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杰刘广告公司的代表基思·耶茨-布朗，心里又紧张又着急，因为纪录片《汽车城》没有一个分镜头剧本就在进行拍摄了。

    “一定要有剧本，”一两天前，耶茨-布朗从纽约打来电话，向巴巴拉·扎勒斯基提出了抗议。“如果没有剧本，我们怎么能从这儿来保护客户的利益，提建议呢？”

    当时巴巴拉在底特律，心里真想对广告业务部监察说，这计划说什么也用不着麦迪逊街来插手。一插手，正在摄制的这部如实反映、一针见血的电影，就会变成中看不中吃、无害也无益的大杂烩了。不过，这话她没有说出口，只是把导演韦斯·格罗佩蒂的意见重复了一遍。格罗佩蒂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声望极好，足以使他的观点得到重视。

    “你把一大堆废话写在纸上，也抓不住底特律内城的气氛，因为我们现在还不了解那是什么种气氛，”格罗佩蒂曾经这么说过。“我们就是带着这一套顶呱呱的摄影机和录音机，到这儿来找出个眉目的。”

    那导演，一脸胡子，身材短小，看上去活象一只毛茸茸的麻雀。头上老是戴着一顶黑色贝雷帽。他听到人家的话往往充耳不闻，但是眼里一见形象，顿时怦然心动。他接着说：“我要内城里的爷们、娘们、哥们告诉我们，他们对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对我们这批臭要饭的是怎么看的。那指的是他们的憎恶、希望、挫折、欢乐，连同他们是怎样呼吸的，吃饭的，睡觉的，私通的，流血流汗的，还有他们看到的是什么，闻到的是什么。我要把这一切都拍到电影里——他们的嘴脸，声音，不是排演出来的一切的一切。说到语言嘛，我们不妨让那种废话扯到哪里就哪里。说不定我会踢几个人的屁股，惹他们发火，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开口讲话，趁他们讲话时，我就让摄影机象婊子瞟人那样瞟来瞟去地打转，对底特律嘛，他们怎样看，我们就怎样看，借内城的眼睛来看底特律。”

    这倒也顶事，巴巴拉对耶茨-布朗打包票说。

    格罗佩蒂用的是拍摄“真实电影”①的技巧，他带着一只手提摄影机和极少几件可以叫人分心的道具，同手下一组人跑遍内城，说服人家在影片上坦率、随便、有时候是感人肺腑地说话。巴巴拉通常跟随摄影队一起出去，她知道格罗佩蒂的天才多少是在于他有本领选择镜头，还有本领让选中拍摄的那些人分心，不去顾到镜头和灯光正对着他们。谁也不知道这矮个子导演在人家的耳朵里嘁嘁喳喳讲了些什么，人家才开口说话的；有时候，他会连续好几分钟，说着悄悄话。这却引起了人家种种反应：高兴，蔑视，亲善，反对，愠怒，无礼，警觉，气愤，有一次还怒火中烧——这是一个话说得滔滔不绝的年轻黑人激进分子发出来的。

    ①当代资产阶级电影艺术的一个流派。

    格罗佩蒂一看准反应来了，顿时跳到后面，摄影机早已在导演暗示下摇动了，整个面部表情和脱口而出的话就此抓住。此后，格罗佩蒂无限耐心，把这过程再重复一遍，直到他得到了他一心追求的东西——个性的一瞥，虽然有好的有坏的，有可爱的有野蛮的，但都是重要的和真实的，而且也没有访问者笨拙的干扰。

    巴巴拉早已看过拍好的样片和毛样，心头非常兴奋。在摄影艺术上，大有卡什①人像照的质量和深度，再加上格罗佩蒂象变戏法那样配上的扣人心弦的生动性。

    ①当代加拿大籍摄影师，以拍摄人像照著名。

    “既然我们把这部影片叫做《汽车城》，”基思·耶茨-布朗一听到巴巴拉讲了这一切情况，就发表意见说，“也许你应当让格罗佩蒂弄弄明白，影片上既要有人，也要有汽车，我们指望在银幕上看到几辆，最好是我们客户的汽车。”

