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是在一片扑朔迷离的加忆中度过去的，是在无法抗拒的沉重疲劳中度过去的，在她眼前，那个瘦子的军官就像一个灰色的斑点似的跳动着，巴威尔的青铜色的脸庞谢射出光茫，安德烈的眼睛里含着微笑。

    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坐在窗前，观望街上，一会儿蹙起眉毛，战栗着，四面张望着，又起身走过来走过去，仿佛在罔然地寻找什么。

    她喝了水，但是仍然不解渴，不能浇灭她心里那种灼烤般地微燃着的凌辱和悲伤。

    这一天被切成两半，——开始那半儿很有内容，可是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了。伤佛面对着一片凄凉的空虚，在她脑海里不断出现着一个难以解答的疑问。

    “现在怎么办？”

    考尔松诺娃来了。她指手划脚地大说特说，时而悲泣，时而高兴，还跺着脚板，提出些劝告和诺言，一会儿又在恐吓什么人。可是，这些都不能打动母亲的心。

    “哼！”她听见玛丽亚那刺耳的声音。“到底把大家弄得发了吧！厂里的工人们起来了，——全厂都起来了！”

    “唔，唔！”母亲摇着头，低声说。但是，她的眼睛却呆呆地瞪着，仿佛又看到了先前她与巴威尔、安德烈游行分手那一刻的情景，她哭不出来，——心受到压抑，已经干枯了，嘴唇也是皲裂干燥的，嘴里觉得火热难捱。两手发抖，背上的皮肤也不住地在轻轻抽搐着。

    傍晚时分，来了几个宪兵。

    母亲毫不惊奇也不害怕地迎接了他们。

    他们闹哄哄地闯了进来，脸上都是得意洋洋的神情。

    黄脸军官龇着牙戏谑说：

    “怎么样？您好吗？我们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不是吗？”

    好一声不吭，只是用干燥的舌头舐着嘴唇。军官煞有介事地不停地教训着，母亲觉得，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他自己高兴。他的话，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她自顾想自己的事。一直等他说道：“老婆子，如果你没有本事教训你的孩子尊敬上帝和沙皇，就得怨你自己……”过了一会儿她才开了口，这时她正站在门口，对他看也不看一眼地低声说：

    “不错，孩子们是我们的裁判官。他们要很公正地责备我们，因为我们在这条路上离开他们！”

    “什么？”军官大声喝问。“大声点！”

    “我说孩子是我们的裁判官！”她叹着气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

    军官恼怒了，叽哩呱啦地不知说了些什么。可是他怕话，只在母亲身上回荡，并没有让她生气。

    玛丽严·考尔松诺娃也是见证人之一。她站在母亲旁边，但不敢抬眼看她。每当军官问她话的时候，她总是很慌张地深深行礼，并用同一句话回答：

    “我不知道，大人！我是没文化的女人，做小生意的，笨得很，什么都不知道，……”

    “好，闭嘴！”军官动着唇髭，发号施令。

    好怀面行礼，一面把大拇指塞在食指与中指中间——途个轻蔑的动作——偷偷地对他晃一晃，轻轻地对母亲说：

    “呐，给你！”

    军官叫她搜查符拉索娃的身上时，她把眼睛眨了眨，又睁得圆圆的，朝军官瞟了一眼，吃惊地说：

    “大人，这样的事我不会！”

    军官把脚一跺，骂了起来。

    玛丽亚只好垂下眼睑，低声央求母亲说：

    “没法子，解开扣子吧，彼拉盖雅·尼洛夫娜……”

    她仔细摸着母亲的上衣，脸涨得通红，小声说：

    “唉，真是些混帐东西，你说对不？”

    “你说什么？”军官朝她所在的搜身的角落里望了一眼，凶狠地逼问。

    “我说的是女人家的事，大人！”玛丽亚由于害怕含混不清地回答。

    到后来，他命令母亲在记录上签名。

    母亲的手尽管捏不惯笔杆，但还是用印刷体写了几个粗大的字：

    “工人的寡妇，彼拉盖雅·符拉索娃。”

    “你写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军官轻蔑地歪着脸喊道。过了一会儿，又冷笑着说：

    “没文化的家伙！……”

    他们走了。

    母亲将双手放在胸口，站在窗前，高高抬起下额，久久地，一动不动地，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前方。她紧闭着嘴唇，用劲地压住颚骨，不大一会儿她就感到牙痛了。

    洋灯的煤油点干了。火苗不住地发出响声，并渐渐地熄灭。母亲吹灭了灯，站在黑暗中。烦恼的阴云堵在她的胸口，使她呼吸感到困难。她站了许久，——眼睛和腿都觉得疲倦了。

    她听见玛丽亚在窗子下面站住，用醉醺醺的声音喊道：

    “彼拉盖雅！你睡了吗？真是不幸的苦命的人，睡吧！”

