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有草莓和特别新闻①的夏天到来时，尽管气候适宜游泳，马尔克却又不想游了。六月中旬，我们第一次游向沉船。大伙儿兴致不高。低年级的学生真让人感到厌烦。他们在我们前面或和我们一道游到沉船，成群结队地麇集在舰桥上，潜到水下摸上来最后一只可以旋下来的铰链。曾经哀求“让我一起游吧，我现在会游了”的马尔克，现在却受到席林、温特尔和我的纠缠：“一块儿去吧。你要是不去就没劲儿了。咱们可以在沉船上晒太阳，或许你还能在水下再找到什么宝贝。”——

    ①战争期间，德国最高统帅部经常通过广播电台的特别新闻发布战况。

    马尔克拒绝了几次，最后虽说很不情愿，但还是跳进了海滩与第一片沙洲之间的又热又浑的海水。他没有带改锥，游在我们之间，落后霍滕-索恩塔克大约两臂的距离。他头一次这样安安静静地在水里游着，既没有用两手乱划，也没有用嘴喷水。他上了舰桥就一屁股坐到罗经室后面的阴影里，无论谁劝也不肯潜水。当一些低年级的男生潜入前舱，然后抓着一些小玩艺儿浮出水面时，他甚至连脖子都没有转一下。在这一方面，马尔克完全可以当这帮小子们的老师。有些人想求他指点指点，可是他几乎毫不理睬。马尔克眯缝着眼睛，一直注视着导航浮标方向开阔的海面，无论是进港的货轮或出港的快艇，还是编队航行的鱼雷艇，都无法分散他的注意力，只有潜艇才能使他间或移动一下身体。远处时常浮起一艘潜艇，伸出水面的潜望镜划出了一道清晰的水花。这些由席绍造船厂成批制造的七百五十吨级的潜艇，正在海湾以及赫拉半岛后面试航。它们从主航道的深水区钻出水面，驶入港口，驱散了我们的无聊之感。潜水艇浮出水面的情景煞是好看：潜望镜首先出水，指挥塔刚一冒出水面，就钻出一两个人来。白色的海水像一条条小溪从炮台、前舱和艇尾流淌下来，所有的舱口都打开了，爬出来许多水兵。我们大声喊叫，挥手致意。我不敢肯定，潜艇那边是否也有人向我们挥手致意，虽然我把挥手分解成若干细节动作，并且绷紧关节又挥了一遍。不管是否有人向我们挥手，每一艘潜艇的出现都使我们心情激动得难以平复。惟独马尔克没有挥手致意。

    ……有一次，马尔克迫不得已地从罗经室的阴影里走了出来——那是六月底，在放暑假和海军上尉在我们学校礼堂作报告之前——因为当时有一个低年级男生不想从扫雷艇的前舱里出来。马尔克钻进前舱，把这个男生拖了上来，原来他在沉船中部——轮机舱的前面——被夹住了。马尔克在盖板下面的管道和电缆之间找到了他。席林和霍滕-索恩塔克按照马尔克的指示交替忙活了两个钟头，那个低年级男生终于慢慢地恢复了血色。但是，他在回去的路上仍然只能由别人拖着游。

    第二天，马尔克又开始像过去那样着了迷似的一次次潜水，但是他没有带改锥。在游向沉船的途中，他又恢复了过去那种速度，把我们全都甩在了身后。当我们爬上舰桥时，他已经潜下去过一次了。

    冬季的冰冻和二月的狂风破坏了沉船上最后一段舷栏杆，两个机枪转盘和罗经室的顶盖也被掀掉了，只有又干又硬的海鸥粪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冬天，甚至有增无减。马尔克什么也没有捞上来。当我们向他提出新的问题时，他也不做任何回答。傍晚时分，他已经潜下去过十至十二次；我们活动一下四肢，准备返回，他却在水下没有上来，这下可把我们忙得不亦乐乎。

    假如我现在说等了五分钟，那等于什么也没说。在这长似几年的五分钟里，我们一直都在咽口水，直到舌苦在干燥的口腔里变干、变厚。此后，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钻进沉船。前舱除了鲱鱼什么都没有。我跟在霍滕-索恩塔克的后面战战兢兢地第一次潜过间壁，草草地检查了一下军官餐厅，就不得不赶紧上去。我从舱口钻出来时，肚子都快憋炸了。随后，我又潜了下去，两次穿过间壁。半个多钟头之后，我才停止潜水。我们六七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躺在舰桥上，呼哧呼哧地喘气。海鸥盘旋的圈子越缩越小，它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幸亏这会儿沉船上没有低年级的学生。大家要么沉默不语，要么七嘴八舌。海鸥飞来飞去。我们商量着如何向浴场管理员以及马尔克的母亲和姨妈交待，当然还有克洛泽，因为回到学校也少不了会受到盘问。他们把去东街的任务推给了我，因为我差不多可以算是马尔克的邻居。席林被指派在浴场管理员面前和在学校里充当发言人的角色。

