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甫即位，宫廷内就发生被称为“濮议”的对立意见。一些史家甚至认为，宋后来因党派抗争而摇摆不定，危及国基的开端，完全在于“濮议”。

    以金钱购买和平。——宋对辽和西夏支付“岁币”作为和平的代价。长期以来，这种手段一直被认为是一项国耻。

    但反过来看，被史家酷评为国耻的“岁币”，却也显示宋在经济力方面的强大。经济力足以负担和平代价，而且还绰绰有余。宋不但养着本国国民，更养着辽和西夏的国民。要算出当时的生产指数是极困难的事，但宋犹较有黄金时代之称的唐朝全盛期富庶，则是事实。

    唐的确极为殷盛，但那仅限于贵族社会，连低层阶级也变得富庶，是到宋代才有的事。首都的饮食店到深夜都还生意兴隆。中国开始孕育庶民文化，也是到宋代才有的事。说书、戏剧、各种技艺表演，庶民生活上的余裕产生了这些东西。

    宋称得上是经济大国。国家财政犹有余力，所以才有可能担负岁币，但这样的能力毕竟无法长久维持。经济膨胀后，要使之缩小是至难之事，一般的情形是，膨胀现象会与日俱增。

    文治主义的宋，并不是说因此就得以减免军事费用的支出。由于以岁币购得的和平极不安定，因此，在军备上还是不得疏慢。由于优秀人才都成了文官，军人的素质相对降低。为弥补这一点，当然需要花费巨额费用。

    最明显反映文治主义精神的是文官受优遇之事。在历代王朝中，对官吏的待遇最为优厚的政权，莫过于宋。官吏的薪俸有货币和领取实物之别。货币因时代不同在价值上有所变动，因而甚难做比较，此处只能就领取实物的情形做分析。

    唐可以说是官吏相当受到优遇的时代，其从四品官每年领取的俸米是两百六十石，而宋朝同样的从四品官，每年领取的俸米是六百石。唐的从四品官领取的货币是铜钱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七文，而依据记录，宋朝同一阶级的官吏领取的月薪是铜钱五万文。

    此外，唐的官吏受分土地，宋的官吏则受领绫、绢、罗、棉等实物配给。要在这方面做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概括言之，同一阶级的官僚，宋之官吏领取的薪俸较唐似乎高出两三倍。

    除了月薪之外，宋皇帝动辄发恩赏给官僚。大臣生病时，皇帝致赠的慰问金，以五千两银为其行情。仁宗去世时，更以分赠遗物形式，赐给每一名大臣百余万钱。

    “遗赐不得辞退，因为这是不敬之举。”

    “可是，我们怎么好意思拿这么多的钱呢？”

    “对，这个金额未免太大了。”

    大臣们聚在一起，就这件事情进行议论。这是致赠岁币予西夏并缔结和约的十九年后——1063年。

    “先帝陵墓建造工程正在进行。由我们廷臣联合捐赠部分经费如何？”一名大臣提出此案。

    “这个建议很好。”

    “我们立刻向陛下申请吧！”

    “由谁提出申请比较好呢？”

    “我们请君实兄提出吧！”君实是后来写作《资治通鉴》而驰名的司马光之字。

    仁宗去世后，继位的是英宗。

    “不行！”未料英宗以断然口气拒绝了司马光代表众臣提出的申请，“朕一切自有主张。关于建造先帝陵墓一事，你们以后无须置喙。”

    “是……”司马光只有退下一途。他当然完全明白新帝英宗的意思。

    众臣提出这个申请，当然出于善意。但他们的确思虑欠周，没有考虑到新帝的立场。——司马光一边退出，一边心里如此想。

    被誉为神童、二十岁就中进士、居知谏院要职的司马光，对大臣们的轻率申请，为以代表身份奉言的自己有欠思虑这一点，正深深反省着。

    宋第四代皇帝仁宗，在位期间超过四十年，但他是十三岁就即位的，所以并不算长寿。仁宗被称为仁孝宽裕之人，是个很厚道的皇帝，只可惜膝下无子。

    继位者未定，在封建时代是引起政治甚至社会不安的一大原因。由于仁宗直到中年都未有嗣子，因而有人建言从皇族中觅一养子，作为皇嗣。不过，要做如此进言，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这等于向皇帝宣布“你已不可能生孩子”。

    在无人敢做的情形下，毅然担负起这项差事的不是别人，正是司马光。

    最后选定的是仁宗之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宗实。赵允让有许多儿子，宗实是其中的第十三子。宗实在年纪尚幼时就被接入宫中，被仁宗当作养子抚养。但在仁宗万一生子这个考虑之下，他没有正式被立为皇子。直到仁宗去世的前年，宗实才被立为皇子，并且改名为曙。

    英宗即位有这么一段来历，他不是仁宗的亲生子。英宗的生父濮王已经去世，而众臣却对甫行即位的英宗提出“请准许廷臣捐赠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的请求。

    正因为不是先帝的亲生子，所以更加需要尽孝道，以避免闲话。

    先帝堂兄的儿子——与英宗有同样血亲关系的皇族，有数十名，不，甚至上百名之多。光是英宗的兄弟就有十名以上。正因为如此，英宗在处事上非格外慎重不可。倘若让廷臣负担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皇族对他猛烈攻击是想象得到的。

    英宗是喜欢读书、个性温厚的皇帝。

    这也难怪，他是养子皇帝嘛！——英宗个性内敛，甚至引起了口无遮拦的国都居民如此低语批评。

    这样的他，在听到众臣欲捐赠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之议，自然要动色了。

    英宗甫即位，宫廷内就发生被称为“濮议”的对立意见。这不是政策上的对立，而是单纯因称号问题而起的意见对立。一些史家甚至认为，宋后来因党派抗争而摇摆不定，危及国基的开端，完全在于“濮议”。

