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下午3点过后来的，两个人。我正淋浴时门铃响了。在我穿上浴衣开门之前响了8次，那响声直叫人皮肤发麻，竟同催命一般。我打开门，见是两个男士。一个40余岁，另一个同我年纪相仿。年纪大的个头颇高，鼻子有块伤疤。虽说时值初春，却已晒成相当水平——犹如渔夫那样深刻而现实，显然不是在关岛海滨或滑雪场晒出来的。头发一看便显得坚挺不屈，手掌大得出奇，身穿一件灰色风衣。年轻的则个头偏低，头发偏长，眼睛偏细，目光偏尖，活脱脱一副过去的文学青年模样，就差这里不是同人杂志的聚会场所，而他也未撩起长发说一句“我是三岛嘛”。大学时代班上也有几个这等人物。此君身穿竖领风衣。两人脚上都是不时髦的黑皮鞋，价廉质次，皱皱巴巴，即使丢在路上，行人怕也要躲着过去。看来这两个绅士哪个都不是我想要积极结交的角色。我姑且将他俩命名为“渔夫”和“文学”。

    文学从风衣口袋里掏出警察证，一声不响地递到我面前——犹如电影镜头一般。我还从来没有看过警察证为何物，冷眼看去，似乎并非伪造。同皱皱巴巴皮鞋的皱皱巴巴相差无几。但当他将其从口袋里拿出递过来时，我竟恍惚觉得是有人在向我兜售同人杂志。

    “赤坂警察署的。”文学说。

    我点点头。

    渔夫双手插进风衣口袋，默不作声，只是漫不经心地把一只脚伸在门口，大概存心不让我关门。罢了罢了，愈发像是电影了。

    文学将警察证放回衣袋，从上到下打量我一番。我头发湿漉漉的，只穿浴衣，一件绿色列诺玛浴衣。当然是专利产品，转身时背上分明写着列诺玛。洗发水用的是维娜牌。全身上下无任何自惭形秽之处，于是我以逸待劳，看对方吐出的是何言语。

    “想找您了解一点情况。”文学开口了，“很抱歉，如果方便，劳驾去署里一次好吗？”

    “了解？哪方面的？”我问道。

    “这个嘛，到时再奉告。”对方说，“只是了解情况需要很多形式和材料，所以想请您到署里去，要是可以的话。”

    “换换衣服可以吧？”

    “当然可以，请请。”文学表情依然，声音平淡之极，表情呆板之至。我不由想，假如五反田扮演刑警，肯定更逼真更形象。现实倒不过如此而已。

    我在里边房间更衣的时间里，两人一直在开着门的门口伫立不动。我穿上常穿的蓝色牛仔裤、灰毛衣和粗呢夹克。吹干头发，梳理一下，把钱夹、手册和钥匙塞进衣袋。然后关窗，熄灯，拧好煤气开关，打开录音电话，最后蹬上褐色尖头鞋。两人不无稀罕地盯着我穿鞋。渔夫仍一只脚放在门口。

    离公寓大门不远处，颇为隐蔽地停着一辆普普通通的警车，驾驶席上坐着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渔夫先上，接着我上，最后文学上。和电影镜头一模一样。文学关上车门，车便在沉默中开始前行。路面很挤，警车缓缓驶动，没有拉响警笛。坐起来同出租车的感觉差不多，只不过没有计程表。停的时间比跑的时间还长，周围汽车的司机因此得以左一眼右一眼盯视我的脸，但无人搭腔。渔夫合拢双臂正视前方，文学则像在练习风景素描，神情肃然地观望窗外。他到底在描写什么呢？恐怕不外乎堆砌怪异字眼的抑郁描写吧——“作为概念的春光伴随着黑暗的潮流汹涌而来。她的到来摇晃起匍匐在城市间隙的无名之辈的欲念，而将其无声地冲往不毛的流沙。”

    我很想将这段文字逐一修改下去。何为“作为概念的春光”？何为“不毛的流沙？”但终究觉得傻气，而就此作罢。涩谷街头，依然到处挤满身穿小丑样奇装异服且看上去头脑浑浑噩噩的初中生。既无欲念又无流沙，什么也没有。

