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说，我们去看市场。市场堆满了货品，从茶叶到鲜花到干货到草莓，到处都是人和垃圾。巨大的声浪汇集成潮水，把人覆盖至无法呼吸。炎热。夜色。汗水。声音。烟。气味。手上的皮肤。食物。花瓣被踩成了烂泥。苏走上天桥，扒在栏杆上俯拍涌满了人的街道。两边是陈旧高大的建筑，隔出一条被昏暗的路灯照耀的马路，全都是摊贩和游客。混乱，肮脏，泛滥成灾。苏明显地兴奋起来。她手里的相机频繁地发出刺眼的闪光。

让我们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去。苏。

她在深夜，搭上从北京赶回家去的飞机。母亲在电话里哭诉，父亲病重。她的飞机再次晚点，在机场等到天黑。同时出发的，从北京开往大连的航班，在一个小时之后坠毁在海里。112个人死去。那天是5月7日。

在飞机上，她这样疲倦。她又饿。她已经过了25岁，依然独自一人，没有给过父亲她的婚礼和孩子。没有给过父亲任何安慰。她要带他回北京。把他留在她的身边。照顾他。她蜷缩在座位上，闭上眼睛。看到父亲在机场喜悦的脸。但是她知道，这一次，父亲不会出现。他已经病危。看见她，他会多么的高兴。

将睡未睡的昏沉。看见父亲带着她去买衣服。父亲对母亲说，女儿都读高中了，应该穿些漂亮的衣服。他带她在大街上走。一家店铺一家店铺地看。是冬天。她挑了两件大衣，一件刺绣的木扣子羊毛开衫。还有围巾。店员替她拿着换下来的衣服，一边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爸爸呢。这样好的爸爸。疼爱女儿。父亲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他的腿因为走路而疼痛。他看她试穿衣服。他从没有带她看电影，从不带她去冰激凌店，从没有拥抱过她。那是他们很少的几次单独相处。她记得这样清楚。那件羊毛开衫她穿了近8年。这样喜欢。直到纯羊毛被蛀了大大小小的洞。

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深夜11点多。父亲的床位放在值班室门外的走廊里。她看到他的第一眼。看到他带着血迹胀大的脑袋，看到他嘴巴里的氧气管，脑子里划过洁白的闪电，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一切都晚了。她知道她已经不能带他走。

母亲说，脑溢血。早上7点吃完早饭，一切无事，仅仅是站起来的一瞬间。送进医院抢救，脑部清除掉血液后，再次出血。医生已经放弃了他。说，结果是一样的，你清楚了吗。你清楚不清楚。她说，我清楚。她坚持让他们动第二次手术。母亲哭。不要再让他痛了。还要再打开脑部，他怎么受得了。她说，我们要动手术。必须动。必须。

她在手术室外面的水泥地上铺了张报纸，坐在地上等。门口已经坐满了人。空气污浊闷热。她靠着墙壁，沉默着，不吃不喝，无声地掉眼泪。等了9个小时。她不能让他死。她要把他带走。

最后一次争吵。她辞了职，在上海找到工作。她要走。她对着他说，我要离开这个家庭。我一定要离开。她激动地浑身颤抖。她不吃饭。整夜地失眠。父亲沉默。什么话也不说，脸上是一条一条突然苍老起来的纹路。无能为力的。悲哀的。就像她回家过年之后，要回去。父亲送她，一再地看着她，等她进了安检，还在张望。同样的神情。她知道他难过。他会一再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她一走千里。她对他说，爸爸，以后你来北京和我一起住。我带你去医院看病。我们去旅行。他说，你自己先稳定下来。还是有些高兴地笑。他的眼睛，眼白已经浑浊。这样苍老的男人。他的笑容像以前的黑白照片里一样，宽宽的前额，嘴角带着天真。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的内容。

