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三北防护林建设局所编的报告文学集而写的序言

　　公元前五二五年，释迦牟尼痛切地感到人生须臾却苦海无边，浩瀚的哲学著作又使人无所适从，而抛妻弃子，逃离宫廷，流浪到菩提迦耶的一株菩提树下修行。七七四十九天以后思想发生了飞跃，也就是达到了顿悟，创立了佛教。佛教对人类文化的贡献，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但是，如果没有那一株菩提树呢？

　　稍后，中国的孔夫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改革政策遭到失败，回到老家办起了教育。中国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就设在今天山东曲阜县的一方杏林里。弟于三千、圣人七十有二，皆出于郁郁葱葱的杏树园。西汉以后两千多年，孔子学说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正宗。如果我们的嗅觉再灵敏一点，就可以闻到儒家经典里其实有一股苦杏仁的清香。

　　在西方，生于公元前四二八年的柏拉图，待自己的思想已初步形成体系时，在雅典创立了他的传播基地，名为柏拉图学园。国内林木葱茏，据后世记载很像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旅游点”。这一片树林中结出了一颗硕果，就是亚里斯多德。他从公元前三六七年开始在这片林中徜徉了二十多年之久，终于成为继柏拉图之后的西方圣哲。现在，当我们评论西方文化时，追根溯源，总会寻到柏拉图身上。从亚里斯多德到圣克古斯丁，从巴斯卡到怀特海，无不受了他的影响。正如怀特海所说：整个西方文化，如果要找一个恰当的概括，那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释而已。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整个西方文化，是在希腊的一片小树林里诞生的。

　　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人类是树林里的猿猴变的。树林养育了猴子，当然还有其它动物，可是唯独猴子变成了人。变成了人的猴子们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就是走出树林。

　　《圣经》的说法又不一样。据《圣经》记载人是上帝造的。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把这一对活冤家放到伊甸园。伊甸园名之为“园”，可以想象那是一处有树有水有花有草的好地方，我们的老祖宗就悠哉游哉地过着不愁衣食的生活。可是老太太夏娃如目前某些时髦的女士，物质的丰富不能满足她精神的需要，竟受蛇的诱惑吃了禁果。她有了智慧不要紧，却害得亚当和我们这些当子孙的从此失去了伊甸园，以致于人人都要“自谋出路”了。

　　不管是科学也好，神话也罢，我们都可以看到相同的两点：第一，人成为人的过程是在树林里进行的；第二，在人成为人，长了智慧之后，人就走出了树林。

　　那么，人走出树林以后又怎么样呢？

　　我们且不说外国人，先来看看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

　　中国的西北部，据历史记载原是林木繁茂水草丰盛的地方，今日的陕西、甘肃一带是周天子的养马场。即使到汉，我们还可以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里看到有关这一地区的地貌描写：一串不加标点的木刻字行中，浓郁的绿色会扑面而来；翻动每一页，都会给你带来习习的荫凉的微风。

　　但是，现在你还能在这一地区见到那么悦目爽心的景象吗？

　　今年六月，我从巴黎回国，飞机掠过喜马拉雅山脉，经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到北京，三个多小时的航程里游子的眼睛不时地俯瞰着祖国大地，看着看着我的心不由得酸楚起来。那真是满目黄沙，惨不忍睹，焦灼的土地似乎执意要把人的眼泪吮吸干。裸体的女人是美丽的，如果你用一种艺术家的眼光去看的话，而赤裸裸的、没有一株树遮掩的土地却是丑陋的，不论你用什么眼光去看都毫无美感。

　　在空中，我顿悟到中国这片国土上林本凋敝就是中国文化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北，是中国两条大河的发源地。两河文化从源头开始，才顺水流向中原，流向沿海。现在我们屡屡引以自豪的汉唐魏晋文明，无不以陕西甘肃为中心。当初的丝绸之路绝不像今天这样荒凉，当我们观赏敦煌石窟艺术和秦陵出土的铜车兵马俑时，莫不拜服在古代人高度的艺术创造力面前。这一带是水的上游，中国文化的上游，也是中国人智慧的上游。而曾几何时，上游衰落了。与文化和智慧的衰落同步的，恰恰是林木的衰落。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林木的衰落致使文化和智慧的衰落。

　　没有树就没有人类，没有树就没有人的智慧。人和人的智慧都是在树林里产生和发展的。

　　黄帝的子孙，或说是猴子的后代，上帝的创造物，在失去绿色的遮荫下生活，在光秃秃的石头滩上生育，一代又一代，皮肤变得粗糙了，表情变得呆痴了，神经变得麻木了，大脑竟然也萎缩了。在森林里生活的野兽都比在秃山沙漠中生活的野兽活泼健壮、皮毛光亮。何况万物之灵——人乎？试把如今踽踽在贫瘠山区的农民形象和秦陵出土的兵马涌外貌相比较，就可看出我们的人种在退化。

