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与外国公使夫人的留影

    正当孙文以新加坡为中心巡回东南亚各地时，在北京的光绪帝及西太后接连去世。阳历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皇帝驾崩，翌日西太后薨逝。皇帝的死亡时刻是酉时（下午六时左右），西太后咽气则是翌日的未时（下午二时左右），两人相隔不到二十个小时先后赴黄泉。

    在这年的二月戊午（阳历三月四日），皇帝祭拜完大社大稷后，其余的祀典便全派人代理。

    十月壬戌（阳历十一月三日）是西太后的华诞，即“圣寿节”，但原本依例举行的贺宴却告取消。这年的圣寿节恰与日本的天长节同一天而成为话题，临时取消令人匪夷所思。此时恰有###喇嘛前来献“方物”。所谓方物是当地的产物，据说是西藏的秘药。

    在皇帝危笃之际，西太后下令将皇弟醇亲王的长子、年仅三岁的溥仪带入宫中养育。因光绪帝无子，西太后显然必须早做准备。

    醇亲王载沣是光绪帝之弟，其妻为西太后宠信的荣禄之女，其母则是西太后的亲妹妹，西太后将入宫的三岁小溥仪抱在怀中，良久不舍放手，说了一句：“杀了我子（光绪帝），接着难道还要杀我孙吗？皇帝有名无实，岂非只是个终身禁锢的囚人？”

    正往来于泰国与新加坡之间的孙文欲搜集最详尽的情报。在服部登送来的日本报纸之中，对此事的评论以犬养毅在《东京日日》上的预测最符合孙文的看法。

    “不愧是犬养先生啊！虽然大致上说中了，但我的一些看法和他还是有些差异。”

    读完犬养毅的谈话，孙文微微偏着脑袋如此说道。

    ——纵然西太后已死，但中央权力并不会剧烈动摇。革命派恐不易乘机行事。而亲王派与庆、袁的对抗亦不至于造成与列强之间关系的摩擦。

    这是犬养毅的预测。

    中国政界的泰斗李鸿章于一九○一年死去，据说他在“遗疏”中如此推荐：

    ——环顾宇内（指全国之意），人材无出袁世凯右者。

    袁世凯并非出身科举最高层级的进士，却能在四十三岁之龄便担任等同于宰相一职的直隶总督，可说是破格晋升。

    光绪帝满腔热情进行的“维新”遭遇挫折，完全是因为袁世凯背叛所致。光绪帝因而遭幽禁，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则遭斩首。袁世凯的背叛行为便是将武装政变计划密告给西太后知晓。

    西太后若死，遭幽禁的皇帝便将亲政，袁世凯必定难逃死刑。对西太后而言，等她自己一死，局势便有翻转的可能，被称为西太后派的宫廷大臣等便永无出头之日。因此，任谁都会猜想是西太后杀了皇帝。

    各种谣言满天飞。

    日本的《报知新闻》报道，据某清国通说，宦官李莲英唆使小宦官王某暗杀了光绪帝。李莲英是西太后的忠犬，深受光绪帝痛恨。

    在天津发行的某法文报纸则报道，是袁世凯下毒杀死了皇帝。

    在三岁皇帝及其父摄政王醇亲王的体制下，袁世凯的处境极为危险。摄政王难忘其兄光绪帝的仇恨。

    摄政王之名为醇亲王载沣。

    “载沣过于年轻。”孙文直呼摄政王之名——“好容易才去了外国，却只看到皮毛。如此反而更危险。对咱们而言更为有利，因清朝的体制会加速崩解。”

    摄政王赴外国是担任使节团首席，前去为在义和团事件中遇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之死致歉。他生于一八八三年，此时（一九○一）仅年满十八岁。此时载沣已在思考“宪法”对皇帝权力的限制问题。

    “既有宪法，那为何德国皇帝又能如此威严？”

    听载沣如此问起，皇族中一人答道：

    “那是因为皇室握有兵权。”

    这话一直铭刻在载沣脑中。立宪已成国策，但在立宪之前必须先掌握兵权。这是载沣的结论。

    根据公约，立宪的准备须在宣统八年（一九一六）之前完成。在那之前，必须掌握兵权。摄政王载沣所剩的时间不多，他感到焦躁不安。

    西太后的遗言是服丧二十七日。载沣似乎迫不及待，免去袁世凯的所有职位——包括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命其回籍养痾。