    到得警察署，我被领进二楼询问室。这是一间4张半垫席大小的房间，有一扇小窗，窗口几乎射不进光线，大概同旁边的建筑物连得大近。正中有一张桌子，两把办公椅，还有两把备用塑料椅。墙壁挂着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钟。此外别无他物，没有挂历，没有画幅，没有书架，没有花瓶，没有标语，没有茶具，惟有桌、椅、钟三样。桌上放着烟灰缸和文具盒，一角堆着文件夹。两人进屋后脱去风衣，折起放在备用椅上。然后叫我在电镀办公椅上落座。渔夫在我对面坐定，文学稍离开一点站好，啪啦啪啦地翻动手册。两人半天一声未吭，我自然无言以对。

    “好了，昨天夜里你干什么来着？”渔夫终于打破多时的寂静。想来，渔夫开口这还是第一次。

    昨天夜里？昨天夜里是哪个夜里？我搞不清昨天夜里同前天夜里有何区别，搞不清前天夜里同大前天夜里区别何在。这固然不幸，但是事实。我沉思良久——回忆需要时间。

    “我说你，”渔夫干咳一声，“法律上的东西这个那个理论起来是很费时间。而我问的非常简单：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你干什么来着？还不简单？回答也没什么亏可吃吧？”

    “所以正在想嘛！”我说。

    “不想就记不起来？才是昨天的事哟！又不是问你去年8月份干什么，大可不必动脑思考吧？”

    我很想说所以才想不起来，但未出口。大概他们理解不了一时性记忆丧失为何物，从而认定我头脑出了故障。

    “等你，”渔夫说，“等着你，尽管慢慢想吧。”他从上衣袋里掏出“七星”，用巨大的打火机点燃。“不吸一支？”

    “不要。”我说。《布尔塔斯》杂志上告诫：先进的城市生活者不吸烟。但这两个人却全然不予理会，津津有味地大吸特吸。渔夫吸“七星”，文学吸短支“希望”。两人几乎都是大烟筒。他们不可能读什么《布尔塔斯》，一对不合潮流的落伍者。

    “等5分钟好了。”文学依然用毫无感情色彩的淡漠声调说道，“但愿这时间里你能完完全全地想起来，昨天夜里在哪里干什么来着？”

    “所以此人才成其为知识人。”渔夫朝向文学说道，“说起询问早都询问过了，指纹都登录在案。学潮、妨碍执行公务、材料送审，这些早已习以为常。久经沙场。厌恶警察。熟悉法律，对于由宪法保障的国民权利之类了如指掌，不马上提出请律师来才怪。”

    “可我们不过是在征求他同意之后请他同走一遭，问问极简单的问题呀！”文学满脸惊诧地对渔夫说，“又不是要逮捕他。莫名其妙，根本不存在请律师来的理由嘛！干吗想得这么复杂呢？真是费解。”

    “所以我想，此人恐怕不单单是厌恶警察，大凡同警察这一字眼有关的东西，生理上统统深恶痛绝！从警车到交通警，恐怕死都不会协助我们。”

    “不过不要紧的，早回答早回家嘛。只要是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的人，肯定好好回答的。绝不至于仅仅因为一句昨晚干什么就劳律师大驾。律师也很忙嘛。这点道理知识人还是懂的。”

    “难说。”渔夫道，“假如懂得这个道理，互相就可以节约时间喽！我们忙，他大概也不闲。拖下去双方浪费时间，再说也辛苦。这东西够辛苦的。”

    两个人如此表演对口相声之间，5分钟过去了。

    “那么，”渔夫说，“怎么样，您该想起什么了吧？”

    我一想不起来，二也不愿意想。也许不久想得起来，反正现在无从想起。记忆丧失后尚未恢复。“为什么要问我这个？我要知道一下事由。”我说，“在不明白事由的情况下我什么也不能讲；在事由不明的时间里，我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按照礼节，了解情况之前应先说明事由才是。你们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礼节。”

