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整整睡了十个小时二十分钟。有一阵梦见下雪了。之前不久卡透过半开的窗帘看见外面白色的街道上，雪又开始下了起来，昏暗的灯光把写着卡尔帕拉斯旅馆的粉色招牌照亮了，灯光下雪显得格外的轻柔：卡尔斯街道上的枪声被这奇怪而又神秘的轻柔的雪吸收了，所以卡才能整夜那么安静地睡着觉。

    然而，被一辆坦克和两辆军车袭击的宗教学校宿舍，就在隔着两条街的不远处。冲突没有发生在大门（从这个门仍然可以看出当年亚美尼亚铁匠们的高超手艺）附近，而是在高年级宿舍和会议室的木门前，士兵们先是恐吓性地在积雪的院子里向黑色的夜空开枪。伊斯兰政教徒中最富有战斗经验的人都去了民族剧院，并且在那儿遭到拘捕，所以宿舍里留下的这些人，要么是没有政治经验的，要么就是不太关心这些事情的学生，可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场面让他们热血沸腾，他们在门背后用桌子、条凳修起一道壁垒，一边喊着口号:“安拉至大!”等着。有一两个失去了理智的学生把他们从食堂偷来的刀叉从卫生间的窗户朝士兵们的头上扔去，他们还想用手中惟一的一把手枪和这些士兵们玩玩游戏，结果招来了一片枪声，一个身材漂亮、面容姣好、瘦瘦的学生脑袋中弹，倒下死了。学校里所有的学生都被赶上了车，押往警察局，一路上还挨了揍。其中大部分初中生穿着睡衣，一个劲地哭着；还有一些学生本来态度就并不那么坚决，纯粹是为了想找点事做才参加的反抗，现在都后悔不已；还有些学生是真正的战斗者，脸和眼睛都已被打出血了。整个这一过程中，雪下得正紧，因而整个城市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城市里大部分人都还没睡，可是他们不是在注意窗外和街上，而是仍然在盯着电视。民族剧院里的现场直播中苏纳伊?扎伊姆宣布完这不是一场戏，而是一场革命之后，士兵们把大厅里的捣乱分子集中了起来，并且用担架抬走了尸体和伤者。这时，所有卡尔斯人都很熟悉的副市长乌曼先生走上了舞台，用他那任何时候都很正式、有些神经质、但令人有安全感的声音（因为第一次面对“直播”，所以还显得有些紧张），发布了到第二天十二点之前在卡尔斯不准上街的禁令。他下来后，没有谁再到舞台上去，所以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卡尔斯的观众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民族剧院的幕布，然后直播中断，随后同一块幕布又在舞台上出现了。过了一会儿，幕布缓缓拉开，整场“晚会”在电视上开始重播。

    这种状况使那些在电视机前想弄清楚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大部分卡尔斯观众感到了一种恐惧。那些睡得迷迷糊糊和喝得半醉的人们，陷入了对时间的混乱感，有些人甚至觉得晚会和死亡还要再来一次。有些对事件的政治方面不感兴趣的观众，正如我多年后要做的那样，把这次重播看作是一次新的机会来弄清楚卡尔斯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因此他们开始认真地看了起来。

    这样，当卡尔斯观众们重新看着冯妲?艾塞尔模仿前女总理哭着接见美国客人，还有拿着某个广告片开玩笑，随后充满激情地跳着肚皮舞的时候，人民平等党在哈立特帕夏商城的总部正受到一支专业特工小组的秘密搜查，那儿惟一的一个人，一个库尔德杂役遭拘捕，柜子和抽屉里的所有纸、本统统被收了起来。开着装甲车的警察们，为了搜捕，已在前一天夜里一个个地摸清了党的市领导组织成员家的位置，以分裂国家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罪名挨个儿将他们抓了起来。

    卡尔斯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不只是他们。早晨通往迪戈尔的路上，发现了一辆燃烧过的穆拉特牌出租车，当时大雪还没盖住这辆车，车里发现了三具尸体，根据警方的通报，他们是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的游击队。这三个年轻人几个月前就为渗入城市作了准备，但晚上事态的发展使他们感到恐慌，他们决定乘这辆出租车向山上逃跑，可是看到道路因大雪被封住，精神崩溃了，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其中一人引爆炸弹，同归于尽。一名死者的母亲是医院的清洁工，她后来写的申请中说他的孩子实际上是被手拿武器敲她家门的不明身份者带走的，还有出租车司机的哥哥也写了申请，说他的兄弟根本不是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甚至都不是库尔德人，但他们的申请根本没人理会。