    袁世凯其实并无“痾”（难治之病）可养。一九○九年一月二日（清历为前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所下圣旨中，具体指出袁世凯患足疾。但他本人可从来不知道自己染有此疾。

    摄政王恨不得处决袁世凯，为兄长光绪帝报仇，但若如此做，可能引起北洋数镇（师团）造反。这样的确会酿成大乱，致使清朝崩溃。

    关于清朝的军备，孙文当然做过研究。依计划，全国的军队将改成配置新式装备的所谓“新军”。

    然后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镇。已经编成的有北洋六镇，由袁世凯掌握兵权。新军一镇的编制如下：

    步兵二协（协即旅团）

    骑兵一标（标即连队）

    炮兵一标

    工兵一营（营即大队）

    辎重一营

    一镇约有官兵一万二千五百人。北洋六镇兵力共计七万五千，因此难免会让“满洲亲贵”心生戒意。故而袁放弃其中四镇，仅亲率二镇。

    当时中国人口号称四亿，满洲人仅三百万。皇族被称为“宗室”，与之有血缘关联系者称为“觉罗”。清末时宗室约两万人，比日本的华族还多。

    满洲军队的主干原本是满洲八旗，此外还有蒙古八旗及汉军八旗。因天下承平已久，八旗兵变得不堪作战，后来又成立汉人的绿营，但在鸦片战争中充分暴露出其无能窘态。

    八旗军无法作战，改靠全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打仗，立即发现也无济于事。曾国藩与李鸿章靠着义勇兵讨平太平天国军。被称为湘军与淮军的义勇兵，多半是感到乡里受扰乱而投笔从戎的读书人，他们并不爱大清国，但爱自己所居之地而希望乡土安宁。

    对以朝鲜为舞台的日清战争，他们并无作战士气。

    新军只能以汉人为主力，因为四亿人口中的大部分是汉人。尽管如此，摄政王却意图派满洲人担任主要的指挥者。

    清朝设有和日本古时学习院类似的“贵胄学堂”，摄政王将之改变为士官学校。贵胄学堂是专供满洲人的子弟就读的学校，若非出身此校，无法担任新军的军官。

    “载沣亲手用绳子吊自己的脖子。往后我们对新军的工作更加容易了。军心逐渐思变，他却视而不见。此时的清军就像是牧野的殷军吧！”

    孙文说道。

    当时孙文常引用中国古典故事，大概是因为强烈意识到国学大师章炳麟的存在。

    纪元前一○五○年左右，周武王在牧野迎战殷纣王。殷纣王出动七十万大军抗周，但据《史记》记载，军队全倒戈相向。

    ——纣师（军队）皆倒兵（武器）以战……

    孙文断言，在出身贵胄学堂的满洲人军官率领下的汉人士兵正像古时的殷纣军队般，必然会倒戈对清作战。

    清朝因皇帝年幼，由摄政王设“军谘处”，自行代理大元帅。

    二十七岁的摄政王代理大元帅，他的两个亲弟弟分别担任军谘大臣（参谋总长）与海军大臣。

    “哈哈哈，这样就能掌握兵权了吗？”

    孙文嘲笑道。

    然而，并非只有清朝的丑态遭人嘲笑。革命派内部也起了剧烈纷争。

    一本名为《孙文罪状》的小册在日本、中国香港、东南亚各地的华侨圈中流传开来。显然又是离开日本时收受饯别金所惹出的事端。

    “账簿一清二楚，却还要起疑心吗？”

    孙文感到莫名其妙。

    这本小册还算不上是怪书。执笔者显然就是章炳麟与陶成章二人。二人皆为光复会的会员，跟孙文的同盟会划清界线，但却又同属革命派。

    执笔者不详的怪书也不在少数，有些内容甚至触及孙文的私生活。当时有一贴身照料孙文的女性名叫陈粹芬，同志之间称她为“四姑”，是众所皆知的人物。但因顾虑到孙文的身份，众人皆避而不谈。

    “粹芬之事，我并未刻意隐瞒。我还曾对新闻记者说过感谢她的一些话语。内人也是如此说。那些写书的人似乎认定我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将之当成揭露秘辛般来描写。时机又很敏感，真令人不快！”