    巴巴拉感到广告公司监察正在重新考虑，要不要撤销赋予她的全权。但是，他也会知道，不管拍摄什么电影，都必须有人绝对负责。除非奥杰刘公司把她调职或者解职，她就是这么个负责人。

    她向耶茨-布朗保证说：“影片里会有汽车的——客户的汽车。我们虽不重点拍摄汽车，但也不藏掉，这样，大多数人一看，就会认出是什么样的汽车。”她接着又描述了一下在汽车公司装配厂里的拍摄情况，特别着重讲到内城困难户招雇计划，还有那个罗利·奈特。

    在装配厂拍摄那当儿，近头的其他工人并没有发觉罗利是摄影机摇动的中心。这一则是为罗利着想，他是希望这样做的，再则是为了保持真实气氛。

    人事处的伦纳德·温盖特，在布雷特·迪洛桑多的公寓里同巴巴拉会面的那天晚上，就对她的计划感到了兴趣。他有条不紊地把这一切都安排妥当。

    装配厂里的人只知道厂里的一角要拍入电影，目的却没有说明，另一方面工作还是照常进行。只有韦斯·格罗佩蒂、巴巴拉、摄影人员和录音人员才明白，有不少时间，看样子象在拍摄，其实并没有拍；拍下的一呎呎片子大都是以罗利·奈特为主角的。

    当时只是录下装配厂里发出的闹声，事后巴巴拉也听录音带放了一次。

    那是种梦魇般可怕的噪音，作为一个个镜头的背景，倒有不可思议的效果。

    过一天，格罗佩蒂和手下的一组人要上内城，到罗利·奈特和他的女朋友梅·卢住的公寓里去访问，趁此把罗利·奈特的声音录下，以后再配到片子上去。到那天，伦纳德·温盖特也会在场。布雷特·迪洛桑多也会在场，不过，这一点巴巴拉并没有向基思·耶茨-布朗汇报。

    在电话里，基思·耶茨-布朗告诫道：“要记住我们在花着客户的大笔钱，以后还得向他们说明用途呢。”

    “我们还没有超过预算，”巴巴拉汇报说。“看来客户对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也表示满意。至少董事长是这样。”

    她在电话里听到了个声音，大概是基思·耶茨-布朗从椅子上蹦起来了吧。

    “你已经跟客户的董事长联系过了！”哪怕她说出教皇也罢，美国总统也罢，对方也不至于这么一跳三丈高吧。

    “他到现场来看过我们拍摄。第二天，韦斯·格罗佩蒂就拿了一些片子，到董事长的办公室里去放过。”

    “你竟让那个满嘴脏话的嬉皮士格罗佩蒂，到十五层ド先シ潘粒*“看来韦斯倒认为他跟董事长处得挺不错。”“他认为这样！你竟没有亲自去？”

    “那天我去不成。”

    “啊，我的天！”巴巴拉眼前仿佛看到了广告公司的监察，脸色煞白，一只手敲着脑袋。

    她提醒他说：“你不是亲自告诉我，说董事长有兴趣，我也可以随时向他汇报。”

    “可不是想做就做。可不是事先不通知我们这儿就去了，通知了，我们就可以想好你应当讲什么话。至于叫格罗佩蒂独自一个人去……”

    “我本来打算告诉你说，”巴巴拉说，“客户的董事长第二天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认为我们公司的一套想象值得称赞——这都是他的原话——首先就想到请韦斯·格罗佩蒂来拍摄，还劝我们继续让韦斯自由发挥，因为这种电影应该是导演为中心的影片。董事长说他在给公司的一封信里把这些话都写上了。”

