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贻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篇》)

    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经过孔子的车旁，歌中言词警告孔子参与政治危险。所谓狂人是指怪异之人的意思，大概他是老庄的弟子吧。

    从老庄尊重无为自然的立场来看，如此警告他人的行为应视为多管闲事。因此孔子欲下车与接舆辩论，而接舆却避开孔子逃之夭夭。

    这个故事在《庄子·人间世篇》中亦可看到，狂人接舆所言“来世不可待也，往世不可追也”。这是说无论对过去还是未来，都不应有追求或期待的行为。然而《论语》说过去之事无奈，将来之事可追，这种异端者的话也多少含有儒家似的肯定意思。

    由此可见，即便对同一个故事，诸家所表现的也有差异，此点在阅读中国古典时必须要留意。

    但不管是《论语》还是《庄子》，文章都以“凤兮！凤兮！”开头，这是接舆面对孔子打招呼时所说之言。

    在《庄子·天运篇》中，孔子见到老子后对弟子们说：“吾乃今于是乎见龙。”

    孔子说出这样的话。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有孔子见到老子后的情景。

    “吾今见老子，其犹龙耶！”

    这么记录着孔子的感言。

    闻一多在解释《庄子》寓言所具有的多种民俗学要素时，他认为称孔子为凤，老子为龙不是仅凭想象。因为孔子的故乡鲁属于殷人之国。老子生于楚，而楚有“人面龙身而无足”的祝融六姓，即楚为龙族后裔所开创的土地。

    在孔子和老子的时期，图腾时代已成为云雾般遥远的过去。在人们的口传中，是否留下这样的痕迹，颇值得怀疑。

    作为语言表达的方式，龙和凤就像用两根纤维编成的绳子，任何一根都是出色人物的象征，就像对偶句式一样精彩。总之，将天子的容貌称为龙颜，同样将天子的坐乘称为凤辇，对此谁都不会感到奇怪。

    被称为凤的孔子，是纯粹的人文主义者，因而不如说他更像龙。但孔子把自己的信念向社会广泛传播的姿态极为积极，甚至有些强制，就这点来看又使人感到了凤的狂躁。而被称为龙的老子，采取从不勉强的态度，的确像龙。但无为自然一旦带有野性味道，就会露出凤的尖利爪子。如果一切听之任之放纵自然的话，有时会变成无比冷酷的可怕行为，这一点不容忽视。

    抛开称呼问题，在以儒教、道教为代表的中国精神中，有似龙的东西也有似凤的成分。不同时代可看到龙凤这两根纤维的粗细程度不一样，一根粗而另一根细。不过有时看似粗的却脆弱，看似细的却坚韧。

    这是中国具有的矛盾，正因为存在这种矛盾，中国所走的道路虽蜿蜒曲折，却顽强地生存下来。

    谈起汉武帝登场的时代，儒教处于萧条期，秦始皇焚书坑儒还留有巨大的伤痕。再加上汉朝初期是由暴发户集团掌握政权，鹿爪似的儒家教义不合他们的口味。

    在武帝之前的汉帝国，儒家充其量只能保住司职朝廷礼仪的地位，时代精神反而以老庄为主流。在当时与其说老庄，不如说“黄老”更为普遍。可以认为老子继承了传说中的圣人黄帝的精神。

    在编成绳子的两根纤维中，应是“黄老”的那根粗，儒家的那根细。

    当时属于粗野的、现实主义的时代。谈起黄老，就像现在我们认识老子和庄子那样，黄老所包含的形而上学因素极少，是极为朴素的东西，其中神仙说、长生不老的方术、咒文等要素较多。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以上述老子的话为参照，我以较幼稚的眼光来推测社会现实，即当时一定是“黄老之道”。

    实际上，为政者并不是毫无建树，而是尽量恪守不勉强的原则。文帝、景帝时代的政治就是如此。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

    庄子的话连政治也否定了，所谓“在宥”，是指顺从自然之意。

    文帝和景帝时代实行这种政策，国家的根基渐渐稳固，控制了战乱，人心安定。如果大兴不必要的建设项目，民间定会怨声载道。在一定时期，什么也不做反而更加安全。

    然而到了武帝继位时，他父亲和祖父的措施已不适用。

    要做到“化无为”是需要条件的，首先人民必须无欲而纯朴。

    战乱刚结束后的民众，只要没有战争，全家能在一起和平地生活就别无欲求，这种心情十分强烈。这就是寡欲。——也有人认为这才是最大的欲望。

    民众盼望和平，即便有某种程度的不自由，只要想起战争时代就不会不顺从。正因为人们的这种心理，为政者才不用采取相应的各种政策。

    “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这是老子所提倡的一种理想社会。

    无论多么褴褛的衣衫，人们视其为美丽的服饰，即便是粗食淡饭也当做美食，如这么想就会安居乐业。不过要建立这种社会，连老子也有附加条件。

    “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

    必须是这种小国寡民的状态。

    武帝时代已完成了世代交替，人民没有经历过*，因此没有认识到和平是可贵的，而是视其为理所当然的状态。交通产业发达，人们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尽管人们将粗衣当成美服，可现实中身着华丽服饰的人却随处可见，大概没有人来比谁腰缠草绳吧。从富裕人家的厨房里飘来阵阵香味，谁都会与自家寒酸的饭桌相比。虽说联想过去能让人们忍耐，但人们并没有*的痛苦记忆。

