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扛着我来到了初夏的打谷场上，我们村成为屠宰专业村后，土地基本上荒芜；面对着屠宰行当中因为注水等等违法行为带来的暴利，只有傻瓜才去种地。土地荒芜之后，打谷场就成了肉牛的交易场。镇政府里那些干部曾经试图在镇政府前建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借以收取管理费，但人们根本就不听他们那一套。镇干部带领联防队员来强行取缔我们村的肉牛交易场，与手持屠刀的屠户们发生了争执，最后动了武，差点出了人命。四个屠户被拘留。屠户妻子们自发地组成了一支上访队伍，有的披着牛皮，有的披着猪皮，还有的披着羊皮，到县政府门前去静坐示威，并且扬出狂言，说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她们就要上省，省里解决不了，就打火车票进京。如果让这样一群披着兽皮的女人出现在长安大道上，后果不堪设想。谁也不能把这群滚刀肉般的女人们怎么样，但县长的乌纱帽十有八九要被摘掉。最终的结果是女人们得到了胜利，屠户们被无罪放出，镇干部的发财梦破灭，我们村的打谷场上照样六畜兴旺，据说镇长还被县长痛骂了一顿。
早有七八个牛贩子蹲在打谷场边抽着烟等待屠户，牛们站在一边，不紧不慢地反刍着，不知死之将至。牛贩子大多是西县人，讲起话来撇腔拿调，好像一群小品演员。他们大约每隔十天左右来一次，每人每次牵来两头牛，最多不超过三头。他们一般都是乘坐那列特慢的客货混编列车来，人和牛一个车厢，下车时约在傍晚，到达我们村子时正是半夜。那个火车小站距我们村不过十几里路，即便是悠闲散步，这点路也用不了两个小时，可这些牛贩子从火车站走到我们村却要用八个小时。他们拉着那些让摇摇晃晃的列车弄得头晕眼花的牛，从车站的出站口硬挤出来。身穿蓝制服、头戴大檐帽的检票员仔细地查看着他们和牛的车票，查验无误后才将他们放行。他们的牛挤出铁栏杆时，最喜欢蹿一泡稀屎，喷溅到检票员的大腿上，仿佛是戏弄她们，好像是嘲笑她们，也可能是报复她们。如果是春天，跟他们同时下车同时出站的还有一些赊小鸡赊小鸭的西县人，他们用一根宽而且长、光滑无比弹性良好的大扁担挑着用苇子和竹片编制成的鸡笼或是鸭笼，仄着身体走出车站，然后快步如飞地将牛贩子们抛到身后。他们头戴着宽边大草帽，肩披着蓝色的大披布，步伐轻快，仪态潇洒，与那些衣冠不整、浑身牛粪、精神萎缩的牛贩子形成鲜明对照。牛贩子们光着头，敞着怀，都戴着那种当时非常流行的、镜片上涂了一层水银的贼光眼镜，迎着火红的夕阳，迈着八字步，走一步晃一晃，仿佛刚刚上岸的海员，行走在通往我们村子的乡间土路上。走到那条历史悠久的运河边时，他们就将牛牵到河底，让它们喝上一饱。如果天气不是冷得难以忍受，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牛洗刷一番，让它们毛眼新鲜，神清气爽，好像崭新的嫁娘。洗完了牛他们就洗自己，他们仰躺在河底的细沙上，让清清的流水从肚皮上缓缓流过。如果有年轻女人从河边路过，他们就会像发情的公狗一样汪汪乱叫。他们在水里闹腾够了，爬上岸，让牛在河边吃夜草，他们围坐在一起，喝酒，吃肉，啃干巴火烧。一直吃喝到满天星斗时才牵着牛醉醺醺地往我们村子里磨蹭。牛贩子们为什么非要挨靠到半夜三更进村子，是一个属于他们的秘密。少年时代的我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我的父母和村子里那些白了胡子的老人，他们总是瞪着眼看着我，好像我问他们的问题深奥得无法回答或者简单得不需回答。他们牵着牛走到村头时，全村的狗就像接了统一的命令似的，齐声狂叫。村子里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从睡梦中醒来，知道牛贩子进村了。在我童年的回忆里，牛贩子都是一些神秘莫测的人物，这种神秘感的产生，与他们的夜半进村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从来都认为他们的夜半进村富含深意，但大人们总是不以为然。我记得在一些明月朗照之夜里，村子里的狗叫成一片后，母亲就裹着被子坐起来，将脸贴在窗户上，望着大街上的情景。那时父亲还没叛逃，但已经开始夜不归宿。我悄悄地挺起身体，目光从母亲身侧穿过窗棂，看到牛贩子们拉着他们的牛，悄无声息地从大街上滑过，刚刚洗刷干净的牛闪闪发光，好像刚刚出土的巨大彩陶。