    她听到话筒里吐出了口粗气。“我们还没有收到信。等来了……”歇了口气。“巴巴拉，想来你干得不错。”耶茨-布朗变得低声下气了。“但是，不要，请不要碰运气，客户的董事长一有什么事，马上就通知我。”

    她答应了，之后耶茨-布朗，依然紧张不安的，又说了一遍，他希望他们有个剧本。

    现在，几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剧本，韦斯·格罗佩蒂准备开拍包括困难户招雇计划和罗利·奈特的最后一本片子了。

    傍晚。

    他们八个人一起挤在那个热得闷人、陈设简单的房间里。

    这是底特律，特别是内城，常有的一个风丝全无的炎炎夏日。甚至到了现在，太阳已经下去了，室内室外的热气，还是多半没有散去。罗利·奈特和梅·卢是八个人中间的两个，因为这里是他们目前暂时居住的地方。不管照什么标准来看，房间都小得很，但起居睡觉全在这一间，隔壁的一间壁橱大小的“厨房”装有一只仅有冷水龙头的水盆、一只破旧的煤气灶和几个简陋的木板架子。马桶澡盆都没有。这样的设备全在下一层楼，是同其他六户人家合用的。

    罗利一脸不痛快，似乎是后悔不该同意卷进了这件事中。梅·卢有点孩子气，长着细细的腿、瘦瘦的臂，看来象是地下钻出来的一根野草，一副模样有些害怕，后来，不管天热还是戴着黑贝雷帽的韦斯·格罗佩蒂，心平气和地向她讲了些话，她才慢慢好了一点。

    导演的后边，是摄影师和录音员，他们的器具设备尴尴尬尬地摆在这局促的地方。巴巴拉·扎勒斯基跟他们站在一起，她的笔记本打开着。

    布雷特·迪洛桑多，在一旁望着，看到巴巴拉象往常那样把黑眼镜推到了头发里，只觉得有趣。

    摄影灯都关着。大家心里都明白，等灯一开，房里就会更热起来。

    伦纳德·温盖特，汽车制造商的人事处长，也是公司的高级黑人领导，用一方干净的麻纱手帕抹掉脸上的汗水。他和布雷特两个人都靠着墙，尽量少占一些地方。蓦然间，虽只有两个技师看到了格罗佩蒂的信号，但灯开了，录音带转动起来了。

    梅·卢眨巴着眼睛。导演还是好声好气跟她谈话，她听了就点点头，神情平静了。于是格罗佩蒂倏一下，稳稳当当退到了后面，离开了摄影机的照程。

    梅·卢仿佛除了心里的念头以外，什么也没有觉察到，顺口说道：“发愁也没用，用不着照人家说的那样去为前途发愁，因为象我们这号人，看来总好象没有什么前途。”她耸了耸肩。“现在看来也没什么两样。”

    只听得格罗佩蒂一声喊。“停！”

    摄影灯熄了。导演走过来，又对梅·卢咬了下耳朵。几分钟后，大家都默默等着，摄影灯刹时又亮了。格罗佩蒂溜了回去。

    梅·卢的脸上有了虎虎生气。“不消说，他们拿走了我们的彩色电视机。”

    她朝房间那头空着的一角瞅了一眼。“两个家伙来拿的，说是我们第一次付了钱，从此就没再付过。有一个家伙想打听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买？我对他说，‘先生，要是我今天付了钱，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看电视了。今日有酒今日醉嘛。’”她的嗓门压低了一些。“可惜我没告诉他，‘谁知道明天怎么样？’”

    “停！”

    布雷特向身旁的伦纳德·温盖特悄悄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黑人处长还在抹着脸。他低声说：“他们遭到了困难。当初他们两个生平第一次有了点现钱，因此他们乱来了，买家具啊，买一架彩色电视机啊，还用分期付款买东西啊，其实钱是付不出的。现在，有几件东西给收回去了。事情还不仅仅如此呐。”

    在他们的前面，格罗佩蒂正在安排梅·卢跟罗利·奈特对调位置。现在罗利面对着摄影机。

    布雷特问了一句，还是轻声轻气的，“还发生了什么其他事情？”

