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在牙山登陆以后，就地驻扎，不打算进汉城。四百名日军进驻安静的汉城。大鸟圭介凭着外交官的嗅觉，发觉各国的眼光都盯着他。

    既定的步骤是先由大鸟率领四百兵进入汉城，然后接受朝鲜政府正式提出的镇压东学的请求，引进后续部队混成旅团，可是，现在这四百兵尚且苦于出师无名，何况……

    踏入汉城的第二天，大鸟立刻成了各国外交使团攻击的目标。

    袁世凯怂恿朝鲜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朝鲜外署（外交部）参议闵商镐和协办李仙得、李容植等主要官员，分别向大鸟要求撤兵。但是，日本拒不接受。袁世凯又期待各国外交团向日本施加压力。

    然而，各国外交官们只是代表本国利益，向大鸟发了一通抗议性质问而已。至于日军进驻汉城这一现实问题应如何解决，都采取看看动静再说的态度。他们害怕这时过于积极活动，会使日后行动的幅度变窄，何况外交团的内部意见也无法统一。

    例如：一直企图南下的俄国认为，日、中两国都是它的障碍，最好是互相开战，最后两败俱伤。这就是他们的国家利益。为造成这种局面，俄国必须谨言慎行。日军进驻汉城，会刺激中国，这正是俄国所盼望的。他们口头上质问日本政府出兵理由不充分，内心里却觉得日本若这么无声无息地撤兵，可就太扫兴了。

    李鸿章也期待着外交团的压力，他给袁世凯的电报说：“汉城平安无事，而日独自调兵，各使当有公论，我宜镇静以处。”

    李鸿章等待各国外交团的公论，未免过于天真了。

    朝鲜政府从私谊发出一种议论：让容易洽谈的清政府撤走牙山的清兵，以促使日军撤退。

    “都太天真了……”袁世凯表情怃然，自言自语，“不过，已经无计可施了，只好如此。”

    要打开困境，只有去说服大鸟个人，想法软化他。

    “同大鸟会晤，用笔谈还是……”袁世凯嘟囔着，似乎在询问一旁的唐绍仪。

    “那蔡绍基呢？”唐绍仪问道。

    蔡绍基是日语翻译。

    “笔谈的时候，他不在场比较好些。”

    “是的，蔡绍基在旁，居然用笔谈，就太不像话了。会谈时，给他派个差事。还有，我也参加，或许能助你一臂之力。”

    “好，怎么办呢？”

    在备前的闲谷黉专攻过汉学的大鸟能写出达意的汉文，袁世凯想起同他笔谈“日清同盟论”时的情景。

    “为自己留条后路，也应当使用译员！”唐绍仪沉思了片刻，建议道。

    “也许……不过，我们又不是靠人情面子去求他，他们把军队开进一个平安无事的国家的首都，显然不占理，我们是去讲明道理。这件事还是笔谈为好。”

    袁世凯同唐绍仪谈着话，却仍然像是在自言自语。他对这件事不大感兴趣。同大鸟谈谈，总比不谈好些，不过如此而已，对谈判并不抱什么期待。他向李鸿章发出悲观的推测：“非口舌所能争。”

    他感到，这一次日本政府的态度异常坚决，非同一般。

    不论大鸟个人的世界观和政见如何，决不会脱离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

    “什么也不如有军队。”袁世凯虽然也这么想过，但终于没敢把牙山的两千名士兵调进汉城来。他似乎觉得这样会掉进日本的圈套里。同样出了兵的清廷可以责难日本的，也只有没把军队开进汉城这一点。如果这时候进驻汉城，无异于拯救日本出困境。

    “我方固然处于困境，而日本也在困境之中！”袁世凯又自言自语似的说。

    “当然！”唐绍仪用力地答道，“大鸟正被外交团问得张口结舌！”

    6月11日，大鸟圭介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谈判要求，但第二天又改变了态度，反而找上门来。

