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表决的结果是，赞成的二百七十一票，反对的二百六十二票，以九票之差通过了军费支出案。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像塞维尔教授这些代表英国良心的人们，仰天长叹：“英国的国旗终于遭到玷污。今后我们看到它也不再热血沸腾了。”

    查顿和马地臣之流举杯庆贺：“为英国的新领土香港和舟山干杯！”

    1

    以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的川鼻海战为鸦片战争的开始，这几乎已成定论。

    英国政府决定出兵是第二年——一八四年二月。同年四月，国会通过了军费支出案。不过，战争并不是从通过军费支出案或决定出兵时开始的。

    在川鼻海战的前两个月，虽发生过九龙炮战。但以后义律曾赴澳门，同清国官员接触，进行辩解；清国方面的予厚庵也费尽心机，研究了解决的办法。所以九龙炮战并未导致两国关系完全破裂，看来还是以川鼻海战作为鸦片战争的开端较为妥当。在川鼻发生冲突之后，又在官涌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清英之间已经没有商谈的余地了。

    英国派驻清国的只有两艘军舰，他们等待着大规模远征军的到来；清国方面则在为炮台的建设和战斗人员的训练而争取时间。两个国家在等待时机和进行准备的这段期间，好像是暴风雨前夕的寂静。

    《中国丛报》杂志所说的清英两国关系笼罩乌云而无特别事件的时期，就是这一时期。

    我们说两国由于川鼻海战而断绝了外交。不过，正如前面多次所说的那样，清国的天朝意识使之并不承认所谓的“外交”。断交的形式就是“永远不准交易”。

    十二月十三日，道光皇帝下达的停止同英国贸易的上谕说：“……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保证书）。其殴毙华民（林维喜）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保证书和引渡犯人都不值一提了，意思就是说断交。

    不过，当时从义律方面来说，虽然对贸易消极怠工，但还利用美国船等，继续进行间接的贸易；甘米力治号也是这个时期转卖给美国商人的。而清朝方面却提出一种更为极端的论调，主张对英国和其他国家停止一切贸易，并禁止民船出海，企图彻底闭关自守。

    这种主张称之为“封关禁海议”。这种彻底闭关自守主张的代表人物是顺天府尹（北京市长）曾望颜。曾为广东省香山县人，他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奏了极端的封关禁海议。北京把曾望颜的这篇奏折的抄本送往广州，征求林则徐等当地官员的意见。

    广州方面，总督林则徐、巡抚怡良、海关监督予厚庵、水师提督关天培和陆路提督郭继昌五人进行了协商，决定奏答。

    陆路提督郭继昌，直隶省正定县人，字厚庵。他主要在西北边疆从事军务，两年前担任现职，已是七十二岁高龄。这位提督在鸦片战争中因过度劳累而病死。

    朝廷咨询的是有关对外贸易的事项，所以五位官员中，予厚庵的意见最有分量。不过，林则徐也不赞成彻底闭关自守。他来到广州之后，对外国的情况已相当精通。他绝不是顽固的攘夷论者。

    五人协商得出的结论是反对曾望颜的极端主张。其理由是除英国外，其他都表示恭顺，并在鸦片问题上提交了保证书；另外还说，应当优待外商，以期离间他们与英商的关系，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

    两广总督邓廷桢这时已调任闽浙总督，林则徐接任两广总督。

    林则徐早就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只是因夷务不能离开广州，无法去江宁（南京）赴任。而穆彰阿担心授予林则徐两江的要职，他的发言权会增强，因此积极策划，结果林则徐改任两广总督。这些在前面已经说过。两江的要职给了穆党的画了三个圆圈的人物伊里布。

    邓廷桢离开广州时，赠给林则徐等诸挚友的诗中说：

    欲知高厚何由答，尽变蛮烟化瑞烟。

    所谓“蛮烟”，当然是指鸦片。

    2

    清国方面理所当然地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义律在这一时期的态度。

    义律表面上命令英国商人缴出鸦片，以后又训令英国商人不得从事鸦片贸易。但他的行动说明这不过是表面的粉饰。清国方面认为：“义律为什么不准英国商人提交关于鸦片的保证书呢？为什么不让装载鸦片的船只回国，而停在九龙洋面和铜鼓湾呢？”——产生这些疑问是十分自然的。因而就难免产生这样的猜测：“义律是在等待钦差大臣一离开广州，立即恢复鸦片贸易。”再加上一再地开炮，所以林则徐等广州当局要员愈来愈认为义律的话毫不足信。英清间断交，可以说其主要原因是对义律的不信任。