    “那就是所谓‘扣发被告工资’，”温盖特说。“这是指一项过了时的臭法律，政治家一致认为这应当改一下，但是谁也不动手。”

    韦斯·格罗佩蒂低下了头，照老样子跟罗利说话。

    温盖特告诉布雷特说：“奈特的工资已经扣发了一次。这星期又有了法院的第二次裁决，根据工会的协议，扣发两次工资就等于自动滚蛋。”

    “妈的！你能想个办法吗？”

    “也许能。这要看奈特了。等这完了，我跟他谈谈。”

    “难道他该把他知道的情况都在影片上抖出来吗？”

    伦纳德·温盖特耸耸肩。“我对他说过，不必这样做，因为这是他私人的事。不过看样子他只当耳边风，那姑娘也一样。也许他们都不在乎；也许他们还以为可以帮其他什么人的忙吧。我可说不上。”

    巴巴拉凑巧听到了，她回过头来。“韦斯说这是整场戏的一景。再说，他也会抱着同情心来加以剪辑的。”

    “我要不是这样想的话，”温盖特说，“我们也不会到这儿来了。”

    导演还在向罗利交代如何拍摄。

    温盖特，虽然讲得轻，可是语气深沉，他告诉巴巴拉和布雷特说：“奈特所以有那么样的遭遇，问题一半是在于我们的态度——中流砥柱的态度；那就是说，象你们两个和我这样的人。好，我们帮助象这两个小家伙的一类人，但是我们一帮了忙，就要求他们有我们中等阶级的一套标准，也就是按照我们的方式生活了好多年，我们才获得的一套标准。在钱上面也一样。即使奈特从来没有碰到过钱，对此道还不习惯，我们也要求他好象一生都有钱那样去处理钱，如果他处理不当，那怎么样呢？那就把他揪到法院里，扣发工资，把他开除。我们可忘了，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手头有的是钱，却还是安排不好，负了债。可是，就让这家伙也这么样干一下吧”——黑人处长朝着罗利·奈特头一点——“我们的制度早就要把他扔回垃圾堆里去啦。”

    “你总不至于让这种事发生吧，”巴巴拉嘟嘟囔囔说。

    温盖特不耐烦地摇摇头。“我的能力有限。可是象奈特那样的人有不少呢。”

    摄影灯亮了。导演朝他们瞅了一眼，这一眼就是通知他们不要出声。在这寂静的燠热房间里清清楚楚响起了罗利·奈特的嗓音。

    “不消说，你在这儿过活，就会看出世道来。比方说，不管人家怎么讲，日子多半不会好过起来。除了这以外，什么也长不了。”冷不防，罗利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接着，仿佛后悔不该笑似的，顿时沉下脸来。“所以最好不要存什么指望。这样，一旦失去了什么，就不至于痛心。”

    格罗佩蒂叫了一声：“停！”

    拍摄工作又继续了一个钟头，格罗佩蒂哄着骗着，耐着性子，罗利讲了他在内城和他仍在上工的那个汽车装配厂里的经历。这年轻黑人工人的话尽管简简单单，有时候还说得结结巴巴，可是道出了事实真相，勾出了他的真实写照——不褒不贬，恰如其分。巴巴拉曾经看过早先拍下的几本片子，她深信正式发行片一定会是部非常激动人心的纪录片。

    拍完了最后一个镜头，摄影灯熄了，韦斯·格罗佩蒂摘掉了黑贝雷帽，用一方肮脏的大手帕抹了抹脑袋。他向两个技师点了点头。“拆掉！好了。”

    大家向罗利和梅·卢道了声“再见”，就鱼贯而出，只有伦纳德·温盖特留下不走。布雷特·迪洛桑多、巴巴拉·扎勒斯基和韦斯·格罗佩蒂都要到底特律记者俱乐部去吃一顿赶不上时间吃的晚饭，温盖特要过一会再去。