    “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文学像在推敲文章似的鹦鹉学舌，“不符合礼节……”

    “所以我不是说这才成其为知识人吗，”渔夫接道，“对事物的看法自成一体，厌恶警察。订《朝日新闻》，看《世界》杂志。”

    “既没订《朝日新闻》，也没看《世界》。”我说，“总之在讲明为什么领我到这里来的事由之前，我无可奉告。你们要疑神疑鬼，那就疑去好了，反正我有时间，时间多少都有。”

    两名刑警面面相觑。

    “讲明事由后你就可以回答提问喽？”渔夫问。

    “或许。”我说。

    “此人倒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幽默感。”文学一边目视墙壁上端一边抱臂说道，“好一个或许。”

    渔夫用手指肚碰了碰鼻梁上笔直的横向疤痕。看样子原是刀伤，相当之深，周围肌肉被拽得吃紧。“喂喂，”他说，“我们可是很忙，不是开玩笑，真想快点结束了事。我们也并不喜欢无事生非，要是情况允许，我们也想6点回家，和家人慢慢吃顿好饭。况且对你也一无仇二无冤，只要告诉我们昨天夜里你在哪里干了什么，别无他求。要是没做亏心事，讲出来也不碍事吧？还是说你有什么亏心事而讲不出口不成？”

    我目不斜视盯着桌面上的玻璃烟灰缸。

    文学啪地摔了一下手册，揣进衣袋，有30秒钟谁也没有做声。渔夫又点燃一支“七星”。

    “久经沙场。”渔夫道。

    “莫非要叫人权维护委员会来？”文学说。

    “喂喂，这还谈不上什么人权不人权的。”渔夫道，“这是市民的义务。市民须尽可能对警察的破案工作予以协助，这在法律上写得明明白白，你所喜欢的法律上可就是这样写的。你为什么对警察那般深恶痛绝呢？向警察问路什么的在你也是有的吧？小偷进来你也要给警察挂电话吧？彼此彼此嘛！可为什么连这么一点小事你都横竖不肯协助呢？不就是走走形式的简单问题吗？昨天夜晚你在哪里干了什么？根本用不着费事，快点答完算了！我们也好往下进行，你也好回家，皆大欢喜。你不这样认为？”

    “我想先知道事由。”我重复道。

    文学从口袋里掏出纸巾，肆无忌惮地擤了一通鼻涕。渔夫从桌子抽屉里取出塑料尺，啪嗒啪嗒地拍打手心。

    “我说，你还不明白？”文学将纸巾扔进桌旁的垃圾筒，“你在使自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

    “知道吗，现在不是1970年，没有闲工夫和你在这里玩什么反权力游戏。”渔夫忍无可忍似的说，“那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也罢你也罢任何人也罢，都已被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安在社会里，由不得你讲什么权力或反权力，谁也不再那样去想。社会大得很，挑起一点风波也捞不到什么油水。整个体系都已形成，无隙可乘。要是你看不上这个社会，那就等待大地震好了，挖个洞等着！眼下在这里怎么扯皮都没便宜可占，你也好我们也好，纯属消耗。知识人该懂得这个道理吧？”

    “说起来，我们是有点累了，话也可能说得不大入耳。这是我们不对，特此道歉。”文学一边嘛里啪啦翻着手册一边说，“不过，我们的确累了。马不停蹄地干，昨晚到现在几乎没睡上觉，5天没见到孩子了，饭也随便乱凑合。也许你看不顺眼，可我们也在为社会尽我们的力。而你到这里来，硬是别着劲儿一言不发，我们自然要不耐烦。明白吗？说你使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糟，指的就是我们一累心里就烦得不行，以致本来可以简单完结的事却完结不了，容易节外生枝。当然喽，你有可以求助的法律，有国民的权力，但那东西运用起来需要时间，而在那时间里很可能遇到不快。法律这玩艺儿-嗦得很，费事得很，而且总有个酌情运用的问题。这些你能理解吧？”

