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容易引发乡思的有两种情景，一是面对明月，二是面对大海。这些天，我曾多次在红海和苏伊士湾西岸站立，又正好都是月夜，倒不是思乡，而是在爬剔我的历史记忆，回想中国人最早是在什么时候把目光投向这里的？首先想到的是一千九百年前的那位叫甘英的汉朝使者。当时专管西域事务的班超有一块长年的心病，觉得中国历来只与安息（今伊朗）做生意，而安息实际上只是一个中间转手环节。西部应该还有很大的天地，我们为何不直接与刊叮门做生意呢？于是派出甘英向西旅行，看看那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甘英此行历尽艰辛，直到波斯湾而返回。但他一路上处处打听，知道波斯湾向西再过一些国家之后还会遇到一个海，这大概就是我现在面前的红海了。
　　甘英听说，到了这个地方，一个真正的大帝国就在眼前了。甘英出于多种理由把这个大帝国称为“大秦”，共实就是罗马帝国。当时，红海边的埃及也已被罗马所占领，那么我想，甘英所知道的红海边的罗马，大半就是埃及。
　　于是，从《后汉书》开始，中国人已朦胧地把这儿作为西眺的终点。
　　甘英回来之后，中国人西行还是很少，只知道唐代有一个叫杜环的军人被西域的军队俘虏后曾不断向西流浪，最后可能从地中海进人了」日卜。但这也只是从他杜撰的一些地名中猜测，是否真的到了非洲，完全没有把握。再往后，对于非洲，除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可能绕道，郑和下西洋时曾经抵达，中华文化在古代基本上没有与非洲有过实质性的沟通。据说宇航员从太空看地球时能够辨识的图像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我曾奇怪为何古代遗迹在远处会超过现代巨构，又叹息数千年间它们共撑大下却全然不知对方的存在。
　　由此想起梁启超先生在八十余年前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一是“中国之中国”，即从与古埃及文明同时的黄帝时代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的自我认定；二是“亚洲之中国”，从秦到乾隆末年，即十夕又世纪结束，中国与外部的征战和沟通基本上局限于亚洲，中国领悟了亚洲范围内的自己；三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可称“世界之中国”，由被动受辱为起点，渐渐知道了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很喜欢梁启超先生的这种划分。
　　梁启超先生没有读到二十世纪新发现的一些中外交流史实，划分有些简单化，但基本上还提织寸的。十九世纪之前，中国与亚洲之外的国家关系不是很大，而十九世纪后不得不碰撞，首先也是欧洲一些比较年轻的国家，与希腊没有什么牵涉．更不待说埃及。
　　从整体来说，交流总是好事，但是具体翅挤寸于占代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缺少交往这件事，又没有必要作负面评价。路实在太远，彼此牙良准抵达，两种文明自成保守系统，几乎不可能互相介人。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即使从今天已经知道的全部埃及古代精神成果和实用器物看，也没有哪一样会使中国占代朝野欣喜，这就使交流失去了基础；如果兵戎相见，那么，中国皇帝不会远征埃及是确定无疑的，而法老的船队要到中国并战而胜之，也几乎不可能。在冷兵器时代，这么大的中国怎么会在乎远道而来的几只外国兵船？因此，中国和埃及注定不会成为盟友也不会成为对头。这是相安无事的远邻，彼此不知对方的存在也没有什么不好．要知道时总会知道。近似人际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何况是两个一直没有见过面的老君子，没有必要太热络。国际政治更比人际关系讲究实利，尤其是地缘上的实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式的情谊，在国际政治中很难立足，因此也不必企盼。
　　不热络，也不容易破碎；不亲昵，也不容易失望。中国古代与其他几个文明古国交情不深，恩怨不大，这反而成了现在平和相处的基础。中华文明承受过不少恩怨煎熬，现在烟尘落地，发现在大的方面依然保持着一种并不偏仄的客观性，这正是今后发展的好兆头。
　　不被热情或愤恨所扭曲，才是大文明的气象。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开罗，夜宿晚53巧ramide，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