    黑人处长等着另外几个人穿过房外那条仅仅装着一个小支光的灯泡、油漆剥落的简陋过道，橐橐橐走下那破旧的木头楼梯，到了下面街上。一股垃圾臭味，从过道门外飘了进来。梅·卢把门关了。

    她问：“你要喝点酒吗，先生？”

    温盖特刚要摇头，就改变了主意。“好的，麻烦你啦。”

    那姑娘从不点儿大的厨房里的一个架子上，拿来了酒瓶。瓶里约莫有一时高的甜酒。她平平均均分成了两杯，加了冰和可口可乐，把一杯递给了温盖特，一杯给了罗利。三个人在这间一室几用的房间里坐了下来。

    “电影界的人，今晚用了你们这个地方，会给你们点钱的，”温盖特说。

    “钱不会多；向来不多。可我会帮你们拿到手的。”

    梅·卢没有把握地笑了一下。罗利·奈特没有吭声。

    黑人处长啜了一口酒。“你知道扣发工资的事情吗？第二次的？”

    罗利还是不作声。

    “今天干活时有人告诉了他，”梅·卢说。“据说他再也领不到支票了？对吗？”

    “他有一部分拿不到。不过，他要是丢了工作，那不管怎么样，再也拿不到支票了——不管哪个人，都一样。”温盖特接下去就解释“扣发被告工资”是怎么回事——根据法院裁决，扣发工人的工资，把扣发的工资交给债权人。他又补充了一句，说汽车公司和其他厂商老板都讨厌这个“扣发被告工资”制度，但是没法可想，只能服从法律。

    果然不出温盖特所料，无论是罗利·奈特还是梅·卢，都不了解头一次扣发工资的事，罗利也不知道，按照公司和工会合订的规章，第二次扣发工资，可以把他开除。

    “这里面有个道理，”温盖特说。“扣发工资给发薪部门增添了不少工作，这就要公司花钱。”

    罗利脱口骂了声：“狗屁！”他站起身，在房里打转。

    伦纳德叹了口气。“假如你要听听我的真心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想你说得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尽力想法帮你忙的道理。如果你要我帮忙的话。”

    梅·卢瞟了罗利一眼。她舔了舔嘴唇。“他要你帮忙，先生。他最近总是沉不住气。他一直……他啊，真是心烦。”

    温盖特不由得纳闷起来，不知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如果罗利象梅·卢说的那样，只是今天才知道扣发工资的事，那么他显然不是为此而发愁的。他决定不去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只能办这么一件事，”黑人处长告诉他们说，“那就是请人替你们管财务，尽我们力量帮你们达到收支相抵，想办法让你们从头来起，你们也必须明白，只有你们要求这么办，我才能这么办。”

    他接着又解释说这套办法如何管用。这本来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名下一个工厂的人事科长吉姆·罗布森设想出来的，目前其他公司都照此办理了。

    他告诉罗利和梅·卢，此时此地他们就必须把全部债务的清单交给他。

    他会转给罗利厂里的一个高级人事人员。那人事人员是在业余时间办这个额外差使的，他会把单子查阅一遍，看看到底欠了多少钱。接着就给债权人一一打电话，尽力劝他们同意把分期付款的期限放长，每期数目减得公道些，另一方面，将扣发工资撤销。通常债权人是同意的，因为否则只有一个结果：当事人免不了失业，这一来，他们就什么也到不了手，工资扣不扣发都一样。

    接下来还会向职工提出一个问题：每周的最低生活开支是多少？这次的对象就是罗利·奈特。

    一旦决定这么办了，每星期都会把罗利的支票半途拦住，送往人事处。

    每星期五，他就上人事处报到，在支票上背书，交给那经办一切的人事人员。

    温盖特告诉他们说，那人事人员的办公室里，通常挤着五十来个工人，他们都有经济困难，正在帮助他们达到收支相抵。大部分人都表示感激。

    之后，那人事人员就会把罗利的支票存在一个特别户头里——用的是那人事人员的姓名，因为公司并不正式参与这样的安排。从这个户头里，他照商定的数目给债权人开出支票，给罗利开出另一张支票——结余工资，作为必要的生活费用。等到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那人事人员就功成引退，罗利又照常领取他的支票了。