    “别误解，这不是吓唬您。”渔夫道，“是他忠告您。我们也不愿意让你遇到不快嘛！”

    我默默看着烟灰缸。这烟灰缸没有任何标记，又旧又脏。最初玻璃也许还透明，但如今则不尽然，而呈浑浊的白色，底角还有油腻。我揣摩恐怕在这桌子上已经放了不知多少岁月——10年吧。

    渔夫久久摆弄着塑料尺。

    “也罢，”他无可奈何地说，“那就说明一下事由。实际我们提问也是该讲究顺序，你的说法也有几分道理，就按顺序来好了，事情既已至此。”

    言毕，将尺置于桌面，拉出一本文件夹，啪啪翻了几页，拿起一个信封，从中取出大幅照片，放在我的面前。我将这3张照片拿在手中审视。照片是真的，黑白两色。一看便知不是艺术摄影。照片上是个女子。第一张照的是裸背，女子俯卧床上，四肢修长，臀部隆起，头发像扇面一样摊开，掩住头部。两腿略微分离，下部隐约可见，胳膊向两侧随意伸出。女子看来是在睡觉。床无甚特征。

    第二张更逼真。女子仰面而卧，整个身子袒露无余，四肢呈立正姿势。无须说，女子已经死了。眼睛睁开，嘴角往一旁扭歪，扭得很怪。是咪咪！

    我又看第三张照片。这张是面部特写。是咪咪，毫无疑问。但她已不再雍容华贵，而显得冻僵般的麻木不仁。脖子四周有一道仿佛被揉搓过的痕迹。我一时口干得不行，连咽唾液都很困难，手心皮肤阵阵发痒。咪咪，那场绝妙的欢娱！曾和我快活地扫雪不止，直至黎明。曾和我一起听斯特伦兹，一起喝咖啡。然而她死了，现已不在人世。我很想摇头，但没摇。我把3张照片重叠收好，若无其事地交还给渔夫。两人全神贯注地观察我看照片时的反应。我用催问的神情看了看渔夫的脸。

    “认识这个女孩儿吧？”渔夫开口道。

    我摇头说不知道。如果我说认识，势必将五反田卷入进去，因为他是我同咪咪的中介。但眼下不能在此将他卷进去。或许他已经卷入，这我无从推断。果真如此，果真五反田道出我的名字并说我同咪咪睡过，那么我的处境就相当尴尬，等于说制造伪供。那样一来，可就非同儿戏。这是一次赌注。但不管怎样，不能从我口里吐出五反田的名字。他和我情况不同。如若说出他来，必然舆论大哗，周刊蜂拥而至。

    “再仔细看一遍！”渔夫以颇含不满的缓慢语调说道，“事关重大，再仔细看一遍，然后好回答。如何？对这女子可有印象？请不要说谎。我们可是老手，谁个说谎当即一目了然。对警察说谎，后果可想而知。明白吗？”

    我再次慢慢地看了一遍3张照片。本来恨不得背过脸去，但不能。

    “不认识。”我说，“但她死了。”

    “是死了。”文学富有文学性地重复一遍，“彻底死了，的确死了，完全死了，一看便知。我们看到了，在现场。蛮不错的女子，一丝不挂地死了。一看就知是个不错的女子。但已经死掉，不错也罢什么也罢都无所谓了，赤身裸体也无所谓了。死人一个而已。再放下去就会腐烂，皮肤胀裂，血肉露出，臭气熏天，蛆虫四起。看过那种光景？”