她们去了中央广场附近的大排挡。当地的居民排了矮矮的木桌子小椅子，兜售各种食物：炭火上烤熟的玉米，鲜嫩清香，微微有些焦。大盆大盆的贝壳和螺，与野菜及姜一起煮，1万越南盾一碟子，就着啤酒吃。整桶的鲜豆浆和玉米糊，放了白糖。孵出了小鸡形状的鸡蛋，煮熟后用勺子挖出来吃，能看到内脏和肌肉。放了牛肉片，鲜虾和野菜叶子的米粉。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在做生意，越南女子都是结实而勤劳的。广场边的台阶上有乞丐裹着麻布睡觉。卖手工编织丝披肩的小摊女人在抽烟。

她们坐下来，要了两碟不知道名字的螺。从远处掠过来的凉风把帐篷吹得哗哗响。高山上的夜，在风中开始感觉到些微的寒意。她们喝酒。抽越南的当地烟。

苏说，你是否觉得不安？

她说，这里都是当地人，鬼佬太少。他们不来这里。他们不来危险的地方。

苏说，你不习惯和别人没有距离地相处。也许他们离你太近。她说，我不知道。

你出来从不和其他人说话？

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你看那些日本来的独自旅行的孩子，他们也总是沉默的，神情严肃。东方人都习惯收敛自己的感情。

以前曾经看到过三句话，是这样说，工作的时候，不计报酬，爱的时候，想不起曾经受过的伤害，跳舞的时候，不知道别人的存在。

你会这样做吗。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工作。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爱和跳舞。她说。那你做什么。

行走。只是行走。不说话地行走。

电影中的场景是这样的：异乡的高山顶上的小镇，两个萍水相逢的陌生女人，坐在灯光昏暗人声鼎沸的大排挡里。旁边是食物的热气，孩子，妇女，即将枯萎的长枝玫瑰，女人手指间的烟草，喝空的啤酒瓶。呼啸的大风和越南语的声音。

她们独自出来旅行，各有历史和往事，绝口不提，像所有清醒而表情寥落的旅者。一个女人在黑暗闷热的剧院里流下了眼泪。另一个女人在天桥上俯拍一个混乱肮脏的市场。她们沉默。倾诉变成了嘴唇之间明明灭灭的阳光，穿越一座庞大阴暗的森林。

语言最后是禁忌的。是被废弃，被遏制，被压抑的。我们对自己说话，或者对陌生人说话。语言无法穿越时间。只有痛苦才能够穿越一切永恒。

在父亲死去的前一天晚上，她在他身边守到很晚。走廊的尽头，有一个窗口，能够看到雨水倾泻一样地倒下来。深夜又有被急送进来的病人，是一个被卡车撞伤的男人。他的头上有血迹，但身体看起来完整无缺。医生很快就给他罩上了氧气，进行输液。他的推车就在父亲的病床附近。男人的一只脚上没有鞋子。

就这样，她看到了他的潮状呼吸。那么用力地呼吸着，似乎要把胸部的隔膜全部顶破。似乎要把灵魂释放出来。寂静的走廊里，除了雨滴的声音，就是这有规律的一起一落的呼吸。

5分钟后，男人被蒙上了白布。

那时候父亲还在弥留。他的呼吸还是强盛着的，口中的氧气管随着头部晃动。她开始感觉，他也许真的不会再睁开眼睛。她站在他的床边。他们相隔着茫茫的生死。他要留下她一个人。她计划的蓝图全部落空，曾经以为会有的赎罪和补偿的时间，如同流水一样，从手指间一股一股地滑落，消失。不会再有。

她记得自己跪在父亲床边的水泥地上，在深夜空寂的走廊里，把头埋进床单里祈祷，神，请你宽恕我的罪。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含糊而深重地，穿透了尘埃。