    帐目可以公开审查，经办这种事务，无非是帮助经济有困难的工人，不收任何费用。

    “这对你们来说可不容易，”温盖特警告说。“要办成功，你们就只能靠很少几个钱过活了。”

    看样子罗利正要反对，梅·卢赶紧插嘴了：“我们可以这样办，先生。”

    她看看罗利，温盖特发觉她眼睛里既有威严又有孩子气的深情。“你会这么办的，”她一口咬定。“是的，你会的。”

    罗利似笑非笑，耸了耸肩。

    可是，明摆着罗利·奈特还在发愁——真的发愁，伦纳德·温盖特这么猜想——为了另外什么事发愁吧。他又一次纳闷起来，不知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我们坐在这里，”伦纳德·温盖特一来，巴巴拉·扎勒斯基就说道，“一直在猜测那两人能不能对付得了。”

    这伙人中只有巴巴拉是记者俱乐部会员，她做了其他三人的东道主。她、布雷特·迪洛桑多和韦斯·格罗佩蒂一直在酒吧间里等着。这会儿，他们四个人搬到了餐室的一只桌子旁。

    就记者俱乐部来说，底特律的记者俱乐部也列为全国最好的一个。那里地方不大，经营得法，烹调绝妙，人人都向往在那里当个会员。说也奇怪，虽然记者俱乐部跟汽车工业天天都有激动人心的密切关系，但是，四面墙上简直没有什么装饰叫人一看就能想到这种关系，有人认为，这正是心虚的流露。唯一的一件，客人一进门就迎面看到，是从一九四七年一份报上剪下的令人丧魂的第一版，头条新闻写道：福特逝世死于点油灯无暖气之屋相形之下，有关战争和宇宙飞行的情况，倒装点得异常突出，或许这就是报人有时候患远视症的证据吧。

    他们一叫好酒，温盖特就回答了巴巴拉的问题。

    “但愿我能说一声是的。可是我没有把握，原因就在于制度上。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谈到过。象我们这样的人，多少可以同制度周旋一下。象他们那种人，却多半办不到。”

    “伦纳德，”布雷特说，“今天晚上听起来你倒象是个革命家了。”

    “听起来象是革命家，并不等于就是革命家呀。”温盖特阴郁郁地笑笑。

    “我并不认为我有勇气；再说，我也不够资格。我有个美差，银行里有存款。

    不管哪个人，一有了这些，就要牢牢保住，不让这一切化为乌有。但是我也要对你讲明：我知道我那个种族的人为什么成为革命家。“

    他拍了拍上装里鼓出来的一叠东西。这是他临走前梅·卢给他的一束单据。都是些发票，分期付款契约，信贷公司的催款通知。温盖特出于好奇心，早在汽车里逐一翻了一下，他看到的一切，不由他不惊奇，冒火。

    他把他跟罗利和梅·卢谈话的内容对其他三个人复述了一遍，略去了一些不便外传的数字，但是，不听这些，他们反正也弄得懂是怎么回事，他也发觉他们都关心这件事。

    他说：“你们见过他们放在那间房里的家具。”

    其他三个人点点头。巴巴拉说：“那不算好，但是……”

    “不必说假话了，”温盖特对她说。“你我都清楚，那是一堆表面好看的破烂货。”

    布雷特不同意说：“那又怎样！要是钱多他们买不起……”