    “要是他们也找不到他，我们就得带着花圈游到这儿来举行一次追悼会。”

    “咱们现在来凑份子。每个人至少出五十芬尼。”

    “要么将花圈从甲板上抛入海里，要么就让它沉入前舱。”

    “我们还要唱上一曲。”库普卡说。在他的建议之后响了一阵瓮声瓮气的笑声，然而，这笑声并不是从我们中间发出的，而是从舰桥内部传出来的。我们面面相觑，等待着第二阵笑声。这时，从前舱传来正常的、不再是瓮声瓮气的笑声。马尔克那个从中间分道的脑袋从舱口冒了上来，滴滴答答地流着水。他不很吃力地喘着气，按摩了一下脖子和肩上新添的晒斑，格格地笑着，用一种与其说讥讽倒不如说是善意的口吻说道：“喂，你们已经商量好悼词了，准备宣布我失踪是吗？”

    在我们游回去之前——温特尔在这件令人不安的事之后不久就浑身痉挛，号叫不止，需要别人劝慰——马尔克再一次钻入沉船。一刻钟之后——温特尔仍在呻吟——马尔克回到了舰桥上，两只耳朵上架着报务员戴的那种耳机。从外表上看，这副耳机完好无损，甚至都没有被水泡过。原来，马尔克在沉船中部发现了一个船舱的入口，这是扫雷艇的报务舱，位于舰桥的内部，正好高出水面。他说，报务舱虽说有点潮湿，但地板上一点儿水也没有。他后来承认，他在管道和电缆之间解救那个低年级男生时，就已经发现了报务舱的入口。“我已经把入口重新伪装好了。那帮猪秽谁也甭想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告诉你们吧，这个小屋现在归我所有。那里可舒服啦，假如遇上什么麻烦，可以躲到里面去。那里还有一大堆仪器设备，如电台啦什么的，完全可以重新投入使用。有机会我一定试一试。”

    然而，马尔克到底未能完成这项计划，他或许连试也没试过；即使他偷偷地在下面试过，大概也没能成功。虽然他善于手工制作，知道许多制作模型的窍门，但是他的计划从未有过一个固定的技术程序。再说，倘若马尔克真的把电台鼓捣好，将信号发往天空，港警和海军肯定已经把我们全部逮起来了。

    后来他将报务舱里的仪器设备统统弄了上来，分别送给库普卡、埃施和那些低年级男生。他自己只留下那副耳机，架在耳朵上戴了整整一个星期。当他有计划地开始重新布置报务舱时，便将它扔到海里去了。

    他用几条旧羊毛毯包了一些书籍——我现在已想不起来那是些什么书了，好像其中有描写某一次海战的长篇小说《对马岛》①和德温格尔②的两卷集文选，另外还有一些宗教方面的书籍——羊毛毯的外面又裹上一层防水布，用沥青或焦油或错把缝隙涂抹起来，然后装上一只轻便木筏。他在水里把木筏推到沉船跟前，我们也帮他推了一会儿。据说，他成功地将书籍和羊毛毯弄进了报务舱，几乎没沾一滴水。他运送的第二批东西有蜡烛、酒精炉、燃料、铝锅、茶叶、麦片以及晒干的蔬菜。他经常在里面一呆就是一个多钟头。当我们用力敲甲板把他叫上来之后，他从不回答任何问题。我们当然是很佩服他的，但是马尔克对此几乎毫不在意。他的话越来越少，后来也不让别人帮他运东西了。他当着我们的面把那张我在东街他的房间里见过的西斯廷圣母彩色胶印画卷了起来，塞进一根挂窗帘用的铜管，然后用胶泥将两头堵死。他先把装在铜管里的圣母像带上沉船，然后又弄进报务舱。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如此卖力地把报务舱布置得舒舒服服究竟是为了谁——

    ①《对马岛》，全名为《对马岛——关于一次海战的长篇小说》（1936），作者是德国作家弗兰克-蒂斯（1890～1977）。

    ②德温格尔，德国作家，纳粹上台后曾任德国文化专员。

    当他潜在水里的时候，那张胶印画恐怕并非毫无损伤，纸张在潮湿的、或许还有些渗水的报务舱里显然也受到损害，因为那里没有舷窗，也没有与现已被海水淹没的通风管道接通，所以不可能得到充足的新鲜空气。马尔克把彩色胶印画弄进报务舱之后不久，又在脖子上挂起了一样东西：不是改锥，而是那枚铸有所谓琴斯托霍瓦圣母浮雕的青铜奖章。它有一个用于悬挂的小环，用黑鞋带系着挂在锁骨的下方。我们不禁意；味深长地扬起了眉毛，心想，他现在又开始对圣母像感兴趣了。我们刚刚抖掉身上的水珠，在舰桥上蹲下，马尔克就钻进了前舱。大约一刻钟之后，他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时，脖子上已经没有了鞋带和奖章。他蹲在罗经室的后面，显得心满意足。