    孙文说道。

    此处时机敏感，是指恰值无端生出风波的金钱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时。

    “有格调的任公（梁启超）不会做出这种卑劣之事。真不知保皇派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南海先生？”

    孙文写信给在伦敦的吴敬恒，请其代为在他发行的《新世纪》杂志上撰文粉碎恶质的谣言。

    孙文不将此事委交给同盟会的《民报》处理，其实是因为谣言原本就是出自此报。

    在金钱方面，孙文具有一种几近神经质的洁癖。他的亲哥哥孙眉已经破产，原因当然有许多，但将私产充当革命经费亦是其中一因。

    与革命派相较，保皇会在募款方面更为得心应手。康有为此时遭西太后所忌，但之前他原本是皇帝的宠臣，常以此自夸，更何况他在学界亦是名号响亮。

    相对地，孙文只是个来历不明之人。有如此一说，康有为已募款逾百万。

    新加坡的富豪邱菽园曾资助康有为三十万两，而康转手给自立军的唐才常仅不过二万两。提供住所给康有为的邱菽园不久之后便宣告破产，但康有为之后仍过着优渥的生活。他的家产早被清朝政府没收，这种事委实不可思议。

    孙文不满的是，陶成章对清清白白的自己指指点点，但对在敌对阵营保皇派中疑似私吞巨款的康有为却未加指摘。

    一九○九年末，孙文从伦敦赴美。

    宣统二年的元旦恰值阳历一九一○年二月十日。

    同盟会会员中也有人对孙文的做法采批判态度。武力需靠会党与新军是一种共识，但孙文却较偏重会党。然而，有人认为对新军的革命教育渗透已经见效，现在大可不必依赖会党，而要改为以新军为主的起义。

    倪映典出身安徽，将其论点告知同盟会的干部胡汉民，并亲自潜入新军阵营展开工作。

    行游在外的孙文将同盟会托交给黄兴与胡汉民。倪映典去到香港，向胡汉民要求及早起义，并说清朝当局似乎已察觉新军的动态，因此希望尽早发动。

    但在除夕当晚，一名新军的士兵在广州的书店因价钱问题与店家发生口角，警察介入干涉。士兵唤来伙伴与警察互殴，就在此时，倪映典从香港来，大喊“革命了”。

    时机原本尚未成熟，而争吵一事更让起义时间又提前了些。准备不足是理所当然之事。倪映典动员了一千数百名兵力，在牛王庙展开战事，革命军不幸败北，包括倪在内共有百余名烈士殉难。

    ——怎么又牺牲了？

    非难之声四起。

    在由章炳麟、陶成章等所写的《孙文罪状》这本小册当中，无谓牺牲同志是第一条罪状。

    倪映典的起义与孙文遭日本驱逐出境相隔三年之久。的确，行游在外的孙文也会与同盟会总部进行联络。而此次起义的军费八千美金也是从美国以电汇方式送来的，但这一切皆委由胡汉民全权处理。

    保皇派照例加以抨击，说革命党首领只知派人去送死，自己则高居华楼大宅不涉风险。

    孙文的左右手汪兆铭遭此一抨击激怒，便组成七人暗杀团，打算在北京暗杀重要的皇室成员。

    他调查了摄政王必经的道路后，选定甘水桥这处绝佳地点。能用来投掷的爆裂物皆嫌威力过小，故而改为在地下埋炸药并用电流通过雷管加以引爆。

    他们在深夜埋下装有炸药的铁罐并牵好电线。但不巧有一名车夫为寻找因吵架而离家出走的妻子而来到现场，正在进行安装作业的是曾在横滨学习炸弹制造技术的黄树中，在急忙中他仅拔掉了电线。

    警官立即赶到。通过日籍技师的帮忙，发现了炸药、雷管等装置，还发现爆炸威力可达一公里范围的铁罐。

    汪兆铭等人为掩护调制炸药作业而开了一家照相馆。他们过度掉以轻心，认为现场被发现的爆裂物不至于被查出与自己有关。从埋炸药之日算起两周后，他们仍待在北京准备下一个计划，这显然是过度低估清朝警察的办案能力。