    母亲和衣躺在床上，就好像行人跌入深渊一般地很快地陷入了可怕的梦境。

    她梦见沼泽地后面的一个黄色砂丘，在去城里的路上，有人在一个又一个的洼坑里挖砂。巴威尔站在砂丘的边上，向那些洼坑倾斜的断崖上面，用仿若安德烈的声音轻轻地、清楚地唱着：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她一路走着，路过砂丘旁边时，便把手遮在额头上，眺望儿子。衬着淡蓝色的天空，他怕身形显得很清楚，轮廓格外分明。她不好意思走到他面前，因为她怀了孕。她手里还抱着一个婴儿。她一直朝前走去。野外有许多孩子正在踢球，皮球是红色的。婴儿想挣脱她的手，到孩子那里去，因此放声大哭起来。母亲让他含了乳头，又转过身来走回去。

    可是，砂丘上已有兵士们站在那里，正用刺刀对着她。她很快地朝矗立在草地中央的教堂跑过去。教堂是白色的，轻飘飘的，似乎是用云朵砌垒而成的，而且高插云霄。那里好像在举行葬礼，棺材很大，是黑色的，棺材盖紧紧地盖着。但是教士和暗祭们都穿了白色袈裟在教堂里走来走去，嘴里唱着：

    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陪祭点了香，脸上带着笑对她点了点头。他的头发是浅褐色的，样子也很快活，就好似萨莫依洛夫一样。上面，从拱顶射下一道道阳光，有手巾那么宽。两边唱诗席里的孩子们轻轻地唱着：

    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抓住他们！”教士在教堂中央站住，忽然大喊了一声。他身上的袈裟不见了，脸上长出了样子很威风的灰白色的唇髭。大家撒腿就跑，陪祭也是丢了香炉就逃命，双手抱住了头，跟霍霍尔一样。

    母亲手里的婴儿掉在地上，掉在人们的脚边，他们就绕着婴儿的身旁跑过去，害怕似的望着赤裸裸的小身体。母亲跪在地上，向他们高喊：

    “不要丢掉孩子！把他抱起来……”

    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霍霍尔反剪双手，笑呵呵地唱着。

    母亲弯下腰抱起婴儿，把她放在一辆板车上。尼吉拉在车旁慢慢地跟着，哈哈大笑地说道：

    “他们给了我一件困难的工作……”

    路上很湿，人们从窗口伸出头来，有的人吹着口哨，有的叫喊着，挥着手。

    天气晴和，阳光灿灿，到处都找不到一点阴影。

    “唱吧！妈妈！”霍霍尔鼓励着她。“生活就是这样！”

    说着他就唱起来，他的歌声压低了所有的声音。母亲跟在他的后面走着，她突然绊了一跤，迅速地跌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深渊对着她发出了可怕的吼声……

    她吓醒了，浑身在发抖。好像有人用着粗暴的手掌抓住了她的心，又恶意地揉捏着它，轻轻地压榨它。

    上工的汽笛抛拗地鸣叫了。她断定这已是第二次的汽笛声了。房间里乱糟糟地堆着书籍、衣服、——一切都被移动过了，弄乱了，地上踩得很脏。

    她站起身来，脸也顾不上洗，祷告也不做，就动手收拾房间。

    她走到厨房里，一眼就看见带着一条红布的旗杆。她恼羞成怒地把它拾了起来，想把它丢在暖炉下面，可是，她叹了口气，却把那破碎的红旗解了下来，又仔细叠好，藏在衣袋里，把旗杆在膝盖上折断，丢在暖炉的炉台上。然后用冷水洗了窗户，擦了地板，生了茶炉，穿上了外衣。

    等她在厨房的窗子前坐下来的时候，心里又出现了那个问题。

    “现在怎么办？”

    她忽然想起了今天还没有做祷告，于是站起来走到圣像前面，站了几秒钟，重新坐下，——心里觉得非常空虚。

    一切都是异常的寂静，——好像昨天在街上那样大喊大叫的人们，今天都躲在家里，回想着那个不平常的日子。

    忽然，她眼前浮现出年轻时看过的一幅情景：

    在查乌莎依洛夫老爷家那个古老的花园里，有一个长满了睡莲的大池子。在秋天的一个灰朦的日子里，她刚好从池边走过，看见池子当中有一只小船。池水黑黑的，非常平静，小船好像是贴在凄凉地落着黄叶子的黑水上。这只孤零零的没浆没棹的小船，一动不动地停滞在晦暗的水面上，被干黄的枯叶包围着，令人感到无限的悲哀和莫名的痛苦。

    母亲当时在池边站了好久，心里好生奇怪，是谁把这只小船从池边推开的，到底为了什么？那天晚上，查乌莎依洛夫家的管家的老婆，一个老是蓬着一头黑发、步履轻盈的小个儿女人，在这个池子里投水自尽了。

    母亲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脸，她的思绪抖颤着回到了昨天的印象中。于是，她深深地陷入了昨天记忆的情形中。两眼直呆呆地瞅着早已冰凉的茶碗，就这样僵坐了许久。