    “义律是个顽固不讲道理的家伙。英国国内会有稍明事理的人吧。”林则徐这么认为，因此他想抛开义律，直接向英国呼吁。

    道光十九年夏天，广州一个姓翁的商人因刊售官方文件而受到惩罚。这个商人就曾获得林则徐致维多利亚女皇的信的抄件，而把它印刷出售。

    林则徐致维多利亚女皇的信有两封。前面提到的市井间流传的那封信上，写的职衔是“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可见是他在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之前写的，并注明这封信没有发出。

    另一封信是隔了好久之后写的，并委托不顾义律的禁令、进入广州的汤姆士?葛号船长瓦拉带往伦敦。

    信的开头说：“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接着谴责鸦片贸易“天怒神恫”，并详细说明天朝的禁令，建议对罂粟“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最后结尾写道，“王其诘奸除匿，以保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回答），切勿诿延（借口拖延）！……”

    从信中可以看出，这种语气不是一国的大臣给另一国国王的信函的语气，像“尔”、“恭顺”等完全是对待属国土酋的命令语调。

    林则徐对外国的情况很了解，他也知道这种书信从国际常识来看是失礼的。但要给英国女皇写信，当然要得到北京的准许。如果按平行方式，以对等的态度写信，不仅不会得到准许，仅凭起草这样的信就会受到处罚。大清国的天朝意识就是这样难以消除。

    信的内容姑且不说，单凭对女皇缺少敬意这一点，不管瓦拉船长多么勇敢，也不敢把这样的信转交给女皇。在英国方面的资料中，也未发现有关维多利亚女皇收到林则徐信件的记载。

    瓦拉船长离开广州时，说他确实收下了这封信，甚至还写了收据。收据上的日期是一八四年一月十八日，保证要“小心谨慎带之”。但他把这封信压下了。对他来说，这么做也是理所当然的。

    瓦拉是因为不听义律的命令，而受到林则徐的赏识，因此才把这样的重任委托给他。

    一八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国官员抓捕了英国人古里布尔旧译记里布……

    由于圣诞节即将来临，停泊在铜鼓湾的英国船队比平常更为频繁地补充物品。因是高价收购，民间的商贩络绎不绝地乘小船来与英国船联系。英国人甚至用鸦片代替银两来付货款。

    清国的警备当局比平时更严。

    这一天，古里布尔在铜鼓湾乘小船，碰上清军的巡逻船。这家伙是新来的，对情况不太了解。老的吓唬新来的，夸耀自己怎么冒险，把上次烧毁西班牙船毕尔巴罗号事件加以夸大，说给他听。弄得古里布尔有点神经衰弱起来，以为“被抓住就完蛋了！”

    当清军的兵船一靠近，他吓得面色苍白，手忙脚乱地放了一枪。由于对方突然抵抗，巡逻的兵船认为一定是在做鸦片走私买卖，便开到小船边，逮捕了古里布尔。

    审讯结果，证明古里布尔与鸦片走私并无关系，因此决定释放。关于来广州接领古里布尔的船只，林则徐特别指定罗依亚尔?撒克逊号。

    罗依亚尔?撒克逊号就是在川鼻被义律赶回去的那只英国船。它的船长塔温兹要当汤姆士?葛号第二，在保证书上签了字，企图越过虎门。林则徐指定这只船，当然是由于对反抗义律的塔温兹船长抱有好感。

    古里布尔于一月十四日获释。除了古里布尔外，在海南岛近海遇难的十五名英国人也被清国方面救起，并立即送还；登岸被捕的印度水手，经讯问后也释放了。

    与英断交后，林则徐对英国人仍然采取“不妄加刑戮”的方针。而义律却经常夸大清国官吏的暴戾，向本国报告。

    要是在现代，什么地方发生了纠纷，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都扛着设备跑去，进行报道活动。即使传出的是性质不同的信息，但加以综合分析，仍可推测出接近于事实真相的消息。可是，当时的通讯机构和情报搜集的水平，可以说现场有关人员的发言就是一切。被掩盖的事实往往长期不能得以澄清。