    大鸟确实苦恼着。光是海军少佐向山率领的四百名陆战队和二十名巡查队，在汉城就已经够引人注目，令人苦于辩解，倘若再让后续混成旅团进驻汉城，那他可要招架不住，只好举手投降。

    大鸟向东京发电报：汉城目前平稳，请取消派遣后续部队之举。并电告已经出发的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无本使（大鸟）命令，不得率部队登陆。

    “按目前汉城的形势，让大批士兵进驻汉城，无正当理由。”大鸟希望东京能了解自己所处的困境，一边祈祷，一边起草电文。

    这是11日的夜晚。

    次日，袁世凯和大鸟进行会谈。袁世凯看着大鸟的表情，觉得很意外，似乎谈判有希望。

    大鸟是认真的，而且非常坦率。

    “混成旅团的先遣队八百人由一户少佐指挥，正在仁川登陆。这是同进驻汉城的陆战队换防的兵员，是无法制止的了。不过，后续部队如无必要，当然可以延期。我也尽力使他们不登陆。同时，请中国也不要调动牙山的部队，并停止增派。”

    对此，袁世凯答道：

    “此刻最需要我们两国同心合力，你说的话我原则上赞同，但需要请示本国政府。”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软弱了呢？一定有隐情！一向对中日问题抱悲观论点的袁世凯，对大鸟的态度产生了怀疑。这时，袁世凯已经接到李鸿章关于根本方针的指示，即：平定朝鲜之民变，远不如防备日本重要。日本若撤军，我清军亦撤退。

    6月13日，举行第二次会谈。

    “撤兵问题，已获得本国政府批准。”袁世凯说，“已中止两千增援部队的派遣，请日本方面也命令后续部队原船返回本国。”

    “用电报已经来不及阻止后续部队，但可以派人去仁川，同部队指挥官联系。总之，我们尽可能不让部队登陆。”大鸟说道。

    似乎由于共同努力，双方会谈取得了成效。撤兵问题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

    这样就能圆满解决了吗？第二次谈判结束后，袁世凯送走大鸟，心里还不踏实。

    “谈得不错呀，恭喜！”唐绍仪这么说，可袁世凯没有表示同意。

    “还需要悄悄地观察一个阶段才行！”今天的袁世凯已经不似往日，变得很稳重了。

    东京，外务省。

    外相陆奥宗光给汉城的大鸟发电报：“停止登陆碍难照准！”开战之事，已写进日程表，不能更改。

    陆奥在其著作《蹇蹇录》中说：“该公使（大鸟）频向政府来电，意谓目前阶段派如此众多兵员来朝鲜，使朝鲜政府及人民，尤其是第三者之外国人，抱无谓之疑团，在外交上实非上策。然而，视我国之内情，业已形成骑虎之势，中途不能改变既定兵员数。而且，综观清政府之外交手段，近期如何逞其谲诈权变之策，最后将如何欺我，均难预卜。”

    地方各自为政，中央予以控制，是后来日本的大陆政策的主要模式，但这时还不是那样，起码大鸟公使是个例外。代理公使杉村等人仍然是强硬派，他们责难大鸟的软弱无能。

    接到外相复电，大鸟再一次发电报说：

    “让过多士兵登陆，必然招致外交上的物议。务请命令本使认为多余的士兵全部撤至对马待命。希与陆军大臣商议后，训令大岛（旅团长）执行。”

    “大鸟公使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但……”陆奥把电文反复读了多次，自言自语。

    在朝鲜，欧美外交团及侨民们如何看待日本，陆奥是十分了解的。他也是外交官，比谁都更为担心。

    进驻汉城的日军，不管军纪多么严格，不管行动多么稳当，军人毕竟是军人，一个武装团体绝不会被看成是和平的。日军从仁川往汉城调动，外国使团和侨民看得一清二楚。在牙山登陆的清军却原地不动，所以，他们没看见，甚至也没意识到。