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多么的卑微，脆弱，徒劳挣扎。

除了顺服命运，我们一无所知。

苏，我们曾经付出的一切，得不到任何救赎。

她抬起头看苏。她的眼睛很亮，浸润着水，仿佛始终泪水闪烁。她说，我们再要一盘炒田螺，只要你不怕拉肚子。

不会，我带着药品。苏说，如果我们恐惧太多，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穿越。有一个美国的摄影师，JoelPeterWitkin.，他从小生长纽约布鲁克林贫民区，6岁时目睹一场车祸，被碾的小女孩的头颅滚到他的脚边，这个童年经验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所有的作品都是在探索暴力，痛苦，死亡，指向畸形人和人类的病态。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愿意拍些清纯的东西，是觉得那样会滥俗吗。他说，赏心悦目的事情很容易做，但就像用自动相机，我无法得到满足。我的作品是处于趋向光明的需要，但必先经过黑暗。

这句话我极喜欢。苏说。我也是一个摄影师，但我不拍像Joel那样的照片。我不拍用睾丸上吊的男人，伤口里堆满蔬果的死狗，没有肢体的活人，接吻的死亡头颅。经过黑暗的时间如果太漫长，会让我们觉得寒冷。你一直想拍的是什么。

大海。除了大海。还是大海。

他们说，从顺化到会安，中途会经过岘港。而从岘港到会安的那段路途，属于50个一生中必须看一次的地方。

大巴车一直在盘山公路回旋。高山的另一端，就是深绿色的空旷寂静的大海。天空有淡淡的阳光，海面幽暗清凉，如同地狱。它倒影着高山连绵起伏的苍翠峰峦。越到山顶，空气越潮湿寒冷，大片的云雾笼罩在山谷中，车子穿过去的时候，雾气扑面而来。沙滩。高山。山顶的云层。深浅不一的绿色树林。渔村。海面上的阳光。

越南的旅途，其实一直是沿着狭长的海岸线在行走。沿着大海，从北到南。

苏说，那是离我们的灵魂很近的东西。或者说，我们要一直地，住在里面。

最后一个夜晚。包围着父亲的仪器，全部停止了运作。父亲的脑袋因为水肿，膨胀得比常人大很多。头上的白棉线网兜因为太紧，一格一格地撕裂。左侧有动手术留下的缝线，已经被血浸泡成黑色。手术损害了神经，他的左眼皮青紫色地隆起，嘴巴里一直插着氧气管。当护士把粘着氧气管的胶带从父亲脸上撕掉，他的嘴唇变得雪白。并且没有办法闭上。值班医生给父亲拉了心电图，窄小的白纸上是一条直线。这是医院做为死亡的证明。

她直直地站在一边，伸出手，托住父亲的下巴，试图把他的嘴唇合起来。手心所接触的那块皮肤依然柔软，有胡须茬。在一个瞬间，深不见底的寂静把她包裹起来。她听到值班室里的医生和护士在说话，有笑声。隔壁房间里的病人在吵闹和哭泣，那个乡下来的女人手术后一直疼痛难忍，于是咒骂她身边所有的亲人。空气中有灰尘和雨水的湿气。可是她听到的声音，唯一清晰的，是那个男人说，囡囡，摸摸爸爸的胡子。童年夏天午睡的时候，父亲让她趴在他的身上，摸他的下巴。短短的硬的青色胡须茬，刺着手心发痒。他们住在弄堂里的老家，木板地上铺着凉席。父亲是年轻的男人。这样干净英俊的男人。

那是他们曾经带过给彼此快乐和安慰的最短暂的一段时光。她很快就长大了，变成一个桀骜不驯服的女子。父亲很快因为重担和劳苦而沉默了，不再说话。

身边是一大堆在哭泣的人。她给父亲穿衣服。父亲的身体迅速地变重。体温还在。她把一直围在脖子上的一条棉头巾扎在父亲腰上。她希望他能穿着喜欢的旧衣服走，但是他们买来的是崭新的寿衣。太平间的老头把父亲放到推车上。推过走廊，推进电梯，推出大门，推在下雨的水泥路上，推过一个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最后推进医院后面一座残破的楼里。父亲的身体随着车子的行进，一有颠簸就晃动起来。她护住他的头，怕他的身体因为太重摔下来。父亲看过去没有任何依靠。