　　有多少地方没有树，便有多少地方的人失去天地钟灵之气，叫人才怎能产生得出来？！

　　也许是大自然对我们这些“黄帝子孙”太宽厚了，大自然赏赐给我们的东西曾使我们几乎垂手可得。中国这片国土曾经是一座伊甸园，不然，中国便不会成为世界文明古国。“老子过去也阔过！”此话倒也不假。于是，我们便成了大自然溺爱的阔少爷，别看贫农穷得连裤于也穿不上，用山柴煮米面糊糊却是一捆一捆地往灶坑里填。叫花子偷只鸡也要砍几株树烧，至今还四处飘散着“叫花鸡”的美味。在美国，一位尝遍世界各地美酒佳肴的教授对我说，只有中国菜（除广东菜之外）是世界所有食物中煮得最烂的，我说，那是中国人历来用燃料用得最大方的缘故。翻开史籍，每页都冒烟火，响彻了砍伐山林的叮咚声。吃饭要砍树，盖房要砍树，筑路要砍树（谎称某一株古树已成神通灵，要求官老爷筑的路绕开它，是中国绿色保护主义者传统的斗争方法），战争更要焚林。还有砍了以后再烧的，譬如一座阿房宫．罄南山之林盖了远远超出凡尔赛气派的宫殿后付之一炬。“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烧杀劫掠”，不论是农民革命或反革命的镇压行动，“烧”总是放在第一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火焰仿佛成了革命的花朵。中华民族是一个爱革命的民族，也是个爱点火的民族，怪不得现在我们抬头不见绿荫，生活在炎炎的赤日之下。

　　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固然不少，但如今横向比较，你的优良传统别人也有，并且还在继承着，而中国人的不良传统似乎属于中国人专有，在别人身上已渐绝。正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报纸电视又传来南方数处在大代山林，百人一伙明火执仗，已构成抢劫罪。但中国人的传统是法不责众，大概又会重罪轻判或不了了之。南砍北烧，伊于胡底？

　　丰厚的自然条件养成了中国人的懒汉败家于习气，只知索取，不事建设，目光短浅，急功近利，逐渐弄得越来越穷。但不是穷则思变，而是穷疯了心，对大自然更是展开毁灭性的掠夺。一部《廿四史》，上下数千年，有识之士保护自然的呼吁总被一片斧锯声所湮没。有识之士是中国的脊梁，树是大地的脊梁，有识之士和树同时被斧钺交加；神州倾覆了！如同玩翻板游戏，绿色的反面是枯黄，眨眼间名叫中国的这块土地就变了模样。

　　智慧和树在这里同时殆于绝灭。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这块土地理应开始出现转机，然而遗憾的是流传了几千年的积习难改，似乎坏习惯非推到它的极端不可，似乎中国人非要彻底破产才能彻底觉悟。我们的卫星上了天，我们的原子弹氢弹爆炸了，但一方面我们搞出了前人从未搞出的玩意儿，做出了许多伟大的创举，而另一方面却又以空前巨大的规模捣毁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残余，包括一点可怜的森林在内。一儿五八年炼出的一堆废铁，就不知消灭了多少森林面积。以后为了解决眼前迫切的吃饭问题，又以百倍的积极性焚林开荒，毁林造田。自然的绿色被亿万绿军装在地图上一寸一寸地啮食掉。待一九七八年，亿万人脱下统一的制服换上各自喜爱的衣裳，俯首环顾，方知我们几乎全体是立足在一片不毛之地上。

　　绿色哪里去了？生命的活力哪里去了？智慧的光芒哪里去了？

　　农民不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受封建自然经济长期熏陶的头脑认为“城市”这个概念就是完全和“农村”截然不同的地方。城市怎能有草？城市长了草就是衰败的景象，不是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样的句子么？请看原来的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是以其大而无当，以其空荡荡，以其不见一点生命的绿色著称于世界的。一九六八年，我第二次被劳改当局释放，到北京看我亲爱的母亲，路过大街小巷，到处见居委会的女士们率领灰色的民众与路面墙根的缝隙中生出的小草进行顽强的搏斗，美其名曰要建设一个“红色的首都”。“红海洋”下不容寸草生长。