    而且，即使知道清军两千人登陆，用陆奥的话说，外国官吏及商民等“不拘表面上如何，内心里仍然默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而且相信这次清政府出兵是依据朝鲜国王的请求”。

    陆奥感到遗憾的是，日本把朝鲜当做一个独立国，两国间缔结了《济物浦条约》，却不为外国所详知。

    谁都认为朝鲜国王或朝鲜政府决不会要求日本出兵，相反，清军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会认为这是应朝鲜政府的请求而来的。

    “他们（外交团与侨民）不问我国政府出兵之名义及其真意如何，错误地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平地掀起风波，利用时机，企图侵略朝鲜。因之，他们对中国比对日本更多地抱有同情心。欧美驻朝鲜的外交官、领事官，将他们的推测分别报给本国政府。至于那些商民，更加胡猜乱想，向本国报界宣扬。在日清事件之初，此事必将触动欧美各强国之感情。”陆奥在《蹇蹇录》中已经承认国际舆论对日本非常不利。

    他深知大鸟公使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在该书中，陆奥还写道：“大鸟公使所请，虽极稳妥，但……”

    陆奥承认大鸟的要求是正当的，但是，正如他所说的，目前正处于骑虎之势。

    当然，日本外务省也不断接到日本驻各国外交官的电报。

    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来电：“英国外相言外之意暗示，日本如以阻止俄国南下为目的，则承认日本此举。”

    这“言外”二字，是奇妙的表现手法。外交官在正式发言以外，有时也依据社交礼节，适当地做些闲谈，不过是些花样罢了。事后才弄明白，青木公使的这个报告是一厢情愿的观测。

    日本政府最担心的是俄国的态度。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曾以相当严厉的口吻，质问日本出兵的理由，态度极其傲慢。

    然而，据在西伯利亚单枪匹马闯出了名的参谋本部大佐福岛安正的情报说，俄国远东兵力比想象的要弱得多，没有充足的军事力量介入朝鲜。俄国不足惧，而英国也终将默认。

    与青木公使截然相反的情报也接踵传来。上海大越总领事报告说：“英国准备以再次占领巨文岛为条件，默认中国吞并朝鲜。”天津和北京的电报说：盛传中国为往朝鲜增援，正在动员军队。

    陆奥外相向川上参谋次长征询：

    “我很了解大鸟公使的处境，但国家利益必须高于一切，不得不如此……假如现在丢掉这个战机，你说……”

    “事不宜迟，现在动手都已经迟了。随着西伯利亚铁路接近完工，俄国的态度会越来越强硬。现在的傲慢还只是在口头上，等到下一个机会，谁知道会怎样呢？再说，这次的动员计划已经完成，到了这步田地，还能缩回去吗？这一点，我想你也是很了解的！”

    川上操六微笑了，那意思是说：出兵朝鲜，是我们两人共谋，到了此时，还提什么假定问题，简直是浪费时间。

    6月12日，大鸟来电希望把混成旅团撤到对马之日，大本营决定把第五师团动员起来，开赴朝鲜。

    设立了大本营之后，动员、作战等均服从于统帅，即使内阁有意见，也无法介入。

    大本营的决定属于一级机密，在汉城的大鸟公使自然不得而知。

    大鸟公使正在同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

    这时，一户大队已经开进汉城，驻防日军达到一千人。大鸟、袁世凯采取了阶段性撤兵这一现实的方法，意见趋向一致。即：日军撤走四分之三，留在仁川二百五十名，清军撤退五分之四，留下四百名，从牙山移防到仁川附近。一旦“乱匪”被扫荡干净，则全数撤走。

    然而，在谈判的进程中，大鸟接到东京驳回他的提案的指令。

    双方的意见取得一致是在6月15日，只等互换正式文本了。

    李鸿章发电报给派遣军，命令做好撤退准备，是在双方会谈当中的6月13日。

    派遣军总司令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副司令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他们正在仁川以南、成钦以西的牙山构筑阵地。