    早到的英国人用可怕的话来吓唬新来的古里布尔。同样，为了争取本国的同情和支援，现场的英国人夸大地传出了他们是在同多么凶恶的对手作斗争。

    广州的清朝官吏也是这样，他们经常向北京作粉饰事实的报告。

    具有决定权的两端朝着相反的方向拉大距离。北京与伦敦的对立比现场的林则徐与义律的对立，扩大的速度更快得多。

    3

    就英国来说，鸦片战争显然是不义之战。被没收了高达二百万英镑的英国臣民的财产。——这是否能构成开战的正当理由呢？而这些所谓的财产都是禁品鸦片。

    有人会说，鸦片虽是禁品，但并不在清国的领土内，而是装在停在外海的英国船上，所以没收它是违反正义的。可是，尽管鸦片是在公海上，但是三岁儿童都知道，鸦片储存在那儿是为了向中国输出。而且当时清国的形势，在禁烟上已逼到不能不采取果断措施的地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为了洗雪不义之战的恶名，英国曾经流行过种种掩饰的说法。其先驱，恐怕要推约翰?马礼逊以《给编辑的信》的形式，在《中国丛报》上刊载的文章。

    马礼逊认为，清英两国纠纷的实质原因不在鸦片贸易问题，而在于清国的中华思想、其傲慢无礼的态度与英国的“进步的自由精神”互不相容。意思说，这并不是为了鸦片的战争，而是进步的自由精神亲切地拍打了一下自高自大的中华思想和天朝意识。进步、自由——多么美丽的词汇啊！

    为鸦片战争辩护的论调，都高高地打起进步与自由的旗号。目的是想掩盖鸦片战争的实质性问题。

    九龙事件之后，予厚庵曾一度瞒着林则徐，企图在澳门恢复贸易。伍绍荣等公行的成员曾大力支持这一活动。义律为了对九龙事件进行辩解，也曾在澳门同清国当局作过非正式的接触。这些活动以后虽都流产，但确实几乎达成了在虎门进行贸易的协定。

    可以看出，当时两国之间的各种纠纷，除了提交保证书和引渡杀害林维喜的犯人这两点外，其他还是可以设法解决的（即使是暂时性的）。

    杀害林维喜是突然发生的事件。提交保证书是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义律坚决拒绝提交保证书。

    川鼻海战应当说是鸦片战争的序幕。它起因于罗依亚尔?撒克逊号违抗命令，在保证书上签了字，企图开进广州，义律率领军舰去把它追回。

    义律拒绝做出不从事鸦片贸易的保证——这就是战争的直接原因。

    据说当时如果停止鸦片出口，一向靠此维持运作的孟加拉政厅就会垮台。这会影响到英国对印度统治的问题。义律当然不会作出不从事鸦片贸易的保证。开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鸦片贸易。

    外交大臣巴麦尊列举的出兵理由实在令人奇怪。

    一曰：英国臣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林则徐不过建议，在有关鸦片的保证书上签字，就可以跟以前一样在广州进行贸易。当时汤姆士?葛号的船主和船员就是这么做的，生命财产不但没有受到威胁，反而受到盛情优待。禁止鸦片是清朝的方针和法律。对此予以尊重，乃是国际法的常识。

    二曰：打破中华思想，开辟广州以外的各个港口，缔结通商协定，把长江下游地区纳入英国经济的势力圈。

    这些对英国来说并不是特别紧急的问题。

    关于门户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期待世界形势的发展和中国方面慢慢地觉醒。只要耐心地等待，是可以实现的。约翰牛英国人的绰号。不是以耐心著称吗！

    尽管如此，英国还是派出了远征军。燃眉之急的问题还是鸦片，顺带着想一举达成上述的各种目的。为鸦片战争辩解的论调，都是拉出这些“顺带着解决的问题”来顶替“鸦片问题”。

    回到英国的鸦片商人查顿和马地臣等人，大肆煽动开战论：“这样下去，连印度也危险了！”“只要打，一定会胜利。”

    阿美士德号的报告书从反面说明了这一情况。欧兹拉夫略带夸张的警句——“英国的一艘护卫舰可以打垮清国一千只兵船”——不胫而走，经常从主战论者的口中说出。

    在英国，也不是没有站在人道立场上反对鸦片贸易的呼声。

    剑桥大学神学教授塞维尔亦译地尔洼或塞尔瓦尔。于一八三九年写了《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谴责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玷污了光荣的英国国旗。这篇论文曾刊载于《中国丛报》，由林则徐的幕僚译成中文。

    前面谈过清朝官员曾送回遇难得救的英国人。这是川鼻海战前夕的事。当时遭难的一个英国人叫多库特?喜尔。他的报告书中说林则徐让他看了这篇论文，并说：“你看，你们的国家不也是在谴责鸦片贸易吗！”

    但是，英国政府早已打定了出兵的主意。

    一八四年二月正式决定出兵。

    印度总督俄库兰德下令动员四千陆军。其中以驻锡兰的爱尔兰第十八团和驻加尔各答的第二十六团为主力，此外还有孟加拉工兵两个连、志愿军几个连和马德拉斯炮兵两个连等。接着又组成了舰队，命令四月在新加坡集结。