    “可你哪里知道他们是买不到，出了钱也买不到好的。”温盖特再一次拍拍口袋里的单据。“我只是看了看发票，看来发票上开的价格比家具的实价，少说也要高出五倍。那两个人，凭他们付的钱，说得确切些嘛，就是凭他们签字的一张信贷合同，本来是可以从吉·尔·赫德森或者西尔斯那样有名的家具店里买到上等货的。”

    巴巴拉问：“那么他们为什么买不到呢？”

    伦纳德·温盖特伸出双手，放在桌上，探出了身子。“因为，我亲爱的、天真的、有钱的朋友们啊，他们根本分不出好坏。因为，从来也没有人教过他们，怎样东掏西挑或者用心购买。因为，如果你手头从来没有过现钱，去学这一套可没多大意思。因为，他们到了黑人区一家白人开的铺子里，那里把他们给骗了——就是这么着！因为这样的铺子有许许多多，不光是底特律有，其他地方也有。我知道。我们见过其他人也走上这条路。”

    一桌人寂然无声。他们要的酒都端来了，温盖特一口口啜着加冰的纯苏格兰威士忌酒。过了一会，他说下去了：“他们买进的家具和其他一些东西，还给他们带来个小小的问题，要他们付信贷费呢。我算了一下。照我看来，利息好象是在一角九和两角之间。”

    韦斯·格罗佩蒂轻轻打了个唿哨。

    巴巴拉问道：“你们的人事人员，照你刚才讲的，找债权人谈话时，他能不能想一点办法，把家具帐单或者信贷费减低一些呢？”

    “信贷费嘛，也许可以办到。”伦纳德·温盖特点点头。“这件事，我自己可能去打个交道。要是我们打个电话给信贷行，用上我们公司的名义，他们往往会听从，也会公道一些。他们明白，大汽车厂商如果存心要压他们一下，是有种种办法的。但是，讲到家具嘛……”他摇了摇头。“那可休想有办法。那帮骗子手会发笑的。他们把垃圾货尽量抬高价格出售，然后打个折扣，把单据转让给信贷公司。支付这笔差额的，就是象罗利那样根本付不起钱的小八拉子。”

    巴巴拉问：“他的饭碗保得住吗？我指的是罗利。”

    “只要不出其他事情，”温盖特说，“我想我能打包票保住。”

    韦斯·格罗佩蒂催促道：“看在老天爷份上，不要再谈下去了！让我们吃吧！”

    这天晚上，布雷特·迪洛桑多，一反常态，大半时间都不出声，在接下来吃饭的时候，他还是那样沉默。今晚布雷特看到了罗利·奈特和梅·卢的生活条件；他们在那座破败不堪、一股垃圾臭味的公寓里的那间简陋斗室；那一带不计其数的其他楼房，或者是不相上下，或者是等而下之；内城大部分地区普遍流行的病痛和贫困，这一切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以前他也到过内城，走过那里的街道，但是，刚才几个钟头里的见识和沉痛心情，以前却从未有过。

    当初他所以要求巴巴拉让他看看今晚的拍片，一则是出于好奇，一则是因为她整颗心都放在这个计划上面，近来难得和他见面。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在思想感情上竟然也深深陷了进去。

    倒不是说他以前没有发觉底特律黑人区的种种问题。当他看到住房方面可怕到极点的情况，他决不会蠢得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搬到别的地方去呢？布雷特早已知道，那里的人，特别是黑人，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捆住了手脚，动弹不得。尽管内城的生活费用很高，但是郊区的生活费用还要高，哪怕郊区肯让黑人搬去，也不行。何况有的郊区还不许黑人搬去，依然用上成千种微妙的和不怎么微妙的手法，在实行种族歧视呢。譬如说迪尔博恩吧，那里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大本营，优点有不少，算到底，最后一项就是没一个黑人居民，原因是中等阶级的白人人家把黑人当做冤家对头，凡是那坐稳交椅的市长搞出来的刁钻促狭手法，他们都支持。

