下。他们中间是张小巧精致的小桌，上面放着早期的斯塔福德郡陶瓷。身后大理石壁炉里火燃得很旺。墙上斯比亚褐色颜料绘的威廉一世朝廷静静地注视着他们俩的谈话。

    “我感觉很不错，朗顿。来伦敦真让人高兴。有没有新闻？有什么让人振奋的事吗？”

    “我个人的还是政治上的？”

    “先说你自己的吧。”

    “我倒没什么好说的。我已经卖掉了在科茨沃尔兹的房子。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再占着它也就不值了。总理还继续领导着工党，行事么，却像个保守党……也许这样比他的自由派观点付诸实施还让人好过一点，不是个铁人……这些也不算是我个人的事……现在耳朵也不好使了，感觉像个局外人了……”

    亏得艾尔菲对英国有充分的了解，斯达克瑞夫爵士咕哝的话她大多都听得懂，有些话被他省略了，还有些被他一笑带过去了。

    “上议院最近有些什么争论的热点吗？”

    “说实在的，很无聊。”

    艾尔菲想，一直都很无聊。

    “我们从你们美国引进了关于有医生协助的自杀行为的讨论。他们最好早点作出决定，好让我有一天也好用上……”这回他大笑起来，他那张平庸苍白的皮肤松弛的脸颊也跟着直颤。

    斯达克瑞夫老得可不能算优雅。当初出使美国的时候，他在外交圈中可是个不俗的人物，有一阵有点发福的趋势，被他很有效地控制住了。他那时目光炯炯有神，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个人中龙凤。年纪一大，他就一切随它了，懈怠了，甚至有些邋遢了，看上去一点也不关心他的这副皮囊或是皮囊外的包装。他的蓝领带上有污渍，指甲也不甚洁净。要是他夫人还在世，也许会有些不同。

    他已经上了岁数，他的外表像张漫画，画里的一个老得摇摇晃晃的老人在他的俱乐部摇椅上打瞌睡，而年轻的成员则在旁边等着他死，好把那张椅子腾出来。但在斯达克瑞夫身上，有一点没有丝毫改变，而对这一点，艾尔菲非常了解。他的头脑非但不老，反而像以往一样明察秋毫；他与他的政府及一些别的国家政府仍保持着广泛、稳固的联系。

    茱莉给他们上了茶以及夹有黄瓜、三文鱼和奶酪的薄三明治。斯达克瑞夫很响地呷了一口茶，身子往后一靠，两手端着茶杯，搁在他肚子上。

    “我的事儿说得差不多了，艾尔菲，”他说，“让我听听你的事儿吧。说说你最近在华盛顿搞的恶作剧吧。你的朋友艾普赖尔看来下一轮无人能敌了。”

    “没人是打不倒的，朗顿。他当然现在是跑在前面，不过你也知道政事无常啊。”

    “确实是，我是很知道这一点的。他看上去像个正派孩子，当然不能以貌取人。他是不是？是不是很正的一个人？”

    “是啊。人很好。我很喜欢他。尽管有时候他的想法……怎么说呢？有时候他的想法让我很不安。”

    朗顿点了点头。这时，茱莉又来了，她端来分三层的银盘，上面盛着司康饼、凝乳、果冻和各色小酥皮点心。斯达克瑞夫把他的小碟盛得满满的。艾尔菲摆了摆手，自己没有要。

    “你刚才说什么？”斯达克瑞夫说着，喷出一口凝乳。

    “我在说副总统有些观点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噢？有关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都有点。其中一方面对我来说更重要些。”

    “脆皮糕真是好吃。里茨做的吗？”

    “维拉里的。”

    “里茨做的也不见得就比这个还好。你的朋友什么想法最让你不舒服？”

    “墨西哥。”

    “是吗？”

    “他对墨西哥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的缓慢进展很反感，特别是在毒品方面，那是他很看重的一个问题。”

    “这不是跟你的总统唱反调吗？”

    “这很明显。当然，他可以把他对墨西哥政策的不同想法遮掩起来，至少现在是做到了。不过最近我担心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态度马上就要公开化了。”

    斯达克瑞夫撮起双唇，用搭在肚子上的亚麻餐巾拭了拭，“很棘手的情况，我得说，我们不能让一个国家的两个领袖为着一点对外政策闹起来吧，是不是？”

    “说棘手算是个温柔的说法，朗顿。你是了解我对墨西哥人民的热爱的。”

    他挪动了一下身子，看上去不那么懒洋洋的了，“我当然了解。我相信你在那里待了相当长的时间。”

    “从来也不够长。过几天我就从这儿去墨西哥。现在英航有从海思路到墨西哥直飞的航班，从伦敦去比从美国去都方便呢。”

    “是啊。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喝茶的时候，我们谈过你不太加掩饰的做大使的野心。”

    “我记得那次的谈话。”

    “是在你们的大使布朗办的晚会上。”

    “对。”

    “还想钓那个位置？”

    “钓？”她一声轻笑，“不是钓，朗顿。我是想曲线靠近。不过，这的确是我的目标。”

    “要是艾普赖尔明年11月份当选，你就很有戏了。”