    街道上两辆坦克像黑色幽灵般缓慢游荡着。到这个时间，整个卡尔斯实际上都明白了这是一场革命，至少城市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可是这所有的一切是和电视上播放的一场戏，还有窗户前和古老童话中一样无休无止飘落的雪同时发生的，所以并没让人有恐惧的感觉。只有从事政治的那些人才有些担心。

    比如说，在卡尔斯受所有库尔德人尊敬的记者和民俗学者萨杜拉赫先生一生中经历了多次军事政变，所以从电视上听到不准上街的禁令后，他就明白自己蹲监狱的日子来了，并已经提前作好了准备。他在行李箱里，放了蓝格睡衣、治前列腺炎的药和安眠药，离了它们他就睡不着觉，还放了毛线圆帽和袜子，还有远在伊斯坦布尔的女儿微笑着抱着孙子的照片，以及在苦心收集的基础上写成的有关库尔德人悼诗的书稿，然后和老伴一起边喝着茶、看着电视上冯妲?艾塞尔跳第二段肚皮舞，一边等着。半夜过后很久才响起了敲门声，他和老伴告了别，拿起行李，开了门却没看见任何人，于是他来到街上，在昏黄街灯的神秘灯光下，在大雪覆盖的美丽寂静的街道上，不由回忆起童年时在卡尔斯河上溜冰的情景，这时被人用枪击中头部和胸口，死了。

    几个月之后，雪完全化了，人们又发现了其他一些尸体，可以推断，那天夜里还进行了另外一些谋杀。但像谨慎的卡尔斯媒体所做的那样，为了不使我的读者感到过分难过，我尽量不再提这些事件。关于这“无名凶手”是“铁臂”和他的伙伴们的说法，至少从夜里最初几个小时来说是不对的。尽管有些晚，但他们还是成功地切断了电话，攻占了卡尔斯电视台，从而确保了媒体对革命的支持，接着，几乎整个夜晚他们都有些荒唐地将所有的精力用来寻找他们念念不忘的“声音洪亮的、有英雄气概的边疆民歌手”。因为要成为真正的一场革命，必须要在电视和广播里播送英雄歌曲和边疆民歌。

    问了军营、医院、高中和通宵营业的茶馆之后，他们最终在值班消防员中找到了，这个民歌手一开始以为自己要被抓起来，甚至还要被枪毙，可是他被直接带到了电视台的演播厅。卡早晨刚醒来就听到了这个民歌手穿透演播厅的电视墙、石膏挡板和幕布的带有诗意的声音。一种超乎寻常的雪光，从半开的窗帘照进来，照进了天花板很高、安静的屋子里。他睡得很好，休息得很好，可还没起床，他就感觉到有一种使他灰心丧气的罪恶感。他和其他客人一样，在不同的地方，体会着另一种不同的洗浴的滋味，洗了脸，刮了胡子，脱了睡衣，穿上衣服，拿着绑在铜牌上的钥匙，来到了旅馆的门厅。

    看见电视里的民歌手，又发觉旅馆和城市都陷入了一片沉寂（门厅里的人们只是在窃窃私语），卡才一一明白昨夜发生的事，明白了自己想对自己隐瞒的是什么。他冲总台的服务生冷淡地微笑了一下，像个匆匆的旅客，根本不想在这个城市浪费时间（这个城市的暴力和政治胡闹可能会毁灭自己），马上走到隔壁的餐厅吃早饭。餐厅角落里冒着气的茶炉上有一只圆鼓鼓的茶壶，一个盘子里放着切得很薄的卡尔斯奶酪，另一个碗中放着颜色黯淡的腌橄榄。

    卡坐在邻窗的桌旁。透过窗纱，长时间地看着大雪覆盖着的街道，真是美轮美奂。空空的街道显得如此忧伤，这让卡一幕幕地回忆起了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禁止上街的人口普查、选民统计、大搜捕和让大家整天凑在收音机、电视机前的军事政变。在听着收音机里放着国歌、宣布戒严的通知和法令的时候，卡总想站在空荡荡的街上。童年时，卡像有些人喜欢开斋节一样喜欢军事政变的那些日子，这些日子里所有人都在谈一个话题，大叔大婶和邻居们相互间走得更加亲近。对伊斯坦布尔的中层和上层布尔乔亚家庭来说，军事政变会使他们感到更有保障，但有必要稍稍掩饰一下他们的满意，所以他们也会静静地微笑，嘲讽每次政变之后出台的一些荒唐措施（所有伊斯坦布尔人行道的路石都像军营一样刷成了白色，留长发和蓄胡子的人会被警察和军人拦住，粗暴地剃掉，等等）。伊斯坦布尔上层的布尔乔亚们一方面很怕军人，另一方面又暗自蔑视这些生活拮据而又刻板的军官们。