    他吹着口哨。我是第一次听见马尔克吹口哨。当然，他并不是第一次吹口哨，只不过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在吹口哨罢了。他真的第一次把嘴撅了起来。但是只有我——沉船上除了他之外惟一的天主教徒——跟着吹起了口哨。他吹了一曲又一曲《圣母颂》，身子倚着残破的舷栏杆，逍遥自在地用悬空的双脚在舰桥的旧铁板上打着拍子，然后随着低沉的轰隆声毫不停顿地背诵着整段的《圣灵降临节赞美诗》：“圣灵，降临吧！”正像我所期待的那样，他接着又背起了《棕枝主日前星期五赞美诗》。所有十节诗句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从“母亲两眼噙泪站在……”一直背到“……天堂的光耀，阿门”。我这个最初非常热心后来仍然时常为古塞夫斯基司铎辅弥撒的人，充其量也只能背出开头的几节。

    他毫不费力地将一串串拉丁文抛向空中的海鸥。其余的人——席林、库普卡、埃施和霍滕-索恩塔克，此外还有谁在场呢？——腰板挺得直直地注意听着，不时地说道：“盖了帽了！盖了帽了！”或者：“真让人难以置信！”这几个家伙再三恳求马尔克重复一遍《母亲两眼噙泪》，尽管没有任何东西比拉丁文和宗教经文距离他们更远。

    我以为，你并没有打算将报务舱变成一个小小的圣母院。运到下面去的大部分东西与圣母玛利亚并无任何关系。虽然我从未参观过你的这个小屋——我们根本不可能潜到那里——却一直把它想像成是东街你的那个阁楼卧室的缩影。只有那些被你姨妈——常常是违背你的意愿——放到窗台和多层仙人掌支架上的天竺葵和仙人掌，在报务舱里没有找到安身之处。除此之外，整个迁居过程无可挑剔。

    在搬完书籍和炊事用具之后，轮到了马尔克的舰艇模型——“蟋蟀”号通信舰和“沃尔夫”级鱼雷艇，比例均为一比一千二百五十——迁居到甲板下面。他同时还强迫墨水、蘸水笔、直尺、学生圆规、蝴蝶标本集以及雪枭标本一起潜入水里。我现在设想，马尔克的家当在这个蒙着一层水汽的舱房里面渐渐地失去了美丽的外表。那些装在蒙着玻璃纸的雪茄烟盒里的蝴蝶肯定备受潮湿之苦，它们仅仅习惯于阁楼小屋里的干燥空气。

    但是，我们钦佩的恰恰是这次历时数日的迁居游戏的毫无意义和故意破坏。约阿希姆-马尔克把他在前两个夏天辛辛苦苦从波兰扫雷艇上播下来的零件，一样一样重新送了回去，将精美的老华苏斯基勋章和那些介绍操作规程的小牌子转移到水下。他的努力使我们在这条沉船上——当初为了它，战争仅仅持续了四个星期①——又度过了一个有趣而紧张的夏天，尽管那些低年级的男生傻里傻气，实在令人厌烦——

    ①从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到10月2日波兰进行抵抗的最后一个城市格丁尼亚投降。

    这里举一个例子：马尔克用留声机为我们播放音乐。那架留声机就是在一九四○年夏天，我们和他一起大约疏通了六七次通往船上的道路之后，他从前舱或者军官餐厅辛辛苦苦地一点一点挪着弄上来的。他在自己的屋里把它修好，并且换上了铺着毡垫的新转盘，装备了差不多一打唱片。留声机是他搬到甲板下面去的最后一件物品。在两天的工作中，他总是把插手柄用那根久经考验的鞋带系着挂在脖子上，须臾也不肯摘下来。

    留声机和唱片肯定完好无损地完成了穿越前舱、中部各舱的间壁以及向上进入报务舱的旅行，因为就在马尔克结束这次分阶段的运输工作的当天下午，他就用舒缓低沉、余音缭绕的音乐使我们大吃一惊。音乐忽而从这儿、忽而从那儿传来，但始终发自沉船的心脏深处。它简直可以使铆钉和镶板松动脱落，让我们身上生出鸡皮疙瘩，尽管开始西斜的太阳仍然挂在舰桥的上方。我们呼哧呼哧地高喊：“停一下！继续放！再换一张！”我们有机会听了一曲约莫嚼完一颗口香糖长短的、著名的《圣母颂》，它竟使波涛汹涌的大海平静下来。没有圣母玛利亚，他决不会这么做的。