    我说没有。

    “我们看过好几次了。到那步田地，女子错与不错早已分辨不出，一堆烂肉罢了，和烂掉的烤牛肉一样。闻了那种臭味，好久都咽不下饭。虽说我们是老手，可惟独这臭味受用不了，除非习惯。再过一段时间，就只剩有骨头，这回臭味是没了，一切都已干干巴巴，白生生的，也还好看。总之骨头是干净的，不坏。不过，这女子还没到那般地步，没有腐烂，没见骨头。仅仅是死掉，仅仅是变僵，硬挺挺的。是个不错女子，这点分明看得出来。要是能趁她活着的时候和她尽情大干一场该有多妙！但如今日睹裸体也兴奋不起来，因为已经死了。我们和死毕竟截然不同。人一死，就是一尊石像。就是说，这里边有个分水岭，一旦越过分水岭一步，就成了零，真真正正的零。等待的只有火化。多好的女孩儿，可怜！要是活下去，肯定更好无疑，可惜！哪个杀的？伤天害理。这女孩儿也有生存的权利，才20岁刚出头。是被人用长统袜勒死的。一下子死不了，到咽气要花不少时间。痛苦到极点。她自己也知道要死，心想我为什么非要在这种地方死去不可呢。她肯定还想活。她感觉得出氧气少得让人窒息，头脑一阵发晕，小便失禁，拼命挣扎，但力气不够，最后慢慢死去，死得够惨的，我们想把使她惨死的犯人捉拿归案，必须捉拿。这是犯罪！而且是非常残忍的犯罪，强者使用暴力杀害弱者。不能听之任之。如果听之任之，将动摇社会的根基。必须逮住犯人，严惩不贷。这是我们的义务，否则，犯人可能还将继续杀害其他女孩儿。”

    “昨天午间，这女孩儿在赤坂一家高级宾馆定了一间双人房，5点时一个人住了进去。”渔夫说，“说是丈夫随后到。姓名和电话都是假的，钱是预付过的。6点时要了一人分量的晚饭，叫送到房间去。那时是一个人。7点时把碟碗放到走廊，并挂出‘请勿打扰’的字牌。第二天12点是退房时间，12点半时服务台打去电话，没人接。门上仍挂着‘请勿打扰’。敲门也不应，于是宾馆人员用另配的钥匙把门打开。结果女孩儿已经赤裸裸地死了，像第一张照片那样。谁也没见到有男子进来。最顶层是餐厅，人们经常乘电梯来来往往，出入频繁。因此这家宾馆常用来幽会，以掩人耳目。”

    “手袋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线索。”文学说，“没有驾驶证，没有手册，没有信用卡，没有提款卡，什么也没有。衣服上没有任何字样。有的只是化妆品和装有3万多日元的钱包，以及口服避孕药，再没有其他的。不，还有一样：钱包最里边一个不易注意到的地方，有一张名片，你的名片。”

    “真的不认识？”渔夫叮问道。

    我摇头否认。如果可能，我何尝不想配合警察把那个杀害她的凶手抓到。但我首先要为活着的人着想。

    “那么，能告诉昨天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了？这回该明白我们特意请你来这里了解情况的事由了吧？”文学说。

    “6点时一个人在家吃饭，然后看书，喝了几杯酒，不到12点就睡了。”我说，记忆好歹复苏过来，大概是因为看到咪咪死尸照片的缘故。

    “那时间里见谁了没有？”渔夫询问道。

    “谁也没见，一直我一个人。”

    “电话呢？谁也没打来电话？”

    我说谁也没打来电话。“9点倒有个电话打来，因为接上录音电话没有听到。后来一听知是工作方面的。”

    “为什么人在家还用录音电话？”渔夫问。

    “眼下正休假，懒得同别人谈工作。”

    他们想知道来电话那个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讲了出来。

    “那么说，你一个人吃完晚饭一直看书喽？”渔夫又问。

    “先收拾好碗筷，然后才看的。”

    “什么书？”

    “卡夫卡的《审判》，或许你不相信。”

    渔夫在纸上写卡夫卡的《审判》。“审判”二字写得不准确，文学从旁指教。不出所料，文学果然晓得《审判》。

    “看它看到12点，是吧？”渔夫说，“还喝了酒……”

    “傍晚喝啤酒，接下去是白兰地。”

    “喝了多少？”

    我想起来了。“啤酒两听，白兰地一瓶的1/4左右。还吃了个桃罐头。”

    渔夫一一记在纸上。还吃了个桃罐头。“此外要是有能想起来的，再想想好吗？哪怕再小的事也要得。”