    “我想使我的机会更大。”

    “有先见之明。不过我想副总统艾普赖尔跟当局在墨西哥问题上的抵触弄不好会让故事里的那只猴乱蹬乱踹，说不定也把你的事搞砸了。”他扬起眉在问他的看法对不对。

    她没说话，只点点头。

    “我想你会是个很好的驻墨大使，肯定比他们给我们的那个让人受不了的家伙要好得多。你那儿的语言说得很流利，而且在那儿还有家。对那里跟你打交道的人们也有你独特的理解。”

    “我能请你替我在国会上推荐一下吗？”

    “你想让我怎么做呢，艾尔菲？”

    “我还不太肯定。没什么特别的。对了，明天我要见贺塔杜先生。一次社交性拜访。”

    “替我向他问好。你替我说了，我就懒得自己去陪他了。当然，墨西哥应该有个更好的人选入住圣詹姆斯廷。”

    “朗顿，你是否肯帮忙跟那几个人说说，跟他们暗示一下，说得随便、委婉些，就说你认为我去墨西哥任大使效果会很好，就等于给滑道先上点油。我想让这种看法拐弯抹角地去影响华盛顿会更好些。”

    他的微笑看上去很睿智，“我很愿意去做，艾尔菲。你和……这么多年一直很帮忙。”

    “没必要不提我的丈夫们，朗顿。他们也很帮忙。”

    “是，但不像你这样令人折服。特别是那个德国年轻人。在他身边，我好像一直不是很自在。我想大概是战争的缘故吧。我真的得走了。茶很好，小点心也很好吃。”

    他按着椅子扶手，费劲地站了起来，“你什么时候走？”

    “后天”

    “那你走之前我们找时间再聊。噢……我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个乱哄哄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是因为有生命危险，你的朋友副总统被紧急带出了水门？”

    “没的事，真的没什么。他们在一个地下停车场发现有个男人被杀了，以为他大概跟那个刺杀行动有关系。”

    “是这样吗？”

    “不是。只是一个很不巧的巧合。谢谢你能来，朗顿。见到你总是这么好。”

    如果在一百个跟艾尔菲-多伦斯有过多年密切交往的人中做个测验，很难说会有任何人用“闷闷不乐、忧郁、内省或者伤感”这些词来描述她。他们都有理由，因为她总是那么快乐、积极，老是笑容大绽，谈吐活跃动人，对待她周围的人总是那么热情。不过即使是这样的人，私下里也有反省的时候、回忆的时候，而这些时刻是并不怎么让人兴高采烈的。

    她坐在书房，透过窗棂，看黄昏的微光渐渐暗去。管家在收拾用过的茶点。

    “您要吃点什么吗？夫人？”她问道。

    “谢谢，茱莉，不用。”艾尔菲说，“我想在这儿再坐一会儿。”

    她对自己的婚姻想得还不如她朋友们多。过去就是那样了，现在和将来会怎样已经够让人操心的了，不值得再费神去想过去的故事。不过当她的思绪真的回到她生活中的那些男人们身上，特别是她的丈夫们身上时，通常她回忆得最多的是她这几次婚姻的意味深长的结尾。

    维尔纳-罗宾逊显然是她冲动、反叛，当然也浪漫的少女时期犯的一个错误。她记起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她向他宣布她要回美国去，要跟他离婚。起先，他大笑，还告诉她快走因为他实在忍不了她在眼前晃悠。后来夜深了，她在一边整理行装，他就喝酒、抽大麻……接着就发起狠来，不停地打她，甚至还想勒死她。幸好他喝得醺醺然，最后还是她把他打倒了，她匆忙投奔到一家旅店。第二天一早就乘飞机回到了纽约。此时，坐在贝尔格维亚家的书房里，想起他的毒打，仍让她身子畏缩起来，就像又遭了一顿打一样。

    不过，朗顿-斯达克瑞夫提起的迪特让她在伦敦这个渐逝的下午想得最多。

    到1969年，他们的婚姻只剩下个空名了。他很少到伦敦来，即使他来，他们也在家里各占一间房。尽管他长时间不露面难免让人猜疑，但几乎没人知道他们的真实情形。

    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年里，迪特患上了慢性的抑郁症。他的公司处于激烈的竞争中，而且生意大不如前了。而几次厉害又缠绵不去的头疼使他不得不在慕尼黑就医。诊断出来很不好，他患有致命的脑瘤，不能开刀，只有6个月好活了。

    他把他的病情只告诉了很少几个人，不包括艾尔菲。他特别不想告诉她。那年4月，他来到伦敦，住在家里。家里从容地接连举行了几次小宴会，迪特大都说头疼回避了。

    一天早晨，他和艾尔菲用早餐时，他告诉她他要去纽约谋求他公司的重新融资。他提议她陪他一起去。

    她马上答应了，还出主意说可以坐轮船去，这样就算度假了。在海上摇晃上几天的想法迪特并不喜欢，但他也没反对。艾尔菲在报上看到库纳德的新豪华巨轮伊丽莎白女王二号将于5月2日起开始她由南安普顿到纽约的处女航。要在这条船上订舱位很不容易，还好她的两位朋友、库纳德的董事会两位成员，欣然请她乘船远游。