    接下来是咏叹调、歌剧序曲——我是否说过，马尔克尤其偏爱严肃音乐？——我们至少又听了几段激动人心的《托斯卡》①、几段洪佩尔丁克②的童话歌剧和一段“达达达，达……”交响乐③，这些我们早已从愿望音乐会④中熟悉的曲子都从沉船里面传了出来——

    ①《托斯卡》（1900）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吉阿科普-普契尼（1858～1924）的一出歌剧。

    ②洪佩尔丁克（1854～1921），德国作曲家，主要创作童话题材的歌剧，代表作有《汉泽尔和格蕾泰尔》、《国王和孩子们》等。

    ③指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即《命运交响乐》。

    ④指广播电台播放的听众点播音乐节目。

    席林和库普卡高喊来点儿爵士乐，可是马尔克并没有这类唱片。当下面放起查拉①的唱片时，她给我们留下了极为难忘的印象。查拉的歌声从水下传来，我们平躺在铁锈和拱起的海鸥粪上面。我已经记不清她当时都唱了些什么，一切都涂上了同一种润滑油。她唱的是一出歌剧里的唱段，我们听出这是影片《故乡》②的插曲：“啊，我失去了她！”她又唱道：“风儿为我唱一支歌③。”她预言道：“我知道总有一天会出现奇迹④。”她擅长弹风琴，能用歌声呼风唤雨。她让我们度过了一段心旷神怡的时光：温特尔咽着口水，张大嘴巴号叫；其他的人则不由自主地眨巴着眼睛——

    ①查拉-丽恩德尔，瑞典电影女明星和歌星，多次应德国乌发电影公司之聘拍摄政治宣传内容的故事片。

    ②《故乡》（1938）是查拉主演的影片，根据德国作曲家格鲁克（1714～1787）的欧剧《奥菲欧与尤丽尔西》（1762）改编。

    ③查拉主演的影片《哈巴涅拉舞》（1937）的插曲。

    ④查拉主演的影片《伟大的爱情》（1942）的插曲。

    应该提到的还有海鸥。它们仍然莫名其妙地尖叫不止。当下面的留声机播放查拉的歌曲时，它们叫得更欢了。刺耳的叫声简直可以震裂窗玻璃，仿佛是一群已故的男高音歌手的魂灵在呼号。海鸥的叫声飘荡在虽可模仿但却一直无人模仿的、发自地窖深处的嗡嗡的歌声上方，这是一个战争年月里在前线和家乡都受人喜爱、颇有天赋的女电影演员的催人泪下的歌声。

    马尔克多次为我们举办这种音乐会，那些唱片直到磨损得差不多了，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才被从留声机上取下来。迄今为止，任何音乐都不曾使我获得更大的享受，尽管我几乎从不错过一场在罗伯特-舒曼音乐厅①举行的音乐会。每次只要手头宽裕一些，我总要去买上几张慢转密纹唱片，从蒙特威尔地②一直到巴尔托克③。我们安安静静、永不知足地蹲在留声机的上方专心倾听，我们把它称作“腹语表演家”④。我们谁也想不出新的恭维话，尽管大家都很钦佩马尔克。在呼啸的海风中，我们的钦佩却发生了突变：我们觉得他令人反感，纷纷调转了目光。后来，当一艘吃水很深的货轮驶入港口时，我们才多多少少对他抱以同情。我们也害怕马尔克，因为他牢牢地控制着我们，在大街上让人看见和马尔克在一起，我会感到羞愧。然而，假如霍滕-索恩塔克的妹妹或者图拉在文艺演出之前或者在军队牧场大街遇到我和你在一起，我则感到非常自豪。你是我们的主要话题。我们曾经打过赌：“他这会儿在干什么？我敢说，他肯定又犯了喉咙痛！我敢同任何人打赌：他将来要么上吊，要么非常出名，要么就发明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①即杜塞尔多夫音乐厅，因德国著名作曲家罗伯特-舒曼（1810～1856）曾在此担任过经理而得名。

    ②蒙特威尔地（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

    ③巴尔托克（1881～1945），匈牙利作曲家。

    ④腹语说话是一种不动嘴唇说话的技巧，听起来声音像是从腹内发出的。擅长这种技巧的人被戏称为腹语表演家。

    席林对霍滕-索恩塔克说：“你老老实实地说，假如你妹妹和马尔克一起外出，去看电影呀什么的，你会怎么样……得讲老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