    我沉吟多时，再也想不起什么。那确实是个连细微特征也没有的夜晚。我只是一个人静静地看书，而咪咪却在这个连细微特征也没有的静静夜晚被人用长统袜勒死了。

    “想不起来。”我说。

    “喂，最好认真想想嘛，”文学干咳一声，“你现在可是处于不利位置哟？”

    “随你。我又没有做什么，无所谓利与不利。”我说，“我是个靠自由撰稿为生的人，因工作关系，名片也不知散发了多少。至于那女孩儿怎么会有我的名片，我却是没办法搞清——总不至于说是我杀害了那孩子吧！”

    “若是毫不相干的名片，恐怕不会只特意挑出一张珍藏在钱包最里头吧？”渔夫说，“我们有两个假设。一个是这女子同你们那个行业有关，在宾馆里同一男子愉情而被对方杀了。这男子把手袋里大凡可能留下后患的东西清洗一空，惟独这张名片因藏在钱包最尽头而未能带走。另一个假设是，这女子是风月老手、娼妓、高级娼妓，使用一流宾馆的那类。这类人身上不会带有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由于某种原因她被客人杀害。犯人没有取钱，估计非比一般。可以推出这两种假设吧？如何？”

    我默默歪一下头。

    “不管怎样，你的名片是个把柄。因为现阶段我们手里除此外没有任何线索。”渔夫一边用圆珠笔头橐橐敲击桌面，一边再三强调似的说道。

    “名片那东西不过是印有名字的纸片而已。”我说，“成不了证据，什么也成不了，反正凭这纸片什么也证明不了。”

    “此时此刻，”一直用圆珠笔头敲击桌面的渔夫说道，“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确证明不了。现在鉴别人员正在房间对遗物进行检查，同时解剖尸体。到明天，不少事情就会清楚一些，并找出其间的脉络。只能等到明天，等好了。等的时间里希望你再好好多想一想。可能要熬个通宵，反正要搞彻底才行。时间一长，有很多东西便可能回忆起来。让我们再重头来一次，请您把昨天一天的活动仔细过一遍筛子，从早到晚一个不漏地……”

    我觑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懒洋洋地指向5点15分。我突然想起同雪的约会。

    “能借电话用一下吗？”我问渔夫，“原定5点钟有个约会，很重要的约会，得告诉一声才好。”

    “和女孩儿？”渔夫问。

    “嗯。”

    他点点头，把电话推到我这边来。我掏出手册，找到雪的电话号码，拨动号码盘。铃响到第三遍，她接起电话。

    “是要说有事来不了吧？”雪先发制人。

    “出了意外，”我解释说，“倒不是我的责任，但实在脱身不得，被领来警察署，正接受询问，是赤坂署。解释起来话长，总之看样子轻易解脱不了，抱歉抱歉。”

    “警察？你搞什么来着，到底？”

    “什么也没搞。只是作为杀人案的参考人给警察叫了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滑稽。”雪听起来无动于衷。

    “是的。”我承认。

    “喂，总不会是你杀的吧？”

    “当然不是我杀的。”我说，“我是屡遭失败屡出差错，但绝没杀人。不过是问问情况，提问接二连三。反正对你不起，另外找时间将功赎罪就是。”

    “滑稽透顶！”言毕，雪咔一声放下电话。

    我也放下听筒，把电话还给渔夫。两人聚精会神地倾听我和雪的对话，似乎并无所得。假如他俩知道我是同一个13岁女孩儿约会，必定进一步加深对我的怀疑。说不定以为我是个异常性欲者之流。一般来说，34岁的男子断不会同13岁女孩儿幽会。