    一辆军车从远处开进了这条让人联想到被遗弃了上百年的城市街道，卡像童年时那样一下子全神贯注了起来。一个衣着打扮像个牲口贩子的人刚进餐厅就猛地抱住了卡，亲吻他的面颊。

    “我们的前途光明，先生!祝我们的国家好运，民族好运!”

    卡想起来，军事政变之后有些识时务者就和在传统的宗教节日中所做的那样，也这么彼此庆祝。他也对那个人嘟哝着诸如“祝好运!”之类的话，并为此感到羞愧。

    正对着厨房的门来了，卡突然觉得脸上所有的血都流走了。伊珂从那扇门里走了出来。他们对视了一下，卡有些不知所措。他本想站起来，可伊珂朝他微笑了一下，就朝刚坐下的那人走去了。她手中有个托盘，里面有一个杯子，一个盘子。

    伊珂把杯子和盘子放在了那人面前。她像个侍者似的。

    一种悲观、后悔和罪恶感包围着卡：他责怪自己没能得体地向伊珂打招呼，但他立刻明白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自己都骗不了自己。昨天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向一个自己还不熟悉的女人无缘无故地求婚，同她接吻（对，这很美好），如此陶醉，和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抓住她的手，更有甚者，自己像一般的土耳其男人一样，喝醉酒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知羞耻地表现出对她那令人眩晕的魅力的倾心。现在因为不知道要对她说什么，所以他巴不得伊珂一直在旁边那个桌旁做“服务生”。

    “牲口贩子”粗鲁地喊,“茶!”伊珂习惯性地端着空拖盘走向茶炉那边。给那人送过茶，伊珂快步靠近了他的桌旁，这时卡从鼻孔里就感觉到了心跳。

    “怎么样?”伊珂微笑着问道,“睡得还好吗?”

    对昨夜和昨天的幸福所作的整理让卡感到害怕。“雪好像还停不了。”他好不容易才说出句话来。

    他们默默地打量着对方。卡明白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就算聊起什么也会显得很做作。他惟一能做的就是这么静静地看着她那双大大的微斜的褐色眼睛。伊珂感觉到现在的卡和昨天是处在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她明白他现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卡觉察到伊珂已感觉到了自己内心的黑暗，甚至很理解他。她的这种理解让卡感到和这个女人是可以厮守一生的。

    “这雪还得这么下段时间。”伊珂小心地说。

    “没面包。”卡说。

    “哦，对不起。”她立刻走向茶炉边的柜台。她放下拖盘开始切起了面包。

    卡是有些受不了这种情况才说想要面包。现在他看着女人的背影，那神态好像在说:“其实我自己可以去切的。”

    伊珂身上穿着件白毛衣，咖啡色长裙，系着条很粗的腰带，这腰带是70年代的款式，现在已没人用了。她的腰很细，胯也正好，个头跟卡挺合适。卡也挺喜欢她的脚腕，他明白如果不能和她一起从卡尔斯回法兰克福的话，他会终生痛苦地记住在这里拉住她手的时刻，在半开玩笑、半认真吻她的时刻和同她开玩笑的时刻，自己是多么的幸福。

    伊珂刚切完面包，还没转身，卡就将头扭向了一边。“我给您盘子里放些奶酪和橄榄吧。”伊珂大声说。卡明白，她用“您”是为了提醒卡，餐厅里还有其他人。“好的，谢谢。”他也用像对其他人说话时同样的语气回答。当他们对视的时候，从伊珂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完全清楚卡刚才从后面观察着自己。想到伊珂对男女关系如此熟知，对卡永远也学不会的处理人际关系的细枝末节是如此熟稔，卡有些害怕了。其实他本来就害怕她是自己能幸福生活的惟一可能。

    “面包是军车拉来的，”伊珂微笑着说，而她那甜甜的目光让卡心动,“扎黑黛太太因为戒严来不了了，所以我在负责厨房……见到军人，吓得我够呛。”