    包装纸及其他对象全是外国产品，唯独铁罐是国产，而且很快便被查出铁罐的制造者。

    “啊，这是琉璃厂的照相馆订制之物。”

    被警方传唤到案的鸿泰永铁匠行的老板说道。

    汪兆铭与黄树中因而遭逮捕。连手枪、电线也全被查扣，简直可说全无戒心。

    虽是未遂犯，但既然扯到谋杀摄政王一事就难逃被处极刑。

    大清国警察归民政部管辖。民政部尚书（内政部部长）是肃亲王善耆。

    汪兆铭被逮捕后受审讯，写下数千字的供词。此份供词让肃亲王受感动，免去一死而减一等，判决无期徒刑即永久监禁。

    肃亲王家族是少数皇族中的佼佼者，其一言一行动见观瞻。努尔哈赤、皇太极一脉相传的清朝皇统原本轮到嫡长子的豪格继承，但豪格固辞，便由当时年方六岁的福临（顺治帝）一支代代相传为帝，后来的康熙、雍正、乾隆皆出于此。因豪格一支让出皇位，故而肃亲王家族代代在皇族当中居首位。

    从豪格算起至肃亲王善耆是第十世。肃亲王有子女数十名，将其中一人过继给结拜兄弟的日人川岛浪速当养女，此女即川岛芳子。

    他为人富任侠之气，而发言具有分量实出于家世渊源。正因他是民政部部长，所以汪兆铭或许方才免于一死。

    当时尚有一名女性同志潜入北京，即未来的汪兆铭夫人陈璧君。

    汪兆铭暗杀摄政王未遂事件发生在孙文从美国本土赴夏威夷之际。汪兆铭在四月十六日被逮捕，孙文则在三月二十八日抵夏威夷。

    檀香山的欢迎会在四月四日举行。不愧是第二故乡，人情特浓。加入同盟会者仅一晚便超过百人。

    “越来越清晰了！”

    孙文说道。

    ——是什么事越来越清晰了？

    无人提出这一问题。

    孙文的眼中仅有“革命”存在。越来越清晰当然是指革命的面貌。革命的面容五官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从第二故乡转赴第三故乡，亦即日本。一九○七年二月，因大清国一再要求，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孙文驱逐出境。

    表面上是驱逐，但日本方面赠予巨额饯别金，并口头承诺在三年后取消驱逐令。此时已过了三年。

    但大清国对革命党的严厉态度始终未变。

    ——无法长期加以庇护。胡惟德先生在俄国也是秉持相当强硬的外交立场的人物。一开始我们还可以装聋作哑，但总不能永远这样啊！

    宫崎滔天从黑龙会的干部得到此一讯息。

    孙文使用化名阿拉哈博士（），寄身于小石川区原町的宫崎滔天家中。在夏威夷成长的孙文要化身为夏威夷人乃小事一桩，但宫崎滔天这号人物会让人立即联想到孙文。继杨枢之后担任驻日公使的胡惟德老早就知悉阿拉哈博士究系何许人也。他的前一驻地是俄国。他在革命后又再度被任命为驻日公使，是个外交高手。

    大清国公使的横加干涉使孙文滞留日本的期间缩短为两星期。在这段期间，孙文进行了各种联络，深切感觉到革命成功之日渐渐逼近。

    他与服部登相会，谈起久违的儿玉源太郎之事。儿玉任台湾“总督”时曾拟定支持孙文的计划，但后来遭伊藤博文反对而未能实现。

    ——若在年轻时，我必定会挺身大吵一架，但既然身居负有重责的高职，就不能率性。现在只能将另一个自己暂时脱下来，期盼总有一天能再穿上好好跳一场自己喜欢的舞蹈。

    这是儿玉的口头禅。

    “莫非你就是儿玉所脱下来的另一个儿玉？”

    孙文问道。

    “脱是脱了下来，但无人捡起来穿啊！左等右等，还是等不到人。现在看着你的舞蹈，不难想象儿玉‘总督’究竟是喜欢哪种舞蹈呢！”

    服部说完这话，落寞似的笑了起来。

    儿玉源太郎大概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中耗尽了心力，于战胜的翌年（一九○六）便因病去世。