    两人就我昨天一昼夜的坐卧行止无微不至地叮问一遍，并记录在案——把厚纸垫在底下，在便笺样的纸张上用圆珠笔写得密密麻麻。那东西实在毫无意义，真正的滑稽透顶，纯属浪费时间浪费劳力。上面不厌其详地写道我吃了什么去了哪里，一五一十地写着我晚饭所吃的——的煮法。我半开玩笑地介绍了松鱼的削法。但玩笑在他们面前行不通，居然也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结果搞成了一份相当厚实的文稿，可惜全无价值可言。6点半，两人叫近处一家饭店的外卖点送来盒饭。盒饭不怎么高级，和低营养食品差不多。里面不外乎肉丸、土豆色拉、煮鱼肉卷之类，无论味道还是用料都不敢恭维，油腻腻、咸滋滋。咸菜用的是人工着色剂。然而两人吃得煞是有滋有味，我便也一扫而光。原以为折腾得饭也难以下咽，看来那只是一时的气恼。

    吃罢饭，文学端来淡而无味的温吞茶，两人一边喝茶一边又大过烟瘾。狭小的房间里烟雾蒸腾，害得我眼睛作痛，上衣也沾上了尼古丁味儿。用完茶，询问即刻开始。无聊提问的无尽循环。诸如《审判》从哪里读到哪里，何时换的睡衣等等。我向渔夫介绍了卡夫卡小说的梗概，但似乎未能引起他的兴致。对他来说，那情节恐怕未免是家常便饭。我不由担心，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能否流传到二十一世纪。不管怎样，他竟连《审判》的主要情节也记录下来。何苦一一把这东西记录在案呢？我实在感到纳闷。端的是弗兰茨-卡夫卡式。我逐渐觉得傻气觉得厌倦起来。况且也累了，脑袋开始运转不灵。这一切太鸡毛蒜皮，太没有意义了。然而他们依然穷追不舍地抓住所有事象的间隙喋喋不休，且将我的答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有时碰到不会写的字，渔夫便问文学。对如此作业，两人似乎毫无厌烦情绪。估计疲劳还是有的，但决不懈怠。哪怕再琐碎之事，也竖耳倾听，目光炯炯，以随时找出漏洞。两人不时交替出去五六分钟，然后转回。坚韧不拔的斗士！

    时值8点，询问人由渔夫换成文学。渔夫的两臂看上去到底有些疲劳，站着伸展挥舞一番，并转了几圈脖子，接下去又是吸烟。文学开问前也先吸了一支。换气不良的房间里，活像天气预报的气象图一般云遮雾绕，迷蒙一团。低营养食品和香烟云雾。我真想去外面尽情来个深呼吸。

    我提出想去厕所。文学指点说出门向右，到头往左。我慢慢小便，深深呼吸，缓缓踱回。在厕所里做深呼吸说来未免反常，实际上味道也并不好得沁人心脾。但想到被害的咪咪，便不好挑三拣四。起码我还活着，还能呼吸。

    从厕所折回后，文学重开战局。他详细地问了昨晚打来电话那个人的情况。和我算什么关系？在什么工作上相识的？打电话为哪桩事？为什么没有马上回电话？为什么休那么长的假？经济上支撑得了吗？税金申报了没有？如此-嗦个没完没了。我每次回答，他都同渔夫一样花时间用工整的楷书记录在纸上。莫非他真的以为这种作业有意义不成？我无从判断。或许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日常工作，无须考虑有无意义。不折不扣的弗兰茨-卡夫卡式。两人之所以无休无止地把这无聊的事务性作业故意拖延下去，说不定是存心为了把我拖垮，以便挖出真相。果真如此，他们实际上已经如愿以偿——我已经筋疲力尽，有问必答，答无不尽。总之我一心想早早结束了事。

    但11点时作业仍未终止，连终止的征兆也没有。10点渔夫走出房间，11点折回。看样子是打了个盹，眼睛有点发红。他将自己不在时记录的内容过了一遍目，然后将文学取而代之。文学端来三杯咖啡。是速溶咖啡，且加了砂糖和牛奶。低营养食品。

    我早已无心恋战。

    11点半时我又累又困，遂宣布我不再开口说话。

    “麻烦透了！”文学一边在桌面咔嗤咔嗤地挤压手指关节，一边俨然真的为难地说，“此事刻不容缓，对破案又很重要。抱歉得很，可以的话，我想坚持最后搞完算了。”