    其实，在她心里燃烧着一种希望，希望看见一个聪明而质朴的人，以便向他请教许多问题。

    恰恰与她的希望相符合，在午饭之后，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来了。可是，母亲一看到他，又突然惊醒起来。她没有来得及回答他的问候，就低声说：

    “啊，您不该到这儿来！这样太不小心了！被人看见了会把您抓去的呀……”

    他紧紧地握住了母亲的手，推了推眼镜，将脸凑近母亲，很快地说：

    “事先我早跟巴威尔和安德烈讲好了，如果他俩被抓去，——第二天我就接你到城里去住！”他亲切地解释着，随后又担心地问：“到家里来搜过了？”

    “来过了。到处都搜查了，也摸了。那些人啊，真是半点良心和谦耻都没有！”她大声回答。

    “他们要谦耻干什么？”尼古拉耸了耸肩膀评说着，接着向母亲说明搬进城里去住的必要性。

    母亲听到这种充满关怀的亲人般的言语，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双眼和平地望着尼古拉；她虽然听不懂他的理由，但却深感惊奇，自己为什么对他有这种亲近感和信任呢？“若是巴沙要这样做，”她说，“而且对您没有妨碍……”

    他打断了她的话。

    “那您没必要担心。我只单身一人，我姐姐也是偶尔才来上一趟。”

    “可是，我不愿意白吃您的……”她脱口而出。

    “如果您愿意，总会有工作可做的！”尼古拉宽慰地说。

    对母亲来说，所谓“工作”，已经和她的儿子、安德烈以及一班同志们所做工作的概念，不可分割地融在一起了。她朝尼古拉走近一步，望着他的眼睛，问道：

    “真有工作可做？”

    “替我照料那小小的、单身汉的家……”

    “我说的不是这个，不是家务！”她认真地轻声说明。

    她很难受了叹了口气，好像他不能理解她的心愿，便使她的感情受了伤害。尼古拉站起身来，那双近视眼里带着微笑，沉思地说：

    “哦，有了！在跟巴威尔见面的时候，您能不能想法子问问他，那些需要报纸的农民的地名……”

    “那我就知道！”她很高兴地叫道。“我可以找到他们，并且照您的话把事情办好。有谁会想到，我身上带着禁书呢？工厂里也拿进去过——感谢上帝！”

    她突然真的想要背起口袋，拿着拐杖，沿着大路，经过森林和村庄，到什么地方去。

    “我亲爱的，让我做这件事吧，我求你了！”她说。“为了你们，我什么地方都敢去。我可以走遍各省，不论什么地方我都可以找到的！我可以当一个巡礼的女人，不分冬夏地四处走，一直到死——我的命运又有什么不好呢？”

    她仿佛看到自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巡礼的女人了，站在农舍的窗下，靠着基督的名义，挨家挨户地请求布施，于是，禁不住有点悲伤起来。

    尼古拉小心地握住母亲的手，用自己的温热的手把它抚摸了一下。然后看一看表，说：

    “这事以后再谈吧！”

    “我亲爱的！”她喊着。“孩子们是我们做母亲的最宝贵的东西，是我们的心肝儿，他们已经献出了他们的自由和生命，毫不利己地走向牺牲，——我当母亲的，怎能什么事都不管不做呢？”

    尼古拉的脸色变白了，他尊敬而又亲切地望着母亲，郑重地说：

    “要知道，我听到这样的话，今天是第一次……”

    “我能说什么呢？”她悲伤地摇着头说，随即又无力地摊开了双手。“要是我能够说明当母亲的心，那是……”

    她被她内心的力量鼓舞着，那种力量渐渐增长着——她站起身来；愤怒的言语像一股汹涌的热潮，使她的大脑兴奋起来。

    “许多人听了都会哭的，……哪怕是歹人，是没廉耻的人……”

    尼古拉听着也站起来，再看一看表。

    “她，就这样决定——您搬到城里我那儿去，好吗？”

    她默许地点了点头。

    “什么时候搬？早点吧！”他问过之后，又温和地加了一句：“可当真啊，不然我要替您担心。”

    母亲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他和她有什么关系？他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微笑着，站在她前面，——驼背，近视，穿着普通的黑衣服，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和他酚有些不大相称……

    “您还有钱吗？”他垂下眼睑问。

    “没有了！”

    他迅速地从口袋里摸出了钱包，打开来递到她面前。

    “请，请拿……”

    母亲不由主地笑了一笑，摇着头说：

    “一切都是新式的！连钱也不算什么了。人们为了钱失掉了自己的灵魂，可是您把钱看得很淡。您有一好像是专门为了布施似的……”

    尼古拉轻轻地笑起来。

    “钱啊就是一种非常叫人不舒服、叫人讨厌的东西！不论是给或者是拿，总是叫人很不舒服……”

    他抓住母亲的紧紧地握了一下，又要求了遍：

    “早一点搬吧！”

    他说完之后，就像平常那样悄悄地走了出去。

    母亲送他出门，心里想道：

    “这样的好人，可是不知道爱惜……”

    她不能理解，——这是使她觉得不快呢，还是只叫她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