    李鸿章比在朝鲜当地的袁世凯更乐观。迄今为止，他的政治都是注重于人事关系，他非常相信伊藤博文。

    他还估计，日本议会一定会阻止日本政府的乱闯。这一点，应该说是李鸿章的无知。这时的日本议会中对外强硬论占主流。对那个超越政府、超越议会的“大本营”的性格，李鸿章更缺乏正确的理解。

    李鸿章心里所强烈盼望的，是“只有战争，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倘若现在同日本掀起战争，首当其冲的将是他多少年来惨淡经营的淮系北洋军。北洋军是他唯一的政治资本，若受到损伤，必将危及他的政治地位。

    李鸿章虽然是清政府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但政敌也不少。如果他的立场动摇起来，就再也无法防御政敌的攻击。很明显，政敌可能会高唱对日强硬的论调。

    李鸿章这么一反往常，急于采取撤兵的和平措施，正是因为他意识到政敌的动向。

    “整备归装！”这封电报没有明言立即撤兵，但谁读了都会想到是要撤兵。

    李鸿章给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发出这封电报的同时，东京的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一封电报发到了天津。

    “伊藤博文首相表明，在平定民乱以后两国共同撤兵，但言外之意含混不清，似有驻留军队、协商善后措施之意。”

    又是一个“言外”，把李鸿章的乐观情绪给动摇了。好像不完全撤兵，而且，是被视为最稳健的伊藤隐约透露出来的！莫非也是为了防备政敌攻击，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李鸿章心想。

    然而，现实情况并不是按照他的主观臆断来发展的。

    6月14日的阁僚会议上，李鸿章寄以希望的伊藤博文提议：“朝鲜内乱应由日、清两国军队共同合作，迅速剿平。乱民平定后，应由日、清两国向朝鲜派出委员，进行内政改革。”

    他高唱镇压内乱，却只字未提撤兵之事。

    汪凤藻算不上一个很有能力的外交官，但他却能感觉并把握伊藤首相的“言外”之意。

    陆奥外相经过一整天的深思熟虑，断定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向“机动多变”的时期。他估计，对于日本的提案，清政府十之八九不会同意。于是，在第二天的阁僚会议上，他表示原则上同意伊藤提案，但提出两项补充：

    “一、同清政府进行谈判，不管其是否同意，不看其结果如何，我国派往朝鲜的军队决不能撤回。

    二、如果清政府不赞同我国的提案，帝国政府应以自身力量担当促使朝鲜政府进行改革之任。”

    经首相上奏，获得批准。

    这件事陆奥曾大吹大擂，认为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为什么估计清政府不会赞成共同改革呢？因为陆奥确信，清政府对朝鲜肯定要坚持宗主权，只能由它来改革朝鲜，指挥朝鲜。

    清政府有这种想法是很明显的。因为认可了同日本共同去改革，不啻否认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蹇蹇录》中写的是“十之八九”，实际上，陆奥肯定是认为清廷百分之百的不会同意。

    日本的报界也不断地煽动强硬论调，甚至挖苦说：“大概不是为了搞一次阅兵式，才派兵去朝鲜的吧！”

    陆奥外相把这次内阁会议的决定照会给中国公使汪凤藻，是在6月17日。汪公使立刻电告天津：“日志（日本的意志）留兵，在于协议善后。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应厚集兵力，隐伐其谋。”

    汪公使建议：事已至此，应集结兵力，以备日本。然而，李鸿章不认为这是上策。

    次日，袁世凯也给李鸿章发来长文电报，提出：倘若日本无撤兵之意，中国也应增兵。“日本知道今年我国有慈圣（西太后）之庆典，以为我国必然忍让。如果看出我方准备大举，或可易于结束。请先调水师速来，严加防备，然后陆续派来陆军，以为后备。与此同时，请各国驻我国公使从中斡旋，或可不致立即决裂。”