    她说，因为军人们有可能是来抓韩黛或者卡迪菲的。甚至有可能是来抓她父亲的……

    “他们把在医院值班的清洁工都拉去擦洗民族剧院的血迹了，”伊珂低声说。她坐在桌子上。“他们突袭了大学宿舍、宗教学校和一些政党的党部……”听说那些地方也死了人。有好几百人被捕，但有些人早晨就被释放了。她低声谈起了眼前这种政治高压，这让卡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大学食堂，大家也都是这样低声谈论着这些暴行，人们感到的不仅是愤怒和伤感，还有种莫名的自豪。那时候有一种罪恶感和悲观情绪使他想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土耳其，他只想回到家里看书。现在他想帮伊珂结束她的话，他本来准备好说“非常可怕，非常!”这句话，话就在嘴边，可每次想说的时候总是觉得会很做作，也就不说了，只能像犯了错似的，一声不吭地吃着奶酪和面包。

    伊珂低声对他说，为了让父亲们辨认在宗教学校上学的儿子们的尸体，军车载着尸体派往库尔德人村庄，但在路上抛锚了；手里有武器的人限定在一天之内将武器上交给政府；禁止宗教学校和政党进行活动。当她说着这些的时候，卡看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深处，看着她优雅的脖颈和漂亮的皮肤，以及落在脖颈上的金色长发。能爱上她吗?他努力想像他们在法兰克福，在凯瑟斯特拉斯一起漫步，晚上看完电影之后一起回家。可是悲观很快占据了他的内心。现在他注意到女人放在框里的面包就像穷人家里那样切得很厚，更糟糕的是，这些厚厚的面包片就像那些大方的餐馆里那样摆成了金字塔形。

    “现在请你跟我说说别的事情。”卡小心地说。

    离此隔两栋楼的地方，有个人从后院经过的时候，因为有人告密而被逮住了。伊珂正讲到此，她便知趣地停了下来。

    卡从她的目光里看到了一丝恐惧。“昨天我很幸福，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这是第一次写诗，”卡解释道。“可现在我无法忍受你说的这些事情。”

    “昨天你写的诗很美。”伊珂说。

    “今天，在不幸还没包围我之前，你能帮帮我吗?”

    “让我做什么?”

    “现在我回楼上房间，”卡说。“一会儿你来，用手捧住我的头。只一会儿，不会很长时间。”

    卡本来还想再说些什么，但从伊珂恐惧的目光中明白了她不会这么做，他便站了起来。她身处边城，是个本地人；对卡来说她是陌生人，他在向她要求一个陌生人理解不了的事情。要是现在不想看到女人迷惑的表情，刚才就不应该提出这个愚蠢的建议。他匆匆地上楼，同时因为让自己相信了自己已经爱上了她而深深自责。进了房间，他倒在床上，先是想到从伊斯坦布尔来到这儿是多么愚蠢的事，后来又想，从法兰克福回到土耳其就是个错误。二十年前，母亲为使儿子过着正常的生活，努力让他远离诗歌和文学，如今，他四十二岁，自己的幸福却跟卡尔斯市的一个“守着厨房”、把面包切得很厚的女人联系在一起，如果母亲泉下有知，会说什么呢?他父亲如果听说儿子在卡尔斯，在一个从农村来的教长面前跪下，泪流满面地说自己信仰安拉的话，会怎么说呢?外面，雪又开始下了，大片大片悲伤的雪花从他窗户前缓缓飘过。

    有人敲门，他一跃而起，满怀希望地开了门。是伊珂，但脸上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说，来了一辆军车，下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军人，他们问起了卡。她告诉他们卡是住在这儿，现在就去叫他。

    “好。”卡说。

    “你要是想的话，我用两分钟为你那样按摩。”伊珂说。

    卡拉她进了屋，关上门，吻了吻她，然后让她坐在了床头，自己躺在床上，把头放在了她的怀里。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看着窗外乌鸦在已有一百一十个年头的政府大楼屋顶的雪上来回走动。

    “好了，够了，谢谢。”卡说。他小心地从钩子上取下他那件灰色大衣，出去了。他从楼梯往下走时，突然闻了一下这件令他回忆起法兰克福的大衣，想念起在德国时色彩斑斓的生活。在卡夫霍夫买大衣那天，有一个金黄头发的裁缝帮了卡，两天后卡要改短大衣时又见到了他，他的名字叫汉斯?汉森。也许是这个非常德国化的名字和他头发的金黄色，卡想起曾经在晚上睡觉时梦见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