    不仅是物质方面，求知欲望也在不断地高涨。

    曾拔刀乱砍宫殿立柱、身着朴素服饰、简单粗暴的重臣们已不在人间，其子孙从出生起就在奢靡中长大。他们与那些诚惶诚恐地参加朝仪、朴实无华的车夫级别的老头们相比，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人种。他们很自然地按照优雅的礼节，完成复杂的朝礼，这些是他们已掌握在身的东西。在宫廷仪式方面，他们甚至认为仍缺乏威严和典雅的风度。

    在持续的和平环境中人口增加，成为大国多民，既然老子所设定的小国寡民的前提已经崩溃，在政治上的黄老主义也只是徒有虚名了。

    17岁的新皇帝不是平庸之辈，他已敏感地嗅到这种时代气息。

    无论民众还是廷臣，一定都不满足这种现状。贫者憧憬富有，高官渴望用名副其实的威仪来装饰自己。

    人们这种内心的痛楚，武帝无法直接感觉到。那么能直接刺激他感官的又是什么呢？并非一般大众式的，而是来自他经常接触的教育官——儒者所发出的叹气声。

    宫廷充满着清一色的黄老思想。高祖本来是曾往儒者冠帽中撒尿的人物，相比之下，文帝醉心于刑名学，不重视儒者的繁琐学说。曾辅佐梁怀王后来殉死的贾谊，也是被文帝轻视的儒者之一。在景帝时代儒者也不受重用。儒者仅有博士的官名，那也只是凑数而已。

    儒者在宫廷只被当做主持仪式的专职官员。儒学原本应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是具有实践性的政治学问。尽管如此，当时也不允许儒者涉足重要的政治领域。儒者教皇太子读书写字，只不过是教育家而已，想必他们会感到无奈吧。

    武帝觉察到儒者的无奈心态，并且已看出儒教具有广阔的前景。武帝虽没有接触民众，但他是想象力丰富的人物。

    “已经与父亲和祖父时代不同了。如时代变了，施政方针也必须改变，总是恪守无为自然的黄老之道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武帝这么思考着。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文帝、景帝两代，积累的财宝充满国库，银两不计其数，谷物满仓无处可藏。如武帝想开拓什么新事业，有充裕的军事财力做后盾。

    “必须有所建树。”

    年轻的内心想到的是行动。

    国家有机构、行政、法制、经济、国防、产业、伦理、秩序。——在新时代，所有的东西应追求崭新的形式，并希望将上述各项也纳入新形式中。

    武帝所憧憬的新时代，实际上是中国的诞生。

    功罪暂且不论，从武帝时代以后的两千年，到封建中国因鸦片战争崩溃，社会持续保持着与武帝时代相同的结构。在两千年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这是令人震惊的停滞。

    秦朝统一中国的大业由汉帝国继承，在武帝时代使其完成，并将其延续到19世纪。为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人们期待强大力量的出现，涌现出的杰出人物支撑了两千年。

    制定理想的模式，并将一切强行纳入其中，只有这种积极的儒学才是杰出人物所选择的理想武器。武帝能支配封建国家的形式，且超越了王朝更替，面向未来长久维持下去，都是因为发挥了儒学的巨大威力。

    血气方刚的少年武帝，在登基第一年的建元元年十月，召集群臣，让众人举荐贤良、公正、直言、极谏的人士。

    从太子时代起，武帝就喜爱儒学，这在朝廷大臣中人人皆知。

    “今后是儒者的时代。”

    很快，就不断出现了迎合者。

    “申、商、韩非、苏秦等言论扰乱国政，钻研这种学问之辈，请准予罢免。”

    丞相这么上奏，其意为只能任用儒者。丞相已觉察出武帝这种心情。

    成为御史大夫的赵绾建议在城南修建“明堂”，即为孟子所称的“王者之堂”。在儒家的理想中，政治和礼乐中心被视为神圣的场所。他还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申培。

    申培受到最高礼遇，他从遥远的鲁(山东省)被召到国都长安。据《汉书》记载，使者带着“束帛加璧”的礼物，用“安车蒲轮”前去迎接，这是指用蒲叶裹着车轮，以减少颠簸的贵宾车。《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关于“安车驷马”的记载，其意为由四匹马所驾辕的车，这与特制的专车没有多少区别。

    就这样，武帝打算着手进行新体制的准备。在他周围，开始形成有学者参与的新官僚集团。

    可在宫廷中，即使皇帝下旨意，也有令他无可奈何的人物，那就是皇帝的祖母窦太后。她把17岁的孙子当成孩子看待，她认为武帝热衷于新思想，是不能依靠的小毛孩——即使已登基，把一切交给他也是危险的。