    袁世凯当然很清楚李鸿章不愿开战，所以说服他一边增兵，派遣海军，一边在各国外交官中活动，多做些工作，这样才可能避免战争。

    这期间，日军不断在仁川登陆。大鸟公使的呈文在6月15日送到内阁会议上，内容是“让四千名士兵侵入汉城的理由难以找到，日本政府的这种措施只能有损于外交关系，若政府为实现出兵之素志，具有应付一切后果之决心，则不必顾及”。

    陆奥复电说：“我军驻留汉城乃最高目的，不惜采取任何借口。”

    日本在朝鲜的负责人软弱，而本国政府的首脑极强硬。中国正相反，在朝鲜的袁世凯不断催促派兵，而天津的李鸿章是尽量回避。

    就斗争意志来说，双方的中枢部门从一开始就有很大差别。

    袁世凯督促驻在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做出进入汉城的姿态。他认为：“日本人跳梁之意图，在于防我。我若一振，则日本必自衰。”

    “倒不必立即进驻。先散布我军进驻的谣言，等对方行动后再动，岂不是更好？”

    袁世凯似乎有点等得不耐烦了，但叶提督认为这事非同一般，自己难以决断，便向李鸿章请示。

    “超以为事先虚张声势，于事无益，反招致日本增兵。目前日本在汉城、仁川两地，严密战备，应如何处置？”

    对此，李鸿章训示：“移防汉城和仁川，易引起摩擦，不如移防马山浦，彼地距仁川和汉城较近。事先劝说朝鲜王要镇静自若，万一有事，可在马山浦给予保护。将电告丁汝昌提督，率水师开赴马山浦，汝等要通力合作。”

    李鸿章当然在积极做各国工作。这时，驻日公使汪凤藻报来了日本政府提案的详细内容。共有五条，写得头头是道：

    第一条

    一、政府六曹（行政机关）各尽其职，革除擅自专权之旧制，内府不得参与国政。

    二、由重臣掌管外交。

    三、政令去烦从简。

    四、整理合并地方各邑。

    五、淘汰冗员。

    六、破格录用人才。

    七、禁止捐官。

    八、增加官吏俸禄。

    九、禁止官吏受贿。

    十、停止官吏私营。

    第二条

    一、计算收支，明定制度。

    二、公开会计。

    三、制订币制。

    四、丈量地亩，明订租税。

    五、减除冗费，增加正用。

    六、敷设铁道、电信。

    七、税司由朝鲜政府亲自掌管，拒绝他国干预。

    第三条

    一、制订详明之法律。

    二、裁判公正。

    第四条

    一、兵管宜作养。

    二、旧兵概予裁撤，量力重新练兵。

    三、各地设巡警。

    第五条

    一、各邑分设小学。

    二、渐次设中学。

    三、派遣海外留学生。

    内容无可挑剔，如能照样实施，对于朝鲜来说，实在是值得庆贺的。问题在于要中、日两国共同参与。有关朝鲜问题，清廷是不能与日本站在对等的立场上的。清政府坚持着宗主、藩属关系，而日本却否定这种关系的存在。所以，这五条的共同提案，内容如何是次要的，只不过把该列入的全列进去了而已。

    就日本来说，提案是有意义的。内容姑且不论，对提案的反应如何也压根儿没当回事，目的只有一个——“使大军停留在朝鲜的借口”，别无他求。

    汪公使在接受提案、同意向本国转达时，甚至说：“不管怎样，我认为撤兵是先决条件。”提了一个问题以外的意见。

    汪公使接到本国指示，正式答复日本，是在6月21日。

    清政府列举三项不同意的理由：

    一、朝鲜的内乱业已平定，清军已无必要代替朝鲜政府讨伐乱军，中、日两国所要协力镇压的对象已不复存在。

    二、改革方案完美无缺，但朝鲜的改革应由朝鲜自己去从事。连宗主国的中国也不干涉其内政，何况日本不是一直认为朝鲜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吗？就更无权干涉其内政了。