    然则，“濮议”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国人称去世的父亲为“考”，去世的母亲为“妣”，“考”、“妣”二字有对称关系，而一般在文章中提及亡父时要写成“先考”。英宗生父濮王已经去世，而去世牌位是否应以“皇考”书写，成为一大问题。

    “皇考”当然是指皇帝的父亲而言。

    一些人的意见是：既然是皇帝的父亲，因此，英宗祀奉的生父濮王之牌位，应以“皇考”书写才对，这一派人士的代表为编纂《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欧阳修。

    与此相反，另一派人的意见是：“皇考”的字义包含“身为皇帝之父亲”的意思在内，因此，对非为皇帝的濮王使用此一称号确实有问题，使用“皇伯”之称号应较为妥当。这一派人士的代表是司马光。

    这一派人士的看法是：被仁宗收为养子而成为皇嗣的英宗，从那个时候起，与生父濮王的父子关系便已断绝。英宗是在与濮王之间的父子关系解消后，才得以以仁宗之子的身份就皇位的。

    以道理来说，两者中的“皇伯”说应较具说服力。但英宗也希望以皇考称呼生父濮王，这是人之常情。议论沸腾中夹杂着感情因素，廷臣因而产生截然对立的派阀。

    为解决这个问题，最后由皇太后提出的妥协性提案终被采用：皇考只对先帝仁宗使用；但以皇伯称呼当今皇帝之生父濮王，未免有所隔阂，因而使用“亲”字。这个问题因使用从未有过的新名词，总算获得解决。

    然而，两派人士间依然存有疙瘩，却是难免的。

    为奉承当今陛下，同意未曾就帝位之人使用与皇帝同样的称号，这是违背君臣礼仪的不伦之举！——皇伯派人士以此责难皇考派。

    皇考派人士则以此论调驳斥对方：只知墨守成规，而不于人情机微有所思虑。以后怎么能推动合情合理的政治呢？

    问题尽管获得解决，对立状态却依旧存在。

    在称号问题之后，接着面临的是政策问题。

    仁宗之治世，因取其元号中之一字而号称“庆历之治”，被视为宋的黄金时代。但在黄金时代已有阴翳存在：由于对辽岁币的增加以及对西夏新岁币的赠与等，岁出已愈来愈多。

    官吏依旧领取高薪，而且人数逐渐增多。国家对退职官吏设“祠禄制”，对官吏的优遇可说已到极点。祠禄制是对年老退职的官吏给予名义上的“道观使”职位，继续给付薪俸的制度。

    祠禄制在仁宗的父亲真宗时就已订定。宋的地方制（即州县制）大约沿袭唐的方式。而唐朝所订一个县的官吏人数，到宋朝时已增加一倍，依据记录，真宗时代曾经有过“应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之议，国家有无所事事的官吏二十万人。经济力再强，在这种情形下，都会造成国家财政的窘迫。

    宋的国家活力，从庆历之治时代，似乎开始减退。岁出的增加唯有靠增税来弥补，而增税的结果是庶民受苦，勤劳意愿减退。

    缴不起税金的农民，只有放弃土地。自耕农转落为佃农的情形，从仁宗末期开始激增。宋之所以繁荣，完全是由于有为数甚多负担得起国税的健全农民——即自耕农。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便对土地有极大的爱惜之情，在耕作态度上也非常仔细。他们莫不以披星戴月的态度从事耕作，因为靠勤劳获得的收成全归他们所有。

    佃农当然不会有自耕农那样的勤劳意愿，国家经济力是国民勤劳的总计，因此，这个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国家经济力的萎缩。

    综合国力降低，岁入减少，然而岁出却逐年增加。

    不赶紧想法，如此下去，国家只有衰亡一途。——参与国政前瞻之士，开始明白这一点。

    英宗可以说是不幸的皇帝。蓄积多年的脓汁在他的时代迸流而出，而且，他本身又体弱多病。

    新法与旧法两派之争是发生在英宗之后的神宗时代。问题在英宗时代就已丛生。英宗设法安排，总算暂时克服，但他虽有改革之志，却由于身体孱弱，所以采取与皇太后共同执政这种畸形营运国政的方式。皇太后是女性，不喜欢激烈变革，于是应该做的国政改革，能拖的就尽可能地拖延下去。

    不幸的英宗，在位五年后去世。满十九岁的长子赵顼继任，这是1067年的事。

    “你有体力，而且年轻。为父没做到的事情……这些事情没做好，国家只有衰亡一途……你非完成不可。做这些事情，当然有人会反对，但为父相信你一定有制服这些人、完成国政改革的能力……希望你在欧阳修等人的襄助之下，完成大业……”病榻上的英宗再三叮咛皇太子，要他完成国政改革。

    神宗甫即位就宣言道：“朕奉先帝遗嘱，拟即着手改革国政，以使我大宋得以复苏。”

    而他准备倚重的欧阳修却以如下之语推托：“任何事情，改革会遭遇诸多反对是一定之事。不顾反对而硬做，一定会产生问题。因此，做事绝不可勉强。勉强而做会招致失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欧阳修列出许多史实，表示不赞成着手国政改革。

    着手国政改革的话，一定会遭遇猛烈反对，我再也不愿意受到抨击，我永远忘不掉濮议给我的教训。——这是欧阳修的想法。他因为主张应将濮王称为“皇考”，因而受到皇伯派的抨击，被打上“对皇帝阿谀之徒”的烙印。他不愿意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