    印度的东方舰队由以下各舰船组成（舰船名称下的数字为装备的大炮门数）：

    威里士厘号七十四战舰

    康威号二十八

    鳄鱼号二十八与窝拉疑号同型的轻巡洋舰

    巡洋号十八

    阿勒琴号十

    阿塔兰塔号

    皇后号

    马达加斯加号

    青春女神号东印度公司武装商船

    从英国国内派出：

    布朗底号四十四重巡洋舰

    卑拉底士号二十

    从开普敦紧急开往新加坡的：

    麦尔威里号七十四战舰

    摩底士底号二十

    哥伦拜恩号十八

    接着又派出：

    伯兰汉号七十四战舰

    进取号十八

    在广东的水域已有窝拉疑号和黑雅辛斯号两艘军舰在游弋。在远征军到达之前，约翰?邱吉尔旧译赞卒治厘。舰长所指挥的重巡洋舰都鲁壹号（配备44门炮）于三月二十四日开进铜鼓湾。

    除以上舰船外，还有伊古尔号、人鱼号、鸢号、约翰?阿达姆斯号、阿拉莱比号、库利夫通号、埃尔纳德号、拉罕马尼号、斯利马尼号等九只运输船开往中国。

    4

    当时英国是自由党执政时期，首相是威廉?迈尔本。出兵已经决定。但军费支付案如遭到国会的否决，实际还不能远征。

    四月，政府如履薄冰，迎来国会的召开。

    在下院，保守党成员、古雷内阁时期的海军大臣詹姆士?古拉哈姆果然作了长达三小时慷慨激昂的演说，谴责这次战争说：“这种不义的战争，即使胜利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光荣！”

    外交大臣巴麦尊抖动他的薄嘴唇，站起来答辩说：“……在清国的英国臣民被施加暴行，英国的财产被没收，而且英国政府的代表遭到侮辱和监禁。这些不法行为使英国不得不同清国开战，一直到我们的要求被接受为止。可是，反对者却谈论政府在鸦片贸易上应受到谴责，应负在川鼻发起军事行动、引起战争的责任等等。……”

    执政党的野心家托马斯?巴宾古谷?马科维列曾被《泰晤士报》揶揄为“饶舌的马科维列”。他为开战辩护，发表了下面的调子高昂的演说：“……义律先生命令在被包围的商馆的阳台上高高地悬挂起英国国旗。……看到这面国旗，濒死的人们立即复苏了。因为这使他们想起了自己是属于不知道失败、投降和屈辱的国家。……这个国家曾在普拉西原野上为黑色大厦的牺牲者报仇雪恨。自从伟大的摄政宣誓要使英国人的名字比过去的罗马市民的名字更受人们尊敬以来，这个国家就从不知道后退！他们虽被敌人包围，被大洋与大陆隔绝了一切援救，但他们知道，哪怕是自己的一根头发，如果有人敢对它施加危害，都不可能不受到惩罚。……”

    对这位饶舌的马科维列的开战演说，反对派古拉德斯顿作了以下的反驳：“……其原因是我从不知道也不理解如此不义的战争、如此遗臭万年的战争。与我持不同意见的绅士，刚才谈到在广州光荣飘扬的英国国旗。其实这面旗子是为了保护禁品的走私而飘扬的。如果这面旗子现在要像过去那样在中国的沿海飘扬，我们看到它都不禁感到恐怖和战栗。……”

    投票表决的结果是，赞成的二百七十一票，反对的二百六十二票，以九票之差通过了军费支出案。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像塞维尔教授这些代表英国良心的人们，仰天长叹：“英国的国旗终于遭到玷污。今后我们看到它也不再热血沸腾了。”

    查顿和马地臣之流举杯庆贺：“为英国的新领土香港和舟山干杯！”

    乔治?义律旧译懿律，以示和查理?义律区别。少将被委命为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大使。这位五十六岁的海军军官是商务监督官查理?义律的堂兄。查理?义律也被授予了全权副使的头衔。三十九岁的堂弟义律跟他的堂兄的关系并不妙，两人在鸦片战争中经常争吵。

    远征军的舰队越过印度洋，开往新加坡。

    五月三十日，集结在新加坡的主力向中国进发。道光十九年的除夕（阳历二月二日），英国政府决定出兵。但广州却谣传义律被解职，决定由前东印度公司大班、七十岁高龄的斯特温顿旧译士当东。（实际斯特温顿当时不过五十九岁）接任。这个谣传来源于《广州纪录》上刊载的一段未署名的报道：“据伦敦的报纸报道，乔治?斯特温顿将出任派往中国的特使。这消息令人遗憾。他是茶叶就是一切的时代的人物，眼中并无国家的荣誉。……”

