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和面包厂门卫的儿子在林荫大道后面那条宽阔的道路上玩耍，那里的泥土堆积如山。那男孩天生就是瘸腿的，他慢慢地跟在我后面一瘸一拐地走着。我们坐在坑坑洼洼最深的地方，他弯曲右腿，将那条细小的左腿僵硬地伸展开。他坐下来的时候乐呵呵的。他双手敏捷，头发鬈曲，脸色淡黄。我们沉浸在游戏中，将泥土堆积成叠在一起爬行的蛇。

    那些蜥蜴就这样爬到面粉里面，他说，所以面包上才有洞眼。

    不是，那些洞眼是因为酵母。

    是蛇弄出来的，问我父亲好了。

    等到他父亲带着包从面包厂回家，有这大半天工夫，其他蛇肯定爬到坑坑洼洼的地方去了。可是如果我的连衣裙弄脏了，我就不乐意了，要跑回家去。我就让男孩一个人和那些蜥蜴待着。有两周时间，另外一个门卫坐在面包厂的大门口。然后父亲回来了，没有把男孩一起带过来。有人给他那条僵硬的大腿做了手术，并给他进行了深度麻醉。他再也没有醒过来。我独自一人到了那条宽阔的大街上。林荫大道上的树木一起在那里站立着，我开始怕生起来，像似它们承诺说，男孩虽然已经死在家里，但还是到这里来玩耍了。我坐在泥土上，堆成了一条蛇，很细很长，像他那条伸展开的大腿。路旁的草地松松散散的，我的眼泪顺着下巴滴落到蛇上，于是蛇变成了标本。有人从我手中夺走了这个男孩，也许他从天上看得到，我现在还想和他一起玩耍呢。每当我上午在城里溜达的时候，有人已经从我手里夺走了莉莉。我觉得自己被传讯的那些日子很短暂。即便我不知道阿布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但他还是对我有所打算的。我需要我衬衣上的大纽扣，需要聪明的谎言，别的什么也不需要。我四处溜达的时候对自己有什么打算，我知道的要比阿布想从我这里得到的更少。

    我真傻，既然阿布十点整要等我，我今天早上八点前还看什么燕子呢。我不愿意去想燕子的事。我根本什么都不愿意去想，因为除了被传讯，我什么也不是。我有时会想，燕子不是在飞，它们是在行走或者游泳。去年夏天，保罗还拥有一辆红色的摩托车，这是一辆捷克产的“雅娃”牌摩托车。我们每周一两次开车到城外的河边。驱车经过大豆地，真是幸运啊。我们经过的天空越多，我就越发轻松。道路两旁繁花似锦，车子经过的时候花朵在颤动不已。人们没注意到，每一个花朵都有两只圆耳朵和张开的嘴唇，可我知道这个。那是一片没有尽头的攀缘豆田，就像在玉米地里一样，人们看不到它们有序的排列。就算每一根茎都已经干枯，叶子被风吹折断，但到了夏末，玉米地看起来始终就像刚刚梳理过一样。在玉米地里，即便天空在飞翔，我的脑子也从不会感到轻松。只有在大豆地里，我才因为高兴而傻傻的，会慢慢闭上眼睛。而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我已经错过了很多东西，燕子早已在另外一个轨迹上飞翔了。

    我抓住保罗的肋骨，吹起了那首树叶和雪花之歌，可我只听见摩托车的声音，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平时从不吹口哨，因为这是小时候就必须学会的东西，可我小时候从没有吹过口哨。我根本不会吹口哨。而且自从我的第一任丈夫在大桥上吹过口哨之后，每当有人吹口哨，我总是会缩起脖子来。可就在大豆地里，我竟然自个儿地吹起口哨来了。因此，这真是幸运啊，因为凡是我能做的，就像在大豆地里吹口哨一样，仅仅是成功了一半而已。我在攀缘豆地里的运气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我在河边从没有交过好运，河水平静无波，即使让我想起大桥，也会让我镇静下来。镇静带来好运是不可能的。我们来到河边，我感到很尴尬，保罗感到很烦躁。他对期待看到大河感到高兴，我则是对回头经过大豆地感到高兴。他踝骨没入水中，指给我看一只黑色蜻蜓。蜻蜓的翅膀之间长着肚子，就像一只玻璃做的螺栓。我指着我身旁河岸上的黑莓，这些成团的黑莓发出黑色的光芒。而在河的另一边，黑色椋鸟蹲伏在庄稼收割后布满茬儿的一捆捆灰白色四角形秸秆上。这个景象我没有指给保罗看，因为我想起燕子在空中留下的黑影，不明白这些黑点在这个被晒成黄色的夏天是怎么分布的。我迷惘地哈哈大笑，从草地中捡起一块树皮，扔到保罗的脚趾边。然后我说：你听着，看来这些燕子是不可能很快飞走的，它们在耍诡计呢。