　　近年来，天安门广场破天荒地披上了一片绿色，植了树木花草，别以为这仅仅是城市规划的改变，这里面显现了观念的巨大而痛苦的转变，显示了新一代领导人素质的改变。有道是见微知著，从天安门前虽然有了一株小草上就可看见明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遍布绿色。

　　在农民思想占上风，受封建的自然经济熏陶的头脑占上风的时代，中国林业的主要任务就是砍木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上好像存在这样一个等式：林业一乔木一木材一效益。尽管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就曾指示林业部要注意造林，要把造林放在工作的首位，但他科学的远见怎能抵挡“革命”的蠢见。聪明有“绝顶”，愚蠢却没有底，而更可怕的是天才的愚蠢。

　　当然，天才毕竟是天才，我们也曾喊过“以农业为基础”、“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但是浪漫主义天才就是从不能很好地落实自己喊出的正确口号，却总是随意性地做错事。本来嘛，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在“坎坎伐檀兮”，林木既然自己有再生能力，又何必我们去操心呢？难怪一个外国人说，你们中国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土，敢跟日本人打，敢跟美国人打，敢跟俄国人打，这种寸土必争的精神值得钦佩，但你们却不知爱惜它。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冻得抖抖索索的土地终于引起新一代的领导人注意，总算有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出现，为此设立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局，简称“三北林业局”，直属中央林业部领导。谚语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是“前人砍树后人栽”，然后才能谈得上给我们的后代一巴掌荫凉的地方。

　　一九八八年八月的一天，在三北林业局，李建树、高庆有两位局长与我娓娓而谈。尽管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十年间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能造林保存一亿三千多万亩，早期营造的林木已见了生态上的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两位局长的眉头仍紧蹙着。我欣赏这种有了成绩仍忧心仲忡的人，这是有头脑有远见的表现。坏习惯旧观念，不是一瞬间就能彻底改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是一个起点，站起来的勇士们时时刻刻总感到自己是在雾中的泥淖里跋涉。泥淖望不到边，甚至你都看不到自己脚下，只觉得行走困难却不知是哪一块泥团吸住了你的脚板。现在，第一期工程（一九七八——一九八五）预算所拨的十亿元仅拨了三亿元，第二期（一九八六——一九九五）的经费依然是年年拖欠。局长们天天等米下锅，奔走于中央各有关部门要求兑现。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被称为“绿色长城”，在国际上列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世界生态工程的历史上有这样四大项目：罗斯福工程、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非洲五国联合绿色坝，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三北防护林”。第一项、第二项早已完成，第三项正在顺利地建设着，唯独我们的这一项，进行得既坎坷又壮烈。

　　“三北防护林”第一期工程，可以想象因人手、经费、交通等等的限制，只能从比较容易施工的地段开始。先吃肉后啃骨头，每一个牙口不好的人都会这样做，无可非议。于是，摆在后面的工程不言而喻就越来越艰巨了。现在，局长们就在担心再不给足经费，这项工程是否还能进行得下去。本来，虎头蛇尾一直是我们的毛病。如果“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因经费问题而夭折，那就不单是我们中国人的不幸也是全人类的不幸。

　　西方一位气象学权威说，上海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也会给纽约的天气带来变化。这话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全球生态的一体性。“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无疑是造福全人类的工作。这点，精明的日本人早就认识到了，他们提出愿意协助这项工程，并已开始在内蒙古设立了一个点。

　　当然，现在各个部门（以前叫“各条战线”）都在喊经费不足，教育、科研、卫生、交通、文化等等都嗷嗷待哺，哪一个部门都有关国民生存的安危，我们没有权力也没有理由把林业建设放到高出各个部门的位置之上，但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思想，更深刻地认识到林木和我们人本身、和我们智慧以及文明的成长息息相关的话，我们即使在困难中也会给林业建设以更多的关心。

　　我不想再说更多的话，这部报告文学集会告诉读者更多的实例，这项长期的工程给人的印象也许并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但的确是壮丽的。树木的成长需要时间，那可不是《聊斋》中植桔者玩的把戏，实际的效益和成绩都必须在一个长时间中慢慢地积累。我们广大的林业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们把他们的青春、壮年直到全部生命都投入了植树中去，待树长成，人却衰老了。别的行业中一个人一生中可能取得许多成就，而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一生中能取得一两项就算幸运的了。仅此一点，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们就应该是为人所尊敬的。树木的生长是无声的，从事林业建设的人也是无声的——但却是顽强的。我希望这部书里描写的人物所做的绿色的梦终于会成为现实。

　　中国、中国人的兴旺肯定要和树木的兴旺同步，二者是一荣俱荣、一败俱败的关系。我们现在既需要阳光，我们也更需要绿荫。

　　1988年9月于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