    “这种询问，我怎么都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我说，“坦率说来，我看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是，鸡毛蒜皮到后来也相当有用。根据鸡毛蒜皮侦破的案例不在少数，相反，因为忽视鸡毛蒜皮而事后追悔莫及的情况也并非个别。因为这毕竟是杀人案，一个人因杀致死。我们也都在严肃对待。对不起，请再忍耐再配合一下。说实在的，如果我们有意，完全可以让上级批准把你作为重要参考人拘留起来。但那样会使双方增多麻烦，对吧？那需要很多材料，而且再不可能通融。所以我们想还是稳妥一点为好，只要你肯配合，我们就不至于采取强硬措施。”

    “要是困，在休息室睡一会如何？”渔夫从旁插话，“躺下很可能重新想起什么。”

    我点点头，哪里都好，总比呆在这烟味熏人的房间里强。

    渔夫把我领往休息室。走过阴冷的走廊，迈下更阴冷的楼梯，又进入走廊，到处充满阴森森的气息。他们说的休息室原来竟是拘留所。

    “这地方在我眼里好像是拘留所。”我浮起非常非常苦涩的微笑说道，“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

    “只有这个地方，对不起。”

    “纯属笑话！我回家。”我说，“明早再来。”

    “喂喂，不上锁的。”渔夫说，“就算求你了，就忍耐这一天吧。拘留所不上锁也是普通房间嘛。”

    我再懒得同他舌来唇去，凑合一下算了。拘留所不上锁的确也是普通房间。况且我已累得一塌糊涂，困得一塌糊涂，再没心思同任何人讲话，懒得开口。我摇摇头，不声不响地一头栽倒在硬邦邦的床上。熟悉的感触。湿乎乎的床垫和廉价毛巾被。厕所的气味。绝望感。

    “不上锁的。”渔夫说罢，关上门，门咣地发出冷冰冰的声响。上锁也好不上锁也好，反正声音同样冰冷。

    我喟叹一声，盖上毛巾被。有谁在什么地方大声打鼾，鼾声听起来既像是十分遥远，又似乎很近。仿佛地球在我不知道的时间分裂成无数块互相动弹不得的无可挽回的薄薄断层，鼾声便是从那断层的缝隙中发出来的，哀怨凄婉，飘忽不定，而又真切可闻。是咪咪！如此说来，昨晚我还想起你来着，那时不知你仍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但不管怎样，那时我是想起你来着，想起同你的欢娱，想起为你轻轻脱衣服的光景。怎么说呢，那简直像是同窗会。我是那样地轻松快活，犹如世界上所有的螺丝都松缓下来。我已好久未曾体味过这种心情了。然而，咪咪，我现在却什么都不能力你做，对不起，什么都无能为力。我想你也明白，我们面临的人生都是极其脆弱的。作为我，不能把五反田卷到丑闻中去。他是在形象世界里生存的人，一旦他同妓女睡觉并作为杀人案参考人被传唤的事公诸于世，其形象必将受到损害，其主演的电视节目和广告便很可能跌价。说无聊便也无聊，无聊的形象，无聊的世道。但他将我视为朋友并予以信任，所以我也要把他作为朋友来对待。这是信义问题。咪咪，山羊咪咪，和你在一起我非常开心，能和你相抱而卧我是那般惬意，简直是童话。我不知道那对你是不是一种慰藉，反正我一直没有忘记你记着你。我们俩扫雪一直扫到早上——官能式扫雪。我们在幻觉天地里相依相偎，黑熊扑通和山羊咪咪。你被勒脖子时想必痛苦万状，你不想告离人世吧，大概，但我现在什么也不能为你做。老实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但此外我别无选择。这便是我的生存方式，是社会体系所使然。所以我只能守口如瓶。安息吧！山羊咪咪，至少你可以不必醒第二次，不必死第二回。

    安息吧，我说。

    安息吧，思考发出回声。

    正好，咪咪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