    三、事变平定后各自撤回本国军队，是《天津条约》所规定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陆奥宗光接到这个答复后自言自语：

    “痴心妄想！”

    为什么是痴心妄想呢？

    清廷的正式复文，正如陆奥所预料的，把李鸿章的意见和理论全如实地反映出来，条理整然。这条理整然之处，正是陆奥认为李鸿章痴心妄想之处。

    日本政府，起码当事人陆奥外相和参谋次长川上两人，是下定了决心的。对于这种决心，以为可以用条理整然的论战来攻破，不是痴心妄想又是什么？

    陆奥要驳斥清政府，这三条回答，无懈可击，要驳倒它，必须使用更尖刻的论法。

    第一条朝鲜内乱业已平定的事实，首先要否定。

    “从表面现象观之，朝鲜国内不无恢复静谧之状……”

    陆奥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现象，朝鲜已经平安无事了，但是，他一口咬定这是表面现象。朝鲜是否真的恢复了和平，两国政府在见解上有差别，日本政府并不认为内乱已经平定。

    “朝鲜之内乱，不除去根本之祸因，绝无安堵可言……如今满足于一时之和平假象，并不能断定将来之形势已无危殆……”

    “我国与朝鲜海水之隔，一苇可航，疆土极为接近。彼我交易之重要，自不待言，日本帝国在朝鲜国之利害关系，亦甚重大。因之，对于该国今日发生之惨事，袖手旁观，不施以匡救之策，则不但有悖于邻邦之谊，亦有损于我国自卫之道，终不免为他国耻笑。日本政府理应负起谋求朝鲜国安宁静谧之任，不可再有丝毫迟疑……”

    草稿由秘书拟就，陆奥又慎重修改。在收尾处，他提笔加上数语：

    “本大臣披肝沥胆，开诚相见，极尽衷诚之意。即或贵国政府另持所见，帝国政府亦不能撤回现驻朝鲜之军队。”

    陆奥本意：这就是日本政府对清政府的“第一次绝交书”。

    这篇绝交书中包含着过多的诡辩。为了使驻兵合法化，这时候只有玩弄诡辩和激昂慷慨了。

    汪公使把正式复文送给陆奥外相那天，参谋本部接到神尾少佐从天津发来的急电：清政府往朝鲜增派军队五千人。

    其实，这是谎报军情。

    次日，22日，神尾少佐电告：“李鸿章命令卫汝贵、吴育仁诸将，准备出兵，并向北洋海军发布戒严令。”

    这也不过是流言飞语。

    神尾少佐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现在已无从判定。

    不过，说陆奥宗光不知道这是误报，因而以此为判断局势的一种依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深知中日间外交关系底细的陆奥外相，岂能不清楚清政府的避战态度？何况对于神尾少佐的电报也应该对照事实，略加折扣，才能作为参考。当然，也可能是参谋本部的阴谋诡计。

    陆奥内心里对神尾的情报肯定是不相信的，只是为了开战，必须多多积累形势紧迫的情报。

    清政府从理论方面把日本逼入困境的前提是，“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而日本则反驳说：“不，那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祸根还远远没有挖出。”两国站在不同的“前提”下，一方主张撤兵，一方主张继续驻扎。

    神尾少佐的情报给御前会议的空气以强烈的影响，这正是陆奥所希望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放弃日中提携的方针，由日本单方面以武力为背景，进行朝鲜改革。

    6月22日，日本外交部的加藤增雄书记官被派往朝鲜，带去一封绝密训令——“按今日之形势，衅端已开，交战在所难免。因之，只要曲不在我，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借口。”

    附带要求是要使我方不负挑起战端之责。总之，即使勉强为之，也要促成开战。

    日本政府的意图传达给朝鲜的大鸟公使。23日，公使催促大岛少将所指挥的混成旅团开进汉城。24日，在仁川待机的旅团主力向汉城开拔。

    军号声嘈嘈，太阳旗猎猎，昔日被视为软弱派的大鸟公使也转变为坚定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