太平间像仓库一样空空荡荡。里面有一个大冰柜，用来烧锡箔的搪瓷盆，摆供品的旧桌子，和一长排空空的椅子。他们把父亲放在水泥台子上。墙壁上有两个换气扇，叶片缓慢地转动，雨水打在上面，发出叮叮的声音。大门洞开，潮湿的冷风吹进来，能看到被雨水洗得发亮的树叶，和渐渐沉寂下来的深夜的马路。

一切可以结束了。

她们喝完了最后一瓶酒。地上是凌乱的烟头。苏说，我带你去看看教堂。大叻有一座1931年建造的天主教堂，你不会有太多机会见到高山顶上的教堂。

她买了一只烤玉米。用手扳成两半，分给苏。玉米冒出清香的热气，嚼在唇齿间，软而温糯。她像童年时般一粒一粒地咬下来吃。心里有微微的快乐涌出来。那种平常的淡泊的简简单单的快乐。苏把手搭在她的肩上。她也快乐。但两个都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快乐的人，所以只是在黑暗的山间坡道上，快快地行走着。

她想起来，她已经很久没有朋友。没有一个亲密的人。

苏。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父亲最平静最长久的一次相处，是在医院简陋冰冷的太平间里。

深夜的时候，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每到整点，一点，两点，三点……我就起身给他扣头。因为按照风俗的说法，父亲已经动身，在越走越远。他要吃点东西，喝点水，带一些钱走。于是我不断地在烧锡箔，在续上香火，在向他叩头告别。

我们这样平静地在一起。苏。父亲的身上蒙着被单。他看过去像一个孩子，被遗留在黑暗的夜色里，沉默的，好脾气的孩子，孤单的孩子。我站在他的身边，抚摸他的身体。他的肩膀，胸部，手，脚，疾病的腿，缝着线的鲜血残留的脑袋。我又抚摸他的脸。他的额头，鼻子，眼睛，嘴唇，下巴。还没有消失的骨骼，肌肉，轮廓，依然如此清晰，只是没有了温度和气味。他这样的重。这样的冷。

凌晨的破晓时分即将到来。父亲应该已经走到了对岸。我们的告别要结束了。我一次次，一遍遍，抚摸他。抱住他，把脸贴在他的胸口上。隔着白布，我感觉到了他的身体渗透出来的寒气。这是他曾经给予我的感情的物证。一具尸体。上天把他收回去了。这个唯一关心着我，不放弃我的男人。这个给予我骨血的男人。这个在我发烧的时候，深夜抱我去医院的男人。这个牵着我的手送我去上学的男人。这个被我放逐在故乡一走千里的男人。这个辛劳孤独的男人。这个我未曾给予任何报答和安慰的男人。他被收走了。我们再不会冷漠和僵持。再不会有相逢和告别。他已经死了。我这样的不舍得。苏。

我什么都不能做。苏。

我的身体有一部分也已经死了。再没有回应。苏，当门外的天空开始发亮的时候，我看到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微蓝的潮湿的容器。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新的一天就在眼前。我觉得这样的孤独。

苏。你知道那种只有你一个人的孤独吗。所有的人都和你没有关系了。所有的人都消失了。

于是我只能哭泣。

…………

夜色中的教堂。尖顶上的十字在黑暗中像一颗星辰。她们拉开铁门，走上宽大的水泥台阶。大风呼啸而过。苏说，教堂里面有绿黄相间的彩色玻璃，刻着圣母和耶酥的画像。天顶很高，白天的阳光照射进来，好象是天堂开出来的路途。白天我曾来拍过照片。

苏问她，你相信上帝吗。

她说，我相信宿命。相信掌控着我们的巨大的力量。从不允许我们违抗和逃避的力量。

苏说，听听黑暗中的声音。听。你听到什么。

她沉默地站在台阶上。她伸出手摸到苏的手指。她们的手交握在一起。苏说，我只能听到大海的声音。小时候我的母亲在小镇开了一个杂货店，我睡在店的柜台上，她和继父睡在里面小房间里。后来，我在城市，住在单身公寓里面，深夜煮完泡面，累得无法洗澡，躺在床上。我一直，只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你没有见过父亲吗？