    保罗用脚尖捞起树皮，随即踢入水中。他的脚一离开水，树皮马上又浮出水面，发出黑色的光芒。他说：

    啊哈。

    我极其短促地抬起两只眼睛，足以看到那里面的黑色斑点了。还要问什么呢，如果在他看来，连燕子都不值一谈，那么还有哪种黑色水果是他看得上眼的呢？他完全想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是在他的脚趾上。白蜡树起风了，我倾听树叶的声音，保罗或许在倾听水声吧。他不希望我们之间说话。

    第二天，我在厂里用“啊哈”对内罗作了试验，那时候他在拇指和咖啡杯之间夹着一张清单走到我的桌子跟前。他谈到这个月我们为法国人缝制的女外套纽扣尺寸问题。他的胡子尖的像燕子的翅膀，在嘴角一动一动的。他对着我的脸说了几句话。当他为了一周计划而来时，我数了数他下巴上忘记刮掉的胡子。我抬起眼神，盼望着他的眼神。当我们的瞳孔相遇时，我迅即说：

    啊哈。

    内罗一言不发地走到自己的桌子跟前。我也试过其他的言辞，比如：哟，嗯。可并没有超过“啊哈”的程度。

    当我的那些纸条被人逮住之后，他否认是他告发了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否认。给意大利人订做的白色亚麻布西装被打包装箱的时候，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已经分手。我和内罗出差十天后，他想继续和我睡觉。可我当时已经打算嫁给西方人了，因此我分别在十个后裤兜里塞上了小纸条：tiaspetto，我的名字和我的地址。和我联系的随便哪一个意大利人，就是他了。

    在我不允许参加的会议上，我的纸条被定性为在工作场所卖淫。莉莉告诉我，内罗要求定性为叛国投敌，可他的说法无法令人信服。由于我不是共产党员，而且这也是我的初犯，于是人们给了我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我没有被解雇，这对内罗来说是一次失败。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将两份书面警告带到了我的办公室里。我必须在原件上签字画押，复印件留在了我的办公桌上。

    装在镜框里，我说。

    这对内罗可不是什么玩笑话。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削铅笔。

    你想和意大利人做什么，他们过来操你，送你一些紧身连裤袜和除臭剂，然后回到他们有喷水池的家里。如果舔他，他还额外送给你香水。

    看着那些波浪形木屑和黑粉从他的铅笔头上掉下来，我站了起来。我将那份警告举过他的头顶扔了出去。那张纸在空中飞过，从他的下巴下面掉到桌上时，没有发出声响。内罗将头转向我，企图微笑，可露出了苍白的脸色。然后，他肘关节不小心碰到了刚削尖的铅笔。铅笔从桌子上滚下来，我们看着它，听见它着地时发出响声。内罗弯下身子，我看不到他颧骨磨动的样子了。铅笔尖断了。他说：

    它掉在地上，不是掉在天花板上。

    我也感到很惊讶，我说，在像你这种人那里，一切都有可能。

    我被审讯了三天后，又回到了厂里。内罗没有问起任何问题。他要比我想象的更有能耐。后来人们在为瑞典人订购的裤子里发现了三张纸条，上面写着：来自独裁国家的问候。这些纸条和我的纸条一模一样，但不是出于我的纸条。我被解雇了。