    从这篇稿子里可以看出，在中国的英国人对斯特温顿并无好感。原因是他是“反对鸦片联盟”的成员。

    可是，一八四年四月他在下院所作的报告中却充满了矛盾。他说，我比任何议员都强烈反对鸦片贸易。但又说，这是正当而合理的战争，我支持政府。

    斯特温顿将接任义律的传说，最后证实是一派谣言。

    林则徐日记中记载，他听到义律将解任的消息后，认为是义律的不法行为违反了女皇的意愿。可以想见，他看了塞维尔的论文等资料，显然过于看重了英国国内反对鸦片贸易的舆论。

    阴历十二月初，林则徐身体不适，头痛臂痛，曾请苏州名医杜某诊治。这在他的日记中亦可散见。

    十二月二十二日（阳历一月二十六日），他接到调任两广总督的通知。虽未赴任，但他此前已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现在由两江改调两广，等于是降格。拿薪俸来说，两江总督的养廉为一万八千两，而两广总督仅为一万五千两。至于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相差就更大了。

    到了年底，他的身体似乎复康。大概是与前总督邓廷桢交接事务，忙得顾不上身体有病了。这一年的除夕“大风微雨”，天气不佳。日记的结尾写道：“甚忙碌也。”可见公务十分繁忙。

    林则徐就是这样迎来了决定他命运的道光二十年。

    林则徐日记缺这个重要一年的元旦至八月十四日（阳历二月三日至九月十日）部分。估计不是没写，而是散佚了。

    5

    前面我经常提到一些大家不常听到的官职名称和不太熟悉的制度。我认为日本的读者对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历史不会有很多储备知识，所以不得不用很多篇幅作了说明，也许大家感到有点厌烦。

    不过，我还想利用这个机会，谈一谈当时的中国与日本相比的一些根本差异的地方，以免读者把自己所熟悉的日本历史背景，简单地套用到这部小说上。

    首先，中国不曾存在过世袭身份制度。

    日本的士农工商的身份是作为世袭而固定下来的。武士的儿子一定成为武士，农民的孩子不管其剑术多么高超，也不可能成为武士。

    中国在制度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虽出身于农民家庭，只要通过科举，可以当官，也可以成为军人。当然，农民的孩子绝大多数还是务农。前面出现的驻守官涌的副将陈连陞，在鸦片战争中，他与儿子一起战死在沙角炮台。他们父子都是军人。关天培的儿子也是军人，林则徐的孩子们也都当了高级官吏。

    这是环境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强制的。贫苦农民因为很难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很难当官。中国的通俗小说和戏剧中，很多故事都是说贫苦青年刻苦用功，科举及第，当上大官，得到美妻。

    也有人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如前面提到的疍民、乐户和佃民等。但从全国的人口来看，他们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

    有人认为，大致来说，过去的中国只存在士大夫和非士大夫两个阶层，即读书人和非读书人。但这绝不是世袭的阶层。

    日本有着严格的世袭身份制度，绝不能以此来类推当时的中国。

    其次应当注意的是，中国在传统上重文轻武。

    日本是尚武的国家，武士统治国家的时期很长。中国恰恰相反，是尚文的国家，录用官吏的考试也要求有诗文方面的文学修养。

    小规模的战争姑且不说，凡是涉及国家命运的大战争，一般都任命文官为总指挥。在中国的历史上，由武官当大战争总司令的，恐怕只有宋代的岳飞和现代的蒋介石。辛亥革命的领导人是医生出身的孙文；中国共产党也是由文的毛泽东来总指挥，其地位在武的朱德之上。

    这是彻底的文官控制制。穿军服的历来受到冷遇。

    在清代，同级的官吏，人们认为武官要比文官低得多。文武官员的薪俸——“养廉费”，同级的武官只有文官的十分之一。

    当然，文官要用它来养活许多幕客，而武官所指挥的士兵的薪饷另有费用支出。所以利用虚报士兵人数从中揩油的现象相当普遍，本来就受轻视的军队更加腐败。

    拿广东来说，从一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本来应在正二品的巡抚怡良之上，可是在联名上奏时，武官关天培的名字一定要摆在怡良之后。

    从二品的海关监督予厚庵的名字，一般当然摆在关天培之后，但有时却相反。如道光皇帝下达褒奖广东领导人没收鸦片的上谕时，名字的顺序是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予厚庵、关天培。武职就是如此受到轻视。

    在这一点上，和同时代的日本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