    “不舒服吗？”她问。他们正等待上船，马上就要随着这艘最新最壮观的巨轮一起在北大西洋海面上踏浪了。他看上去很不好，有些烦躁不安。

    “是啊，”他说，“只是累了。在海上的空气中待上几天会好些。”

    他们离开南安普顿，开始了航行。抵达纽约前要在勒哈佛短暂停留。艾尔菲发觉她希望他们俩之间这种冷冰冰的距离能够化去，至少在他们一起航行的这几天里。在海上的第一夜，吃过大餐，跳过舞，看着他睡去后，艾尔菲坐在他们的舱室里久久不能入睡。她忽然觉得很难过。这是个多好多正派的男人啊。能找到他她是多么幸运啊。她默默地希望等他们从纽约回来，他们可以重新开始，两个人更加惬意地在一起过日子。可惜，这不可能了。

    过了还算风平浪静的一天后，天气变坏了。45英尺高的大浪撞击着这艘大船，把房间里没有固定好的家具拖过来拖过去，上了年纪的旅客都被掀到了墙上。船长一再地通告，任何人在暴风雨平息之前，不要冒险外出上甲板。

    中午，艾尔菲好不容易走到雅致的皇后烧烤餐厅用午餐。餐馆里稀稀拉拉地只坐了一半的人。许多旅客宁可待在房间里，也不愿冒受伤的危险出来享受美味。迪特去了船上的书房，不过说好要在餐馆跟她会合。他一直没有来。

    到了下午两点钟，船上的人有所警觉了，他们开始了细密的搜寻，可一点影子也没找到。艾尔菲就整日待在房间里，一直到夜色降临，得到的报告还是没有找到迪特。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就推断他一定是不顾船长的警告在暴风雨中一个人走上外甲板，也许离船舷太近，不小心失去平衡，掉到海里去了，还可能怎么样呢？

    晚上艾尔菲呆在船长的私人房间里，船长夫人不停地安慰她，船上其他高级人员也在，包括一位牧师。到了半夜，她托辞出来，回到自己房间想睡一会儿，睡上个把钟头也好过一些。她打开壁橱取睡衣，发现在她最喜欢的粉红蕾丝睡袍上安放着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她的名字，是迪特的字迹。她把信封拿了出来，坐在床上，打开信封，读信的内容：

    我最亲爱的艾尔菲——

    当你发现这封信的时候，我将已经安息在大西洋的深处。我向你隐瞒了一些事情，但我本意是好的。就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得知美国方面不可能为克吕格企业提供融资了。公司看来前途黯淡，我也想不出什么可行的办法来制止它继续走下坡路，或许我自己身体状况好一些，就会有信心和精力为它再搏上一搏。可惜事实不是这样。我患有绝症，是脑瘤，很快我就会被它夺走生命，所以我选择将这既定的程序加快，而且我选定就在这艘豪华巨轮的甲板上实施我的计划。幸运的是，在我发觉我的病情之前，我就购买了巨额的寿险。这些保险额再加上以后你把我的厂子卖掉的款子足够你安排你以后的人生。我为自己能为你做这些事而感到骄傲。

    好像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的决定。我想人们知道了是我自己放弃了生命后，会让你很尴尬，我很抱歉因此给你带来的任何不快，我最亲爱的人。你要知道我爱你，艾尔菲，我一直都爱你。

    你的情人、丈夫和朋友，迪特

    到第二天清晨，暴风雨终于退下去了，甲板上阳光耀目。艾尔菲走上甲板，站在船舷边，望着海天一线的远方。他死得快吗？他可曾在水里挣扎过？水是不是冰冷得把他冻昏过去？他最后是怎么想的她？他的寿险会不会因他的自杀而失效了呢？

    她从大衣口袋里抽出那封信，把它撕成碎片，放开手让风带走它们，看着它们纷纷扬扬地飘向她丈夫安息的地方，直到再也看不到了。

    伊丽莎白女王二号到达纽伦港的时候，十几艘消防艇列队迎接，从消防泵中喷出数十条水柱冲向空中。两艘美国军舰骄做地傍在她两边，驶进港口。从勒哈佛到纽约阿姆布露丝灯塔的航程历时4天16小时35分钟，平均时速为28.02海里。

    报道这次处女航的记者们现在又有了第二个追踪热点。船上的新闻记者利用船上的通讯设备给在纽约的同事们发回关于德国企业家迪特-克吕格去世的悲剧，而他夫人、社交知名人士艾尔菲-多伦斯-克吕格就在船上的消息。

    “是什么让他在这么糟糕的暴风雨里跑到甲板上去的？”有人问她。

    “迪特是个冒险家，”她答道，“他喜欢挑战，敢于面对任何危险。我真希望他没有这样做，可我的希望也无法让他生还。现在他就在大洋的某处安息，而他留给我的回忆将支撑我捱过我的余生。对不起，我还要准备追悼仪式，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感谢各位的关心。”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她认真地制作了一个名单，上面记录着表示悼念的人和没有这样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