如果没有沸腾的狗叫声，眼睛看到的一切简直就是一个美好的梦境，即便有了沸腾的狗叫声，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看到的情景也像一个美好的梦境了。尽管我们村子里有好几家小饭店，但牛贩子们从不住店，他们直接将牛牵到打谷场上等待天明，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有几个风雨之夜，小饭店的主人曾经前来拉客，但牛贩子们和他们的牛就像石头雕像一样在风雨中苦熬着，任你满口莲花，他们也不动心。难道就为了省几个住店钱吗？绝对不是，据说这些神秘的家伙卖完牛进城后，一个个花天酒地，将腰包里的钱花得差不多了才买上一张慢车票回去。他们的习惯和派头与我们熟悉的农民大不一样，他们的思想方法与我们熟悉的农民更不一样。我少年时不止一次听村子里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感叹道：嗨，这是些什么人呢？这些人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是啊，这些家伙脑子里到底想什么呢？他们弄来的牛有黄牛有黑牛，有公牛有母牛，有大牛有小牛，有一次还弄来了一头奶子犹如大水罐的白花奶牛，我父亲在估这头奶牛时颇费了一些周折，因为他弄不太明白牛的奶袋子该算肉还是该算下货。
牛贩子见到我父亲，都从短墙边上站了起来。这些家伙大清早地就戴上了贼光镜子，看起来有几分恐怖，但他们的嘴边上挂着笑纹，说明了他们对我父亲相当尊重。父亲把我从脖子上卸下来，蹲在离牛贩子十几尺远的地方，摸出一个瘪瘪的烟盒，剥出一支变形潮湿的烟卷儿。牛贩子们将自己的香烟投过来，十几支香烟落在父亲的面前。父亲将投过来的烟卷儿收拢在一起，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上。牛贩子们说：妈了个巴子的老罗，抽吧，几支烟卷儿怎么能收买了你？父亲微笑不答，还是抽自己的劣烟。村子里的屠户们三三两两地走来，他们的身体似乎都洗得干干净净，但我还是闻到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血腥味儿，可见即便是牛血猪血，也是洗不干净的。牛们也嗅到了屠户身上的气味，它们挤在了一起，眼睛里闪烁着恐惧的光芒。几头年轻的牛屁眼里往外蹿屎，几头老牛看样子还很镇静，但我知道它们是强做出的镇静，因为我看到了它们的尾巴紧紧地缩了进去，极力控制着不拉稀，但它们大腿上的肌肉在颤抖，就像微风从平静的水面上吹过去一样。农民对牛的感情很深，杀牛，尤其是杀老牛曾经被视为伤天害理，我们村子里那个女麻风病人，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到村头上的公墓里大声哭叫，她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一句话：不知道是那辈子祖宗杀了老牛，让后代儿孙得了报应。牛是会哭的，那头曾经让我父亲困惑的老奶牛被屠宰时，前腿一屈就跪在了屠户面前，两只蓝汪汪的眼睛里流出了大量的泪水。屠户见状，攥着屠刀的手顿时软了，许多关于牛的故事涌上他的心头。屠刀从他的手里滑脱，当啷一声落在了地上。他的双膝一软，竟然与老牛对面相跪。然后那屠户就放声大哭起来。从此那屠户就放下屠刀，立地变成了一个养狗的专业户。人们问他到底为了什么跪在牛前大哭，他说，从老牛的眼睛里，他看到了自己死去的老娘，也许这头牛就是自己的老娘转世。这屠户姓黄名彪，改行成了养狗专业户后，一直养着这头老牛，就像一个孝子奉养自己的老娘亲一样。在野草茂盛的季节，我们经常看到他领着老牛到河边去吃草。黄彪走在前，老牛跟在后，根本不需缰绳牵引。有人听到黄彪对老牛说：娘，走吧，到河边去吃点青草吧。有人听到黄彪对老牛说：娘，回去吧，天就要黑了，您眼色不好，小心吃了毒草。黄彪是个有眼光的人，他刚开始养狗时，受到很多人的嘲笑。但几年之后，就没有人敢再嘲笑他了。他用本地出产的狗与德国种狼狗杂交，生出了既勇敢又聪明、既能看家护院又能帮助主人通风报信的优良品种。县里那些前来调查黑心肉的干部或是记者什么的，离村子三里远，狗就嗅出了他们的气味，然后就狂吠不止。屠户们得到警报，立即坚壁清野，洒扫庭除，让那些干部、记者之类的，拿不到任何证据。曾经有两个晚报记者化装成不法肉商潜入村子，妄图揭开我们这个大名鼎鼎的黑肉庄的黑盖子，尽管他们在自己的衣服上抹了猪油洒了牛血，欺骗了屠户们的眼睛，但终究瞒不过狗们的鼻子，几十条黄彪培育出来的杂种狗追着这两个记者的屁股从村子西头咬到村子东头，终于咬破他们的裤子，使他们的记者证从裤裆里掉了出来。