    孙文在日本会见了黄兴与赵声，商量今后之事。赵声出身江苏，任职新军军官，倪映典等人是他的部下。

    孙文建议，为了让下次起义更具效果，目前宜暂停一切“不成熟”举动。

    六月二十五日，孙文搭上中途停靠香港的船只赴新加坡。香港的治安当局不许孙文上岸。

    孙文的母亲杨夫人此时正在香港。孙文知道高龄老母健康不佳，但因有兄长孙眉照顾，孙文也就将此事全交托给兄长。他拿出笔记本，喃喃说道：

    “今年的旧历六月十三日，是新历的七月……十九日。算起来母亲今年就要满八十三岁了……”

    孙文没料想到，母亲竟然会在七月十九日生日当天撒手尘寰，噩耗是事后从兄长处获知的。

    孙文对日本此次的做法大致感到满意。横滨的警察署署长奉命驱逐孙文，但孙文翌日赴东京时却获“出国”待遇。他能在东京短暂停留据说是出自陆军大臣的意思。

    ——日本的政要们显然也看得出来大清国政府来日无多。这种待遇倒是出乎我的预料之外。

    孙文暗忖。

    英国不许孙文登陆香港，似乎是意图和大清国维持较慎重的关系。

    孙文在越南召开秘密会议。那是十一月，说明了此时他并未感情用事而失去判断力。会议的目的是检讨汪兆铭等人此次在北京暗杀摄政王的任务失败，以及搭救汪等人的行动。

    “我方有汪兆铭在对方手中当人质。他应该是考虑到万一的时刻，所以才未遭杀害。”

    “他是指谁？肃亲王吗？”

    黄兴问道。

    “我认为应该是摄政王。”

    孙文说完这话点了点头。

    越南毕竟不是能够久居之地。不仅越南，东南亚的殖民地政府如英国、荷兰皆以如下理由拒绝孙文入境：

    ——妨碍地方的治安。

    天性乐观的孙文反倒为此感到高兴。清朝政府再三要求驱逐他，殖民地政府无奈只得下达驱逐令，这意味着清廷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

    ——只要再使劲一推！

    他说道。

    ——与初次起义相较，我是乐观百倍。

    这是孙文的口头禅。

    大伙在越南讨论下次起义的计划。决定以广州的新军为主力，由赵声率一支部队从江西进攻南京，黄兴军从湖南进攻湖北。另外，集合长江流域各省的起义军，进行北伐。

    因获悉将遭驱逐，故孙文无法亲赴东南亚各地进行募款活动，此事便交由黄兴、胡汉民、邓泽如处理。与新军之间的联络，当然是由赵声负责。

    十二月初，孙文离开越南赴欧洲。他经巴黎抵达美国时已是一月十九日。

    募款活动进行得很顺利。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市，他以华侨所拥有的致公总堂（洪门会馆）当场质押借得三万港元，立即将此笔款项寄给香港的同志。在多伦多与蒙特洛，同样以华侨的公产当质押而筹得革命经费。

    演讲在各地陆续展开，经常见到受感动的华侨劳工动辄捐出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工资。

    他又从旧金山转赴温哥华，每天为募款及演说而忙到深夜。每一场演讲皆是听众满堂，就连下大雨时也不例外。

    孙文坚持一个原则，即巡回时单独一人，不带秘书或护卫等同行。反观保皇派的康有为则身边总是包围着各地的门生，经常是一大群出动。孙文总是单独一人，相伴者唯书籍而已。

    在外国时，孙文仍注意祖国的动态，并尽可能搜集各种情报加以分析。

    他最信赖的外国东方观察家是出生于澳洲的马礼逊。

    马礼逊原本是位医师，从这一层意义来看让孙文对其感到亲近。他发表于《伦敦时报》上的报道，每篇皆是孙文在旅途中的必读之物。马礼逊信奉“力”，对力的存在带有一种灵敏的嗅觉。

    一九○九年九月七日的《伦敦时报》所载的马礼逊报道，让孙文难抑兴奋连读数遍。当时他恰好滞留伦敦。

    马礼逊指出，清国政府“积弱得可怕”，他写道：

    ——袁世凯下台后，既无堪与其比肩者，亦无任何肯负责的人物出现。

    对手如此积弱，而己方对寄望殷切的新军所施行的革命教育又与日俱进。这场战争必胜无疑——孙文如此认为，也因而感到兴奋不已。

    清初，军中主干号称八旗军十三万。然而满洲人当时人数不满三百万，大多是居上位者，普通的旗兵仅不过五万。还在辽东东征西讨时，满洲族将归顺的汉族编成汉军八旗，另将同盟关系的蒙古族也编在蒙古八旗，合计旗营十三万骑。

