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当时妒火中烧，几乎想立时下车去查问究竟。可是当时，他的妻子恰好坐在他身边，他无法这样做，只好将怒火抑制在心里，尽量不表露出来。
　　不过当时他的脸色也已经很难看了，难看到了贞弓这样问：“你是不是不舒服，脸色难看极了！”
　　板垣连忙掩饰：“稍有一点头痛，或许刚才酒喝多了。”
　　回到家之后，趁贞弓不觉察，他打了一个电话。那幽会地点，为了不受骚扰，没有电话，板垣打到云子的住所去，如果云子在家，那么可能有小偷进了那幽会的地方。
　　可是云子的住所电话响了又响，没有人接听。
　　板垣的心中更惊疑愤怒，但他没有借口可以外出，所以怀着一肚子闷气睡了下来。那一晚，当然睡得一点也不好。
　　第二天一到了办公室，他立即又拨云子的电话，每隔半小时一次，一直到一时，还是没有人接听。
　　板垣决定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亲自到那幽会地点去查看一下究竟，他收拾了一下桌上的文件，因为心急要走，连公文包也不记得提，就匆匆离开了办公室，在走廊上走着，走向走廊的转角处。他的女秘书一发现他忘了带公文包，立刻替他拿了追出来，一面追，一面叫道：“板垣先生！板垣先生！”
　　板垣转过弯角，女秘书也追了上来。就在那一剎那间，女秘书看到了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眼睛的事。
　　“先是一下玻璃的破裂声，”她事后在答复刑事侦探员健一的询问时，这样回答：“接着，在向前走着的板垣先生忽然站定。我将公文包向他递去，一面叫着他的名字，板垣先生转过头来，张开口，像是想对我说话，可是却没有发出声音来，在他的眉心，有一股血涌出来，极浓稠，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那么浓稠的血，接着，他就倒了下来……”
　　健一被派为板垣案件项目小组的组长，繁冗的调查工作进行了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之中，健一加起来的睡眠时间，不到三十小时。他双手托着颊，手肘支在办公桌上，望着桌上的日历，不禁苦笑。
　　他有一个好朋友快到日本来，一天之前，板垣案子忙得不可开交的时侯，就和他通过电话。电话从印度孟买打来，时间是午夜，将他吵醒，健一自一醒过来，立时头脑清醒。他拿起电话听筒：“我是健一，请问是谁？什么？印度孟买打来的国际线？好的，请快点接过来。”
　　打电话给健一的是什么人呢？是我，卫斯理。
　　卫斯理是什么样的人，当然不必再详细介绍了。但是，我为什么会在孟买打电话给健一，却必须好好说明一下。
　　首先，得介绍我和健一相识的经过，那是若干年前我在日本北海道旅行的事。
　　当时健一才从东京帝大毕业，还未曾开始工作，我们在滑雪时相识。后来，他参加了警察工作，我们一直维持通信，他来看过我两次，我每次到日本，也都去拜访他。
　　每次我和健一见面之际，我总是择要地向他讲述一些稀奇古怪的遭遇，他听得津津有味。而且，不论我的遭遇听来如何荒诞，如何不可信，他毫无保留地接受，这证明他是一个想象力极其丰富的人。
　　而我一开始和健一相识，几乎不到两天，便成为好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健一有一项极其特殊的专长。他的这门专长是：对野外生活的适应能力。
　　健一的家乡是日本九州中部的山区，他出生在一个十分贫穷的农家，据他自己说，两岁丧母，三岁丧父，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照顾他，他自小和山中的猴子、狼、獾、熊，甚至于蜜蜂、蚂蚁一起长大。当他被他的养父发现时，他说，当时他熟睡在一头母猴的怀中，那年他十一岁。这话，当然无法得到旁证，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养父已经死了。
　　不过，健一适应野外生活的能力超卓，我从来未曾见过第二人，有这样的能力。
　　我曾经和他一起露宿在山野间，他几乎可以分辨出每一种不同的昆虫的鸣叫声，也知道怎样去吃它们才最可口。他随便发出一点怪声，就可以引得各种小动物，来到他的身边，当他是自己的同类，他能学超过三十种以上的鸟鸣声，每一种都维妙维肖，而且可以分别雌雄。当他学起一种鸟的雄鸟叫声之际，他的头发上可以站满这种鸟的雌鸟。
　　他甚至宣称自己精通猴类的语言，事实上他也表演过好几次他和猴子通话的情形给我看过，使我深信不疑。
　　像健一这样的人，最适宜的工作，应该是向动物方面去发展，但是他却选择了当警察这一行。后来我问过他为什么作这样的选择，他的回答是：“我对一切生物，都已经有了极深刻的了解。可是，我不了解人。我想，警察是接触人的行业，所以我要当警察，试图进一步去了解人。”健一可以说是唯一以这个理由参加警察行列的人了！
　　我打电话的原因，是因为在印度旅行……那次旅行另有目的，过程也十分有趣，但不属于这个故事的范围之内，所以不提……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一个动物学家。这位动物学家正在为一件事发愁，使我想到了，唯一可以解决这个困难的人，只有远在日本的健一。
　　动物学家遭遇到的难题是，有一头极其珍罕的纯白色的小眼镜猴，在印度南部森林中捕获，自从捕获之后，一直不肯进食，已经奄奄一息。这种眼镜猴本身，极其罕见，白色的变种，可以说举世仅此一头，要是“绝食”至死，自然可惜之极。所以我想到了健一，以他和猿猴之间的沟通程度，或许可以劝这头白色眼镜猴放弃“绝食”。
　　我和这位动物学家，先和“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联络，取得了日本方面的同意，准许我携带这头白色眼镜猴入境。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健一。
　　我在电话中只说找他有极其重要的事，并没有说明要他干什么。我当然不知道他正为板垣案子在大伤脑筋，甚至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叫做板垣一郎的企业家被神秘射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