我出生之前他就死了。一直和母亲继父生活。父亲的概念，对我不存在。所以你永远都不会想他。

是。永远都不想。

在殡仪馆里，她看着父亲被推进了焚烧炉。她站在那个巨大的轰隆轰隆作响的房子里，地上全都是干燥的粉末。工人对她说，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来的地方。最后来的地方。走吧。不要在这里多呆。

父亲被推进去之前的脸，感觉很陌生。他在冰库里被放了一夜，脸上因为被化妆抹了一点点胭脂，以便让脸色显得红润一些。父亲的脸上已经没有任何她记忆中的痕迹。她相信他已经走远了。走得非常远非常远。他不会在这里。而他们要烧掉的，只是一具尸体。

在落满鞭炮碎纸的空地上，她看到了巨大的烟囱冒出浓浓的黑烟。黑烟在灰蒙蒙的天空中盘旋，然后逐渐褪淡，直到消失。

从窗口里接出骨灰的时候，她感觉到了手上的热量。她用信封装了一部分骨灰，准备带回北京。物证。她要留下这感情的物证，不能手中一无所有。

按照习俗，必须在正午12点之前把骨灰入墓。车子经过村庄的时候，母亲打电话说，这是父亲教过很多年书的地方，路上要放一些鞭炮。大雨滂沱。路边已经有村民打着伞，扛着花圈在等。父亲曾在这个偏僻而幽美的小村里，在小学里教书，度过他的青春时光。高中毕业，没有机会进入大学，因为文革开始，他必须下乡。当他回到城市里，真正开始创业的时候，已经过了30岁。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你知道。

车子停在公路上。沿着泥泞的田野小路走过去，长长的一串队伍。空旷的群山和稻田被雨雾弥漫。雨太大，她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裹住了父亲的骨灰盒。骨灰盒捧在怀里，这样地重。她感觉自己似乎是在用尽全力支撑着父亲的重量。一堆白灰的重量。

一连串的仪式。在农村，丧葬已经带有神圣的宗教意味。每一种风俗，都被用来安慰生者的伤怀，不愿意承认死者的消失。就像殡仪馆的灵车来接父亲的尸体时，他们告诉她，要一路扔锡箔，这是买路钱。过桥的时候，要对父亲说，过桥了。手里的香不能熄灭，要一直续，一直续。仿佛父亲的灵魂就栖息在这微弱的一点香火上。可是她眼看着他们用一块布包裹住父亲的尸体，打上结，然后塞进了白色面包车的底部空位。父亲被包裹得像一段树桩。

11点48分的时候，父亲的骨灰盒入了墓，一起放进去的有他平时一直在使用的笔，公文包，梳子，她给他买的羊绒衫和衬衣，她已经出版的书。父亲只能带走这些。雨水中的泥地上，插满了点燃的香。他们开始焚烧大堆的锡箔，父亲的其他衣物。火在风中发出哗啦啦的声音。雨突然变小了。

在回家的途中，汽车等在码头上等轮渡。等了很长时间。她睡着了。很多杂乱而奇怪的梦。在梦中看到了一棵棵树，树上是用绳子悬挂着梨。一只一只，长长地悬挂在那里。是一片空空荡荡的果园。看不到尽头。连绵的苍翠青山。空旷的田埂小路上，一个男人走过去。转身，对她微笑。喜悦的面容。这样喜悦的笑容。

她醒过来，发现自己浑身颤抖，不可自制。她伸出手，看着自己的手掌。她的手指蜷曲着，如同半握。

窗外是城市的暮色。和往日一样沉寂。玫瑰灰的天边的云层。路上的人表情平淡。生活一如既往。死去的人消失了。时间迅速地填平一切。就像海水覆盖了地球所有的凹陷。