    窦太后酷爱黄帝、老子之言。丈夫文帝在位时，她已双目失明，这使她变得更加固执。丈夫死后到了儿子景帝时代，窦太后强制家族成员阅读“黄老”。这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无论如何必须照办的一种狂热信徒心理。

    “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在《史记·外戚世家》中有以上记载。

    所谓“帝”是指儿子景帝，就连皇太子武帝也被强迫读黄老的书。武帝登基后不久，就想将儒学变为国政的基本方针，可见强迫所读的黄老学说没有对他产生多大影响，有人持这种看法。但分析一下武帝一生的言行，就会发现“黄老”竟意外地深深地影响了武帝。

    这是武帝具有的矛盾之一，同时也是中国人的矛盾。

    在武帝以前，宫廷中盛行“黄老”，儒学受到*潜伏下来。但在武帝以后，儒学变成为政者的学问，相反“黄老”却深入民间。关于中国人的生活，很多人认为表面上是孔孟之道，而基础则是老庄学说。这种说法似乎切中了实质，武帝本人就是这种矛盾的象征。

    刚登上宝座的武帝雄心勃勃，但环境却不允许年轻的皇帝自作主张，因为窦太后在幕后操纵着一切政治。

    作为“黄老”狂热信徒的窦太后，当然最讨厌儒学。

    在景帝时代，有一位名叫辕固生的博士官。有一天，窦太后将他叫来，问有关老子书中的问题。

    “老子此家人言耳。”

    辕固生这么回答。

    所谓家人是指没有官品，服杂役的下贱者，也可译成家庭奴隶。

    窦太后听后，怒发冲冠。

    第一，她为之倾倒的老子受到侮辱。

    第二，她本人也受到羞辱。

    窦太后是“家人”之女，她最初只是吕太后的一个使唤侍女。侍女没有自由，经常被新来的侍女更换，更换掉的侍女再赐给各地诸王。那时她被编入转让组，送给各地诸王的侍女每五人分为一组。她希望去老家清河附近的赵王之处，并将此事托付给管事的官吏，可那个管事人却忘了，结果她被编入去代王处的名单中。或者因贿赂太少，她也许被戏弄了。

    她痛哭流涕，不情愿地去了代王那里，因为她是没有自由的宫廷奴隶。

    然而，在代王那里等待她的却是幸运。

    她受代王的宠爱，生了两男一女。不久代王的正妃死了，而且正妃所生的四个儿子也都死了。不仅如此，推翻吕氏家族的国都要人还专程前来提出：让代王继任汉帝国皇位。这样一来，代王成为汉朝皇帝，登基后诸臣请求立皇太子，她的长男被选上，即后来的景帝，她也自动成为皇后。……如此这般青云直上，人们不禁怀疑代王的正妃以及四个儿子的死因。

    她成为皇后，儿子时代她是皇太后，在孙子武帝时代则成为太皇太后，但窦太后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不是别的阶层，而是“家人”。

    辕固生的一句话刺痛了她的心。

    她使用极为残忍的处置手段。在侍女时代，她服侍过发明“人猪”处置法的吕太后，也许想仿效这种残忍的方法。

    “把这个家伙扔进野猪圈！”

    她这么下命令。

    连景帝也觉得母亲的做法太过分，故递给那可怜的儒者一把利刃。母亲已双目失明，没有必要躲避她的目光。辕固生用景帝颇费苦心的武器，刺死一头野猪，才幸运地免除一死。

    辕固生的“家人”之说，并不一定是对窦太后的诽谤。

    黄老的虚无思想，从儒家观点来看，是没有自由的可怜奴隶在心中寻求自我安慰的东西。而我们修身养性，是通过政治报效国家社会的自由人，怎么能退却到无为自然中去呢？——辕固生的话一定有这种含意。

    总之，因这样的老太婆执掌着大权，新皇帝要向以儒学为中心的体制转换，当然不会一帆风顺。

    可以说御史大夫赵绾对形势判断错误，他低估了衰老的窦太后。赵绾一步一步地整顿以儒学为中心的体制，目的是要将窦太后从政治舞台上拉下来，开拓皇帝亲政的道路。

    赵绾上奏：“毋奏事东宫。”

    东宫住的不是皇太子，而是窦太后，她居住的长乐宫在宫城的东侧。皇帝住在未央宫，因在西侧称为西宫。赵绾试图将一切政务只向皇帝奏本，排除东宫窦太后的垂帘听政。

    对此窦太后大为震怒。

    汉帝国政府机构的最高官僚，文官为丞相，武官为太尉。《史记》中也有“太尉、丞相尊等”的记载。当时的丞相为窦婴，他是武帝祖母窦太后的亲戚。太尉田蚡为武帝之母王太后的异父弟。王太后的母亲臧儿在丈夫王仲死后，同田某再婚，在田家生下两个儿子，其中的哥哥就是田蚡。

    文武两人的最高权力者皆为外戚。他们也是儒教主义者，都被窦太后罢免。然而他们的部下，实际推行儒教化副总理级别的御史大夫赵绾以及郎中令王臧，不仅官职被罢免，甚至连性命也没有保住。

    “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

    《史记·封禅书》对上述事件只做了如此简要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