我们村子的黑心缺德肉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但是从来没让有关部门抓住把柄，除了有关部门的腐败之外，黄彪实在立下了大功劳。他还培育出一种菜狗，这种狗都是傻大个子，智商很低，见了主人摇尾巴，见了入户盗窃的小偷也是摇尾巴。这种狗因为头脑简单，心地善良，所以就能吃能睡，长膘特快。这样的肥狗供不应求，刚刚生下来的小狗就有人上门来定购。距我们村子十八里有一个朝鲜族同胞聚居的花屯，他们天下第一等地喜食狗肉，喜食必然善做，他们把狗肉餐馆开到了县城、市城甚至省城。花屯狗肉大大有名，而花屯狗肉的有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黄彪提供的优质原料。黄彪的狗肉煮出来除了具有狗肉的香气外还有小牛肉的香气，其原因在于，黄彪为了加快母狗的繁殖速度，小狗生出十几天就强行断奶，然后用牛奶喂养。牛奶当然来自那头老奶牛。村子里那些坏人看到黄彪发了狗财心怀嫉妒，便恶语攻击：黄彪黄彪，你把老牛当娘养，好像是个大孝子，其实你是个虚伪的家伙，如果老牛是你的娘，你就不应该挤你娘的奶水喂小狗，你用你娘的奶水喂小狗，你娘岂不是变成狗娘了吗？而如果你娘是狗娘，你不就成了狗娘养的了吗？而如果你是个狗娘养的你不也成了一条狗了吗？——坏人们的车轱辘话把黄彪问得直翻白眼，他想不明白索性就不想，抄起生了锈的杀牛刀，对准那些坏人刺去，坏人们见势不好，撒腿就跑，但黄彪新娶的小媳妇早已把那些狗放开，智商不高的菜狗们在智商很高的杂种狗们的率领下，一窝蜂般地去追赶那些坏人，在曲曲折折的街巷里，很快就传来了坏人们的尖叫和狗们的狂叫。黄彪美丽如花的小媳妇哈哈大笑，黄彪则搔着脖子傻笑。黄彪的媳妇皮肤雪白，黄彪皮肤漆黑，两口子站在一起，黑的显得更黑，白的显得更白。黄彪没和小媳妇结婚之前，经常在半夜三更时分到野骡子的后窗户外唱歌，野骡子就说：兄弟，回去吧，我已经有人了，但是，我一定帮你找个好媳妇。这个曾经在一家路边店打过工的小媳妇就是野骡子帮他找的。
屠户们进场之后，交易就开始了。他们围着牛转来转去，一时好像拿不定主意该买哪头；但只要有一个伸手抓住了某头牛的缰绳，所有的屠户就会在三秒钟内抓住牛的缰绳。闪电般地，所有的牛就统统找到了买主。几乎不会发生两个屠户抢买一头牛的情景，如果有这种情况，他们也会用飞快的速度解决。在一般的情况下，同行是冤家，但我们村的屠户在老兰的组织领导下，变成了一个团结友爱、共同对敌的战斗集体。老兰通过向屠户们传授注水法建立了自己的威信，暴利和非法把这些人聚合到了一起。当屠户们抓住了牛缰绳之后，牛贩子们才懒洋洋地靠拢过来，然后，牛贩子和屠户一对一地谈质论价，争论不休。自从我父亲的权威确立之后，他们之间的争论就变得无足轻重，渐渐地流为形式和习惯，最终一锤定音，还得靠我父亲。争论一阵后，屠户和牛贩子就成双成对的，拉着牛，走到我父亲面前，宛如去镇公所登记婚姻的男女。但那天的情况有点特殊，屠户们进场之后，没有像往常那样走进牛群，而是在场边逛来逛去。他们的脸上挂着一种心领神会的微笑，让人看了后感到很不舒服。尤其是当他们从我父亲面前经过时，那种皮笑肉不笑的微笑后边隐藏着的东西更让人产生不祥的预感，似乎有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只要时机成熟就会爆发。我胆怯地偷看着父亲的脸，他还是像往常那样，麻木不仁地抽着劣质烟卷；牛贩子们扔过来的好烟整齐地摆在他的面前，他一根儿也不动。往常里这些烟他也一根儿不动，等到交易结束那些屠户就会把地上的烟捡起来抽掉。往常里屠户们抽着从地上捡起来的烟，夸奖我父亲的廉洁公正。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老罗老罗，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你这样，共产主义早就实现好几十年了。我父亲笑着不说话。每当这时刻我的心里就骄傲得厉害，并且经常暗下决心：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牛贩子们也发现了那天的反常气氛，他们把目光往我们父子这边投过来，也有的冷静地观察着转来转去的屠户们。大家都在心照不宣地等待着什么似的，就像一群耐心的观众，等待着好戏的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