    即便弥漫大雪封锁大地，我们照常开着“雅娃”牌摩托车去上班。保罗开摩托车有十一个年头了，尽管他喝酒，但从没有出过一次交通事故。他就像熟悉手的内部结构一样熟悉大街小巷，保罗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我们工厂。我把自己裹得暖暖的，路灯和窗口灯光在闪烁着，严寒刺骨，冻得脸生疼，嘴唇像冻硬了的面包皮，脸颊冷冰冰的像瓷器。天空和道路被大雪遮没了，我们开进了一只雪球中。我倚靠在保罗的背上，下巴紧贴在他的肩膀上，雪球可以钻入我的两只眼睛里。我目瞪口呆地睁大眼球，街道是最长的，树林是最高的，天空是最近的。我真希望没有尽头地开下去，不敢眯着眼睛。耳朵、手指和脚趾针扎般地发痛。寒冷战胜了一切，只有眼睛和嘴巴感觉是冷的。好运没有时间，我们必须在冻死之前到达，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赶到服装厂大门口。保罗让我下车。我用一只红中带紫的手指将保罗的帽子推高，像吻瓷器狗一样吻他的额头，然后将帽子重新拉回到眉毛上面，于是他就继续骑车到市郊的摩托车厂去。他的眉毛上面有一层白霜，我想到：

    现在我们老了。

    纸条事件发生之后，我彻彻底底忘记了意大利的计划。人们无法通过出口服装得到马塞洛，人们需要关系、信使和经纪人，不是后裤兜。我有了那个少校，而不是一个意大利人。我的愚笨从内心深处向我吼叫，我的自责就像耳光一样，我的脑子里塞满了稻草。我讨厌自己，只有这样我才能每天继续和内罗一起坐在办公室里，盯着那些表格，并把它们填写完整，直至第二批便条出现。我仍然对自己好，只有这样我才会喜欢乘坐有轨电车，我把头发剪短，购置新衣服。我也感到很抱歉，只有这样我才能分秒不差地准时出现在阿布面前。而且我也无所谓，我觉得，好像为了惩罚我的愚笨，我理应接受审讯似的。但不是出于阿布提出的理由。

    由于你的行为，我国的所有女人在国外都成了妓女。

    为什么都成了妓女呢，那些纸条又没传到意大利那里去。

    那是在你同事的帮助下，他说。

    为什么是妓女呢，我只想要一个意大利人，我是想嫁给他，妓女需要钱，不是去嫁人。

    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只有爱情，你不是知道这是什么吗？你就像垃圾一样，想把自己出卖给那些马塞洛。

    怎么会是垃圾呢，我完全可以爱上他呀。

    丑闻发生之后，我重新在大街上走着。夏日，阳光明媚，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稻草在我的心里发出沙沙作响声。或许我根本没有爱上这个意大利人，但他可以把我带到意大利去呀。我可以努力去爱上他。如果不能，那么我可以在路上遇到另一个人，意大利人在那里有的是。只要你去寻找，你总能找到一个人，你可以爱上他。可内罗点名叫我去了，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点名我。在工作的时候，内罗盯着我的手指看。我劝自己放弃所有的男人。恰恰之后不久，当我坚持拒绝的时候，我在保罗那里耽搁住了。我想，这种拒绝在我这里类似于一种要求，它不仅仅是寻找。一定是这么回事，于是我紧紧抓住。不是每一个人，但也可以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保罗，他可以向我证明，防守是如何变成渴望的。尽管厌倦，但我没有停下脚步，于是不得不到处闲逛，因为在某一个星期日，我认识了保罗，并且在星期一在他那里停下了。而到了星期二，我带着全部家当搬到了他那幢滑落的塔楼房里。

    我对每天到办公室上班感到越来越痛苦。保罗两只手握住他的“雅娃”牌摩托车站在厂门口，出于习惯微笑地等待我吻他的额头，然后说道：

    你必须做得像内罗不在你身边一样。

    不错，这话迅速从他的嘴里说了出来。八个小时这么做，就像两根胡子尖儿悬空在写字台后面，这怎么可能呢。

    内罗内心太脏了，我说，人家看不出来。

    摩托车发出隆隆响声，弄得轮子周围雪花飘舞，或者尘土飞扬。我真想用眼睛把保罗从半条街远的地方拉回到厂门口，每天早上还想和他说几句话，可以一整天把它们带到机器旁。但我们总是说同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