    布雷特也知道，在当地的一九六七年暴动之后，成立了用心良苦的新底特律委员会，最近又改称为新底特律公司，他们曾经出力帮助内城建设。基金全部凑齐了，有些住房也开始兴建了，可是，正如一个委员指出的：“我们是通告长篇累牍，砖头少得可怜。”

    另一个委员想起了塞西尔·罗得斯①临死前的一句话：“做了的太少——要做的太多。”

    ①十九世纪末英国资本家、殖民主义者、血腥剥削和残杀非洲（南非）黑人的刽子手。

    这两句话都出于个别人之口，他们眼看到各个组织，包括市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等等组织只干出微乎其微的事，都感到不耐烦了。虽然一九六七年暴动已经过去几年了，可是，除了时断时续的修修补补之外，根本没做一件事，把所以掀起暴动的环境来个彻底改善。布雷特不由得纳闷：如果这么多人合在一起，都失败了，那么一个人，个别一个人，能指望搞出什么名堂来呢？

    于是他记起了：有人在谈论到拉尔夫·纳德时，曾经提出过那个问题。

    布雷特感到巴巴拉的眼睛在看他，就向她转过脸去。她微微一笑，但是，对他的沉默却不说什么；如今彼此都非常了解，无论是各人的情绪也好，之所以有这样情绪的原因也好，都用不着说明了。布雷特暗自想道，巴巴拉今晚不能再美了。在刚才谈论那时，她一脸虎虎生气，流露出兴趣，智慧，热情。在布雷特认识的姑娘中，只有她，他最最看重，这就是为什么他不管她一直死也不肯跟他同床，还是同她见面的缘故。

    布雷特知道，巴巴拉对自己能参加这部影片的摄制，能同韦斯·格罗佩蒂一起工作，感到十分满意。

    这会儿格罗佩蒂把盆子朝后一推，用餐巾抹了抹嘴巴和胡子。这矮个子电影导演，依然戴着黑贝雷帽，刚才一直在吃斯特罗加诺夫式牛肉加面条，大口大口喝着奇昂蒂红葡萄酒，把饭菜冲下去。他满意得嗯嗯的响。

    “韦斯，”布雷特说，“你真想卷进——真正卷进——你拍电影的那些个主题里去吗？”

    导演一脸惊讶。“你是指搞改革运动的胡闹吗？把人家刺一下吗？”

    “是的，”布雷特应道，“我就是指那种胡闹。”

    “去它的！不错，我有兴趣；非有兴趣不可。不过，兴趣一过，我还是拍我的电影，小伙子。就是这么回事。”格罗佩蒂摸摸胡子，把餐巾没有揩掉的一段面条拿掉。他又补上一句说：“不论一地金凤花，还是一条下水道——我一知道在那儿，我要的就只是正确的镜头，摄影机的角度，照明，音响的配合。卷进去才叫胡闹呢！卷进去要赔上全部时间呐。”

    布雷特点点头。他沉吟道：“我也是这么想的。”

    在汽车里，布雷特一面开车送巴巴拉回家，一面说：“搞得不错，是吗？那影片。”

    “真不错！”她坐在前座靠近中间的地方，紧偎在他身边。他打横里一转脸，就会碰到她头发，他已经碰到过好几次了。“我真替你高兴。这你也知道。”“是的，”她说。“我知道。”我不愿意跟我一起生活的女人不做一点特殊的事，完全是她自己的事。“”假如我同你在一起生活，这点我会记住的。“自从几个月前，那天晚上他们谈到一起生活以来，他们谁都是第一次提到可能一起生活的事。”你又想过没有？“想过，”她说。“就此而已。”布雷特等着，径自穿过杰斐逊路口的车辆，到了克莱斯勒高速公路上，他才问道：“愿意谈谈这件事吗？”她摇摇头表示反对。“影片还要拍多久？”

    “大概再要一个月。”“你会忙吗？”“我想会的。怎么？”“我准备出门一次，“布雷特说。”到加利福尼亚去。“但是，她一追问他原因，他却不告诉她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