    旗营官兵因常获特殊恩典，不久便松散堕落而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装饰部队。开国三十年后发生了三藩之乱，平定此乱的非八旗兵而是汉人的绿营，此乃与汉军八旗毫无关联的一个集团。

    绿营长久下来成了清朝的武力，但在白莲教之乱（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与鸦片战争（一八四○至一八四二）时暴露出不堪作战的弱点。敉平太平天国（一八五一至一八###）的则是守护乡土的义勇兵——湘军与淮军。如今的“清军”仅不过是上述之流的武装集团罢了。与这种汉人部队相抗衡，我绝不会输——孙文如此暗忖。

    时机已到来。就是现在！

    说起来，以北京一地而论，五千名新军当中两千名会有倒向革命派阵营的可能。然而，己方也并非全无问题。

    自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看似团结一致，但其实不然。散布《孙文罪状》小册的章炳麟等人自始至终都采取反孙文的行动。

    而在湖南派中，黄兴虽以副会长身份辅佐孙文，但两人也常大声争吵。

    有一次，孙文将青天白日旗帜挂在壁上。黄兴见状大怒，原因是同盟会尚未制定徽章。黄兴属意的是有“井”字的旗帜设计。

    “以太阳为标志，岂非与日本太过相似？这样不行！”

    黄兴大吼道。

    据说古时周朝实行井田法。将九百亩的正方形土地以井字形画成九等分，周围的八区分由八家耕种，中央的一区则由八家合耕。

    ——平均地权。

    若作为标榜此一公约的同盟会的徽章，则井字确实很适合。

    “我认为井字设计较佳。”

    听黄兴如此一说，换成孙文大怒。

    “为了此青天白日旗而牺牲性命的人不知已有几万之众。若不同意此旗，则须先将我孙文打倒！”

    “此一井字中包藏着中国人数千年来的心愿。若你当会长连这点都不懂，那我就要退出同盟会！”

    黄兴几乎跳了起来。

    ——克强怒，发誓脱同盟会籍，未几，复还。

    章炳麟在《自定年谱》中如此讽刺道。

    广东香山的孙文、湖南长沙的黄兴、浙江余杭的章炳麟，在在皆是不好相处的棘手人物。

    黄兴虽与孙文为此大吵一场，但为了革命还是忍辱“厚着脸皮回去”，彼此再成好搭档。尤其是在孙文遭各地驱逐，革命的核心无法运作时，黄兴便充当孙文的代理，负责实际指挥部队。

    ——克强（黄兴）未免操之过急。明明情势逐渐转为对我有利，清朝已将近半倒而趋于自我毁灭。

    坐在行驶的火车中，孙文边查数据边读着书，同时还思考着问题。

    清朝为避免毁灭而祭出一连串新政策，但在孙文眼中，那只不过是更加勒紧了自己的脖子。

    行政机构不论是哪一部（相当于日本的省）皆设满人尚书与汉人尚书两名长官。依摄政王的改革主张，一部的长官仅限一人。十三部的长官以满族大臣占九人，汉族大臣占四人。

    原本以为为了消弭汉族的不满，会增加汉族的职缺。不料全然不是这回事，而且满族大臣九人之中，皇族或宗室便占了六人。

    世人称此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为了巡回募款，孙文绕经加拿大去到纽约。他在令人怀念的黄二嫂的“一碗面”店中吃着面。若换成是康有为，大概会率门生或秘书到一流的餐馆中用餐吧！孙文喜欢路边摊，“一碗面”正符合他的喜好。

    吃完面后，一名男子走近。

    “有什么消息吗？”

    孙文搁下筷子问道。

    “不是什么好消息。黄兴等人有动作，但起义似乎又失败了。仅此而已！”

    也不知是友是敌，周榕总是捎来各种情报。他所捎来的情报无一不精准。此时他露出比平常更正经的表情，在孙文的面前摊开一份报纸。

    ——中国的革命党再次起义失败。

    斗大的标题底下画着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